现实主义阴影下的区域主义：背景、困境与展望.docx

现实主义阴影下的区域主义：背景、困境与展望摘要：现实主义与区域主义正在取代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成为区域主义研究的重大命题。带有“弱现实主义”色彩的体系背景与时代背景塑造了当前的区域主义实践，并使后者充满困顿。首先，现实主义背景下的国家奉行现实主义理性思维，限制了区域主义实践进程；其次，现实主义背景下的大国竞斗态势日益激烈，撕裂了既有的区域发展格局。面向未来，全球治理的紧迫性、边缘国家的强势崛起为打破区域主义的退化提供了契机，区域主义的未来实践，需要摆脱单纯的“特定支持”，寻求“散布性支持”的合法性源泉。关键词：区域主义；现实主义；国家主义；合法性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是国际秩序研究框架之下的两大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同时作为理论和现象的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在国际社会取得重大进展。既有研究多集中探讨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内在张力，虽然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存在着诸多矛盾，但从根本上说，冷战之后两者都将自由主义作为其理论底色，其内在逻辑基本相同。2010年以来，“逆全球主义”思潮蜂越，现实主义回归国际政治文化。对现实主义与区域主义关系的考察，正逐渐取代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成为区域主义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拟在现实主义理论逻辑的基础上，阐释现实主义色彩的国际政治现实对区域主义实践进程的影响，以期对探究区域主义发展前景、更好推进区域主义实践有所裨益。一、区域主义及其实践区域是指由地理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而连在一起的一些国家1o该界定强调了区域的两重特性：首先是地缘临近性，相同的地理空间是形成区域的基础，能够为空间内行为主体互动的产生提供纽带；其次是空间内行为主体的互动性，行为主体以地缘为纽带进行各个维度的互动，这种互动产生了区域层面的认同、身份和组织秩序，最终推动“区域”这一空间概念的形成。区域主义为基于区域基础之上的国家间建立联系或形成组织的思想或理论2,是指在互利基础上，有地缘联系或地域相近的有关国家、地区或机构参与的一种持续的多边合作思想或理论，其多边合作既可以是正式的、紧密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松散的3402。区域主义自冷战初期诞生以来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间不断得到其他理论滋养，并与现实实践高度互动。在该理论形成之初，区域主义明显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早期区域主义被视为“主权原则的堡垒”4,区域合作是主权之间的联合，目的是各主权国家借助区域主义力量增强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提升主权国家的自主性，抵抗来自大国的渗透。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区域主义组织的建立和区域主义实践的展开，区域主义理论转向对区域主义发展路径的探讨，高度关注欧洲一体化进程，新自由主义的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等理论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区域主义理论朝着自由主义理论的内涵迈进，强调削减内部壁垒、发挥区域内比较优势、推动议题间溢出效应与相互联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两极对抗逐渐消解,国际社会出现两大现象：一是全球范围的经贸关系正式建立；二是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向世界渗透，在这两大现象的影响下，“新区域主义”“介入性区域主义”登场。新区域主义理论就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民族主义与跨区域联动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并影响着区域主义实践的进程。在新区域主义的各类议题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是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张力问题。冲突论者认为，区域主义导致区域集团林立，彼此对立的区域集团相互纠缠，割裂全球市场，进而引发“意大利面碗”效应5o但多数国内学者仍对两者关系持积极态度，认为无论区域主义还是全球主义都是以自由化、市场化为导向的，都将自由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底层逻辑。“意大利面碗”效应将区域主义狭隘化，否认了区域间联通的存在，以联通为基础的区域发展不仅不能阻碍全球化进程，还能够充当全球化道路上的垫脚石。区域合作可以在彻底的全球安排来临之前为区域内国家的“安全、发展和和平承担更大的义务”3427,新区域主义甚至还有助于“遏制消极的全球主义”6。总之，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是互容的。以冷战作为起点，区域主义的实践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冷战初期区域组织的建立属于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区域主义实践主要表现为应对外部箭权压力的防御式反应，目的是政治性的，表现形式以主权之间的经济合作为主。霸权阵营格局变动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为这一轮实践提供了条件，霸权阵营的格局变动使得沦为所谓“第二世界”的国家得以摆脱传统的制衡互动模式，出现了联合的可能；二战后的民族解放首先使得亚非拉区域的国家真正获得了国家主权，摆脱了大国的单向度操纵，同时巩固既得主权的目的也促使这些国家出现了区域内联通的动机。此外，格局的变动和第三世界国家主权的获得也使得世界不同区域之间摆脱了原有的殖民互动模式，激发了对新的区域间互动模式的探索。在内容上，这一阶段的区域主义实践包括两大阵营内部次级区域的联合和第三世界区域的联合，就前者而言，如欧洲的一体化组织；就后者而言，如美洲国家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等。区域组织建立之后，区域主义实践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实践以区域内部整合为主，区域内的合作化水平得到提升。推动这轮内部整合的动力来自内外两个层面：外部表现为全球范围的区域主义潮流和西方模式在世界的示范。外部压力使得各区域尤其是国际体系的边缘区域意识到了强化联合的必要；就区域内部而言，各国也具备提升内部合作水平的意愿，以便降低交易成本，密切经济联系，增强本国的经济发展动力。20世纪80年代后期，两大阵营对抗逐步消解，以美国为模板的体制和文化开始向全世界传播，世界开始真正联通，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区域主义实践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新区域主义理论指导了本轮实践，使之呈现出组织活动范围扩大、组织目标更加多元、美国价值渗透明显和主权干涉意向强烈的特点。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出发，冷战之后的区域主义都是弥漫着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工具或互动过程，自由主义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庇佑了区域主义的发展。然而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2010年后中美之间所谓的“修昔底德预言”，都表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动，新的世界形势正在改变着那些适合区域主义生长的土壤，进而给区域主义实践带来新的挑战。二、理论的张力：现实主义理论逻辑的障碍现实主义理论的底色是大国竞斗，经典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权力的夺取，新现实主义强调结构压力，而国际结构由极组成，落脚点还是在国家的力量分配上。现实主义的逻辑是大国本位逻辑和权力竞斗逻辑，这一逻辑所附带的悲观色彩和零和思维自然对以合作论为归依的区域合作带来冲击。从现实主义理论有关行为主体、行为主体行为方式、行为主体之间关系模式这三个方面的假定来看，现实主义思维与带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区域主义实践存在着内部张力。首先，现实主义假定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主体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经典现实主义者如摩根索用“国家间政治”界定国际政治就是主要大国为夺取、显示和保有权力的斗争7o新现实主义者华尔兹则通过对国际政治结构“奥卡姆剃刀式”的抽象，得到了与摩根索大致相同的主体界定：首先，在构成国际社会的三层主体中，华尔兹抽象掉人和国家，只留下国际体系结构，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真正塑造国际政治；其次，在构成国际体系结构的主体中，华尔兹抽象掉了非国家行为主体，只留下了民族国家，认为民族国家真正塑造国际结构；再次，在所有民族国家中，华尔兹抽象出了具有行为能力的大国，认为大国而非小国更非非国家行为主体，才对国际政治享有主导权，国际政治就是大国间的博弈8118-134。后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更是将大国主体的思维假定推向了极致，米尔斯海默开宗明义地指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只为大国“提供命题”，“所有国家一一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一一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相对军事力量占优的大国不断修正现有体系，带来霸权的兴衰，同时也注定了“大国政治的悲剧”95。在对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做出假定之后，主流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从结构视角出发，建构了一套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特征、国家行为方式和国家间互动模式的假定。就结构特征而言，现实主义者假定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而非等级状态，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失序混乱和政府缺位10。这一结构特征假定最早来源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定，其被引入国际关系后，经华尔兹的“国内类比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国内类比法”表明，国内社会存在明显的等级结构，个体之上存在着一个具备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国家政府，而相比之下，国际政治的单元间不存在等级排列，国家行为主体之上缺乏一个公共认可的权威，也没有相关机构可以垄断暴力工具。“无政府状态”假定直接推导出“国家自助”假定和“国家间零和竞争”假定。“自助”是国家个体的行为逻辑，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国家生存发展只能依靠自身实力的壮大，“那些不实行自助或是自助效率较低的行为体将无法实现繁荣，并将面临危险和苦难”8157。“无政府状态”和“国家自助"推导出''国家间零和竞争”假定。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那里，在这一逻楫推导中加入了“他者具备进攻能力且意图不确定”这一中介变量943；而在防御性现实主义那里，这一逻辑推导中则加入了“安全困境”和“竞争机制”11o在华尔兹看来，结构特征不变，国家行为逻辑与国家间的互动模式便不会发生变动。因而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存在，国家自助的个体逻辑和国家间零和竞争的互动逻辑便不会改变，而这也将极大阻碍以合作为互动方式的区域主义实践进程。虽然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后来引入国内政治变量，进而演化出了包括追随、合作在内的多种国家行为操作码，但新古典现实主义仍没有抛弃现实主义的另一假定，即国家行为是战略性的或权宜性的12,这意味着在现实主义者那里，即使国家间存在着合作行为，合作也只是权宜之计，其最终服务于终极竞斗或相对力量的增强。三、区域主义实践背景：弱现实主义的现实1.体系背景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就的”，他们不认为国家利益和认同是外生的，相反，“认同和利益内生于相互建构的过程”13o互动构建国家间的认同和身份，认同和身份确定国家利益并最终确定国家间行为模式。根据国家在不同的互动进程中对彼此身份的界定，建构主义者温特提供了从竞争主义到个体主义再到合作主义的安全体系图谱，并根据这张图谱，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划分为“霍布斯状态”“洛克状态”和“康德状态”三大理想化类型。竞争主义的安全体系对应“霍布斯状态”，该体系下的国家将他者定位为“敌人”，重视相对收益和损失，国家之间处于冲突关系；个体主义的安全体系对应“洛克状态”，该体系下的国家将他者定位为“竞争者”，重视绝对收益，国家之间处于竞争关系；合作主义的安全体系对应“康德状态”，该体系下的国家将他者定位为“朋友”，重视国际共有利益，国家之间高度认同，处于密切合作关系13-14。建构主义者提出三大安全体系的界定，并认为国家间互动能够推动该体系的演进，目的在于从宏观视角调和现实主义的现实和自由主义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政治三大理论并非处于一种三足鼎立、彼此分割的状态，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存在解释冲突，正如温特所言：“如果你对认同和利益的形成不感兴趣，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理性主义者论述的观点完全合理。”13建构主义的价值之一在于他对两种理性主义理论所认定的“利益和认同”进行了解构分析，并由此对支撑两大理论的前提假定进行了解释。透过建构主义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世界的每一帧映像都是温特所构建的安全体系连续图谱的一幕，它既可能是现实主义理解的“霍布斯世界”，也可能是自由主义理解的“洛克世界”，或者是处于不同世界的过渡带上。就当前世界而言，温特在其经典著作中将之界定为由“洛克世界”向“康德世界”的过渡。然而在本文的界定中，当前世界是一个从“霍布斯世界”向“洛克世界”的过渡，是略带“康德世界”色彩的弱现实主义的世界。得出“当前世界处于弱现实主义”这一结论依托唐世平所提出的“变异一选择一遗传”的体系演化范式15。唐世平对由“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进化机制进行了阐释，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体系对进攻的奖励导致国家急剧兼并，国家数目减少，大国实力雄厚，继续征服变得困难，这种情势推动体系偏好发生变化，开始奖励防御性国家，进攻将遭受巨大挫折，安全体系也逐渐变为防御占优的弱现实主义体系16。这种防御占优的情势大致从三十年战争后便开始浮现，三十年战争后的大国征服很难成功，然而从那时到今天的约400年间，国际体系文化也基本未变，即使在20世纪出现了各种各样具备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色彩的国际机制，体系也从未奖励过那些带有超主权特征的国际行为，反而是每个国家依旧将自身的主权利益视为至高无上、不可转让的珍品。这说明当前的安全体系仍旧没有走出现实主义的范畴，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不过是让国际体系出现了向洛克世界转化的苗头，但体系远没有达到完成转化的程度，且还具有发生退化的可能。2.时代背景这一部分我们将视角从宏观背景转到微观背景。针对宏观背景，我们所探究的是以百年为单位的体系特征；而对于微观背景,我们则要观察近一二十年国际社会所表现出的时代特征。当前这个微观时代，我们将其定义为自由主义出现退潮、现实主义不断回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塑造现实主义底色并对区域主义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大抵有两大事态：一是2008年起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二是2010年后逐渐浮现且日益加剧的中美竞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危机影响波及全球，并使得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中积聚的矛盾得以释放，从而放大危机效应。首先，这场经济危机使得在之前岁月中被全球化发展态势所掩盖的贫富矛盾显露出来，这种贫富矛盾既包括国际体系中南北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在一国内部富有者阶层和蓝领工人阶层之间的矛盾，失势者在这轮危机中备受打击，积聚势力，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旋风。其次，在进行区域合作的国家内部，小国为了摆脱危机不断搭乘大国便车，主导大国在处理危机时价值分歧和利益分歧不断显露，使得区域内国家冲突不断，阻碍了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全球矛盾叠加区域矛盾推动国际社会开启转型，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开始落幕，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开始盛行。在这轮危机中，中国虽然也受到波及，但由于及时止损，得以迅速摆脱危机。到2010年，中国恢复了10.6%的GDP增速，并在GDP总量上实现了对日本的赶超。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加之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经济颓势，引发美国“战略焦虑”，“对地位可能旁落的焦虑让美国无法理性看待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和中国实力的上升，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浮想联翩，甚至对中国的无害或善意举动疑虑重重”17,这种焦虑和猜疑驱使美国改变了传统的“接触”战略，开启了对华遏制之路。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2010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不冷却对华关系的前提下，联络亚太盟友，企图构建“对华包围圈”。2017年,特朗普政府在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与“修正主义国家”，并提出“印太战略”，扩大对华遏制范围。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开启对华贸易战，中美关系全面倒退。之后，拜登政府继续在经贸摩擦、同盟重组、科技封锁、价值对抗等多条战线对华发起攻势，中美竞争呈现愈演愈烈之势。金融危机与中美竞争叠加，在“回音壁效应”下聚焦放大，彼此影响，使得肇始于经济失序并延伸到政治与安全等领域的全球失序化越来越明显18,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为世人所熟悉的世界已经大致结束19,全球政治文化朝着“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方向演进，带来的结果是包括区域主义在内的国家其发展进程停滞不前。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由于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大潮高歌猛进，这个弱现实主义的世界中更多充斥着“洛克的声音”，那么由于上述两大事态的到来，2010年后的世界越发看不到可以向“洛克世界”继续迈步的身影，反而是出现了洛克大门逐渐关闭，不得不拿起''霍布斯大棒”的可能，世界出现了向现实主义回归的端倪。四'区域主义实践困境：进程受阻与格局撕裂弱现实主义的国际环境给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区域主义实践制造了诸多障碍，使之在朝着区域一体化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充满困顿。1 .现实主义理性限制区域主义进程在弱现实主义国际环境中，国家奉行现实主义理论所教导的行事逻辑，在对外决策时奉行自助思维，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奉行零和思维，自助思维和零和思维使得区域主义实践逡巡不前，难以实现质的跨越。从逻辑上看，这种自助思维和零和思维使得区域内国家在面对区域主义实践时抱持工具主义的态度，即国家参与区域主义是基于国家目标而非区域目标，区域主义仅仅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只有当地区一体化与参与国的国家利益相符时，才能获得推动，而一体化的进展则源自参与国的利益博弈与平衡20。从发展历程来看，区域主义发端于民族主义。在区域主义实践之初，推动者便考虑到了民族国家具有由现实主义思维塑造的主权敏感。为了对冲这种敏感，东亚和欧洲先后发展出了各自的应对模式。在欧洲，早期的区域主义实践遵循“莫内方案”，采取目标模糊的渐进策略，希望通过经济领域一体化的外溢效应，逐步把一体化进程扩散到其他领域，在区域层面形成更大的权力21；而在东亚，为了回应主权锹感，在合作进程中形成了阿查亚所总结的“不干涉”“非武力”“协商一致”等东盟规范的“开放区域主义”的发展模式22-23O这些回应使得地区的区域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主权思维的障碍，在一段时间内成功推进了区域主义进程。但绕过不等于解决，在危机频发的今天,原有的回应路径又使得实践进程双双受阻。在欧盟，外溢效应虽然造就了各个领域的合作机制，但对主权的回避导致这些机制缺乏约束效力，没有约束自然会使得这些机制在稳定性和有效性上受到质疑，尤其在面临危机时。在东亚，“软地区主义”虽然照顾了区域历史文化复杂的现实，但其弊病也随着合作的深化逐步显露。一方面，“不干涉原则”导致东盟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处理“缅甸问题”时遭到了“无能为力”的批判24；另一方面，东盟“开放模式”也为大国在该区域进行重叠的制度建设埋下了祸根25o赫特等曾按照区域融合程度，将地区划分为地区区域、地区复合体、地区社会、地区共同体和地区国家五个层次1。倘若国家的自主思维与零和思维不变，固守国家本位观念，那么地区共同体和地区国家便只能如空中楼阁，难以实现。此外，自助思维导致的工具主义倾向使得国家行为主体可能根据自身利益偏好同时加入多个区域主义实体，使得相同区域的区域主义存在复合特征。以东南亚为例，这一区域在20世纪90年代曾同时面临东盟和APEC两个区域化实践机制，而在当今更是存在着东盟、印太经济框架、CPTPP、RCEP等多个机制，不同机制中主导国家和实践动机存在差异，使得区域主义实践边界不明、目标混乱，极大影响了该区域合作水平的提升和区域认同的深化。再者，现代国家在体制上多为选举制议会国家，这种政体类型的国家偏好短期收益，短期收益偏好使得区域主义在应对合作盈利时更易推进，而在应对危机管控时容易受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今天区域主义实践受阻的现实。2 .大国竞斗撕裂既有区域主义格局现实主义的大国竞斗会撕裂原有的区域主义实践格局，影响区域内合作的开展和跨区域互动的形成。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注重相对权力，守成大国重视维护自己的我权地位，并为此不断防备次级大国具备挑战霸权的实力。而区域主义的一大功能在于增强区域内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尤其是区域内主导国家的实力，一旦某一区域的区域主义实践对培育“修正大国”起到促进作用并让箭权国感到威胁，那么该区域的区域主义进程自然会受到霸权国干涉。此外，在崛起国挑战霸权国或霸权国打压崛越国的过程中，如果某一区域具备重大战略价值，该区域将沦为大国竞斗的区域，其既往的合作进程也会因此中断。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亚欧大陆区域主义发展的干涉便表现出上述霸权逻辑。麦金德的遗训表明，欧亚大陆陆权强国的出现对于域外海洋疆权能够产生重大威胁。美国决策者大致接受了这一训诫，在称霸之后一直扮演着域外平衡者角色，积极干涉亚欧大陆事务，防备各区域具有潜在实力的大国崛起。就对区域主义的干涉而言，美国在大陆两端分别插入两支楔子。在东北亚，美国以朝鲜问题为抓手，借机驻军韩日基地，适时干涉东北亚一体化事宜，瓦解该区域的区域认同，以使中日韩难成合力。在欧洲和西亚，为了扼杀欧洲与苏联区域联合所可能积聚的巨大能量，美国推动北约不断东扩，压缩俄罗斯发展空间，在苏联区域与欧盟区域之间制造广泛破碎地带，大大限制了两区域间的联动交流。20世纪90年代，面对东亚的崛起，美国先后否决了EAEG机制和AMF机制这两个旨在推动东亚自主区域合作的发展机制，反而大力推动美国主导的APEC机制。美国涉入中东之后，APEC发展动力不足，东亚地区基本上维持了由东盟“小马拉大车”的自主发展模式。2008年后，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加之持续攀升的中国国力，使得美国产生“战略焦虑”。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美国重启对东亚区域主义进程的干涉。干涉使得原有的以东盟为中心、以经济互动为主题的东南亚区域发展模式受到冲击，“竞争性区域主义”特征在该地区凸显。为了掌控东亚边缘地带，进而达到对中国的封锁，美国推出一系列以自身为主体的区域主义机制，其中包括奥巴马政府2009年参与的TPP机制，特朗普政府2017年提出的“印太战略”和拜登政府2021年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企图将东亚原有机制纳入美国主导机制之中，从而趁机实现对该区域的控制。面对美国的战略挤压，中国不得不针锋相对，努力拓展战略空间。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又提出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用于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筹资。为对冲”印太经济框架”，中国还积极参与东盟自主发起的RCEP谈判。大国主导下的“竞争性区域主义”使得各种区域主义机制在东亚地区交叉重叠，东盟主体遭到架空。不同机制之间功能重复，主体竞争，区域主义实践效果大打折扣。区域内主体同时加入多重区域机制，且面临“选边站”压力，大大阻碍了区域认同的塑造。总之，竞争性区域主义使得东亚地区原有区域主义实践路径被迫中断，由原有的经济互动转向政治互动。五、区域主义实践展望：一个合法性的视角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韦伯将合法性定义为统治的正当性与对统治的认同的总和26。简单来说，合法性就是民众对于统治者的支持。关于合法性来源，伊斯顿提出“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两个概念，用以概述合法性的两大来源。所谓“特定支持”，是指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因能够满足民众需要而得到民众支持，这种支持是工具理性驱动的支持；所谓“散布性支持”，是指政治系统的政策理念因与民众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而得到民众支持，这种支持则是价值理性驱动的支持27。在合法性效力上，“散布性支持”显然要比“特定支持”更为持久、有效。“特定支持”需要政治系统持久不断输出有效的政策产品，一旦政策失误，便有可能招致合法性的丧失；而“散布性支持”是一种无条件的感情依附，很少依赖有效政策。但在形成过程上，“散布性支持”所需时间要比“特定支持”更长，因为价值观念、文化认同等软实力积聚需要长时间的建构，而硬性的政策效果往往不需太长时间便可显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散布性支持”的形成依赖于“特定支持”一定量的累积。任何政治系统若想获得持久合法性，必须具备“散布性支持”，区域主体也是如此，所以无论欧盟还是东盟在其推进区域主义实践的过程中，都注重共同文化的培育和区域特殊性的塑造。但一方面，区域一体化的实践历程从冷战开启至今也不过70年余年，受时间局限，区域内行为主体很难对区域主体形成感情依附。另一方面，对于共同文化价值的看重和培育，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建构对于超国家行为主体的认同，而只是着眼于增进国家间的信任，进而降低区域合作的交易成本，所以从根本上看，这种文化价值培育仍是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目前的区域主义的存续发展大多还是依靠“特定支持”，即区域主体能够生产民族国家无法提供的政策产品。在冷战初期，对区域主体的“特定支持”来自它能够增强区域政治能力，抵抗两大霸权压力，帮助民族国家获得自主权。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特定支持”来自区域主体能够帮助区域内国家增强应对全球化风险的能力，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施加有效的管制。当前，现实主义回归给区域主义带来的困境其实可以归结为“合法性困境”，即面对着大国竞斗与全球经济退化的现实，区域主体并没有开出有效的药方，国家主体采用区域化路径破解困境的意愿也在不断降低。而面向未来，以区域发展为皈依的区域主义能否再度振兴，区域化路径能否再度得到国家主体的支持，归根到底还要看其合法性的获取和延续程度，其中既包括其“特定支持”的延续，也包括其“散布性支持”的获取。“特定支持”与主体功能相对应，需要既有的区域主体不断发挥有效功能，完成主权国家难以单独完成的任务。而“散布性支持”与前文所提的国家的自助思维、零和思维相矛盾，所以“散布性支持”的获取既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顽固的国家本位观念，引导国家认识到区域主体的价值，也需要大国逐渐摆脱零和竞斗逻辑，将关注点从高级政治领域逐步转向低级政治领域。从这个视角出发，当前世界的几大事态可能会对区域主义实践进程发挥积极作用。首先，全球治理的紧迫程度会催促民族国家摆脱本土主义的狭隘思维。受现实主义回归的影响，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赤字与日俱增，这种治理赤字一方面使得诸如气候恶化、资源枯竭等各种全球性难题呈指数般速度恶化，另一方面，这种急剧恶化程度所给人带来的震撼终将使人意识到“从城堡和壁垒的角度来考虑安全问题已经是一种妄想”28110.因而，只有树立超国家意识，才能解决诸多全球性难题。其次，当前国际秩序蕴含某些深层特征，这些特征的逐渐显现会促使大国从零和竞斗的权力逻辑中摆脱出来。所谓“当前国际秩序”是指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由于民族解放和全球化的出现，这个国际秩序具备之前国际秩序所未见的特征，该特征被法国学派代表人物巴迪称为“强权的失效与弱者的强势”2883。“911”恐怖袭击的出现和国际治理难题的扩散，标志着当前世界寡头统治者的自主逻辑逐渐失效，边缘地带弱者的集结可以对核心区的霸杈带来致命损害。在这种新的国际秩序之下，巴迪的结论是，仍存的大国竞斗仅仅是对“霸权幻象”的着迷，而走出困局的关键需要秩序之下的国家用一种重视公正和对话的他异性逻辑取代自助逻辑，将国际事务的关注点转移到全球安全，而不是狭隘的民族边界安全28107-1100再次，即使现实仍旧混沌，即使霍布斯魔咒下的国家过分短视自利而全然不顾人类命运之门的关闭，区域主义仍有微弱的效能来给自己提供延续的理由，即区域的存在可以给霸权逻辑之下的小国提供展现价值、维系生存的碳码，可以给中等国家提供借风使船、在大国之间游走获利的平台。参考文献：门赫特，索德伯姆.地区主义崛起的理论阐释J.袁正清，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66-71.2NYEJS.Internationa1.regiona1.ism：ReadingsCM.Boston：1.itt1.eBrownandCo11pany,1968：vi-vii.3朱峰.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阿齐亚，肖欢容.地区主义和即将出现的世界秩序：主权、自治权、地区特性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2)：63-69.5biigwatij,KRUEGER.Thedangerousdrifttopreferentia1.tradeagreementsM.Washington：AeiPress,1995：2.6王学玉.新地区主义：在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架起桥梁J.社会观察，2004(4)：43.7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1-119.8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0MI1.NERH.TheassuinptiOnofanarchyinInternationa1.reIationstheory：Acritiquej.Reviewof1.nternationa1.StudieSt1991(1)：67-85.11JERVISR.CooperatiOnunc1.erthcsecuritydi1emmaJ.Wor1.dPo1.itics,1978(2)：167-214.12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3.13WENDT.Anarchyiswhatstatesniakeofit：Thesocia1.constructionofpowerpo1.iticsJ.Internationa1.Organization,1992(46)：391-425.14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28-383.15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46.16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J.当代亚太，2009(5)：4-31.17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口.美国研究，2018(4)：51-74.18杨卫东.国际关系失序化与中国的战略思考J.现代国际关系，2017(6)：1-7.19时殷弘.全球化的内在紧张、急剧变化和应对战略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3)：5-10.20王军.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竞争共生关系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0)：42-46.21王正毅.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282.22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M.王正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67-84.23苏浩.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9)：43-51.24程晓勇.东盟超越不干涉主义？一一基于缅甸问题的考察与分析J.太平洋学报，2012,20(11)：22-28.25YEOA1.Over1.appingregiona1.ismInEastAsia：Deterniinantsandpotentia1.effectsJ.Interna1.iona1.Re1.ationsoftheAsiaPacific,2018(18)：161-191.26张康之.合法性的思维历程：从韦伯到哈贝马斯J.教学与研究，2002(3)：63-68.27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321-331.28巴迪.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M.宗华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