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视阈下的文明对话.docx

文化主体性视阈下的文明对话【内容提要】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与发现是文化自信的逻辑前提，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方法论基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遭到质疑甚至否定，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以时代精神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再次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由此，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和而不同”正是中华文明贡献给全球的世界文明对话之道。【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文明对话；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是各国家各民族获得自我认同的文化基础，是各文明各文化得以平等交流对话的文化特性。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不断遭到质疑甚至否定，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辞地的大事变，中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再次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莪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只有建立文化主体性，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信自强，才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这个百年难题，才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一、古今中西之争：近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境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华大地上，一百万年前便已有早期人类活动，诸如云南元谋、重庆巫山、湖北建始、陕西蓝田等地都已发现早期人类化石。a2022年，在距今一百万年的湖北省学堂梁子（即县人）遗址发现的“邮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为止在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b在古人类漫长的进化后，距今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辽阔的华夏大地上开始了农业生活，北方地区栽培粟与黍，长江中下游地区栽培水稻。农耕生活大大解放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束缚，定居的农业村落开始出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聚落逐渐扩大，中华大地上实现了一次重大的文明跃进。在距今9000-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获得大发展，村落数量也在增长。C随后，位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出现，山东半岛也出现了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则是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满天星斗般涌现在中华大地之上。d距今5500年左右，早期中华文化圈逐渐形成，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古国文明纷纷出现，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随着夏商周王国文明阶段的开始，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e在物质文明突飞猛进的同时，精神文明也开启了繁盛时期，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中华文化彰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性。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颖、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大批思想大家不断涌现，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开创了体系完备的思想学说，诸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这些思想学说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五个方面突出特性。纵观历史，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铸就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形塑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确立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但是，当人类进入19世纪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质，欧洲列强开始了向海外开拓殖民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明的触角逐渐蔓延到全世界，给其他文明都带来了不同程度上的伤害。与早期通过丝绸之路相互联通的不同文明交流相比，近代西方文明承载于西方列强的炮舰之上，呈现出的是武力侵略而非和平对话。这体现在历史上的影像便是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使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近代中西文明的遭遇奠定了悲剧的基调，从此列强势力蜂拥进入中国，而每一次都伴随着侵略和罪恶。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紧随这一系列血腥战争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战争失败、国土沦丧、主权丧失，一次次的耻辱强烈地冲击着国人的心灵，中华文明遭遇了空前的挑战，文化主体性也逐渐受到侵蚀。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提出了各种救国之道。当19世纪中叶中西文明相遇时，面对西方列强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武器，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认为“夷之长技”有三法，即战舰、火器以及养兵、练兵之法。f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强，国人开始认识到仅仅简单地引进所谓先进武器是不能与西方列强对抗的。于是，清末改良主义的先驱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g这一点被之后的洋务派采用，并被归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然而，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也并没有挽救腐败的清王朝，中日甲午战争以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洋务派“富国强兵”的梦想。“中体西用”既然不可行，那更激进的主张逐渐被提出。1929年，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中以英文发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正式提出“全盘西化”一词。这一口号在当时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声音。就其实质而言，这一观点是对当时中国境况不满情绪的极端表现。在他们眼中，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能再支撑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相反，只有西方文明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也有学者在试图调和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在其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文化三路向说”，将本是呈现为空间并存的中西文化解释为时间上的历时性关系，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将在未来得到彰显。这无疑是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予以调和，但并非有效的冲突化解之道。其实，在此之前，张之洞也试图将中西文明之间的空间关系转化为时间关系，他在劝学篇中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h这里的“旧”即是指“中”，而“新”则是指“西”，张之洞此说即是指以中学为体而西学为用。“中”与“西”变为“旧”与“新”，通过这种修辞转换，原本的空间关系就成为时间关系。具体而言，“中”“西”之分只是空间的区别，而“旧”“新”的称谓则不同，其无疑是指时间上的先后，同时又暗含着价值上的判定。就其实质而言，“旧”与“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同义表达。在西方学者看来，世界的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标志即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兴起。与其相应，在此之前的便是传统社会。因此，传统与现代本是用来指称西方社会前后相连的两个阶段，并赋予了旧与新、传统与进步等不同价值。马克思韦伯即是从时间上对西方社会做了这种区分，而且他还将传统与现代的区分应用到空间上，分别用来指称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在他看来，东方的中国是传统型社会，发展不出资本主义。i从这种区分中，我们可以觉察出其中隐含的价值评判意味。在进化论的视野中，对于传统来说，现代这个称谓无疑具有更多的进步意义。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当人们是使用传统与现代两个概念来区分中西时，就意味着在他们眼中，西方文明是更先进于中华文明的一种形态。这种将中西之别变为古今之别的转换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假象，实际上却是西方中心论在作祟。近代以来，这种西方中心论普遍存在于西方世界，爱德华觇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他说东方学是“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j这一洞见敏锐地指出了西方叙事中的话语陷阱。那么，如何破解这一诡论？如何化解“古今中西之争”？近代种种问题的出现，究其根源在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弱化和缺位，而只有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和强化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二、守正创新：“两个结合”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论视角下，传统与现代常常被分别用来指称中国与西方，而传统又往往成为落后、陈旧的代名词，与此相反，现代则含有先进、进步的意味。这种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做法，导致了对传统的一味贬低，近代文化主体性的隐而不彰与此有着莫大关系。就其本质而言，传统与现代两个概念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字义上来看，“传统”两字就蕴含着其与现代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传”，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此字为“遽也”，也就是传递信件，这个属于古代驿者的工作内容。k因此，“传”本义是指具体物品在空间上的挪移，逐渐引申为时间上的转移。汉代刘熙就在释名中说：“传，以传示后人。”又说：“人所止息而去，后人复来。”1这也就指出了“传”字所蕴含的时间意义，其本身就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而关于“统”字，说文解字解释为“纪也”，也就是蚕丝的头绪，之后逐渐引申为一脉相承的系统。m释名则说：“绪也，主绪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n在汉书贾山传中有“自以为过尧舜统”的记载，注解中引用如淳的观点说：“统，继也”。因此，“统”同样蕴含着时间上的继承关系，是时间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字义来看，“传统”本身就含有世代承继的时间意味。具体而言，“传统”二字并不仅是指称过去，同时还意味着过去与现在的紧密相连。与传统相对应的英文“tradition”的含义也与其相同，其源自拉丁语“Traditio”，同样含有传承的意思，指一代代僖递下去，这其中自然也蕴含着过去与现在的连接。由此可见，“传统”一词本身就含有与现代不可分割的意味。当我们在使用这一词汇时，也就不可能单指过去而割裂其与现代的联系。从历史来看，如今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有固定内涵和所指的概念，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一直是与时偕行、唯变所适的。时间上溯至中华文明刚刚诞生的初期，从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的情况看，那时便已经奠定了后世中国饮食、建筑、器具等多方面的发展趋向。之后，经过夏商周一千多年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异彩纷呈的先秦诸子思想为后世中华民族精神和气质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秦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秦王朝的一系列措施为民族和文化的真正统一创造了条件。而汉代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大规模交流和融合，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特别是这一时期佛教的传入，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的多样性，从此佛教成为传统文化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随后，唐宋进一步开创了历史的鼎盛期，其中尤为重要的即是理学的兴起和流行。宋明理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仅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扩大至整个中国历史同样如此。甚至可以说，理学影响了之后中国一千年的发展，其影响甚至远及周边的日本、越南以及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奠定了后世所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基本面貌。纵观传统文化的发展史，传统文化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代变迁而发展，在与周边及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创新。从现实方面看，我们当下即生活在传统文化所奠基的精神空间中。一方面，由传统文化所形塑的民族性深深地凝含在我们骨髓之中，镌刻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国人心灵之上。亳不过分地说,只要出生并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我们便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是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中点滴熏染而得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脱离传统文化而生存。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所具备的强大生命力使得每个时代的人都不断地向前回溯，试图从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答案。先秦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奠基期，大思想家辈出，学派、学说异彩纷呈，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整体基调和发展方向。因此，就现实而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也不可能被割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极端对立是一种两败俱伤的行为。于“传统”而言，今古对立破坏了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让我们失去了根和魂；于“现代”而言，今古对立也妨碍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让社会失去了历史底蕴。因此，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其在时空中可以无限延续和发展，并与现代相联通、融合。总而言之，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是每个时代的正在进行时。更准确地说，在中华文明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并没有被割裂,而是相互交融的。现代社会深受传统影响，不存在与传统毫无关联的现代，同理传统也在现代不断创新，亦早已不是原始的样子。因此，无论是从逻辑角度还是现实可能性角度，我们都不可能抛开传统而生活，同时也不可能一味追求复古主义，两种选择既不理性又不合时宜，唯一的路径就是守正创新，这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秘钥。守正，就要确立并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就要创新思路、话语、机制、形式，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近代“古今中西之争”之所以会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主体性的缺失，从而导致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混乱。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古今中西之争”迎来了最终解决的时代机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以时代精神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新时代重新获得了确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确立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二者之所以能够结合，就在于其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不是单纯的彼此“拼盘”，也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一方面，通过对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发掘、继承、弘扬，马克思主义激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因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这个生命体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二者的结合使得中华文化主体性最终建立起来。三、和而不同：世界文明的对话之道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和巩固，使得中华文化有了更坚定的自信来面对外来文化，也使得中华文明有了更鲜明的文化特性来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对话。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上，人类所创造出的诸多文明璀璨纷呈。但是，这些文明之间如何和谐相处，而不再重复数千年的战争和冲突，这是整个人类社会一直思考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当前，我们依然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处在战火硝烟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21世纪，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伟大赞兴的时刻，面对依然纷争不断的世界，从中华文化主体性角度出发，我们有责任为世界文明之间以及其他诸种冲突和危机提出自己的化解之道。世界上的每个文明都有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根据不同的文化特性来划分不同的文明。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1.PJIuntington)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大范围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P文化主体性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自我认同。通过建立文化主体性，人们就会对本民族本国家形成高度认同，由此亿万人民紧密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文明共同体。因此，世界上众多文明之所以能够如繁星般的异彩纷呈，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文化主体性的支撑，这同时也决定了不同文明各具特色。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q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古人对此已经有了深刻认识。在国语郑语中，西周太史史伯预测周王朝必定会衰败，他的依据就是周幽王”去和而取同“，随后史伯详细阐述了和同之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r史伯在此阐述了物何以生的道理。在史伯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即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实生物”的最关键处在于“和”。何为“和”？史伯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以他平他”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物质相互作用，而他物与他物的共同作用正是万物生成并丰沛成长的关键。“他”字本身便蕴含着强烈的主体性。“他”一般用来指称具有不同主体性的对象，是将所有不同主体性的事物高度抽象化的意符。与此相反，“同则不继”则意味着同质事物之间以同益同，事物间的同质性决定了二者相加后只能是数量上的增加，不会有新事物的产生。三国时期的韦昭在注解此段时举例说明，“以水益水，水尽乃弃之，无所成也”，水与水的结合并不能产生新物质，最后仍然是以水一一这种原有物质的形态呈现，这无疑便是“同则不继”的最佳例证。S与此相同，左传也记载过相似的事例。在这则故事中，齐景公问：”和与同异乎？”晏婴很明确地回答“异”。接着，他结合生活经验辨析了二者之间的区分：”和如羹焉，水火醯醯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t在分析“和，”同，之异时，晏婴同样举了“水”作为例证。在晏子看来，“和”如同做羹一般，“水火醯酸盐梅鱼肉”等多种食材调料相互作用才能制作成美味之羹；也如同音乐一般，“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及“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多种音调乐符相互作用才能演奏成动听之音乐。不管是烹饪美食，还是演奏音乐，诸多鲜明的例证都在说明“和”的关键在于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同”则与此相反，于饮食而言，“同”即是“以水济水”：于音槃而言，“同”即是“琴瑟之专一“，二者都属于相同事物简单相加，就都不能生成新事物。晏婴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的经验现象和具体事物进行描述，充分说明了“和”与“同”之间的差异。“和”的关键就在于不同事物并存，而非同质事物相加。因此，和而不同不仅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从古到今，世界上出现过众多的文明。无论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都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主体性，由此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的多样性，正是国语和左传中“和”的核心意涵。“和而不同”，试问如果整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一种文化，那世界就失去了它的魅力。某些文明中心主义观点，是将自身独立于其他文明之外，忽视自己也是人类文明中的一员，忽视与其他文明同属地球生存空间的事实。归根结底，世界文明只有类型上的差异，而没有优劣之分；人类文化只有特征上的区别，而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文明冲突论至今仍然甚嚣尘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在古代社会中，尽管世界上同样存在着诸多文明，但是那时的对抗和冲突都属于原始范畴，也就是基于争夺土地和财富的原始目的，而并非有意识的标榜自身文明色彩的对抗。20世纪末，美苏两大阵营结束冷战之后，亨廷顿抛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冲突将是文化的冲突，这个文化冲突主要是指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相互奥援，并将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他从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出发，提出西方国家应当团结起来对抗儒家与伊斯兰国家。U从其本质来看，享廷顿仍然试图以冷战思维解决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当今世界，基于文明对抗目的的冲突依然不断发生,让我们明白冲突和战争绝不是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人类诸种文明如同璀璨的星空，交相辉映，一起构成了地球生命智慧的壮阔画卷。各民族的文化仿佛争艳的花卉，缤纷绽放,共同组成了人类文化史的美丽花苑。在这个星球上，各种文明和文化都是平等的存在，共同享有地球的资源，并一起创造人类的历史。与此相反，“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实质就是将两个文明对立，撕裂原本统一的人类群体，破坏人类共同的生活空间。在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已经将整个世界连接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不断丰富发展、历久弥新，不断吸取世界不同文明的精华，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个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方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正如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注释】a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9页。b陆成秋、万晓峰、谢守军等：2022年湖北即阳学堂梁子（即县人）遗址考古收获，载江汉考古，2023年第1期，第510页。C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教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页。d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一8页。e王豌、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载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第24页。f【清】魏源撰：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7页。g【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41页。h冯天瑜、姜海龙译注：劝学篇，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95页。i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3、254页。j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页。k许慎：说文解字。1刘熙:释名。In许慎：说文解字。n刘熙：释名。班固：汉书贾山传。p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22页。q孟子滕文公上。r国语郑语。S国语郑语。t左传昭公二十年。u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16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