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臣备 《李训墓志》所见遣唐使名字的书写问题.docx

内容摘要：2019年末6大唐故李府君（训）慈志铭3的公布一度成为热点,学界对“日本国朝臣备”是否吉备真备一事各执己见，往复撰文进行了论神。本文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出发，依据中日两国史料，从日本遣利使采用汉名的发展过程，来论证吉备真备自称朝臣符的可能性，以及他为李训墓志书丹的原因.关键词:李训装志：遣唐使：吉备其备；朝臣备唐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流光溢彩，其中唐长安到日本奈良这段所谓的东端海上应绸之路更有“书籍之路”的美誉。迄今来看,有关日唐之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已经不胜枚举，日本正仓院更是传存J'许多来自唐王朝的珍宝实物，但我国境内因为战火繁复、保护环境不良等多种原因，由唐代传存至今的实物十分难得一见。虽然近年来国内的出土资料中有不少属于唐时期，但也鲜少能看到直接和日本相关的事物。是以在*井真成墓志问世十余年之后，明确记为“日本国朝臣备''所书大唐故李府君（训）墓志铭（下文简称李训墓志Q的出现，再次引起了中日学界的瞩目和讨论。一、李训墓志的发表及其反响2019年12月25日，文物出版社和望野博物馆在北京共同主办了日本国朝臣备书丹楮思光撰文鸿肮寺丞李训墓志考新书发布会暨学术成果公告会，李训墓志籍此正式公布于众UJ该书登载了李训墓志志石照片、具体尺寸及录文，并将录文分为14条，和西安睥林博物馆藏李训之妻王氏墓志£唐故鸿胪寺丞李府君（训I）夫人琅哪王氏墓志铭12,以及河洛版拓李训之如*大唐前恒州司功参军萧君妻李氏烝志铭并序3相联系,对6李训墓志进行'逐句释读，涉及到墓主李训的生平、家世、任职、社交等多方面的内容，并歪新挖掘了一些唐高宗到唐玄宗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对书法史等日唐文化交流情况进行了定的探索，最引人响目的点就是，在经过与唐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4|、£赠尚衣奉御井封（真成墓志之铭5J,大唐故右成T!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6等中国出上文献及其他存世文献，及续日本纪等日本存世中古史料进行对比之后，认为李训要志结尾署名为“日本国朝臣备''的“朝臣备”,为日本奈良时代的高官吉备真备在唐朝留学期间所使用的名字。李训墓志拓本李训墓志的公布吸引了大量学人的关注，并迅速引起了一阵讨论热潮.多位学者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形式发表了专文或短评，仅潴湃新闻（私家历史）一家即在两个月之内发表了八篇文章7,其他网络媒体也有散见刊文8。当然对于这样的非正规考古出土品，也有个别疑伪的说法，但主流的文章是基于肯定意见的对志文内容的讨论.与此同时，日本的唐代史研究会也第一时间专门召开了以李训其志为中心的学术研讨会，日期就选在了中国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9J.与会报告者及报告题目如卜IIO）：气贺泽保规（明治大学）：新究兄李训墓志）¢）绍介ire（D摩史的意味桥本荣一（东京学艺大学）：中国古法史上"上李训慕志（D杏河内春人（关东学院大学）：李君I1.慈希吉偷久倘在d新充兄<李制1墓绍介占e<D雁史的意味中，气贺泽保规从四个方面对李训墓志的相关情况做了详尽的介绍,即遇见新出李训墓志、李训慕志的公布过程、E李训墓志的内容介绍及理解、对部分中国学者所谓“断品说”的介绍和逐条评判。作为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长，气贺泽保规是特别前往深圳望哪博物馆考察过原公的学者，他的说法值得关注。不同干气贺泽保规在内容方面的梳理，桥本荣G中国吉法史上李训墓志（0者是从书法史的角度出发,以字形的比较为中心,对李训墓志做出了细致的探讨。他首先分别解择了字体、字形、书体的区别，解说了字形、字体、书体、书风之间的关联，在列举各种传世书法作品以为例证的同时，逐一对照解说字体异同并不影响书体异同的问题,还列举出数例书体无法确定的字形字例、多种节体混杂的文字字例等情况，再联系这一原则，将李训墓志和O塔圣教序、£孔子庙堂碑的字形进行对比，说明它们字形上的相似性，并具体以“心”字为例，认为从用笔方面来说，李训墓志和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存在风格相似之处，而唐代褚遂良的书法是非常盛行的。在完成了与外部书法作品的平行对比之后，柝本又从慕志本身出发，列举志文中反笑出现的“鸿胪”二字左侧偏旁的书写所存在的字形不同的形象，认为李训墓志存在字形书写不稳定的特性，同时又列举了李训墓志和魏碑在字形方面的相似性，以及和颜真卿之书在字形上的相似性，最后认为此墓志书法综合前人各家之风，是书作上品，因此这是因为书法功力卓越而受邀书丹慕志铭的可能性很大，可以说是从书法的角度肯定了李训装志的立伪与价值。河内春人£李刃I1.墓吉倩真AO分为三方面进行了论述，即“日本国朝臣备”的称呼与历次遣唐使姓名记载的比较，吉备真备及其父母家人在日本史料中所见之信息，唐开元二十二年遣唐使的在唐情况。河内春人梳理/大宝、灵龟、天平、天平胜宝、天平宝字、宝龟第一次、宝龟第二次、延历、承和等年间共计九次遣唐使活动中有据可依的使者姓名情况，整理出以“朝臣”为姓的701年朝臣真人朝臣大父、716年朝臣仲满、732年朝臣名代朝臣广城等信息，认为以“朝臣”命名者多见8世纪前半，而8世纪后则有775年小野朝臣石根，简称“朝损宁”这样以单字“朝”命名者。河内还指出，藤原朝臣清河改名藤原何洁、阿倍仲麻吕改名朝衡，都是玄宗时期的事情，推测这可能与玄宗即位前曾和日本僧人辫正以用棋论交的友好关系有关。根据以上梳理，河内认为从署名上来说，李训墓志完成于开元二十二年，与上述情况相符合，不过简称单字“备”因为是孤证，还略有踌躇。在日本史料所见吉备我备信息部分，河内梳理了吉备久爸父母的相关信息，并排出其有史可查的十余条经历年表，介绍了从卜道朝臣真吉和到吉备朝臣真备的姓名变迁，梳理了其求学及取得的成就等情况。第三部分对唐朝当时形势的解说中，河内首先介绍/当时日本方面天平遣唐使经由苏：州入朝唐廷的往返时间等具体情况，然后解说了井我成、朋古满等当时在唐日本人的动向，最后解说了吉备我备所随行的返日使团以及吉备真备本人在抵达日本后的活动等情况。唐代史研窕会举办的这次报告会出席者众多，以沈添庆文、石见清裕、丸山裕美子、森公章等中国史、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名家为首的数十名中日学者汇聚一堂，足见日本学界对此方墓志的重视和关注。从日本方面的反响来看，除了这次专门学术研讨会的与会人员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相关专家的关注和诸多媒体的发声11|“宁朝日新闻刊布“日本国朝臣备书”七字李训墓志截图,引用气贺泽保规的话称：“这无疑可以看作是真备所书写的墓志，是中日关系史十分选重的史料认为这是首次发现日本人为中国人书写墓志的例证，是体现着古代东亚关系实际情况的贵重史料12。日本经济新闻3刊文称，李训慕志3的发现不仅是为今天提供了一侦方符真备书法的机会，还体现若当时日本赴唐留学生的留学生活的一个侧面，是卜分贤道的史料13。产经新闻以£或为遣唐使吉备真备笔迹一一中国发现的墓志为题刊发了报道，文中引用气贺泽保规的话称：“很可能是真品，从中可以了解吉备真符留学中所习得的教养14还有引用日本史专家、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馆长东野治之的话，认为“有可能是在鸿胪寺求学的更.备曾受到李训的关照，故此在接到他的讣告之后，与李训素有因缘的真备才会执第书丹二而且“虽然不清她真备在唐朝所获得的实际成就的详细情况，但可以知道，唐人对其评价之而已经达到他可以受邀为人书写墓志的地步”.此外，夕刊读卖新闻、产经抄等其他多家纸媒也都做了相关报道。综上所述，李训墓志一时之间在中日学界均招受瞩目。大致来说，大家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1）李训墓志中的“朝臣备”是否为日本奈良时期名臣吉备真备？（2）李训墓志2所见“日本国”国号的形成与使用：（3李训墓忐B所见拈法相关问题。在每一个问巡的相关领域，都有多位学者先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二、吉备真备自名朝臣备的可能性及其时代背景在对李训墓志的诸多讨论中，最为热烈的当属“朝臣备”是否为吉备朝臣爽.备的何愿。一种意见是大力肯定，认为朝臣备确为吉备我备：另一种意见则相对有所保留，认为此朝臣备未必就是彼吉备真备。持否定意见者大多是对吉备真备的“朝臣备”的署名方式存疑。对此笔者认为，河内春人关于遣唐使姓名在史籍中记载情况的梳理结果值得重视.河内认为，“朝臣”的使用情况集中丁8世纪前半,可证734年所作李训幕志中使用“朝臣”的做法是顺理成堂的,只是因为单字“备”是孤例，所以颇费踌蹈。日本遣唐使在唐期间所用姓名的取名规则虽然并不明显，但如果扩大时段，联系小野妹子、朝衡等日本使者在中国史籍中姓名记我的变化，亦可以一窥日本当时逐次提高、进阶式学习唐文化知识的发屣经过，而这一姓名记栽变化的特点，也正好可以印证当时日本仰慕唐文化、学习唐文化、掌握唐文化为己用的变化过程。要视察遣唐使著名变化的情况，东野治之的日本遣唐使派遣分为三个时期的观点可以参考。东野认为，日本派遣遣唐使的第一个时期是到7世纪末，即当时的倭国与唐朝对立直到战败停止派遣使节：第二个时期是从大宝二年（702）重启遣使行动，持续到8世纪末期，这期间利日双方建立了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较多，日本通过遣唐使和留学生进口了大量的唐文化，直接促成了日本唐风文化的形成；第三个时期是紧随其后的9世纪前半期，唐朝社会政治动乱，日本派出的短期留学人员增加，使节派遣间隔拉长，政府之间的交流陷入断绝，而民间交流逐渐增加，日本逐渐从接受唐文化变成了输入唐朝物品，最终过渡到了更加重视日本白身特色的国风文化时期|151假如将上述河内春人对遣唐使人名记载变化的考察和东野治之这一阶段划分的分析进行结合，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为宏观的日本人在唐朝用名变化情况的整体印象。纵观日本遣使到大陆的史料，中日双方同时记我下来使肯姓名的事例有限，只是购约可以看到Y个阶段的变化，即A,8世纪之前的音译型：B、8世纪末为止的荷化创新型：C、9世纪以来的本名化。A、8世纪之前的音译型这时期，中国史籍对日本赴中原使者的姓名记载主要是采取直接音译的形式，如：I、三国志卷三O东夷传倭人牌录初三年（239）十二月魏帝沼书报倭女王：“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162.三国志卷三O东夷传倭人正始四年（243）,偻女王卑弥回又遣大夫伊声音、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者嫌、隘衣、帛布、丹木、短弓矢。（173、日本书纪卷二二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大业三年）七月条：“大礼遣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同书次年四月条又记载/当时“唐国号妹子臣日苏困惑”.1.8上述材料中涉及的日本派出的外交使者姓名，如“难升米”、“都市牛利”、“伊声耆”、“掖邪狗”、“苏因高”,庖该都是音译，例如“苏因高”,饭田武乡早己指出这是“小妹子”即“小野臣妹子”的对音.其推测的依据是，日本姓名制度是“氏+姓+名”的组合，小野臣妹子的名字应该是“氏-小野”、“姓-臣”、“名妹子”,其中“姓臣”这一部分被省略掉,取“氏.小野”中的“小”为姓，与“名-妹子”相组合，“小”的日语发音为4,f-so汉语对音可作“苏“：“妹子”的日语发音为''>&二-imoko”，汉语对音可作“因高”，所以“苏因高”就是“小妹子”的对音19。石晓军在此基础上认为，隋朝称呼小野妹子为“苏因高”有很大可能是来自于小野妹子的自称20。这一推测无疑有一定道理.，不过箔者也有点小补充，作为小野臣妹了在隋期间使用的名字，很可能不是隋朝单方面或者小野妹子一己之力促成的，当是隋朝方面（外交人抗？）与小野妹子合力确定的结果，毕竟小野妹子汉化程度尚且不高，而所以选择以氏的简化“小”一个字再加上“名-妹子”而成为“苏因高”的做法，应该是双方沟通交流的结果。这样直接以对音来记录对方姓名的情况，充分体现了双方交流尚浅的特点。说明在交往伊始，双方的互相了解还比较少，日本方面只是照本宣科的告知己方有氏、姓、名的实际情况，而隋朝方面也同样照本宣科的给他们找个与日语发音近似的汉字组成名字了事。这一状况持续了整个隋代，场帝时期也一样，仍然以对音的方式来记录日本人的名字，如£隋书卷八6倭国传记：“大业三年（607）,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日：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卜人来学佛法21J“多利思北孤”也是音译。应该说，这一时期大陆对日本列岛姓名的了解和处理，总体上还是处于对日本人的氏、姓、名三要素的组成情况不太清楚或者说是不知如何处理的阶段。B.8世纪末为止的简化创新型（唐风日隆期）I、旧唐书日本国传：“长安三年（703）,其大臣朝臣其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国22同一内容在£新唐书日本国传中的表述为：“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日太宝，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唐尚书也J23这里出现的“朝臣真人”、“朝臣真人粟田”、“粟田”,都是指粟田朝臣真人,他就是大宝二年（702）日本重启遣唐使派遣行动时的大使，在这之前，日本刚经历了7世纪后半期的内政改革，颁布了6大宝律令，标志着至少其费族阶层部分人的汉化水平已经入门。2、旧唐书日本国传:“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J24g新唐书日本国传：“开元初。菜田复朝,（中略）其副朝臣仲满墓华不侍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J125这里的“朝臣仲满”、“朝衢”就是阿倍仲麻吕、晁衡，是跟随717年遣唐使一起来唐的。山本良治郎认为“朝”当来自于“朝臣”，“衡”则来自于“仲”，进而推测或也可能是“朝臣阿衡”之略，即取自殷商名臣阿衡之意,反映了阿倍仲麻吕的慕华思想。总而言之，是阿倍仲麻吕到唐朝时自己改了名字261如果按照此说，那么将其看作是当时在唐日本人的儒家文化水平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似乎也不为过，而且这样贴切的根据翳华思想自己改名的行为，也只能是在具有了一定的儒家文化知识基础之后，才有能力进行。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唐朝在给朝衡授仃时赐的姓27,河内春人也认为阿倍仲麻吕当时在唐朝的地位还不够高，他自己随便改名的可能性极低，他改名很可能是在即聘担任唐朝官职时，由唐朝给他“赐姓朝氏,名衡，字仲满”28：石晓军还在此基础上联系唐朝给“蕃将”尤其是“入朝蕃将”赐姓赐名的背兔肯定了这一推论。但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大宝二年入唐的“许势朝臣祖父”改名“朝臣大父”29,保留r“朝臣”双字的复姓，那么朝衡为什么不是仿效这样的先例，而是蜴了单字“期“姓呢？这里很可能也取舍了晁衡个人的一些主观颈向和意见。众所周知，“朝臣”在日本的人名中风于“姓”，可以世袭，代表的是朝廷所给与“氏（日本古代种氏族共同体）”的首领“氏上”的一种政治地位，也许正因为这样，姓就比氏更受人重视，因此当这些日本使者在到达中国后，在简化姓名适应唐朝文化的过程中很多都是保留了“姓+名”的组成，如朝臣真人、朝臣大父、真人莫问、朝臣仲满、真人广成、朝臣名代、朝臣广城，等等。这一由日本人在唐朝用作姓氏的史姓，如诸葛简化为“葛”，贺拔简化为“贺”一般,后来再简化为单字“朝”，如朝衡,也就完成了其外来胡姓彻底华化的过程。3、天宝十一年（752）入唐的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朝臣清河”，被唐朝授予“特进”并改名为“藤原河清”，事见日本纪略所载“唐改河清”，以及续日本纪引唐肃宗敕：“内史宜敖曰,特进秘书监藤原河清”.30这里藤原麻臣清河虽然被肃宗敕蜴新名，但也是日本的“氏”再加"名”,同时取汉文美意，定为“藤原河清4.日本宝龟八年（777），日本再派使各小野朝臣石根、小野朝臣末足赴唐，唐会耍记载其名分别为“朝柢宁”、“和聪达”31从小野朝臣石根到朝梅宁，从小野朝臣末足到和聪达，所改名字卜分有唐风意找，修改幅度之大，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创新重拟的行为。总的来说，这阶段唐日双方对对方的姓名组成应该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解，尤其日本方面，遣唐使者们在努力调整其在唐所使用的姓名，先是简化为主，后来一度开始重新另拟，应当是为了寻求更好的为唐人所接受.C、9世纪初以来的本名化I、朝野群载卷二。所载长高阶真人远成告身：日本国划仃正五品上兼行镇西府大监高阶友人远成右可中大夫试太子中允，余如故。敕：日本国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镇西府大监高阶真人远成等，奉其军长之命，移我会同之礼。越浜波而万里，献方物于三际。所宜颁奖,并蜴班荣。可依前件。元和元年（806）正月廿八日中书令中拈侍郎平章事臣郑纲宣中书舍人臣卢景亮奉行32高阶真人远成作为日本遣唐使判官赴唐是在贞元二十年（804）,在这份他于唐宪宗元和元年获得的告身中，明确记载了是授予“日本国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镇西府大监高阶真人远成”唐朝官职“中大夫试太子中允”，完整包括r“氏姓名”在内的“高阶真人远成”这三个组成部分。2,日本承和五年（838）派出、次年（唐开成四年，839）抵达唐廷的遣唐使团大使为藤原朝臣常嗣，E唐会要记其名为“薛原朝常嗣”33.虽然不能肯定的说这是书写时的误漏，但至少可以说基本是参照使用了其日本原名.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在日本逐渐掌握唐文化的同时，唐政府也在频繁的对日交流中，逐渐能相对娴熟的处理日本人名字的称呼问题了。这一时期可以看到改名模式趋于固定，以日本原有姓名为基干,采取氏+名的方式作为在唐行用名字的日本使者有所增多.上述名字变化的这三个阶段与东野治之所论日本遣唐使的三阶段颇有相通之处，体现着日本在向外界表述自身姓名时对汉文化吸收消化的不同做法，即完全照搬对吾，区分氏姓名但仍不知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姓字号这名称系统的关系，相时稔定的使用日本的氏对应中国的姓和个别汉化水平面者完全取用汉名。由此可见，李训墓志的“朝臣备”的题名或许也没有那么的突兀。王仲殊先生早就指出，吉备真备的日本姓名包括氏、姓、名三部分，全称原为“下道朝臣真备”，后因圣武天皇赐氏姓“吉备朝臣”，而称“吉符朝臣真备”,只说姓名，则是“朝臣其备”34。之所以称为“朝臣备”，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朝臣真备自己以“朝臣”为姓，以“备”作名，符合唐人惯以三字为名的做法。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记：“安禄山，营州杂种胡也。小名轧荤山.母，阿史撼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荤山神，应而生焉.其母以为神,遂命名'轧牵山'焉。开元初,禄山年十余岁,贞节与其兄孝节相携而至,遂与禄山及思顺并为兄弟。乃目姓安氏，名禄山'焉J35）进入唐朝后，如果叫“安轧荤山”,就很不地道,所以改作“安禄山",虽然''禄山”和“轧荤山”都是粟特语mxSan的音译，但三个字的名字，就很像普通的汉人/。另一种可能是临时省略了“真”字,因为唐人将名字里的一个字省略掉,是常见的做法。如敦煌文书P3899v唐开元十四年敦煌县征马社钱案卷中有一道悬泉府发给敦煌县的牌，第179行有“敦煌县：得折冲都尉药思庄等牒称”，后面第186行的署名就只写“折冲都尉庄”36/这种在著名的地方用简称方式,在文书中常见。李训慕志最后朝臣备题名的地方，虽然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写下一个“我”字，但习惯性地省略名字里的一个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JE如同今天欧美国家的汉学家有人会费心取一个比较中国化的名字样，千年前的吉备真备在自己留学的国度生活了十七年，而且大多时间是跟随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老和学习四门学，可以推测他的朋友圈应当是以国子监同学老和这样的唐朝文人雅士居多。这一点从他回国后在日本留卜的史料记录中也可以推知。如£续日本纪B记载了吉备真备返回日本后，敬献大皇F唐礼百卅卷，太衍历经3卷,4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卜二条，乐书要录上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用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只”37；扶桑略记同条也记录了此事,虽然具体条目有所出入：“唐礼3百卅卷，太衍历经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G乐书要录3十卷，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并种种书迹、要物等，不能具载”38,但吉备其备“凡所传学，三史五经、名刑算术、阴阳历道、天文漏刻、汉音书道、秘术杂占一十三道，夫所受业,涉穷众艺”,其博学多识，定然无误。因为他学习了汉音，所以在唐期间的沟通交流不用局限于笔谈，大大拓展了可以交流的自由度，也有利丁交流的深入，他对乐律、书道的精通，有利于他与文上拥有共同语言，培养长期的良好关系，至于进献物品中还有弓、筋，意味着吉备真备能文能武的可能性很高，应该说他很好的体现了当时唐朝鼎盛时期的气J贞和风韵，虽然无官无凭，但因为有才学而倍得开放包容的大唐士人的赏识，从而有机会师从多家，学艺精湛，在唐期间生活期间与精英阶层接触较多，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是以在临回国之际，以自己受到唐人赏识的书法技艺，为曾经关照自己的故友李训书丹墓志，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虽然没有更多的具体事迹可以佐证，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在长期的耳濡目染和勤奋刻苦之下，吉备其备的汉文化水准应该已经十分不俗，是以他能得到李训周围其他唐人的赏识，以一介无官无职的白身东夷之身，获得了为大唐鸿胪寺承书丹墓志的机会，同时这也从一个侧而反映了吉备真备在唐期间当是和周用的文人雅士们长期结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以想象的到，交往的过程中行用一个更唐风的名字，有利于体现他学识渊博的一面，或者换言之，这也可以看做以吉备真备、朝衡为代表的日本留学生们留学唐朝、努力吸收唐朝文化知识，谋求在唐期间融入唐朝生活的一种方式。三、吉备真备为6季训墓志书丹的原因那么回到荔志本身,为何李训墓志会由吉备真备书丹?吉备真备和李训的关系如何？王瑞来认为由善书的吉备或备来书写他长期学习所在地的鸿胪寺本处去世长官的墓志“也属至极当然"139,气贺泽保规也推测李训和吉备真备的关系或许是因为李训的职务在鸿胪寺的缘故|4（小这些观点确实是一种可能。不过笔者也有另外一种补充推论，即吉备苴备很可能是以李训友人的身份书丹的。理由有三：第点是李训、褚思光、吉备真备的共性、交集点及相互美系。李训任职鸿胪寺，“观古能文，不以耀世，故土友重之”：褚思光任职秘书省，开元七年曾文辞雅丽科及第41J：吉备或备无职无衔，身份是学习成绩优秀的日本留学生，涉穷众艺，善书能文。可见，三人的一大共同点就是很容易以文会友。若再联系墓志前后文来看，褚思光对李训“士友重之，而时人不测”和“以有道之时，当用人之代，骥足方骋，龙泉在割，岂不伟与”的这些表述，都隐约透露出r一种以文会友般的戌识与期许的11吻。第二点是李训的去世地点。学者早有研究，洛阳感德乡圣善寺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感德乡多胡人聚集42,圣善寺则在西安、洛阳各有一座，是中宗为武则大而设143,其中洛阳圣善寺的地理位置靠近胡人聚集地，又是文人里客经常出入的胜场，利于文化传播，后来的白居易与圣善寺关系最为密切44。李训在这样一个地点去世，首先说明他生前应该是暂住此地，也就是说他跟从玄宗从西安到洛阳后的办公地点设在了圣善寺，这样地点上距离感能乡胡人较近，处理事务也方便；其次在此有更多与文人墨客们交往交潦的机会,在秘书丞褚思光之外.也无形中促进了李训与吉备久备之间的私人情i宜。第三点是墓志文中后人亲族的缺席以及丧葬用时之短。考虑到墓志志文丝亳未曾提及李训的子嗣和夫人等亲属闻李训死讯哀伤、举丧等情况，也未曾提及他是否获得政府殓葬出资和帮助等身后的袁荣，故此或许可以大胆推断，李训的丧葬事宜应该并非是李训的家人所主持，这其中也包括邀请楮思光撰文和吉备礼备书丹。李训去世之时时年52岁，按照其夫人墓志所我卒于天宝八我、时年65岁来计算，李训去世之时其夫人当为50岁，古人早婚，正常来说，李训去世之时他夫人王氏墓志铭中所提及的：个儿子应该都己经成年了才对，这么来看，李训去世五天即匆匆下葬，且未提及家人，很可能是与当时的粮荒等社会背景有关，根本等不到李训家人前来主办丧事，而李训所担任的鸿胪寺丞本身官位不高，仅为从六品上，也并未达到能让国家派专员来主持丧事的级别，再加上玄宗带白宫从西安就食洛阳也刚抵达时间不长，龄荒尚未得解.阴历六月的洛阳天气炎热，尸身难以长时间保存：，而洛阳往返西安通知李训家属来举办丧事也很可能遇到了麻烦，同时粮荒也意味着留守西安的李训的家人们未必有能力及时赶赴洛阳举丧。墓志文中也说了是“权殡”，在这样类似逃荒行为的特殊社会情况之下，因为不是正式的埋葬，又非自己的后人主持殡殓，所以时间上极为匆忙，五天即己经入上为安。总之，结合墓志文中评价李训“土友重之，而时人不测”这样非常像出自“土友”之口的陈述，和墓志铭中侧重表述李训“观古能文”、“言而有章”的突出特点，以及李训去世的地点和埋葬的时间.第者认为最终李训的殡殓事务由他“观古能文”所结交到的“上友”代为操持的可能性更高。这也就能很好的解释为何是善文辞的秘书承褚思光撰文、善书的吉备真备书丹，因为他们平时志趣相投，拥有共同的交游朋友圈，所以在此李训遇难之时，他们共同为自己的文友尽上了最后一份心力。小结总的来说，虽然日本遣唐便在唐期间所用姓名的取名规则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定之规，但许多细节处还是可以喻其逐步变化发展的状况的。李训墓志“朝臣备”的出现，正是日本遣唐使们习用唐文化的进阶阶段，符合历史上遣唐使行用唐名的发展规律和进展程度。最为明显的例证是朝衡的改名情况。阿倍朝臣仲麻目和吉备朝臣真备是同期留学唐朝的留学生，他们的日本“姓”都是“朝臣”，他们在唐学习期间也都改了名字。阿倍仲麻吕改唐名经历了有史料可以作证的“朝臣仲满”到“朝臣衡”，再到“朝（晁）衡”的变化过程,循序渐进地更改方式逐步体现出日本入唐求学者们所存在的汉化程度日渐加深的实际情况和逐级进阶的唐文化习得过程。而与他同时入唐的吉备朝臣真备，在把日本名字“下道朝臣真吉备”、“下道朝臣真备”改成唐名“朝臣备”的过程中，虽然也有可能是没有取过其他过渡性的唐名，一步到位地取r“朝臣备”这个名字，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他和阿倍仲麻吕一样，或许也曾经使用过“朝用更备”之类过渡性的唐名，只是今天已经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总之，即使相比朝衡来说，吉备真备的改名在发展阶段上有所跳跃（也许也不如朝衡彻底，比如再继续改成只有两个字的名字），但无疑&李训东志署名中的“朝臣备”也同样是日本赴唐求学者们唐风化过程中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吉备爽备和李训不仅有公务上的隶属管理关系，也有喜文弄墨这一共同爱好方面的交往，所以在李训亡故之后，吉备真备为其墓志执笔书丹，让我们在日本国内已经不存他的书迹的今天，有幸窥其一斑，解他在唐朝求学期间的生活状况和交游轨迹。附参考资料：气贺泽保规：新发现李训要志与吉备立备中文译稿寄语去年（2020年）9月，我在日本东方书店刊发的小册了东方No.474上发表了与本文标题（编者按：本文原题新发现李训墓志与吉备真备（井久成墓志）之后的遣唐留学生史料）相同的短文，向日本国内介绍了前年（2019年）年末公布的6李训墓志（深圳望野博物馆藏的全文和对墓志理解的概要，并对其意义阐述了我本人的观点。当时，中国国内有李训黄志是慨品的学说，我在文章中提及了“鹰品说”主要的代表，北大教授辛德巾。我和辛先生是“老相识*1986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黄永年先去处访学半年，从事唐代史的研究。当时辛先生是史念海先牛的助手，于公于私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我直铭记于心。我印象中的辛先生是一位沉默而读虚的学究,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里被寄予厚望.后来我和辛先生没什么特别的交潦，不过我知道他的研究涉猎颇广，成为中国学界的权威。然而，他这样一位权威级的学者在李训墓志公布数天后，看来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考察就宣称“晚上稍浏览网上公布的情况,觉得此物出自底造的可能性极大”：后来又以£住1“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这样夸大的现目，大肆宣讲李训墓志耀品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听说辛先生主张的烦品说“之后，又再次对6李训墓志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但是无论从文面到字体都没仃发现任何能支持“鹰品说''的证据。另外，我还关注。1国学界墓志、石刻领域的一线学者给出了什么样的意见，我信搬的学者没有任何人支持辛先生的见解。辛先生以外的“摩品说”也没有出现。于是，我为了尽早地把自己再次考察后的结果公布到日本国内，在2020年4月份向6东方投稿，发表了这篇文章。本文受字数所限，接下来计划发表全面的学术论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最近得知这篇短文传到中国后，遭到r辛德勇教授的全面的批判（2021年I月9日在深圳道南书院的演讲）。我马上通过网络了解了他的批判，其内容主要是对自身新书的宣传、对我指出他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的反驳、自身在石刻领域中众多业绩的展示，另外最核心的内容则是用了大量篇幅、列举了大量的个人事例来宣讲我是如何的无能。我们平时在进行学术子论时，是不会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问题，对方的出身和履历的，我对此也没有任何兴趣。如果冷静地读了我文章应该能明白，我完全没有贬低时方，或者居高临下的傲幔的态度。反倒是辛先生仅仅眼就断定李训墓志为鹰品，并加上了“武松打虎''这样的标题进行修饰，进而包括其后的演讲在内并没有（没能）作出具体的论证。对于辛先生以上的种种表现，我个人感觉到了十分的傲慢和违和感。敏有李训墓志的里野博物馆就在辛先生这次发表演讲的深圳,我听说墓志就陈列在新落成的东莞松山里野博物馆.不知道辛先生是否去观察/实物？我在刚刚开馆后有机会参观了松山望野博物馆，其陈列品质量之高、陈列手法之精，胜过了很多公立博物馆。阎焰馆长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深得北京大学宿白先生真传，才能够办成如此高水平的民间博物馆。我对f可焰先生的人品、其对本国文化和文物的一腔热情深表敬意.地后，我发现辛谯!勇教授对本文的批判中存在曲解内容的问题。这是不公平（unfair）的。因此我将原文翻译成中文，交由E澎湃新闻转载。希望能有幸得到大家的理解。一、初见李训薨志去年（2019年）年末的12月250.当时尚未受到新冠病毒影响的北京某宾馆，召开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却十分热烈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3新书发布暨学术成果公告会“，主办单位是深圳的一家民间博物馆，即望野博物馆“该馆的阎焰馆长对入藏的新史料£李训墓志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探讨，并著书成文由文物出版社发行出版。本次会议旨在纪念新书出版，同时向中外学界公开新史料及其所承我的历史意义。关于李训墓志的具体内容，在下文中再做详细的介绍。其制作年代为唐玄宗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在墓志的文末赫然刻有“日本国朝臣俗书”，令人惊奇的保存了与“日本”相关的记载。这一内容一旦公布，必然会对唐代的日中交流史研究造成极大的影响，从而招受瞩目。主办方对此作了充分的准备，除通知了中国的媒体外，也对日本主流媒体的在京机构发出了邀请。当天，首先公布r国家文物局的文物鉴定结果后，阎焰馆长作了介绍，：位到场的专家依次发表了自己的港见。三位专家中的第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荣教授从唐代东西交流史的角度，指出李训墓志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宙要史料，对墓志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二位是陕西和范大学教授朝鲜古代史专家拜根兴。拜教授通过因6李训墓志A的发现而受到关注的王氏慈志（王氏为李训妻子，天宝九载（750年），西安碑林所藏），将话题扩展到了新罗佛教研究的相关问题。最后，我作为受邀的海外学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其实此前我曾经在获得了阎焰馆长的许可后对该墓志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观察，对其脑地、文字（书体）和文体都进行了确认.在此施础上给出了臼己意见：李训慕志确为唐代的文物，所以文中的“日本国朝臣借',应该就是当时入唐求学的吉备其备，其书体可能受到了唐初三大书家的褚遂良的影响注：书法笔体相关的问题得到了东野治之（奈乩大学名誉教授和桥本荣一（东京学艺大学准教授）的指点，在此特向两位表示感谢。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李训装志是日本古代史相关的一个全大发现。同时，这对于2018年发生了洪灾的吉备真备的家乡冈山县仓敷市真备町的居民来说可能也是种鼓舞，因此我尽全力地做了相关的介绍。二、李训墓志的全貌唐代的其志通常是由刻有墓忐文的志石和覆盖志文的盖石配套而成，被埋在博主身旁。£李训墓志也不例外，引起争论的墓志本体被放置在刻有“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箓书）的盖石的下方。不过这组墓志是从洛阳近郊（东郊？盗掘出土的，出十时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忐石的尺寸纵向长35厘米、横向长36厘米，接近正方形；其厚度为不足9师米，在同类墓志中相对较小。此前，2004年在西安（唐代的长安）发现了日本遣唐留学生G井真成墓志引起了很大轰动，想必很多人还记忆犹新。井真成慕志为边长39厘米的正方形，相比之下皆李训墓志还要更小一些。不过就志石上所刻的字数而言，相比井我成蓼志的171字，李训惑志3则刻有328字，近乎其二倍。附带说一下，这两方墓志同为开元二十二年所制。前者是二月，后者为六月，相距仅四个月，从定程度上这也对李训墓志中的相关人物是吉备真备的解锋提供JZ佐证.下来的内容对一般读者而言，可能相对专业性比较强.但为了更好地理解前文提及的日本国朝臣脩书',的记载在志文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可以参考添加了标点后的墓志全文。（每行开头的数字为行数，下线部分为专有名词）。（1）大唐故演喊寺丞李若墓£名并序公黜II,字恒。出自雁西，卷天下著姓。曾祖亮,随太（3）子洗焉，祖知卷右千牛，事（4）文皇帝。父元恭，大理少卿兼吏部侍郎。君少有巽（5）操，房而介立好学。所以6!古能文，不以曜世。故土（6）友重:之，而脖人不测也。弱冠以崩脚湎袖竦留肩，（7）未赴竦留，而吏部君亡。君至性自天，柴殿骨立。稽（8）非玉帛，情世苴麻。惟是哀心，感但行路。服1.1.糜左（9）率府绿事宅重、太子通事舍人、衡尉主簿'溺睡寺（IO）丞。以有道之畤,常用人之代，足方酬,釐泉在割.（II）岂不僚歉。而天与其才，不与其焉，梁在厦而始楮，（12）舟中流而避覆。呜呼子罕言命，盖知之矣。享年五（13）十有二.I明元廿二年六月廿日,以疾籍於河南坐（14）善寺之别院。即以其月廿五日，槛阳于洛陶感德（15）缔之原。夫施以耆名,以八行。乃勒石作谿云。（16）洪惟夫子,灼灼其芳.道足绕世,言而有堂.亦既来（17）仕，休烈光.如何不淑，弃代云亡.其引也盖弗也,（18）用长:乎山阂。（19）秘者承褚思光文日本阈朝臣脩杳这方墓志的制作背景为：墓主“鸿胪寺丞”李训在开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因病在河南（洛阳）的圣善寺的别院去逝，时年52岁。同月25日，权殡（临时埋葬于洛阳的感德乡某处（12-15行）。对墓主生平的记录大致如下：籍贯（陇西李氏，2行）、直系系谱（曾祖父李亮一祖父知顺一父元恭,2-4行）、李训的为人、履历、功绩（4-10行）。其中任官履历为“（辇脚）T陈阳县尉（从九品上。因为其父服丧而未就任）T左率府录事参军（从八品上）一太子通事含人（正七品下）T卫尉主簿（从七品上）T鸿胪寺丞（从六品上）“，如此逐级迂升。综上所述，李训墓志的书写方式与其他墓志并无太大差异。反倒是在如此方小型的墓志石上，完整的记录必要事项的文章功底和格调令人赞叹。不仅如此，嵬志、石碑中常见的避讳、空格（视）字、改行（平出）等问题也都严守规则。加之志文书写十分工整，书体为当时的正字。值得关注的是志文的最后一行，“志文是秘书承褚思光的文章，而负於书写的是日本国的朝臣脩''，两者名字都被记录了下来。三、“日本国朝臣脩书”与吉备真备中国的墓忐大致而言，志文的起草人（撰者）和书写人（书者）的名字，一般记录在墓志的最初或文末。像文采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