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八千年以来早期文化基因.docx

近百年以来，在几代考古学家的艰苦努力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让我们逐渐看清了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多支一体有中心的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成为夏商周王国以至我们现代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从距今八千多年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距今六千年左右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到距今五千多年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距今四千年以后早期中国文明走向成熟，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早期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过程，锤炼出了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1.早期中国及其文化战因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和气候有很大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南方和北方就分别发展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粟作农业，距今八千多年以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南稻北栗”两大农业体系基本形成。因此中国很早就形成r”以农为本”的基本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堪因。照体思维天人合一中国始终秉持种整体性、连续性的宇宙观，这可能是因为庞大的中国农业社会时大自然的特别敬畏，或者是中国人因农时之需对天文历法的格外重视.这种整体性的宇宙观，本身就包含了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距今八千年左右，在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较大的成年男性墓葬中，就陨葬骨规形器、骨律管（骨笛）等被认为可能用于观象授时的天文工具，中国天文学已初步产生.随葬装有石子的龟甲，龟甲上刻有字符，当与用龟占卜和八卦象数有关。龟背甲圆惘而股甲方平，或许“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已有雏形。在湖南洪江的高庙遗址，精美白陶上出现了最早的八角星纹图案，可能表达了八方九宫、“天例地方”的空间观念：还有太阳纹、风鸟纹、獴牙兽而匕龙纹以及天梯纹等图案，结合遗址“持架式梯状建筑的存在，展现出浓厚的通天、敬天的原始宗教气狙。在辽宁阜新查海及附近遗址，也发现了石头摆塑的长龙和狼牙兽面龙纹形象。大体同时期，在浙江义巧桥头、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了彩绘或刻划在陶器、骨器等上面的六个组的阴阳爻卦画、数字卦象符号，和周易、八卦符号很像，与贾湖的龟占数卜当有密切联系.距今七千年以后，八角星纹、般牙兽面纹图案在中国大部地区流行开来，表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及其敬天观念得以大范围扩展传承，比如五千多年前安徽含山凌家滩的,洛书玉版''和售粉玉鹰,在它们的中央部位都雕刻有八角星纹图案.另外，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跑今六多年的蚌塑“龙虎”墓，被认为将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滥觞期提前教千年。在辽宁凌源和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发现距今五千多年的由三重石圈构成的祭天悯丘”或“天坛”，外圈直径恰好是内圈直径的两倍，和£周髀算经里七衡图3所示的外、内衡比值完全相同,被认为是“迄今所见史前时期最先整的盖天宇宙论图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以及与此相关的观象授时、天文历法、象数龟占、阴阳八卦、通天敬天等，是一种将天地宇宙、人类万物统一起来的强调普遍联系的整体性宇宙观，是种动态而非静止的宇宙观，是种将原始宗教和数字理性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在后世则被归纳为“天人合一''思想.在这种宇宙观的支配下，我们的祖先对天地自然始终抱有敬畏之心，发展到周易道谯经所代表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时而为的世界观，阴阳瓦补、对立统一、变动不居的辫证思维，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奠定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石，引领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并产生r深远影响。祖先崇拜以人为本农业牛产需要一群人在一片土地上长期耕耘经营、繁衍生息，容易产生以共同祖先为纽带的延续性很强的血缘社会。早期中国作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农业文化区，形成祖先崇拜、以人为本的文化基因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中国史前墓葬强调“入土为安”，有专门墓地，上葬深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应该也是现实社会中十分重视亲情人伦的体现，最早在裴李岗文化中就有体现。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郑县水泉、舞阳贾湖等许多裴李岗文化遗址，居住区附近都有公共慕地，应该是同一群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结果，体现了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同族同宗之人生死相依的亲屈关系，将£周礼记载的,族葬'"'族坟墓'习俗提前到距今八千年前。同一墓地分区或者分群，排列整齐，应该是现实社会中存在家庭、家族、氏族等不同层级社会组织,以及长幼男女秩序的反映.随葬较多特殊物品的大墓多为成年男性，说明一些宗族领袖的地位已经比较突出。同一墓地能够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可见族人对远祖的栖息地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可能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土地上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裴李囱文化等的土葬、族外习俗，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具有唯一性，和西亚等地同时期常见居室葬、大葬、火葬，流行神祇偶像崇拜、追求灵魂净化的葬俗形成鲜明对照。装李岗时代形成的族葬、祖先崇拜和历史记忆传统，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遍及大江南北，比如山东泰安的大汶口墓地，从距今六千多年到距今四千多年，延续长达两千年之久，始终是分区分群，排列有序。族葬习俗和祖先崇拜传承至史商周三代以至于秦汉以后，就成为宗法制度、募葬制度的源头，成为中国历史上宗族社会的根本。因此，祖先的谱系在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占据核心位置，不管后来社会怎样重组，政权如何变化,这种基于祖先祟拜的''根文化''依然长久延续“装李岗时代的亲情人伦观念，发展到周代前后形成“仁M孝”观念，以及“民本“思想。由爱自己的家人，到国人，到人类，是为大仁；由敬养父母，到传承发展祖宗基业道统,是为大孝。周人仃强烈的天命观，武王伐纣的理由就被认为是纣王“自绝F大”，周人心中是否受大眷顾的前提，当为是否“修第”，是否得到民心或者遵从民意，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追求秩序稳定执中中国超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需要超长时间的定居，需要不断调节社会内部秩序以保持稳定，逐渐形成了追求秩序、稳定执中的文化基因。中国人追求稳定秩序的另一表现，就是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主体活动范围一直变化不大，基本没有大规模对外扩张的现象。“不为也，非不能也早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为稳定、连续性最强的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万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脉络连绵不断、民族主体前后相承，从未中断，陶器是一种简便实用而又容易破碎的器物，中国两万年前就发明了世界上最的陶器，后来则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大的陶器流行区，原因就在于早期中国的农业基础和槎定社会生活。距今五千多年以后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只是将羊、牛、小麦等家畜和农作物传播到中国，并未改变早期中国以稻作和契作农业为主体的基本生业格局，饲养的家格也主要是依托于农业经济的猪。距今四千多年欧亚草原以马拉故车为特征的布牧文化的扩张，对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等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其刺激下也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逐渐形成条畜牧文化带，但这条文化带的人群构成,文化因素主要源丁中国本土，从未因此动摇中国文化的根基.早期中国文化的稳定性、连续性特征，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中国最早的斧、饰、凿等石器，主要是建造房屋所用的木工工具，聚族而定居是史前中国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和林西白昔长汗等兴隆洼文化遗址，有外面围绕壕沟的村落，里面的房子排列整齐，中央一般有大房屋,这和同时期西亚等地比较随意的聚落布局有明显不同。在距今六千多年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文化遗址，也都发现了环城村落，比如姜寨环壕村落有五片房屋，每片房屋中都有大、中、小之分，大房屋可能是举行祭祀等公共活动的场所，几乎所有房子的门道都朝向中央广场，周边还有公共的制陶场所、公共葛地，看得出当时的社会向心凝聚、秩序井然。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巩义双槐树遗址，甚至有三重大型环壕，中央为大片高等级建筑区。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城址，是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城址，距今五T年以后则遍见黄河、长江流域各地，这些占城的建造，不仅是为了御敌或者防水，还有区分内外、强调“中心”、维护社会内部秩序的功能。如数百万平方米的良渚、陶寺、石鼻古城，都是以规模宏大的,宫城”为中心，小而规整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则有中轴大道的发现。中原地区的城址最为方正规矩，这既有平原地区地理特点的原因，也与其更加追求社会秩序有关。此外，从裴李岗文化以来，早期中国各地墓葬普遍排列整齐,在追求社会秩序方面和村落、城址的情况相通。距今八千年左右兴隆洼文化的房屋，基本都是中央有火塘的方形或者长方形房屋，有的火塘后面还有石雅神像，在追求建筑空间规整对称的同时，同样存在“中心”观念，这种观念也贯穿整个仰招文化、龙山文化时期。距今五千多年前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房屋，中部靠前有神圣大火烟，以四根对称的大柱子支掾。IIfH秦安大地湾遗址最大的建筑，则已初步形成前堂后室内外有别、东西两厢左右对称、左中右三门主次分明这些中国古典宗庙宫殿式建筑的基本特征。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前厅后常式宗庙宫殿建筑，陕西延安芦山如遗址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宗庙宫殿建筑群，布局也都是中轴对称、主次分明。夏商周时期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等遗址的宗庙宫殿建筑,更是规整庄严、秩序井然，尤其陕西岐山凤雅的“四合院”式西周宗庙建筑，堪称中国占典宗庙宫殿式建筑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西周统治者崇尚秩序、稳定执中的集中体现。早期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制度性体现，主要为具有自律属性的“礼、',而非外力强加的,法“器以献礼礼制的具体表现就是罂用制度、宫室制度、墓葬制度等.礼制的特点是柔性自律、朴实节制和刚性规矩、等级差别的结合，是“执中，或，中廊”之道。从考古来看，距今五千多年的河南显宝西坡墓地，大小慈葬等级分明，大墓规模宏大，随葬品很少且成对出现，既体现出墓主人的不同地位，也很节制，反映当时在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墓葬制度或拧礼制的萌芽。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星棺椁成套，随葬品有一定规制，已经有r初步的棺椁制度、器用制度，至西周时期则发展为成熟的精椁制度和用鼎制度。鼎是早期中国的第一礼涔，首先出现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距今五千多年在中东部各地已经初步形成以陶鼎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距今四千年以后的夏代晚期在二里头遗址出现铜鼎，在周代不同级别的混族京葬中，随葬鼎、籁等礼器的数量有明确规定。有容乃大和谐共存以农为本的早期中国文化祟尚秩序、与人为善、爱好和平，“为而不争但早期中国地理空间广大，自然环埴史杂，有若稻作和早作两大农业体系，每个体系内部的文化多种多样。要维持大范用长时间的稔定，必须互相交融、彼此包容,因此容易形成有容乃大、和谐共存的文化基因。距今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根据陶器形态等的不同，中国文化可以划分为五大文化区，后来各文化区不断互动交融，至距今八多年的时候己经减少到四大文化区，而且这些文化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彼此有了较多联系和共性，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距今六千年以后中国大部地区交融联系成一个超级的文化圈，正式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若“最初的中国这个超级文化圈里面的诸文化各有特色，却又具有共性、合成一体，并且以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为中心，就像一朵由花心和多重花箱组成的史前中国之花，一直盛开到受商周乃至秦汉以后。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就是各地区人民密切交往、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共存，是多支系体化的文化中国维持秩序、稳定发展、绵长延续的秘诀之一。早期中国各地区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的复杂化，自然避免不了冲突和战争。新石器时代至少有三个时期有过较大规模的战争，我现在笛锹、石钺、石矛等武器的增多，城垣、瓮城、马面、壕沟等防御设施的改进，以及乱葬坑的增多等方面“其中距今五千年和四年前后的战争，都与气候干冷有关，当时北方地区资源锐减，农业艰难，灾吉频繁，总体的趋势是北方人群南卜,，引发战争连锁反应，可结果非但没有造成早期中国的崩溃，反而迅速强化了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刺激了中国大部地区先后进入艰初文明和成熟文明社会。尤其在距今四T年前后的战争背景下，黄河中游先后出现陶寺、石相、二里头等数百万平方米的大都邑，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风格的玉器、仔铜器、陶器等，经整合和“中国化”之后，再次反馈影响到周边地区。比如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的玉牙璋以及爵、郢等礼罂，度北至西辽河流域，东、南到沿海，西达W吉和四川盆地.再比如欧亚草原主要用以打造兵器和工具的青铜，在更代晚期的中原地区则被铸造成缭征宗庙社稷和社会秩序的铜鼎，并在商周时期广见于各个地方中心。距今三千年左右长城沿线出现的以青桐兵器和工具为特征的畜牧文化，和中原等地的农业文化形成既对立又交融的关系，进一步锻嫁者早期中国坚韧不拔的品格，早期中国得以发展和成热。中国人深知“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文武之道的根本，在于保卫家园、延续基业、传承文明。勤劳坚毅自强不息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坚毅的人群，他们开垦、种植、管理田间、收割、打碾、加工粮食，饲养家亩家禽，做各种家庭手工业，除了节日祭祀、婚丧嫁娶，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一直辛苦劳作。早期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区、最多的农民，形成了勤劳坚毅和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中国的水稻栽培一万多年前出现r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九千年以后扩展到淮河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距今六千年以后已经向华南、台湾甚至更远的地方扩散，距今四千多年以后扩展到四川盆地。中国的黍栗栽培一万多年前出现于华北地区，距今八千多年以后扩散到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大部地区，距今五千多年西进干旱的河西走廊、西南踏上高耸的青藏高原，距今四T多年已经到达新力地区。史前农业在开拓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适应各种不同的地理、气候和土壤环境，需要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水源丰沛，但地势低平，洪涝灾害频发,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先民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规模建城筑坝，防水治水，劳动强度很大，更不用说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所需要的勤劳和耐心。黄土高原虽然上层深厚，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比较干旱，降雨主要集中在熨季，而且自然灾杏频繁，所以北方农民必须习惯于忍受干旱带来的生活艰辛，面朝黄土背朝天，抓住时机适时播种、及时收割。作为中华文明直根系的仰招文化，就是黄十高原的产儿，仰制文化跨越今天的八九个省份，前后延续两千多年，集中体现了史前华北先民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粘神。中国农业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勤劳坚毅、自强不息的奋斗史。附参考资料：从百年考古学看中华文明独特文化基因百年中国考古实践，尤其史前考古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在宏观上是持续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文明。在其起源、形成与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渐展现海纳百川、务实创新、多元体等特侦与风格，这些都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渊源和宝贵财.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胡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隼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r整整百年曲折而辉煌的历程，百年考古就“中华文明独特文化基因”这一亚大问题建构与实证了什么？回顾以往，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出发，可以形成-*初步认识。持续发展是中华文明的重耍特征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个包含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长期进程。就中原地区而言，综合百年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体在川今6000年左右庙底沟文化的相关聚落中开始出现社会分化与不平等，是该区域文明起源的开始，是各种文明要案起源并不断聚积的阶段.之后社会不断发展，历经庙底沟一期文化、龙山文化等阶段，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出现了明显的“国家形态”，进入了文明社会。如都邑性质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具有城址、等级墓地、铜器、礼器、宫殿及礼制建筑等齐备的文明要素。经过距今4000年以后新若文化时期的国家形态的早期发展，至更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文明中心地位形成。后经商周时期的巩固与进一步的迅速发展，华夏文明逐步走向辉煌。长江下游地区至少在距今60(X)年左右的核泽文化早期社会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乂现象，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的新发现就反映/这一点，该地区自此开始迈入文明化的进程。格泽文化之后该区域在经济、文化、政治结构方面不断发展，社会等级分化不断加剧，历经距今5300年开始的良渚文化早期，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中期始，系列重大考古发现都实证此时良洁社会已进入文明时期.良渚文化晚期,文化日渐衰弱，社会结构和权力趋右分散，该地域的良渚社会逐渐走向衰亡，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社会豆杂程度不高，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低谷。马桥文化之后，这一区域随着周人的南卜而逐渐被纳入中原地区文明和国家体发展的历程中。值得注意的是，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区也是在大体距今6(XX)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末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开始出现分层分化的现象，是该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维始时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后，进入了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其晚期时，聚落群至少形成了大、中、小三层的金字塔式布局结构：距今45(X)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的大量出现、聚落群的夏杂分化、山东泗水尹家城和临购西朱封遗址超大型装的发现等，表明社会等级分化严iR,社会组织和结构复杂，主者雏形出现,礼制初步形成，社会进入了国家形态，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社会形成。需要注意的是，整个海岱地区内的社会发展并不平衡，也未H1.现像良沾社会样绝对的文化与社会的中心区域“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时期文化急剧衰退，商周时期海岱地区逐渐为商周文明所辐射控制。红山文化在距今6700年左右出现于西辽河流域，延续发展到约距今5300年的晚期才开始出现社会分化：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其文化末期社会分层加剧，进入文明时期“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文明化进程是从即今60(X)多年的大溪文化中晚期开始的，而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该地区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尤其在距今4500年左右形成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和整个文化区的中心，然而在距今43(X)年左右的峰值期将要迈入文明社会门槛时却逐渐衰落了下来。之后中原文化逐渐南下，该区域进入更商文明直接影响的发展阶段。近些年，在晋陕高原地区发现了距今4200-380()年的陕西神木县石班城址。立加城址所代表的文化与社会也应该进入了文明阶段，但其前身文化发展还有待探索，而之后石海城址废弃，这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中断,一些文明遗产在与周边地区其他文化互动交流中被吸收利用.中华文明是一个经历了起源、形成以及连续发展的独特文明，有若较为明显的“文明化”的过程，虽然存在发杂多样、井单线的进化，甚至某些文明进程的“断裂”，但整体上仍是“螺旋式”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个别断裂的区域文明并非彻底消失，其中一些重要的文明因素多被其他区域文明吸收、曜合、改造，作为文明基因传承下来。海纳百川与务实创新是中华文明的虫要特质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深U原因是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在今天中国的地域范围内，史前时期每一个地理单元或地区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都有着各自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区域文化各有特色,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而且这些不同区域在各自文化或连续、或间隔、或中断的演进变化的同时,文化之间存在互动交流.时下某一考古学文化而言，文化互动的结果直接表现为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良渚文明以玉涔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显然与早于良渚同样玉器发达、宗教色彩浓厚的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旦相邻地区的二者之间明显存在若一兴一废,此外，良渚文化发现有数千里之外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也是学界的共识。中原地区这种兼收并蓄的特点更为明显，尤其到了距今45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文化间的融合与交流在中心或都邑性遗址中的表现达到次高峰，甚至形成波浪潮。晋南陶寺文化中更是同时存在西北H节地区的齐家文化,东北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长江下游的乩渚文化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门-龙山文化的我要因素。龙山时代的晋陵裔原石如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陶器、玉器、铜器、乐器、建筑技术等各方面存在互动交流已是不争的事实。石即遗址核心区皇城台最新发现的石雕图像对东北地区石雕传统的吸收十分明显，而一些石部的兽面与人面饰却又与远在江汉平除的后石家河文化多有相似者。至熨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汇聚融合四方先进文明因素再次达到一个顶峰，并且二里头礼制文明传播辐射到了周边以及更广阔区域，这一点已成常识，不再赞述.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与多元，使得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与传播中逐渐形成r较为开放,融合的文明特质。距今约5000年明确进入文明形态的良渚社会宗教色彩极或浓厚，墓葬中满目祭祀礼神的玉璧、玉琮及繁典史杂的神性蚊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红山文化晚期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庙、坛、冢结合的宗教特征及其聚落结构，包括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如玉人和各类动物形玉器以及非实用陶幽，虽然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蓼主的身份地位，但其主要作用当为沟通人与神的宗教法器或巫仪神器。招文化统一到对神的认同上，信仰与神性是统一的，这种社会可以迅速积累财宓与集中资源，实际上是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把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在虚无缥缈的神灵之上，长期来看十分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在距今4300多年,经历之前神性“务虚”的阵痛与冲击后,世俗的“务实”品质成为文化与社会的主流。这一点或许在更早些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经表现出来，最能反映文化与社会务实特质的是这时期的中原地区，尤其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中少见宗教性大型建筑，却舍得耗理力量修建城池，“筑城造郭”，用于防御外敌入侵。在陶寺遗址中期小城内考古发现了具有系统''现象授时”功用的大型夯土建筑，该建筑经过多年实测与研究,推测当时可以观冽2()个甲i所谓“观象授时”，授代工1.j物便密切相Z的.衣时”，主要用T指导当时的农耕种植，发展农业经济。而农业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支掠。显然，陶寺文化时期，重:视农业生产就是最大的“务实工陶寺社会集团的统治者们似乎在宗教祭祀方面的投入与经营相对较少，而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劳动领域，作风务实，并致力于礼制的建立，这就在客观上有利丁其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更为全要的是，这些史前区域文化对外来文明因索的吸收融合大多不是简单的纪制性效仿，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多有创新。良渚文化玉器爆具特色的神人兽而纹之外的鸟纹及变体鸟蚊应是源于大汶口文化,进入良渚社会后与神人兽面纹组合相融成一个整体“之后，进入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与社会扬弃式吸收外来先进文明因素，例如创造性使用范铸铜容器，成为辉煌的豆商周三代青铜铸造技术之始。日常用具也有经改造的情形，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更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而是创新出多璜联壁、组合头饰、组合腕饰等新的象征物以凝聚族群.中华文明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与务实创新的特质，这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深层原因。“多元体''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模式中华文明在其文明发展历程中坡杂多样，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古老文明，难以用任何一个已有文明模式来概括与比附，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最突出标志。他在论述国家兴起时指出了雅典形式、罗马形式和德意志形式等主要形式。就百年中国考古实际而言，这三种形式的任何一种都难以适合中华文明的内涵.目前己知进入了文明时期的陶寺社会既有“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也有“平民和贵族斗争”。而依据属于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考古材料，二里头社会显然既有内部阶级对立，乂有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还有明显的对外扩张,至少是此三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从中国考古材料出发，苏茶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把中华文明起源归结为裂变、撞击和熔合三种基本形式，这就是对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一种探索，而且似乎与恩格斯所言三种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近些年，李伯谦撰写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中华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两种模式”，以红山、良渚为代表的神权国家模式和夏商周军权王权国家模式。目前比较清晰的神权模式为良渚古国，王权模式有陶寺、二里头乃至商周王朝。文明呈现的模式与文明最终形成的内在原因密切相关。关于文明的形成内因，国外学术界曾有过冲突论、时合论、宗教管理论、贸易论等各种各样的理论.还涉及人口增加、农业强化、交换贸易、战小、环境、资源、技术等众多因素。中华文明的形成显然更杂得多，众多因素几乎是兼而有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严文明敏锐地意识到这点，提出了“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重搦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理论与思考源于实际材料。随着各个区域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常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中国各区域文明形成过程中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有“红山模式''和“良渚模式”,也有“陶寺模式”“石班模式”等。从中华文明长期发展轨迹和最终结果来看，这些“多元文明”最终走向了“一体”。需要强调的是，“多元”与“一体”是一个多元演进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就中原地区而言，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中国早期文化历史上的第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困合时期.龙山时代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潦与融合时期。龙山文化末期，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相继衰落或中断，共文明化的进程遭遇挫折，而中原地区的文明脱颖而出，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二里头文明开始向周用地区广泛粕射，周刚也区的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从原来以自己独立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共同发展，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开始初步形成，再经商周各地逐渐融入了以中原为主体的华史文明之中。所以，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体”，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总之，百年中国考古实践，尤其史前考古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在宏观上是持续发展螺旋式上升的文明。在其起源、形成与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渐展现海纳百川、务实创新、多元体等特痂与风格,这些都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渊源和宝贵财富.对于延绵5000年的中华文明而言，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创新、发展是高度文化自信的“基因无论是炎黄传说，还是尧、舜、国、熨、商、周之早期中国，文化基因从未中断，祖先认同绵延至今，就此而言，“古”是今人的，史”，“祖”是今人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