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东林书院志》编刻史考略.docx

摘要：在南宋初以迄清初之际的五百余年时间里，以杨时无锡讲学旧址为我体的东林书院，经历了创建、重建、拆毁与城建的命运，成为明末清初东林学人,累积性”地编撰刊刻£东林书院志的重要情愫。明末清初£东林书院志的编篡与出版经历r从“穷搜肃咨'到训货经理”的漫长过程，相继编撰出刘元珍、泮毂、高世泰和高廷珍等四稿东林书院志，东林学人的修志事业先后持续了一百余年。康熙初年“前明遗贤''严毁为了东林书院志B的撰修事业耗尽余牛.，所撰&东林书院志与高世泰续志最终“合体”成为雍正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的箱体。由于明末清初特殊的政治生态，不仅东林书院志的修志刊刻历史曲折漫长，参与修志的大部分东林学人之生平事迹亦散佚不详，这种,文化异象”在中国古代书籍出版活动中十分罕见，反映的当是传统社会时期地方士人保存、编撰与出版地方典籍之艰难历史的一个面相.关键词：东林书院志在中国传统书籍编撰与出版的历史中，东林书院志的编撰、刊刻和流传在中国古代书院志中最为笈杂曲折，相继经历了明清两代儿辈学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历时百余年的增辑修撰而编成四稿“最终有严毅编撰、高世泰辑补的康熙本，以及高廷珍等无锡地方精英合力撰修的雍正本，两种东林书院志梓印传世。虽然雍正年间编撰刊行的二十二卷本院志是£东林书院志中最为详备系统的一部，但是该书院志中仃关南宋以迄清初的内容实际上是辑录自康熙年间编撰刊行的两种东林书院志，基本保留r严教与高世泰两稿院志的内容，所增文字多是康熙八年以后东林书院与东林学人的“历史1学界对明末清初无锡士人编撰东林书院志的历史关注不多，对院志编撰过程、刊印流传和相关撰者情况尚未给予详实考察“1溯观历史，从北宋政和元年（I1.I1.年）杨时创建讲学精舍，到清朝康熙初年离世泰等人主持东林讲学，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东林书院先后经过了创建与荒废、再建与拆毁、友建的三次兴废历程，这种独特的“人文意续”也成为东林学人持续编撰东林书院志的重要因素。笔者拟从图书编撰与出版的视角切入，尝试全面梳理明末以及康熙、班正年间四版东林节院志从起意编撰到刊刻出版的历史过程，兼对四稿£东林书院志的编撰刊刻人员的生平事迹略作梳理，典望有助于人们较为清晰地理解明清搜杵之际传统士人在地方文献的保存、编撰和出版中所做的孜孜努力与卓越贡献。一、刘元珍与第一稿东林书院志B的编撰考诸文献，东林书院志的编撰最早始于明万历后期，当时离任退哙无锡且“居恒尝以子路自任，故为东林护道甚力',2的刘元珍，遵照顾宪成的嘱托尝试编繁了一稿g东林书院志，时人多称刘志为G东林志或6东林志稿实为东林书院志之第一稿（一般称为刘志高攀龙在刘志书稿前专门写了一篇£序,文末署“万历甲贡孟秋，高聚龙序”，3）刘元珍在序中亦自署时间“万历甲夷孟秋”，4所谓“万历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据此可以推知刘氏编撰东林志大约成书于此时。此外,严奇在所撰东林书院志序中称，“万历中，我邑先辈顾端文公泾阳先生属刘本施先生撰G东林志，而高忠宪公景逸先生为之序。时方属稿，未梓且谋始，则备未及兴废大都也1时人姚宗典在东林书院志序中称“属刘光禄伯先先生为之志，因未寿诸梓弗传网所谓刘本播2刘光禄伯先''指的都是刘元珍。此外，胡慎在雍正十年（1733年）刻本东林书院志序中饶有意味地指出，”先是曾有刘志，稿成而未及刊布“，7这些“序言”反映的当是明末刘元珍接受顾宪成嗯托后艰难编撰书院志的历史概况。根据以上诸家序言可知，由于明末阉党祸起和政局突变的影响，刘元珍的东林志因资料搜集困难而未能真正完成，而且已成稿本在明末动乱的政治环境中亦无法付梓刊行。因此，第一稿东林书院志的体例和内容已难以详览细考，只能在第二稿严毂本K东林书院志的“义例”和相关内容中窥见梗概。从文献出版和学术传承的视角来看，作为东林书院志编撰史上的第一个稿本，刘元珍4东林志稿本的、,未梓3弗传''的'遗憾却成为此后百年间东林土人持续编刻院志的学术渊源和精神动力.二、严与第二稿东林书院志B的编刻明亡清兴以后，在清政府重视文教的特殊政策影晌F,东林书院在旧址上得以笈建，东林讲学在“遗贤”高世泰的主持下渐次第举。虽然当时的严毅仅仅出身“前明诸生”而仕宦不显，但是凭借对易3春秋3等典籍的精研而受到当时东林学人的尊盘。严蚁不仅参与了东林书院的史建工作，还被高世泰等人推为东林讲学首席。当再得草庐创建和道南祠笈建之际，严毅相继接受高世泰的咂托撰写了序文。作为一名经历/明末清初社会变迁的地方土人，严毅长期参与东林书院的夏建和讲学活动，期间有感于刘元珍S东林志的“残缺”与“弗传”而留心搜集东林史料，进而有志于“接续”刘元珍的编志工作，圾终比较系统地编撰出了第二稿东林书院志.（一）严致生平事迹概述关于第二稿S东林拈院志的编撰者严教的生平与事迹问题，传世典籍所见有关资料十分残缺，零散而重更，仅有的几段传记资料文字不多且大同小异，其中雍正刻本6东林书院志中录仃龚廷历所撰严佩之先生传h8但也仅是寥寥二百五十八字，在东林先贤传记中篇幅实属最为偏少.考诸文献所教，严致字佩之，无锡人，别号生轩，乡荐以后仅“仕至安吉州知州”，|9宦途并不显扬。严毁生.年和年龄典籍缺载，邻钟泉引d锡山志称其“为名诸生，中岁落拓，无荣进意“，于是“窗迹湖山间，东林修复之后，时推讲席（10|传称严致“生笃学好占，手不释卷，凡经史百家靡不精究“，11学术以高攀龙为宗，晚年辑有高忠宪公年谱高子节要东林志3等书。严裁大概在康熙八年（1669年）春夏间，还在积极记录高世泰与子侄辈”捐银输粟，协修道南祠，不匝月臣工”12的事迹，而在康熙九年（1670年）前后高世泰等人积极谋划刊刻出版了附有高世泰增辑“续卷”的东林书院志讥据此或可推知康熙九年前后严较当已经去世，否则此年东林志“续梓”的任务不会由高世泰一人“仔肩”完成。此外，康熙十二年（1673年）东林学人“具呈邑令吴公“迎严鼓神主从祀于道前何，称之为“明严限之先生“，13间接表明严毅当卒于康熙八年与十二年之间。（二）严毂编撰院志概况在参与高世泰主持的东林书院诸多事务的过程中，严毅有感于东林书院“有院无志”，不硕年老力衰而倾心在刘元珍6东林原志3基础上“穷搜往牒，就用方闻”，又“因为解订原梧，附益成书志二卷，附4两东林辨暨£或问3,凡三卷”,”4）是为东林书院志第一稿（一般称为严志）。从编撰目的和志书内容来看，严毁书院志当是沿用了刘元珍东林志之称，如姚宗典在应严毅邀谙撰写的序即称g东林原志序讥从当时诸人序文中的“只言片语”来看，严志是在刘志的基础上删改和增补许多内容，故姚宗典在序文中称“今其乡后学严子做之，慨然为诠次本末，详列兴废事迹，并诸先於传记、立朝在野不朽诸文辞，粲然成大观聒“。1151严志与刘志之间这种相承、改删、增补的关系，在康熙刻本E东林书院志“凡例”中已经作较为清晰的交代，摘引概述如下：其一，刘志有E建置3而无沿革，严志则另为©沿革3一条；其二，刘志先贤传中白杨时至邵二泉八先生传，严志只字不敢增易”，而仅仅删去了“邵二泉先生传载刘理皎千金玉带一事“：其三,刘志G先贤传B人物“盖三百余年间止我七人"，而严志',则自万历中教暨崇祯朝三十余年间,增至十二人”;其四,刘志先货传中对杨时等人“俱称先生”,严志则据“史传本例”直称诸人名讳；其五，刘志中的“祠祀巨典”，严毂秉持“末学未敢轻议,谨仍刘本施先生草原文”：其六，严志补录“院规中识性一篇'.以示开宗明教之义：其七，在公移部分，严较考虑刘志所录,丑寅之际，抚按移文促毁,不无恶语相加”，故“今则尽删，务存雅道“：其八，“书籍祭器等，虽经毁灭”，严志“悉依原志3我明”；其九，刘志原无天象内容，严志则增入灾祥一条，用补原志所不备“：其十，刘志无轶事h严志则做邑志体例增加轶事:其十-刘志义输类“有佐工、佐伐、佐产等名”,严志增“附以佐梓”，籍以“志表章曩哲之功综括来看，严致书院志的“凡例”内容虽然简略，但是却一定程度地概述了刘志和严志的基本内容，以及严志与刘志的承继和续补的学术关系。从上述“凡例”中的差异来看，严志在较好地保存刘志书稿内容的同时，适当地增补/E沿革34先贤灾洋轶事等内容，使得第二稿东林书院志3较刘志的第一稿更为完备系统，故严毂自序云”于是东林之洋始灿以析”，而姚宗典亦称“灿然成大观焉”。（三）严毂院志价值与“遗憾”关于严致本£东林书院志的名称问题.当时诸家序言一般称严志为£东林志h后世学人多不作区别而统称为£东林书院忐。严毂本院志全稿只分为上卷、卜卷和附录两篇。院志前面录有严毂、姚宗典、高攀龙、刘元珍等所撰6东林志原序文四篇，序文后面附订“凡例”十三条。其上卷分为“沿革”“建置Z先贤'、'祀典2公移”等，下卷具分为“文翰'”院规灾祥"噢守”“义输”“轶事”等0附录号称“一卷”，实际上只收录了严效所撰6两东林辨和东林或间，两文。从书院志内容来看，严志所收资料虽未称丰常，但在相当程度上保存辑录了东林书院的原始文献，尤其是继承了刘元珍第稿东林志的内容和体例,为雍正时期大规模的撰修第四稿东林书院志奠定r坚实的文献基础,虽然严毂在刘元珍所撰6东林忐稿本必础上作了大量增补，但是严毂依然认为“东林始末，因搜辑尚未具备，即拟续梓“。17J然而不幸的是，严骰在东林志初稿编成不久即去世了，他不仅没能完成“续梓''的任务,所补撰的东林志亦未能及时刊印行世.“幸运''的是严致的“续梓”遗愿最终由其好友高世泰主持完成，而且高氏"续卷''成书的刻印本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严志的“全貌然而由于高世泰续梓”内容不多，在正式刊刻出版时仅仅作为严志的“续卷”附在严志稿后，故如E时期的胡慎遗憾地感叹道“继有严志，刊布而惜未详备“，18这种“遗恰''成为此后东林士人再次编撰院志的精神动力。三、高世泰与第三稿东林书院志的续梓高世泰(1604-1676年)是明末清初东林书院的实际主持人，离仕以后退居无锡主持东林书院学务三十余年，完成了东林书院历史上第三次恢宏和发展。在同一时代的严教不幸去世后，4东林书院志的“续梓”工作与刻印出版最终由当时的“东林泰斗”尚世泰负贡完成。（一）高世泰编刻院志缘起当严毅根补刘元珍东林志书稿之际，以兴史东林书院'为己任的高世泰正主持者东林书院的讲学会务“在严毅去世之后，面对严毂所撰“搜辑尚未具备“的东林志残稿和“续梓”遗愿，年近七十的高世泰毅然承担了所谓“续梓”任务。高世泰辑补了他史建东林书院以后三十余年间东林讲学事迹与新友唱和诗文，作为“续卷”接续在严志'附录'F东林或问文之后，当时多称之为&东林书院志“续志”，并请时任无锡县知县吴兴祚和师友华允谊为书志作序，被称为东林书院志第三稿。该志实际上是严志与高世泰“续志”的“合体”本书院志，最终于康熙九年（1070年）刊刻行世（称为康熙刻本），成为流传于后世的第种刊刻的C东林书院志,此稿院志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完善和保存r东林学院的历史资料与学术脉络。除了前述承续好友严毂的“续梓”遗愿外，高世泰极力增补严毂东林书院志的用意值得关注，这需要从严殁编撰“东林书院志3的目的说起。严毂东林志序3称刘元珍撰成东林志后，“时方属稿未梓，口谋始则备，未及兴废大都也”，严毂“既获睹沧桑陵谷之变，而又穷搜往牒，南诺方闻.丁是东林之详始灿以析，因为解订原槁，附益成书志二卷”19卜姚宗典在应严毂邀请撰写的东林志序中亦指出，顾宪成瞩咐刘元珍撰写东林书院志却“因未寿诸梓弗传”，堪称“今其乡后学严子佩之慨然诠次本末，详列兴废事迹，并诸先贤传记，立朝在野不朽诸文辞，灿然成大观焉”20J.从两人的序文中可以看出严毂瀛撰东林拈院志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完善刘元珍东林志稿,故而较少涉及顾宪成、高攀龙卒后晚近以来东林书院事迹。但是高世泰在',任满怛I籍.'后主持东林书院三十余年,相继复建了眼泽堂、燕居庙，并创建/再得草庐、田修J'道南祠，师友讲学唱和其中，形成继顾宪成、高攀龙之后东林书院历史上第三次复建和发展，于是为了纪念东林讲会豆举的盛况，世泰于严毁去世之后将晚近三十余年以来东林讲会和师友唱和文辞等增人严毁£东林书院志的附录中，在刻印时自谎地将之称为东林书院志,续卷，虽然在i世泰之前，刘元珍和严毅分别尝试编撰东林书院志3,但是“刘志稿成而未及刊布“，而“严忐刊布而惜未详备“，21以至于后来的东林士人认为东林书院保存的严志,意主简严，观者遂有精详不足之憾''，22这种院志残缺不备的窘况与当时书院纪兴的场兔不相致，而严志中亦未载及高世泰更建东林书院和重举讲会事迹，加之师友相交的严毂生前留有“续梓”的遗愿，这些情况当促使高世泰萌发了续补刊刻6东林朽院志的想法。（二）高世泰£续卷名称问题从“续卷”的内容所涉及的人事和诗文来看,将高世泰“续卷''称为6东林书院续志或可更能符合典籍编撰刊刻原则：其一，£续卷是针时向本院志而言，故康熙刻本将富世泰增补的“附录”称为“续卷”是可以的，但是就出版发行的规范而言则不便再言“续卷其二，中国历代书院志在影印收录康熙影印本东林书院志时在书的左侧署为6东林书院志续志瓦当是针对康熙刻本版心中的“续卷''而言，但是高世泰等人在附录中多称“续卷''为G东林书院志或东林续志瓦故东林书院志续志是今人说法，并不可取：其三，商吕生在钱肃涧东林纪事诗”和韵”中的自注中称，先学宪纂有£五朝三楚文献录、4紫阳通志、东林书院志、中庸家庭问答、止水年谱等编”,23吴兴祚应高世泰邀请为院志撰写的序亦£东林书院志序，显然这两处东林书院志3当指高世泰轿补的第三稿书院志。时人华允谊有e跋东林续志，而胡时忠在£喻玉泉先生墓立碑得碣记一文中亦云”时同人和文庄韵者，荆溪黄珍百，同邑吕诚之、严佩之、钱础日、严祖先辈得七人“学先已采入G东林续志中。诗皆先日成，未及获碣事|24|从中或可推知当时高世泰等人将刊刻在附录中的“续卷”称为东林续志h此处的“东林”显然是“东林书院''之概称。综上所述，将康熙刻本G东林书院志中高世泰辑补的”续卷”称为东林书院续志是合情合理的.虽然卷世泰补编的东林书院续志未分卷帙，但是主要内容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吴兴祚东林书院志序，华允谊东林续志序东林会约序6东林讲会规则3,高世泰文献说h尹衍东林志后序严致0再得草庐记上黄家舒欧林曾三公祠堂记上马其驯£来宏斋记等九篇序记。二是皇包公移文节一份.三是宋之普、薛实、秦林等人追和高世泰“再得草卢''等诗文的和诗,此外，和诗之后尚有一篇喻氏子孙祈求恩免喻玉泉至税的呈请疏与官方批复文书,版心亦属之续卷讥这些内容都载于康熙九年刻本的附录”中，当是高世泰亲自补编进去的。至于康熙五十二年影印本中增加的周蓼洲、璃做修、陆稼书、吴徽仲、汪默:庵、施虹玉、张菰川等七先生传，以及江南常州无锡县批复的东林祀典公文，则是世泰去世后子孙们于康熙五卜二年前后在全新影印£东林书院志时增入的。这些人和事属于高世泰主持东林书院时期，内容不多且难以独立析出成卷，原来即系在高世泰续卷之后，故当视为*东林书院续志的内容.（三）面世泰生卒年问题虽然东林书院续志是在高世泰主持东林书院后期着手编撰的，但是续志中未能明确言及高世泰编志的具体时间等，这需要从高世泰的卒年着手。高汇旃先生传称育世泰”丁东林复建之岁生"，|25考诸明清典籍可确知东林书院复建于“万历甲辰”，如此则i世泰应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传又称“先生其殁也，上距万历甲辰东林之建，前七十有三年云”26,据此推知高世泰终年七十三岁，当卒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考诸文献，高世泰较晚活动时间恰巧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这一年“高世恭、箕廷历、高芷生等具呈包令吴公”27迎孙北海配祀道南祠，从中或可推知高世泰在去世前主持完成了道南祠增加配祀人选问题。此外，历代名人生卒录称,高世泰，无锡人，年七十7V28,然而,、年七十八”与前考传记所云“七十石三”严重不符，其实是误取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八高汇旃先生事略中“高愈”卒岁信息.£事略文前记载高世泰事迹仅数语，然后接叙裔愈等人事略，据上下文君“卒年七卜有八，生平于取与之介最严"，|29说的应当是高愈。综上所述，高世泰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卒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享年七十一:岁。综合前文所考，康熙八年严毂“抱憾”去世，此后高世泰即开始准备G东林书院志的“续梓”工作，而“续补”内容不多则反映出“续梓”工作持续时间当不是很长，高世泰在较短的时间里难以搜集可资录用的资料，籍此可以推知第三稿4东林书院志的刊刻时间当在康熙九年（1070年）。综括而言，严致志稿主要载述自北宋杨时创建“东林书院”以迄明代高攀龙师友熨建东林达院之间将近五百年的历史，而高世泰续志主要是我入他宦归退居无锡乡里复建东林书院以后三十余年间的晚近历史。在这个意义上看，康熙刻木£东林书院志前后两部分志稿，在编撰目的和院志内容上并无严格的直接关系。四、第四稿东林书院志的编撰与刊刻结合前文考述，追溯清初东林书院志的编刻历史，最早从康熙八年（1669年）之前严毁在刘元珍东林志稿基础上辑补出第二稿6东林书院志讥次年高世泰续补刊刻出第三稿£东林书院志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高莒生等人再次增补影印，再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高廷珍等编刻出第四稿东林行院志h清初伊始东林学人的编志刻书活动持续了六卜余年，前后因承累积而编成较为完整的第四稿二十二卷木东林书院志讥（一）二十二卷本4东林书院志编刻缘起雍正年间，任兰技、刁承祖、张师载等人相继出宦江南，I咯拜道南祠之余纷纷嘱向东林，亚修辑补撰刻东林书院志的时机终于到来。雍正九年（1731年）张师我与刁承祖等人宦游无锡时曾“相与瞻拜祠卜"，高世泰之孙高限为之谭往事，念前徽，慨然重修书阮志工3（小次年刁承祖,奉简命观察三吴，振兴理学，加意东林，念旧志之未备，捐作重刊“，当时的金IK县令胡慎亦“留心斯道,共襄盛举“，31而刁承祖亦自称“慨然念东林旧志，简略残缺，宜增辑为正学光”32。高烧与高廷珍、高陛、许献等人“计诸君子道统源流，出处本末散在史册行,为之裁核位置.表扬论断，汇为书工33卜而此事“凡六阅月而书成，共二十有二卷“，初稿编成后胡慎又“反年考核，详加订正”34卜书院志编成以后，诸仕宦又纷纷捐赠俸禄作为刻书经费并从中协调、督促刻印相关工作，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院志得以刊刻印行，是第四稿£东林书院志（殷称为雍正刻本），此次编刻的院志也是东林书院历史上最后修成的部系统完备的专门书院史志.由于此版二十二卷本的东林书院志卷帙可观、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在雍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东林书院忐未再建修。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离乱的影响，雍正刻本东林书院志B流传渐少，至咸丰末年乃有“志板久佚，而印本流布，未乱以前二藏书家多有之”而后“笆中藏书皆为煨烬''的遗憾.当时“欲求印本，亦寥寥焉“，时人赵梁“幸五六年前，丁书律间购得全帙，适修邑志，尚有余赞，因与同人急谋制照，以永其传“。于是在光绪七年（1881年）人们才得以据赵氏所藏刻本翻印（一般称为光绪影印本）,然而“其原书残缺处，不敢脆补，悉仍其旧工39。光绪七年翻印出版的4东林书院志较雍正刻本略有增辑，遂成为后世通行的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h（二）二十二卷本东林拈院志编刻背景虽然雍正年间高氏族人起意重新编刻东林书院志,源于当时部分地方士宦与东林学人“留心斯道，共襄盛举''的学术追求，但是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B的编撰刻印，实际上与清初顺治、康熙等皇帝相继推行“崇文揖教”的历史背景有若紧密的关系。其一，清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代近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逐渐呈现繁盛景象，雍正皇帝更是'兴贤育才”，以至于“凡省会书院特谕督抚酌量举行，各赐常金若干，俾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以催国家核朴善莪之选”36,这应当是东林节院志得以编梁刻印的政治背景“其二，雍正年间一批仕途宏达的东林贤育相继宦游江南，诸如刁承祖、任兰枝、张师栽、胡慎等人，其中刁承祖,因公赴苏，道过锡城，肃谒祠宇，映先人在天之灵，慕异地相推之雅。流连久之，慨然念东林I口志简容残缺,宜增辑为正学光工37J,这当是东林学人编撰£东林书院志的缘起.书志编出后他们又捐资协助刻印，基本解决了刻印书志所需要的经费问题。此外，他们作为朝廷官员或地方长官，特别喝息用心于编撰东林书院志，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官方支持或认可的性质。因此，城正时期在国家“崇文重教''的政治生态下，又有地方仃员的殷切据咐和梓费的积极支持，编撰刊刻书志在当时已经是势在必举，所差者就是？找编撰忐书的合适人员。其三，雍正时期东林学人中依然以高氏家族为核心，虽然高世泰（1604-1676年）已经于康熙十五年去世，但是他的孙子高烧（字象郝和高推（字象姚等人此时正承担岩护持东林书院的重任，且与刁承祖、张师载等名宦肺友相交“时任江苏按察使刁承祖与张师载“相与映拜祠下”，表达出“念东林志乘残缺,欲增辑为正学光”38之志，东林书院的主持者高烧乘机“为之谭往骈，念前微，慨然重修书院志”39J.刁承祖、张师栽等人,唧以编黑诸事”委托给东林时任主事者高%当时高爆子侄辈中如高廷珍（字和呜）、高陛（字季元），以及I可乡名士许献（字乡三等人，都颇具才华学识，年轻且多无宦职在身，是以高惺“即命共任校展之役，而折典于许乡三先生”40。以上所析是雍正时期编撰刊刻E东林书院志的三个历史背景，可以说官方支持、经费有依、撰者倾力是促使雍正本£东林书院志得以有效编撰和顺利刊刻的核心条件.刁承祖等人在C东林书院志的编撰和刊刻中，各司其职，分别履行了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这一点在前引诸人的序言中已经说得十分清矮，卜文拟对雍正年间£东林书院志的编撰和刻书过程略作梳理，籍以揭示历史时期的地方社会中编书刻书之不易。（三）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编刻过程最早起意编修东林书院志3者当为刁承祖（1672-1739年），字步武，号醇庵，他亦是东林书院志得以编刻成书的最有力支持者。刁承祖是东林前贤刁包（16031669年，字蒙吉）的孙子，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进土，与东林学脉渊源极深，故在东林志序中白称“承祖童年授业，即熟识东林之有正学焉。先祖所钦崇,每于庭帏侍训时,心切景仰,奈路途修阳，隔越河山，有志而未逮，时厘于怀、丫41。雍正三年（1725年），刁承祖得以承乏金陵上邑”，于是“因公赴苏，道过锡城，用渴祠宇，胸先人在天之灵，翳异地相推之雅。流连久之，慨然念东林旧志简岩残缺，宜增辑为正学光”，但是"增辑”院志的愿望未能实现。直到雍正九年（1731年）冬十一月，刁承祖再次“奉简命观察三吴，海再瞻制下，重沐前辉”，42于是在张师栽等地方官员的支持下，喉托高世泰后人负责编修东林书院志,在育廷珍的主持下，当时“书院诸生丛生会语，厘订遗规，增入列传多篇,朗如星日,不数月成书,凡廿有二多”43）。书成于雍正卜年（1732年）四月前后，爱经六个多月的参订修改和经费筹措而最终拟于付梓，于是刁承祖在调离江南之际再次谋划指俸刻印，并于琉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付梓。正是在刁承祖的鼎力支持下，宦游江南的张师教以及无锡县令胡廷寄、金陵县令胡慎等官员亦颇为蜥意用心。当时的任兰枝赞舜刁承祖“奉他命观察三吴，振兴理学，加意东林，念旧志之未备，捐侔重刊''44,胡慎也甚称张师载等人“各捐伟助梓，以垂不朽工45。高廷珍对诸位贤宦嘱意指伟撰修刻印东林书院志记我最详，序文称“癸丑（雍正十一年，1733年）春，刁公晋秩像藩.临行捐廉停付初励氏。亚得仪封张大恭公共襄厥事，而胡公崇儒重道，捐贤经理，实鼎力始终之.46,“张大恭公”即张师我，''胡公"为胡廷寄。从前述编刻过程可知，第四稿书院志从最初起意整修到编撰成书再到刻印出版，前后历时两年有余，期间经由多人增辑、参订、鉴定而成。具体分工情况，高悌、高科负贲主修，许献、海廷珍、高陛三人负贵编纂，张师载、刁承祖等人负贡审定，胡廷琦、胡慎负货参订。经过六个多月编成书志稿本，乂经历了半年的审定和参订,最终于雍正十年（1733）十月初次梓印出版行世，期间还得益丁刁承祖,张师教、胡廷寄等官宦持续不断的“捐费经理:雍正年间编刻的第四稿东林书院志瓦传世版本有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初刻本（雍正刻本）和光绪七年1881年）据雍正十一年初刻本垂刻本（光绪影印本）两种。与前述康熙刻本和影印本相比，雍正刻本东林书院志潦传较广，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和日本昌平阪学问所等处都有较好藏本，国内上海图拈馆藏有雍正刻本、天津图书馆藏有光绪影印本。目前国内丛书所做的几种影印木，大多据光绪翻刻本影印，主要区别在于书前所署撰者名讳略有不同。其中，四库存目丛书影印的是雍正十年刻本，署为“消高廷珍等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图书馆所藏雍正刻本、中国历代书院志影印光绪重刻本，均署“清高建等税“。£中华古籍资源库录自天津图书馆所藏光绪牖刻本，署为,清胡廷琦撰“。此外.近年出版C无锡文库第二辑影印光绪翻刻本，署为“清高爆等主修，许献等编墓”，这种署名比较符合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的编撰情实。当然，雍正刻本东林书院志在署名上出现的这种差异，反映的正是彼时参与修嘱该部书院志的人员多而更杂的科况。五、结语洲观历史，在南宋初以迄清初之际的五百余年时间里，以杨时无锡讲学旧址为载体的东林书院，先后经历了创建、全史、拆毁与更建的命运，至康熙初年在国家重视文教的背景卜.获得了第三次发展，东林学术得以兴红。东林书院亦因宋明理学道脉所在的缘故，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颇具历史内涵与文化意薇的书院之一。这种曲折的历史内涵与独特的文化意蕴，成为明末清初东林学人“崇积性”地整理、编撰、刊刻东林达院志的应要情愫。从这种意义上看，东林书院志的编纂与成书过程，堪比东林书疏兴峻多舛的历史命运，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修志刻印的出版活动。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刘元珍接受顾宪成的嘱托编成第一种G东林志稿,到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付梓出版,院志的编刻先后经历了从“穷搜肃谄”到.捐贤经理',的漫长过程，相维编撰出四稿£东林书院志讥东林学人的修志刻书事业先后持续了百余年，其中康熙年间严致和而世泰等人的修志工作实际上起到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刘元珍在晚明动荡的时局下艰难地编撰出了第一稿东林志，却无法广泛搜集资料，所撰志稿留卜.了“残缺”的遗憾，这种“遗憾”成为严效、高世泰等东林后辈们“接续”编撰院志的精神动力。作为“前明遗贤”之的严毂,虽然仕途不显且以,布衣”自居，但是为“接续修缮”刘元珍的K东林志3稿工作，晚年凭籍一人之力以“穷搜肃电''的方式全力搜集东林书院相关的历史资料，最终为£东林书院志的编撰事业耗尽余生.°值得欣慰的是严毁独立编撰的第二稿东林书院志h不仅保留了刘元珍第稿书院志内容，也尽其最大努力补录了当时所能搜集的东林书院的文史资料，并进一步拟定完善J'6东林书院志的编撰体例.高世泰编撰续志时间较短，当无暇效仿严致“穷搜肃浴”的学术态度进行资料搜集。严骰本志稿与高世泰续志最终“合体”刊刻梓印，留存了东林书靛历史上第一种刻本书院志，这两稿书院志亦成为雍正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的雏体。从学术传承和典籍出版的视角来看，高世泰续补的第；.稿东林书院志3基本包括了刘元珍、严曼和高世泰三人搜辑的院志资料。康熙刻本院志的撰修时间跨越了明末清初的数十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刘元珍、严致和高世泰三人前仆后继''累枳”完成的书院志，但是这个刻本刊行后依然流传较少.于是在康熙五十二年前后，当时的东林后人中以高世泰家族为中心重新刊刻影印出版了第三稿£东林-E院志杆并在高世泰续卷之后又增补了周要洲等七人传记资料和一份呈复公文，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康熙五十二年影印本东林书院志讥此次影印补刻的主要原因，当是在康熙十五年离世泰卒后三十余年里，东林后人在道南祠祀活动中相继迎入了周蓼洲等七人“神主”作为道南祠配祀.由于此次刻志并未修改旧志，而且所增补内容不多，算不上一次规模”性的修志活动。但是东林后人此次重印和增补院志的行为，或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康熙刻本东林书院志并不满意，因而产生/重新续修东林书院志的意愿.只是在当时搜集资料、撰修志稿和刻印出版等活动，不仅需要官方的允许支持，还需要大量资金作为修志、刻志和出版诸项活动材用，这对当时的东林后人而言时机显然并不成熟，最好的方式就是重新影印康熙刻本院志时补刻些“重要”内容。到了雍正时期,刁承祖等部分东林后裔仕途逐渐显扬，与无锡地方土宦和东林学人之间建立了积极互动的良好关系，促成东林学人们再次决心盘修东林书院志讥于是在清初重视和发展文教事业的背景卜.，官方支持、梓仍有依、编者顺力，最终在雍正十年编刻出了体系完符、内容详实的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及事实上，第四稿S东林拈院志的有效编撰与顺利出版，完全得益于刁承祖的起意、督促和支持。刁氏的东林贤裔与地方名宦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第四稿M东林书院志编刻活动中最有力的学术督促、官方支持和经费捐助者。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刁承祖的学术意愿和全力支持，第四稿二十二卷本东林书院志可能难以编撰出版。综括而言，由于明末清初“王朝易代'的特殊政治生态，东林书院志的编修与刊刻，从最初刘元珍、严骰等人对资料的穷搜肃商，逐渐发展到刁承祖等土宦的“指赞经理”，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参与撰修东林书院志的大部分东林学人之生平事迹亦散佚不详，这种“文化异象”在中国古代出籍出版活动中十分罕见，反映的正是传统社会中地方士人保存、编刻、出版地方典籍的艰难历史。附参考资料：清代东林形象的塑造及其转变一一以东林书院志3为中心的考察摘要：清代记录东林书院历史的志书有两种，一为由严戮编、高世泰续编于康熙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一为高廷珍等编雍正年间刊刻之g东林书院志讥两部志书中的东林士人形象，经历了由学术、事功、气节并著，到理学传人的转变。不同的情境之下，志书编篡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模式.“严志”为驳斥东林祸国之说，塑造出东林上人“理学、事功、气节并著”的形象。“高志”编纂之时，处于紧张的文化氛围之中，其编纂者遂采用“道统”叙事模式书写东林历史，方面，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土人选择较为安全的叙述路径：另一方面，士人的自我规训，亦使得历史书写趋向仃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形象的转变正是这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关篌词：东林土人：£东林书院志：历史书写：士人心态明万历、天启间，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聚徒讲学于东林书院，激扬气节，牵连朝政，一时“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俺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门1375,东林书院与东林士人群体闻名朝野。记述东林事迹的文献，从明末至清初层出不穷。由撰述并身份不同所处时代背景各异,他们能下的东林举.现出不同的面貌。入消之后，无锡地方士人为记载东林历史，墓有两种志书：一为严毂编.高世泰续编之东林拈院志，刊于康熙初年(下文统称“严志”)；一为海廷珍、高陛、许献等人重修之东林书院志h刊于雍正十一年(1733)(卜文统称“高志”)。严毅、高廷珍等人同为东林后学，但他们笔下的东林形象，有不小的差异。自上世纪5060年代以后，西方人文科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在海登怀特(HavdcnWhi1.c),安克斯密特(FrankIinR1.Kh1.fAnkCrmit)等人的推动之卜.，史学研究中兴起了对文本形成过程、背后意图、权力内涵等的探讨。如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就将西方思想史研究中的焦力由经典文本转移到f文本形成的i音境，国内中古史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尝试通过深入解读关键史料，考察文本背后的深层历史问题，进而实现历史的重构。对经典文献(如正史)的深入解读固然有助于深化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的认识，普通文献透露出的土人创作文本时的观念、意图，在呈现历史细部方面则更具有意义。明末东林党争影响甚大，记载东林士人群体的E东林书院志是了解这一历史的重要史料，同为东林后学的严毅、高廷珍等人笔下的东林形象颇为不同，何以会有这些差异？这一变化反映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本文试图通过探尢东林后学箔卜东林形象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动闪，揭示影响东林历史书写的社会因素，进而深入理解东林的历史。一、理学、事功、气节并著：“严志”中的东林形象清代第一部记载东林书院历史的志书为严戮所编.严毂(1609-1671),字俎之，无蜴人，别号生轩，明末生员，受业于邹期桢、马世奇门下，与高世泰共同辑高忠宪公年谱高子节要等书.明亡后，“不总应新朝之泰运”2133,绝意科举，究心理学，著有易同东林书院志£生轩存稿B等。在严殁之前，无锡地方土人刘元珍(15711622)受顾宪成之清，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修成东林书院志二卷，但并未付梓。清顺治中，严毅在“刘志”基础之上，增订成书。顺治末，高攀龙之侄高世泰(Ia)41677)接续“泮志”，作6东林续志力康熙初年，无锡地方士人将严毂C东林拈院志与高世泰续志B合刻，此即现存最早的东林书院志h(一)“严志”的编廉背景任何一种文本，在其形成之初，都包含J'文本制造者的目的。而这一目的既无法脱高现实的社会情境，又与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关怀、诉求相联系。严毁编纂东林书院志讥从大的背景来看，与清初土人中弥漫的“东林祸国论”有关。“严志”成书的年代，正值清朝建立不久，明亡的现实对土人产生冲击，影响他们对此问题的思考。而这一时期，有关东林与明亡关系的讨论甚多.受允挣幸存录有E门户大略2门户杂志述明末党争。在论及东林时，他称“三党(东林、浙党、阉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东林之持论高，而尸筹边制寇，卒无实者"317.直指东林也应为亡国承担责任。黄宗羲在东林学案卷前序文中称：“今天下之言东林者，以其党祸与国运终始，小人既资为口实，以为亡国由于东林，称之为两党。”门1375由此亦可见当时士人对东林的态度。面对东林祸国论广布的情形，作为东林后学的严毅，奋力辩护，他所编纂的东林书院志瓦即以为东林辩白为主要目的。在志书的卷首，严毂作有序文，文中称：“(东林诸君子劳苦功多如是，而必欲坐以不睚之名，如韩非所谓人臣以争事而亡其国者，斯亦诬矣！朋党之故，欧阳氏言之甚辩，余亦不必为诸打子赘。今第穷源竞委，辑成一编，保天下知东林界，非犹I.陵太学、白马清流之类.盖其地为吴太伯故疆,而其学则由龟山以溯二程，由二程以溯文王、孔子，所为上不得无以政，下不得无以教者也。庶t唤之舌间此可拼，而邦之人或有闻风而兴起者，亦不愧生勾吴延陵之墟矣乎J415-17可知其编墓志书之目的在于回应明亡于东林之说，使天下知东林之学源自文王、孔子，东林诸人，亦非汉、唐党人亡国可比，驳斥明亡于东林之说。在序文中，严毂还进一步指出，东林诸人非但没有亡国之罪，实有功于学术,有功于朝廷，有功于名教：在学术上，东林学脉上承杨时，顾、高二人严分朱陆儒择，实有功于学术：在政治上,天启政局“籁东林多士争先赴难”,朝廷免于帧覆：在名教上，受高攀龙自沉完节影响，东林之士当两京沦陷之时，为国死节，砥砺世人，以此为东林辩白411-15,(")“严志”中的理学、事功、气节严毂编繁东林书院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驳斥明亡于东林之说,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