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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性基层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动力与实践机制摘要：基层党建是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基于对浙东N县党员联户制度的分析，本文探讨了内生性基层党建的形成动力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党员联户呈现出内容上的内生性和目标上的内生性两个特点。党员联户不只呈现形式上的联系，更与当地高密度的治理事务紧密关联，成为宣传政策、回应群众诉求和推动中心工作的有力抓手。党员联户制度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在于它对党员权责意识的激活和实践中对党员的软硬约束，通过制度、政治赋予的合法性重构了村庄公共性。基层党建创新不仅仅是软的形式化工作，关键是重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通过重塑党员的责任意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引领治理上的主体功能。关键词：基层党建；党员联户制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一'问题的提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1在当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基层党组织发挥着重要功能作用。基层党建创新不仅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还可以有效引领乡村治理。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农村基层党建创新也面临着新的场景和环境。如何发挥党建引领效能，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基层党建创新要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已有关于基层党建创新路径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一是从基层党组织内部建设的视角，重点从党组织的权力结构、党员队伍素质、干部管理等方面研究如何推动党建工作。2党组织教育和管理水平与党员队伍素质能力是影响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因素；提升党员思想境界和强化党组织凝聚力，是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转化的重要举措。3党员是基层党建的对象和主体，新时代农村党建要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提升农村党员队伍整体素养，4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强化村党组织党员干部观念意识层面的培育和学习，5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的政治领导力、组织覆盖力、发展推动力、群众凝聚力和自我革新力。6二是从强调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视角，研究如何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互联网+党建”是强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功能的重要形式，这一形式不仅创新了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方式，还可以打造集党务、政务、村务信息公开和网上办事、公共服务、农村电商于一体的智能治理云平台，7形成互联共享的“党建+治理”整合。8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也是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5通过构建多层次的治理网络、多种形式的议事平台、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机制可以畅通干群联系、密切党群关系。9基层党建不仅要增强基层党组织对各级行政力量的渗透和整合,还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对各级社会力量的吸纳。10可以引入各类社工组织、吸纳民间组织，发挥它们在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参与等方面的功能，从而构建“大党建+基层治理”的新格局。11三是从党建嵌入基层治理的视角，探讨多种形态的“大党建二强调党建嵌入基层治理，就是要在基层党建中“打破内循环”“开门抓党建“，12推动基层党建由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为主的“小党建”拓展至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为主的“大党建”。13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可以使党建嵌入基层治理成为一种“超行政治理”模式。党建嵌入基层治理的载体有多种形态，党组织嵌入网格化管理能够重塑基层党组织网络，14“党建+村民理事会”的方式能够调动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使得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15以上三种视角从不同角度对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为本文的论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研究启发。但这三种视角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基层党组织内部建设的视角把重点放在了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上，呈现出较强的内向性特征。3强调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视角把重点放在通过制度、技术创新提升服务群众能力上，但基层党建不仅仅是服务群众，更要组织动员群众，建立起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双向权责关系。党建嵌入基层治理的视角是基于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连接，强调基层党建的最合适载体就是基层治理事务。已有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认为基层党建创新的压力来自党建主体的老龄化、外流、空虚化，党建内容的形式化以及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带头人的素质参差不齐，党的建设质量不高，11以及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治理领导能力的弱化。16对基层党建引领治理创新的研究大都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但这只是基层党建的基础，这种建设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治理效能提升。二是当前进行的基层党建创新大都是外部制度供给，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党建嵌入基层治理等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要求。这种外部输入式的党建创新容易服从于打造亮点的逻辑，创新过程就走向了形式化。鉴于此，本文借助浙东农村的党员联户制度创新探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和实践效果，在此基础上分析党员联户制度激活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本文的问题意识与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近年来在浙江省东部N县G镇的田野调查。笔者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质性研究方法，对N县组织部干部和工作人员、乡镇干部与行政村村两委干部和党员、普通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G镇地处N县东北部，三面环水，辖2个社区、8个行政村，常住人口为14343人。二'内生性基层党建的实践与功能当前基层党建成为自上而下推动的重点工作，党建引领治理成为很多地方的创新经验。浙江N县农村在党建方面和全国其他地方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其核心就是基层党组织涣散，难以发挥积极治理功能。再加之村庄社会长期存在派性矛盾，使得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低下、党员公共意识薄弱。在G镇，村民对党员形象的评价很低，主要是因为一些党员参与到村庄派性斗争中。17党员派性化使其成为村庄政治中的分裂力量，在利益攫取上也与村干部结成了分利同盟。G镇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家族党”现象，即一个家族中与村干部或派性骨干有关系的人很多都成为党员，他们容易成为派性的支持者。派性结构中的党员不仅能够成为派性的骨干和核心，还能进入分利秩序。18其余党员有一部分成为派性的反对派，大部分则成为沉默派。所以，在村庄政治结构中，大部分党员都处于边缘化或依附性的位置，他们虽然也会关心村庄政治，但无力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相对于其他地方进行的党建引领治理创新，本地的党员联户制度更多是为了回应内生性的治理和发展诉求，推动解决派性结构导致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低下问题和党员吸纳问题，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一）党员联户制度的设置N县在2019年出台了关于健全“党员联户”机制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施意见，意在加强党建引领全科网格建设,构建党员密切联系群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G镇在文件出台之前就已开始推行一系列基层党组织建设活动，包括推行党员联户制度、加强对党组织的控制力等，以此来达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目标。党员联户制度要求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就近、就亲”原则固定联系一般农户，从而为村民提供服务、解决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一制度渠道传达自上而下的政策以及推动项目落地。在G镇Y村，每个自然村都根据本村党员人数和村民数量进行了匹配划分,基本上一个党员要联系13户，这13户村民一般都与该党员有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所以联系起来比较方便，做思想工作也更容易做通。对于那些上访户、难以做工作的联系户，一般都由村两委干部联系。党员联户制度要求每个党员都要熟悉联系户的具体情况，能够将联系户的诉求传达上来，并能够在项目落地时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党员联户制度包括对应的上墙挂牌制度，即在每户家庭门口挂上联户党员和联系户信息，包括联户党员姓名和联系户姓名。除此之外，还有联户党员和联系户之间的互评机制。联户党员要对联系户在环境卫生、上访、尊老爱幼等方面为该户家庭点赞，总共设有五个点赞项目。联户党员为联系户点赞越多，说明联系户在各个层面的工作做得越好。同时，也有联系户对联户党员的评价机制，主要是由联系户为联户党员贴红旗。如果联户村民对联户党员的工作满意，就可以多贴几面红旗。通过展板上直观可见的相互评价，可以调动联户党员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也可以促使联系户村民在环境卫生、遵纪守法等方面做得更好。（二）党员联户制度的功能与性质党员联户要求把联户党员和联系户的姓名贴到门前，同时还要呈现联户党员和联系户的互评得分情况，这样就可以把党员和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表现直观地显示出来，让全体村民可见、可评价。实行党员联户制度不是走过场，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发挥党员在基层治理事务上的优势和积极性。党员联户制度明确了每名党员联户的职责任务，他们被赋予了政策法规宣传员、中心工作示范员、社情民意收集员、美丽乡村守护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群众工作监督员等公共身份，这成为党员联户制度具体运行的抓手。1 .党员联户成为宣传政府政策的有效途径当前政府政策的宣传工具和方式越来越多，数字化水平也不断提高。然而政府政策并不是冰冷的文字，其内涵非常复杂丰富，更适合面对面的宣传解释，这样才能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通过党员联户进行政府政策宣传具有以下优势：一方面，党员联户实现了面对面的政策传达。联户党员本身就嵌入在村庄生产生活中，他们可以借助生产生活中的空闲时间向联户村民宣传、阐释上级政府政策，同时亦可当面作出解释、回应，打消村民的疑惑，并且党员基于其公共身份参与解释更能得到村民的认可。另一方面，通过党员联户进行政策宣传是一个转换机制，即联户党员能够把上级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通过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进行传达。这使党员不仅能够较好地掌握政府政策，也能更好地在与群众的交流互动中作出更精准的宣传、解释，从而更能获得群众的认可。2 .党员联户成为推动政府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与中西部农村主要通过对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的贯彻来进行基层治理不同，浙江农村运用自身财政资源开展了大搬快聚、洁净乡村、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中心工作。开展这些工作就要与群众发生密切互动，有时难免会产生利益矛盾，这就需要基层政府有效地做好政策推进、化解矛盾的工作。实施党员联户制度成为政府推动中心工作落地的重要方式。联户党员一方面可以以身作则带头执行政策，为其他村民作出示范，另一方面可以依靠自身非正式的身份做通群众工作。G镇Y村在近几年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就充分发挥出党员联户制度的优势。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涉及垃圾清理、违建拆除。Y村从建村以来都没有拆过违建，大街两边长期以来都是垃圾桶，村民对于拆除违建和卫生清理很不理解。当有村民不愿意拆除违建时，联户党员就会向联系户作出解释。3 .党员联户成为收集和回应村民诉求的重要渠道党员联户制度要求每个党员都要联系若干户村民，借助与村民的地缘、血缘关系及时掌握群众的各种情况，包括家庭困难、家庭矛盾以及对政策的反应等。联户党员依靠在地化优势可以及时获取村庄各种信息，解决当前基层政府和村民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成为政府与村民之间的连接点。比如，联户党员可以在村民申请困难户、低保户和医疗救助等事务上发挥支持作用。当有困难家庭想申请低保、医疗救助等政府补助时，要首先经由联户党员签字确认。只有在联户党员签字证明其家庭确实困难后,申请人才能继续到村两委和乡镇政府进行申请。联户党员签字后,联村干部还要下村调查，如果发现不符合实际情况就要对联户党员进行批评。也就是说，联户党员在村民申请低保、医疗救助等福利时发挥了第一道关口的作用。另外，联户党员还要解决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细小琐碎的事情，如路灯破损、被狗咬伤等。联系户要先找联户党员反映情况，由此实现了党员与群众的亲密互动。鉴于以上功能的发挥，党员联户制度就表现出与其他地方的党建创新的不同。虽然很多地方都在探索实施党员联户制度，但浙东农村的党员联户制度在内容和目标上都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特点。一方面，党员联户在内容上具有内生性。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制度要求的党建创新，N县农村的党员联户不只是形式上的密切联系，更是与当地高密度的治理事务紧密关联起来的。在浙东农村，基层治理事务繁多，而且五水共治、三改一拆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一户多宅拆除、人居环境整治中拆除附属房等工作的开展，都容易产生涉及村民利益的冲突。这就决定了党员联户有了具体的抓手，而不只是形式上的服务群众和联系群众。另一方面，党员联户在目标上具有内生性。实行党员联户既是宣传政策、回应群众诉求和推动中心工作的需要，也是解决党员被当地派性结构吸纳问题的现实需求。浙江农村“富人治村”特点明显，19村庄中的经济精英往往主导村庄权力结构。与此相伴的是派性发达，村庄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精英被不同派性结构所吸纳。党员则同样被吸纳到派性中，被村庄社会的利益集体所羁绊，村庄公共意识缺失，干群矛盾频发。在这种背景下，党员联户就有了现实意义。它能够激活党员的政治意识和公共意识，从而有效解决党员被派性吸纳的问题，由此成为修复干群关系、回应村民诉求的重要途径。三、内生性基层党建的动力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基层党建创新工作，源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考核要求，在落实落地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形式化的现象。而N县农村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却是以改善基层治理、改善干群关系为出发点，也就是说加强基层党建源自于当地政府内生性的强烈诉求。（一）强自治带来弱治理困境在浙东农村，村庄派性结构使得派性选举和竞争比较普遍。在派性竞争激烈的村庄，政治被少数精英村民所主导，大部分村民被吸纳进派系斗争中。这也使得村庄政治能够向大部分村民开放，因为参与选举有利益，所以每个村民也都重视自己手上的选票。因此，派性竞争使得村民的民主选举意识被激活，通过派性竞争选举上台的村干部也就有了合法性身份。由此，也就出现了村庄的强自治现状，乡镇政府只能是选举秩序的维持者、选举候选人资格的审查者，很难主导选举程序和选举结果。当前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村民参政、选举意识都不是很强，很多村民认为选谁都一样，“投不投票、投谁都无所谓”，最后选出来的村干部基本也在乡镇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而在派性竞争激烈的地方，因为派性精英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派系宗族基础，在选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贿选拉票的现象，而乡镇政府对此难以控制和把握。因此，这种派性结构就决定了选举出的村干部成为村民自治的推动者和践行者。但实际情况却是强自治没有带来强治理，反而带来弱治理。强自治下的弱治理是指村民能够参与到村庄选举和村庄政治中去，能够按照民意选出村级组织的代理人，但选举产生的村干部并不能发挥积极治理的作用，或者没有能力进行有效治理。这是因为村干部在派性结构中只是派系的代表，在村庄权力结构中还有对立派系的存在。所以，无论上台的村干部是否有公心为村民做事情，如争取项目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他们都会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遇到对立派的反对。而且这种反对是对人不对事的，即不管村干部在村庄中做何种涉及公共事务的事情，都会遇到对立派的反对和阻拦，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村干部处理公共事务的难度。然而，向上级政府争取的项目必须落地，村干部就只能依靠强力压制对立派的反对，强行将项目落地，这样就更加激化了干群矛盾。另一方面，派性村干部进入村庄权力结构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参与公共治理，而是谋利。因为参与选举要花费很大成本，当选的人就要在任期内把选举投入收回来。所以，大部分派性村干部都会将重点放在村庄项目工程建设中的分利和处置村集体公共资源上面，以此获得更多的私人好处。但这必然会造成对集体利益的侵占，而反对派精英和村民又时刻关注村干部的一举一动,一旦出现村干部贪占集体利益的行为，就会引发对立派的上访行为。因此，在这种派性结构下产生的村干部，不管是出于主观上的努力还是客观上的谋利，不仅难以真正解决村庄中的公共事务和村民反映的各种诉求，而且还会导致出现小事到镇、大事出镇的不稳定状态。派性村干部消极治理甚至私人化治理，20会使村庄社会中合理或不合理的诉求都无法得到解决，问题就只能上交到乡镇政府或更高层级政府。在G镇，村民之前遇到的水渠堵塞、项目施工占地占树等问题，往往很快转化为派性矛盾，村民通常会将问题缘由指向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所以，基层出现的大量细小琐碎的矛盾都堆积到乡镇政府，村干部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解决，这就造成了村庄治理的缺失和公共性的丧失。针对这一治理现状，推行党员联户制度就是要通过激活党员的公共性重构基层治理。（二）代理人失控导致治理难题村干部在基层社会中既是政府的代理人又是村民的当家人,但农村派性结构的存在使村干部丧失当家人的身份，村干部成为派系的代表，而无法有效维护村庄整体利益。在代理人角色上,地方政府只有建立起与村干部的制度化关联才能实现委托代理人执行的目标，如让兼业村干部从村庄集体获得可观收益、乡镇政府与村干部结成权利共同体等。在浙东农村，一方面，因为一些村干部是通过派性选举上台的，乡镇政府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制约。另一方面，乡镇还要依靠村干部完成很多政府任务，需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所以会与村干部达成权利共同体，以让渡权益空间的方式换取村干部有效执行政府政策的行为。也就是说，乡镇政府对村干部获取灰色利益的行为展现出一定的包容度，允许他们谋取适当的私利，以此来换取村干部配合乡镇在项目落地过程中完成应对钉子户、难缠户等工作，如完成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涉及村民利益调整的事务。但是这种乡村权利共同体的存在也会导致出现代理人失控的难题。村干部虽然从乡镇政府那里获取了一定利益空间和机会，但他们依靠村民选举制度的保护，也有可能不听从乡镇政府的任务安排。（三）基层治理转型的现实需求在当前资源下乡背景下，大量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进入农村,农村基础设施、公共事务等都得到了较大改善，这改变了之前以村庄为主体的发展境况。之前地方政府资源紧缺，无力顾及每个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需求，所以很多村干部就会将注意力放在本村有限的土地资源上，而又由于土地管理制度宽松，就出现了大量村干部以权谋利的现象，进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现在大量资源下乡，不再需要通过利用村庄集体资源谋取发展，需要村干部做的是协调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将公共项目顺利落地,并且不引发社会不稳定问题。这就是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向，村干部要为村民服务，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诉求。但在浙东农村，当前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却难以与基层治理转型的需求相匹配，因为村干部本来就是兼业型的，给他们支付的劳务补贴也很少。G镇Y村主职村干部的年收入只有两三万元，他们没有动力去处理一些与村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治理事务。另外，因为上述乡村权利共同体消失，加上N县2014年出台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2018年升级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以下简称“36条”），从程序、规范和制度等层面制约村干部的违规行为，村干部获取灰色利益的空间被压缩乃至消除。如36条规定村委会的任何开支都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签字确认，项目工程也要公开招投标，而且一些开支项目还要有联村干部的签字，这都使得村干部谋取私人利益的空间变小，他们也就没有动力参与村庄公共治理，而只是维持现状。对于乡镇政府来说，基层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最好能化解在基层，而党组织就成为很好的抓手。通过党员联户制度动员党员参与到村民日常生活的诉求反馈和解决当中，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快速回应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小矛盾不断发酵甚至扩散。另外，内生性基层党建也重新确立了村干部的权责义务。村干部既然已经当选，就要为村民搞服务、办事情。如果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就可以通过停职、违纪处分等手段对村干部进行处理。在此之前，村干部因为是村民公开选举出来的，如果不听从乡镇政府管理，很难对其进行处理，因为当选的村干部受到村民选举法的保护。但现在村干部如果违纪、不服从领导，乡镇政府就可以对其进行停职教育，对村干部就会更有约制力。四'党员联户制度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推行党员联户制度的目的是发挥党员积极分子的作用，通过制度、政治赋予的合法性重构公共性。在这一制度设置下，党员积极分子被激活与动员起来。自上而下的制度设置，强化了对党员的监督、约束和动员，党员的政治性和公共性被激活。这就从制度上改变了之前党员公共性身份不强和功能弱化的现象。在之前的基层治理结构中，获得党员身份的功利性很强。不管是村干部发展的党员还是主动入党的村民，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进入村庄权力结构中，以图从分利秩序中分得一杯羹。一般来说，只有那些与村干部私交好且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才能成为党员。党员成为一个特殊群体，在选举、利益分配上与村干部结成同盟，村民对党员的评价就会变低。由于党员不能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甚至与派性精英一起占取村庄公共利益，依靠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实行积极治理就不可能实现。党员联户制度将党员的公共身份重新激活，在制度上明确了党员的权利和责任。党员不仅有选举权，更有责任和义务。党员联户制度要求每个联户党员都要加强与村民的日常性关联，了解村民特别是困难户的需求，进行信息收集和反馈，由此党员就成为政府在基层的代表。党员联户制度还可以将自上而下的责任落实下去，发挥党员半正式身份的作用。党员在做少数村民的思想工作时，可以依靠人情关系等非正式手段实现有效沟通。乡村干部虽然也可以动用非正式手段，但他们并不具备联户党员所具有的党员和群众的双重身份优势。因此，党员联户制度使得基层治理有了更可靠的抓手和载体，既能使村民的分散化、细碎化诉求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和解决，也能通过党员代表密切政府与村民的制度化关联。（一）党员联户制度实现了对村庄公共规则的重构内生性基层党建的重点并不在于开展各种形式的创新创建工作，其核心在于重构村干部、党员等村庄积极分子与村民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包括通过党员联户制度建立起来的党员与联系户之间的制度性关联，也有通过36条规约村干部的行为建立起来的干群之间规范化和可信任关联，还有通过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和权力清单监督建立起来的干群之间在公共事务上的紧密利益关联。这种制度、信任和利益关联本质上要求村干部和党员及时回应村民的合理诉求，解决村民对公共品供给的需要，还要积极解决项目落地中的钉子户难题，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而要重构基层组织与村民之间的关联，就要在村庄范围内建立起公共规则和秩序。因为浙东农村在之前很长时间内受到派性结构的冲击，公共性很难内生出来，这就要通过制度和规章设置重塑基层干部的权利责任意识和职能范畴。小微权力清单是内生性基层党建的重要制度设置。36条规定了村干部权力运行的详细清单和规范程序，相当于捆住了村干部乱吃乱拿集体资源的手脚。而在此之前，地方政府并没有这种有效的监督手段，乡镇政府也默认村干部和一些党员存在贪占集体利益的行为。但因为村主任是村民选举出来的，有些村干部也不是党员，就没有办法采取合适的规章制度对其作出处罚。另外，乡镇政府为了完成工作也要发挥村干部作用，所以不会对村干部要求过高。这就导致派性村干部处于不被监督的状态。36条则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化监督手段，不仅明确了村干部的权力范围，还明确了党员和村民代表所能行使的权利。如36条规定了五议决策法，即村干部要想做某件事情或者推动某个项目工程，必须通过全体党员大会的审议，审议通过后再交由村民代表大会决议，而且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签字才能实施。由此，36条成为制约村干部权力并使村干部能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化约束。（二）党员联户制度实践中对党员的硬约束和软约束重构党员责任不仅需要激活其公共性，更需要一定的制度约束，比如整改支部制度。整改支部制度就是将那些不服从党组织领导、不发挥联系群众作用的党员的组织关系迁到整改支部。整改支部设在乡镇，凡是组织关系被迁到整改支部的党员，就暂时失去了在村庄中的选举权和其他权利。G镇2020年就把三个党员的组织关系迁到整改支部，其中有两个村干部存在违建住房问题，另一个则是在党员联户制度实践中发挥了消极作用。整改支部制度使党组织有了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处分违规党员，对党员形成了很大的震慑力。党员最重要的权利就是选举权，而组织关系一旦被迁到整改支部，党员就暂时失去了这一权利。所以这一制度能够给党员和村干部施加有效的压力和约束。除了制度化的硬约束，内生性基层党建的重要策略还有软约束，即将党员身份与村庄公共舆论、政府公共舆论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党员自身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主体性和公共性。党员联户制度不仅有对党员的硬约束功能，还有外在的软约束功能。比如，将联户党员的信息牌挂在联系户门口，并让联系户给党员点赞，全村人都能看见。如果党员没有做好联系户的工作，导致联系户只给党员点一个赞甚至不点赞，就会使得联户党员很没面子，以此可以激发党员的责任意识。联户党员对村民的乱扔垃圾等行为如果不去管理，也会招致其他村民的不满，对党员的评价就很低。而且，当前自上而下都有一种重视党员和发挥党员模范作用的政治环境，这种整体氛围也能成为对党员群体发挥积极作用的软约束。（三）党员联户制度激发了党员责任意识党员联户制度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联户党员和村民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各种社会关系，这使得联户党员便于利用人情关系和面子等非正式手段开展工作。对于不配合工作的联系户,联户党员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比乡村干部做工作更有效果，党员自身也更有成就感。同时，对联户党员实施积分制管理，对积分较高的村（社区）党员中心户和党员，优先推荐纳入村级后备干部梯队，列入年度党员联户工作“示范村（社区）”“示范党员中心户”“锋领党员”评选；对群众评价较差的联户党员，进行反向扣分，年终积分少于60分的，启动警示型党员帮扶整转程序。党员联户制度把党员的权责意识充分激发出来。一方面，党员要借助其公共性身份公正公平地开展工作，如果有村民不配合落实政府政策就可以义正辞严地对其予以批评，因为联户党员是站在“大公”的立场上，在说服教育上就有了公共性；另一方面，联户党员也要积极履行党员职责，如对于村民乱扔垃圾、乱放垃圾桶等不文明行为要主动制止，如果不去管、不负责任，就要面临很大的负面评价压力，会受到通报批评，被扣减积分。五'结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当前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核心是要激活村庄社会中党员群体的公共性身份，从而使他们参与到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和治理基层事务中来。党员联户制度正是基于当地内生性的治理和发展诉求建立的，可以解决派性结构导致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低下和党员吸纳问题，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强自治带来弱治理困境、代理人失控导致治理难题以及基层治理转型的现实需求成为实行党员联户制度的结构性条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党建创新，党员联户制度呈现出内容上的内生性和目标上的内生性。党员联户与当地高密度的治理事务紧密关联，成为宣传政策、回应群众诉求和推动中心工作的有力抓手。党员联户制度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在于对党员权责意识的激活和实践中对党员的软硬约束，通过制度、政治赋予的合法性重构了村庄公共性。内生性基层党建的关键是重构政府与村民的关系。分裂的派性结构使得村庄公共性缺失，派性精英的行为逻辑是利益导向的,他们不能解决村民的诉求，村干部获取灰色利益侵占集体利益更会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派性结构不但无法带来有效治理，反而成为引发基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加上之前自治越位，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和缺位，基层社会出现了强自治下的弱治理悖论。按理说乡村社会如果有较强的自治基础和自治诉求，就能很好地实现公共事务治理，但由于派性结构的存在，强自治只表现在选举这一层面，在最为核心的治理层面却无能为力。通过重塑党员的责任意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引领自治上的主体功能，就能够避免派性主导下的伪自治，真正实现强治理。内生性基层党建的另一功能是打通了村民诉求反映渠道的“最后一公里”，而不是将村民的诉求直接上升到乡镇层面，即做到了小事不出村。推行党员联户制度就是要及时有效地解决群众诉求，而反映村民的合理诉求就是联户党员的重要职责。参考文献：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一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韩强.当前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一一对山东省创新农村党建工作的调查与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0(8).徐明强，许汉泽.村落复权、政党拓展与耦合调整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张书林.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创新：困境、肇因、路径一一基于对山东农村基层党建综合调研的视角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0(3).曹海军，曹志立.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J.探索,2020(1).聂继红，吴春梅.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J.江淮论坛，2018(5).宗成峰，朱启臻.“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JL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代玉启，刘妍.党建+治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浙江探索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7(5).陈亮，李元.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JL探索，2018(6).张勇杰.多层次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探析一一以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例J社会主义研究，2019(6).布成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J社会科学,2020(6).李永萍.基层党建、基层治理与村庄公共性一一基于对佛山市南海区禾村党建创新的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吴锦良.构建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一一舟山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创新JL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1).向春玲.“红色网格”：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J科学社会主义，2018(5).王海侠，孟庆国.乡村治理的分宜模式：“党建+”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J.探索,2016(1).望超凡.实践型党建：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J兰州学刊,2021(3).刘锐.村庄政治中的派性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2015(3).李祖佩，胡朝阳，马平瑞.再论“富人治村”一一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视角的解释JL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王海娟.论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质J地方治理研究，2016(1).EndogenousPrimary-LevelPartyBuilding：DrivingForceandpracticeMechamsmofPrimary-LevelGovernanceGuidedbypartyBuilding-TakingpartyMemberConnectmgHouseholdSysteminEasternZhejiangasAnExampleAbstract：Primary-Ieveipartybuildingisanimportantpartofruralwork.BasedontheanalysisofPartymemberconnectinghouseholdsysteminNCounty,ZhejiangProvince,thisarticleexploresthedrivingforceandinternalmechanismofendogenoUsprimary-IevelPartybuilding.Partymemberconnectinghouseholdsystemexhibitstwocharacteristics：endogeneitybothincontentsandgoals.Itnotonlypresentsformalconnections,butalsorelatescloselytothehigh-densitygovernanceaffairsinthelocalarea,andbecomesapowerfultoolforpromotingpolicies,respondingtopublicdemands,andadvancingcentralwork.ThereasonofitsabilityisthatitactivatesPartymembers'Hwarenessofrightsandresponsibilities,imposessoftandhardconstraintsonPartymembersinpractice,Hndreconstructsthevillage'Spublicnaturethroughthelegitimacygrantedbysystemandpolitics.InnoVationofprimary-Ieveipartybuildingisnotjustsoftandformalwork.Thekeyistoreconstructtherelationshipbetweengovernmentandfarmers,reshapePartymembers'Senseofresponsibility,andgivefullplaytothemainfunctionofprimary-levelPartyorganizationsinguidinggovernance.KeyWords：primary-levelPartybuilding；Partymemberconnectinghouseholdsystem；Partybuildingguidance；primary-levelgovernance；primary-levelPartyorganization；rural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