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红色小故事2篇.docx

党史红色小故事2篇第一篇：六届六中全会首提"四个服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大会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党的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大会强调“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第一次完整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次大会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能提出并解决之前没有提出或者没有能力去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因为我们党在历经17年的斗争磨炼后已经成熟起来，“已经学会了使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四个服从”是对过去正反两方面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素出党的斗争"事实上指出了这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重要来源。正方面的经验是遵义会议。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原则错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错误得到纠正，仍然能保持党的团结，是因为坚持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反方面的经验是张国素在长征途中的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毛泽东指出了张国素在组织纪律方面的错误，“在张国素的组织路线方面，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系统提出“四个服从”的原则，是因为大会是在新的路线斗争的背景下召开的，同时出现了王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情况。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否认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错误影响。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王明另搞一套，不仅不执行中央指示，还多次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中央决议和会议意见，暴露出严重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的问题。不严肃党的纪律就难以彻底纠正错误路线的影响，所以毛泽东提出“继续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并要求“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规范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使广大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的“大熔炉”里接受锤炼、提升党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第二篇：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先在农村建立若干相对独立的根据地，然后各根据地连成一片，最后夺取大中城市实现全国的解放。正是一个个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才使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日渐成为可能。由于这些根据地大都远离中共中央且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状态，各根据地需要独立自主地解决财政经济等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因而在各方面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这种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固然可以充分发挥根据地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但也容易导致一些干部“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1947年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各根据地彼此相隔的情况开始打破，各个根据地即将连成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克服以往各根据地各自为政的现象，强化中央权威，加强全党的集中统一显得日益重要。作为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步骤，就是建立党内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要求“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