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ppt

,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为主线，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及对现代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介绍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课题，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革命观的基本原理，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考察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的种种社会问题，论述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技术的极端必要性。本书可作为博士生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及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哲学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科技干部以及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参考书。,科技与政治的张力,科技中性论的绝对空间 追求科学知识对人生有意义，与功利价值无关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就学生而言，在这里政治没有立足之地，就教师而言党派政治同样不属于课堂。马可斯.韦伯,丧失交互空间 科技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技术使技术理性工具化起了起着控制整个大众的作用，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现代科技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马尔库塞 随着现代科技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科技理性起着使政治合法化的作用。哈贝马斯,科技社会建构论休斯：权力网欧美国家电力系统的发展与政治社、经济因素紧密相连，阐明了技术系统组织演化理论。比克：“无缝之网”（seamless web），技术就是社会，社会就是技术，不是两个互动而是一体。,科技与政治之间的有机生态空间 科学不仅部分地依赖于支持它的社会，也部分地独立于社会。伯纳德.巴伯 科技事业与政府工作是一个生态系统 克林顿,法国埃德加莫兰 科学所产生的技术改变着社会与国家 技术化了的社会与国家反过来改变着科学本身。,从学术到政治 事件之一 新华社北京月日电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日经表决决定，免去徐冠华的科技部部长职务，任命万钢为科技部部长。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主席令，公布了这一决定。徐冠华已到任职年龄界限,万钢生于年月，上海市人，致公党成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年月参加工作，年月至年月为吉林省延吉县三道公社插队知青，年月至年月在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学习，年月至年月任东北林业大学物理系教研室教师，年月至年月在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实验力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年月至年月任同济大学力学系教师，,年月至年月在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系攻读博士学位。年月起为德国奥迪汽车公司技术开发部工程师，生产部、总体规划部技术经理，年月任同济大学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年月任同济大学校长助理、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年月任同济大学校长助理、汽车学院院长、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年月任同济大学副校长（主持工作），年月后任同济大学校长，年月后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校长。万钢是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是35年以来中国第一位非中共党员担任的正部级干部。,这一任命的背景在于，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政府需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中共需要联合其他的政治力量、联合各种社会阶层的代表共同管理国家，这不仅仅是出于统战的需要，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不同的阶层需要不同的政治代表。,任命具有指标性意义过去民主党派的人士最多当到副部长。1957年反右之前有多位部长是民主党派人士出任的，文化革命之后再没用非中共党员担任正部级的干部了。曹景行认为，这次致公党中央的副主席万钢担任科技部的部长，是中央比较主要的一个动作。“他是近三十几年来第一个担任正部级官员的民主党派人士，因此这个任命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无党派人士陈竺任中国卫生部部长,新华网北京月日电（新华社记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日表决决定，任命无党派人士陈竺为中国卫生部部长。卫生部被视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关键部门，目前它正在着手进行的医疗改革工作关乎亿民众的切身利益。陈竺是改革开放年来，中国首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也是继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后第二位担任政府部长的非中共人士。,中国国务院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竺为卫生部部长的理由中评价陈竺说，“事业心和责任感强，有开拓创新意识和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善于合作共事”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对陈竺的任命，是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充分信任的又一体现。”这位负责人说，非中共人士担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步骤，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举措。,年初，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其中，进一步明确了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领导干部的政策安排。意见提出，要加大政府职能部门党外人士的选配力度，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班子中要注意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等。,自4月底万钢以致公党副主席身份接掌科技部长以来，关于“第二个万钢”的猜测就没停止过，期间，陈竺的名字也一再被媒体提及。作为国务院部委正职中的第二个非中共人士，陈竺亦为今年以来学界热议的“中国式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注释。“如果说万钢是破冰，那么陈竺就是推进”，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主任金安平如此评述任命陈竺的意义。在这位政党研究专家看来，陈竺、万钢的出现，既是执政党信心增强的表现，也体现了中央对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在多党合作的框架早已搭建完成的情况下，将其做实已是必然趋势。”,为什么是陈竺？新任部长的政坛路径,从履历来看，陈竺和万钢多有相似之处：知青的经历，海外留学背景，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权威地位。金安平提醒记者注意，他们两人都有长期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归来人员主要还是进入技术岗位，真正进入政权层面的并不多见”。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也表示，“国际化的视野是陈竺和万钢很大的优势”，高层已经意识到中国政府需要更多可以与国际社会对话的官员亮相政坛，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国际声誉的陈竺与万钢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陈竺为高层所熟知也非一日之事。从1996年8月开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共举办了22次科技知识讲座，陈竺正是主讲人之一。今年2月14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共议国是。座谈会上，无党派代表人士陈竺曾发言。同样，卫生部对出身医学家庭的陈竺也并不陌生。2002年10月25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考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时，陈竺陪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院长李宏为说，陈竺和黄洁夫都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金安平称，对于卫生部这样的技术型部门，专业履历完美、拥有十多个世界级头衔的陈竺当然是合适人选，“并且他也符合中央关于在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中配备非党人士的精神”。,从政治到学术？,1940中研院院长补选,中研院首任院长蔡元培候选人：胡适 翁文灏 朱家骅蒋介石提名：顾孟馀（柏林大学经济学）投票：非正式 翁23 胡22 朱19 正式选举 翁 24 朱24 胡20 李四光6 顾1 蒋半年圈定 朱,学术自由的价值究竟在哪？,第一 科技自身发展的逻辑秉持自主和自由发展的特性。第二科技活动的自由是实现科研效率的重要条件。第三科研中的机遇和灵感等需要自由的氛围。,中国问题,价值张力问题 1949年 11月中科院成立 1956年“向科学进军”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功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1995年关于加速科技进步决定科教兴国战略,问题之一：强加意识形态对于科学的价值 1957年反右 遗传学 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迎合现存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问题之二 突出科技活动的极端政治目标 两弹一星 能造原子弹但只能从国外购买成套的核电站设备,问题之三科技仍未充分展现出应有的社会价值。基础薄弱 科技的社会经济价值没有充分体现，科技成果转化不高。,权力张力问题 第一“科学国家化”赋予政治干预科技无限权力（学术腐败的温床)。第二政治权力的膨胀使科研人员的权力乃至人身安全丧失。第三政治权力对科技共同体活动的过度介入。1993年邱氏鼠药案5位科学家败诉 第四 权力侵染科技界造成学术腐败。（行政人员领导教授）,契约张力问题 委托代理者关系不明确 科技活动不能确保研究的求实性与效益性。政府对科技环境提供的支持不良。,当代美国科教政策的变迁 从卫星危机到“911”,美国在二战后，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大国，然而，其科教的发展却有许多曲折，无论是和苏联冷战期间的卫星危机，还是冷战后“911”事件的发生，以及中印经济的强劲复苏，都对美国制定其科教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作跃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美国战后科技政策历史、中美科技交流、华裔美国科学家以及中国近代科学史研究。,卫星危机,二战后，美国的科技体制更加多元化，政府、大学、工业之间的互动得到加强，资助机制也随之发展，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这些机构的发展，对促进美国科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就在美国科技快速发展时，处于冷战另一方的苏联却给美国当头一棒。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号”,震惊了全美国。在苏联的卫星上天之前，美国一般认为苏联技术落后，甚至出现了“箱弹”笑话。这个笑话的大致意思是美国人不必担心苏联会把一个原子弹装在一个衣箱里偷运入美国,因为苏联人还没有解决衣箱的技术问题。“伴侣号”的升空使得美国对苏联技术刮目相看。美国公众认为，既然苏联可以发射卫星，它也就有能力发射核导弹攻击美国本土。因此，美国公众的反应相当激烈，连美国国会也卷入其中。,在科学界，关于卫星危机的性质的争论呈现出两派。一派是以泰勒(Edward Teller)为首的保守派科学家，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国防科技的危机，称它比“珍珠港事件”更加严重，应以加强热核武器的研制作为对策。另一派是以奥本海默的朋友拉比(I.I.Rabi)为代表的温和派科学家，他们认为苏联的卫星上天是对美国科学与教育的一个挑战，应以加强基础研究与科学教育来应对。面对国内的激烈反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镇定自若。原来，从当时美国U-2秘密高空侦察机所拍摄的苏联的照片可知，其国防科技实力并未超过美国，但他又不愿公开此机密。实际上，美国政府很高兴苏联帮着美国建立了空间自由的原则，这样当美国发射它的侦察卫星时,苏联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公众和国会对苏联卫星上天的激烈反应，使得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有所举动。此外，艾森豪威尔也想利用卫星危机推进几项改革,以加强文官对国防部的领导，降低兵种间的竞争，改善总统科技政策与科技顾问系统，控制核军备竞赛。从1957年初开始，艾森豪威尔日益意识到核战争的毁灭性，思考重心从如何赢得核战争转向如何避免核战争，因为核军备竞赛继续下去，会导致美国社会的军事化。所以在处理卫星风波时,他选择了温和派科学家对危机性质的解释,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专职的总统科学顾问，由与温和派科学家关系良好的MIT院长基里安(James Killian)担任，并同时任命了一个有二十来位知名温和派科学家兼职参加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PSAC)，由科学顾问任主席，来帮助他和白宫的其他官员协调统筹联邦科技政策，控制军备竞赛。,由于PSAC的科学家们多来自政府之外的大学和工业实验室，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对核武器的杀伤力和核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有深刻的认识，从而积极推动美苏之间进行核军备控制。这些思想与艾森豪威尔不谋而合。PSAC通过它的独立技术和政策论证，说明很多高新的军工项目,如花费高达10亿美元的核动力轰炸机,技术仍未过关，或根本没有多大用处，所以盲目上马只会得不偿失。所以，PSAC科学家主张控制核军备竞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为艾森豪威尔抵制扩张军事与空间技术的努力助了一臂之力，从而成为他在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得力帮手。这种灵活的科学顾问制既使得总统直接与科学界取得密切的联系，又避免建立一个庞大的科技官僚系统，所以深得艾森豪威尔的喜爱。,PSAC的影响,PSAC对科技与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可以归纳为“技术怀疑论”，其主要观点有以下5个方面。一是科学不仅提供了技术发展的基础，更为评估、限制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支撑点。二是在公共政策领域里，科学家与工程师的责任不只是对一个问题提供技术上的答案，而是要首先质疑这个问题提地是否恰当，是否有别的途径能更好地实现最终的目标，也就是说，不光要关注手段，更要关注目的。三是在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往往最重要的不是指出技术能够做什么，更多的是指出技术不能够做什么。四是科学代表的不只是实用的技能，也是一种科学文化，一种建立在批判性思维和普适性基础上的科学文化。五是广义的技术理性不应只停留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技术层面上，而是把理性、把批判性思维贯彻到技术的目的和社会效应的分析上。,与此同时PSAC发展了一系列与其技术怀疑论相应的科教哲学观念：大学是美国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大本营，而现代科学费用之高，联邦政府对科技的需求之大，使得联邦政府成为大学科研最主要的和责无旁贷的资助者；大学科研同时也是对军工联合体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的一个平衡；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资助最关键的是稳定性；联邦经费无疑会影响大学的科研方向，但大学应尽一切努力保持自主性；教育不仅培育人才，更是一个公民在新科技时代行使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必备，就后者而言，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比科学知识的积累更重要。,总的看来，卫星危机对美国科教政策的影响深远。具体表现有以总统科学委员会为代表的温和派科学家进入政府科技与教育政策、国家航空与航天总署（NASA）的设立、国防部的改组、基础科学与科学教育经费的急剧增长（二者都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国防教育法案的通过以及不可避免的国防技术与工业的扩张等。因此，美国掀起了长达10年的科教兴国运动，实施了包括政府帮助兴建新兴一流大学等举措。由此形成的联邦科技政策是，保持强有力的国防科研系统，但尽可能把联邦科研基金投入政府以外的单位，将基础研究的重点放在大学，而应用和发展则由私人企业领衔。,PSAC遭冷遇,卫星危机后成立的美国总统科技政策系统有4个组成部分：总统的科学顾问、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联邦科技委员会（FCST）和科技办公室（OST）。在实际运行上，这4个部分的协调是通过总统科学顾问兼任3个组织的主席或主任来完成的。这种四驾马车的总统科技政策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主要是因为大学师生，包括PSAC的大多数科学家，反对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的越战和国防方针而导致政府与科学界、知识界的裂痕越来越深。,另外，这个时期，联邦科技经费也开始走下坡路，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到了1972年至1973年，当尼克松竞选连任成功后，他和他的幕僚们决定以缩减机构的名义，停掉科学顾问的位置，解散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撤销科技办公室，一举把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精心建立的科学顾问系统几乎彻底摧毁，把持异见的科学家赶出白宫。只有联邦科技委员会勉强存活下来。在方案基本定下之后，尼克松才想起来仍然需要一个白宫官员来应付国际科技交流的需要，所以就请NSF主任兼任总统科学顾问。但这个位置已是名存实亡了科学顾问不再是向总统，而是向总统的内政助理负责。,但很多科学家认为在此科技时代，国家不能没有一个有力的科技顾问和政策体系。恢复科技顾问系统的建议，在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得到福特总统的重视，终于在1976年推动国会通过了国家科学技术政策，在总统行政办公室里重建OST，只不过更名为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FCST改为联邦科学，工程和技术协调委员会（FCCSET）。这样四驾马车中有三驾基本上复活了，但PSAC 没有重建。,到了20世纪80年代，要求重建PSAC的呼声在大学中的科学家里高涨，希望它能帮助遏制如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之类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但工业界的科学家们却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科技部，来提升美国在国际上的技术竞争能力。二者均未成功。在里根执政期间确是建立了一个白宫科学委员会，但它的级别比原来的PSAC要低。只是到了老布什的任期，才成立一个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原来的四驾马车格式。到了90年代，在克林顿时期，这个体系又作了一些调整：FCCSET被升格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各部部长为成员，由总统亲自任主任，以示政府对科技的重视。,“911”事件前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科教政策有了一定的调整。在生物医学技术方面，其发展速度加快。联邦政府采取措施激发民用技术的研发，如超高速计算机的研制等，强调科技为经济服务，由此带动了以个人计算机、网络、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崛起。美国的科技人才也进一步国际化，很多实验室的具体工作都有赖于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大学的科研经费也从此前的依赖联邦资助演变到多元化，尤其是来自企业界的赞助迅速增加。然而，“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科教政策调整甚大，反恐成为科技政策的重点。防御核生化袭击的科研投资大幅增加,极大地加强了公共卫生医疗系统，尤其是应急通讯得到改善，以至于2003年SARS对美国影响甚微。,但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采取的签证紧缩措施一度引发了大学理工科留学生与博士后短缺，影响了科研的正常开展，后经一大批科学家呼吁才有改善。此外，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引发了美国联邦政府在科教，尤其是纳米科技方面的投资。2005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在报告未雨绸缪(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中主张加大美国在教育和物理科学上的投资，以应付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挑战。由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理化工程方面的资金按计划在7年内增长一倍，预计会对大学科研产生较大影响。,综合来看，“911”事件重振了美国自冷战结束后萎靡不振的国防工业，反恐取代冷战，成为其科技政策的重点。但是，“911”事件所激起来的美国民族主义情绪、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单边主义和新技术乐观主义又导致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正如美国保守派在1957年把卫星危机看作一个军事技术问题，美国政府在2001年2003年间也认为靠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就可以解决反恐斗争，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战的教训遗忘了。这时候，又一次以PSAC前成员为首，由忧思科学家联盟组织的美国科学家开始批评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及其他问题上的政策。科学家们尤其反对布什政府以党派政治标准挑选科学顾问，压制联邦科学家关于全球变暖、医学等问题上与白宫不一致的言论。,对美国当代科教政策的回顾提醒我们，自由的讨论、允许异议的声音是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制定明智的科教政策的关键所在。即使在今天，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仍然需要有像PSAC那样的，能够对技术的潜力和局限性作出专业的，独立的，批判性评估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