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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中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理论与实践及贫困村党支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能力研究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 是如期实现脱贫攻坚和巩固脱贫的现实路径。该文通过分析贫困村党支部在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治理能力提升中的困境，发现存在着“超常规”的治理环境、“派 出性”的治理结构、“行政性”的治理机制、“缺失性”的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制约 因素，针对这些问题全面的提出贫困村党支部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的对策， 旨在有助于打通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二关键词：贫困村；乡村振兴；基层组织；能力建设“三农”问题始终都是影响甚至决定社会主义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乃 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点、难点、痛点问题。贫困问题更是“三农”问题中的 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痛中之痛。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贫困县” “贫困村”等所映射的“整体性贫困”必将得到解决。但是，造成“整体性贫困” 根源性因素是“制度的贫穷和落后”，在反贫困过程中，必须“重新思考公共治 理的价值"也就是说，只要“制度的贫穷和落后”依然存在且“公共治理” 的价值和能力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贫困问题就不能得到彻底解决。这 正是在解决“绝对贫困”之后，仍然必须缓解“相对贫困”而继续减贫、反贫的 原因所在，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何要以“治理有效”为基础的原因所在。1贫困村党支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1.1 对外连接机制失常：治理体系被简约化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 “超常规举措”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 贫攻坚战，在“取得决定性进展，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的同时2, 几乎重置了贫困农村治理的格局。最重要的就是贫困村党支部与政府、基层自治 组织、群众之间连接机制的超常规运转。在社会治理中，连接机制“负责社会成 员诉求的'有组织上达”3,强调村级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外联通。在超 常规的贫困治理过程中，作为党和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群众之间重要桥梁纽带 的贫困村党支部的作用发挥也是“超常规”的，即“失常”的，村党支部几乎成 为推动贫困村治理的绝对强势主体，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在内的整个治理体 系都被简约化了，甚至基层党组织被局限在“行政”层面而放弃了治理体系的系 统性和整体性。1.2 对内协调机能失效：主体利益诉求被压制贫困村党支部的“连接”功能是通过“协调”功能发生作用的。利益协调机 能失效，不仅非贫困与贫困群众之间的矛盾疏于解决，而且贫困群众的个人利益 也表达不畅，村民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要求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显现。主体利益诉求被压制， 农民就无法转化为建设主体，也就无法成为治理主体，基层干部工作量和工作压 力徒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却只会事倍而功半。2制约贫困村党支部治理能力提升的三大因素2.1 “超常规”的治理环境一是农村常住人口的“老龄化”，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的举家进入城镇， 60岁以上人口成为贫困村的主要劳动力，“空巢”困境延伸出来的“养老”“赡 养” “健康”等问题，与贫困问题相互交织、交融；二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极端化， 包括人口结构的极端化、乡村社会心理的极端化和村民经济结构的极端化，在贫 困村利益协调机制失效的现实中，村民利益表达的情绪化与无声化，加速了贫困 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三是农村居民的综合技能有待提高，不仅包括生存生产技能 的提高，而且包括村民对生产发展的态度和情绪的提高。2.2 “派出性”的治理结构在“五级书记一起抓”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工作 机制下，由组织部统一下派“驻村工作队”，“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使得贫困 村治理在面对分散化的社会结构时，能够借助党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地层层转导 压力，贫困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实质性的领路者”，“当选者”则仅仅具有“应然 性”的“象征意义”；同时，为了统一调配资源和保持标准尽可能地一致，各项 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落实方案在县级及以上机构已经总体完成，且规范性强、约束 力大，贫困村甚至乡镇都没有很大的自主裁量权。2.3 “行政性”的治理机制新中国成立之后，地方自治权威就已经“逐渐转为服务于国家目标”的角色, 开始了为“民服务转化的进程” 4。超常规的脱贫攻坚战中的超常规贫困治理 显然加速了这一过程,不仅触及甚至改变了原有的贫困村治理基础框架,而且“基 层治理者的权力基础”逐渐转变为“基层党组织为民服务体系建设” 5,二者 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被行政化了的压力关系所取代。基层权力结构从服务自治和 服务大众相互补充、相互依赖中脱离而转向服务于大众时，其利益倾向也将服务 于主体的利益实现而非基层群众的利益实现。3贫困村党支部提升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治理能力的路径3.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夯实治理基础当前，脱贫攻坚战已全面完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命在肩、任务在前, 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以奋发有为、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主动聚焦乡村发展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首先，立足县域、依托 脱贫政策落实稳定化，综合评判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问题、短板，厘清问题体制原 因和短板制约因素，平衡措施针对性、改进策略性、机制系统性，强化政策主体 部门协同能力；其次，抓稳抓牢、高质量突破剩余脱贫攻坚任务，尤其关注“三 保障”问题，扎实做好“控辍保学”、乡村医疗服务、农村危旧房改造、特殊困 难群体（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社会保障等工作；再次，克服疫情、加快扶 贫工程的复工复产复能，稳定受疫情影响的贫困劳动力群体情绪，创造性保障贫 困劳动力群体务工就业。3.2 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创新治理机制首先，增强乡村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意识，实现民主自治与依法治理互 助互进，强调自治的本质就是民主治理，民主治理的基础是依法治理，以法治精 神贯穿民主自治，以法治民主建设为村级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充分保障农村基层 “权财事”的结构均衡和运行有序，在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 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的同时，把各项农村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其次，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将精准脱贫中的“两评议两公示"民主程序制度化、广泛化、 实质化，加快加强各类村务工作民主化程序、制度、机制、方式改造，使脱贫攻 坚的民主成果和民主经验推广到涉农工作的各个方面.乡村干部作为乡村发展的 “第一责任人”，应当自觉强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意识，积极谋划 新方法、寻找新出路，敢于接“最烫手的山芋”、挑“最沉重的担子”，以“钉钉 子”精神稳扎稳打向前走，投身到急难险重的任务中去，争做致富带头的“排头 兵”、改革发展的“先锋队”，在经历风雨中练就担当的“铁肩膀”，在实践磨炼 中挺起实干的“硬脊梁”，实现农村各项工作创新推进、快速发展。3.3 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改进治理方式首先，要深入推进农村基层减负工作，在整合优化乡村公共服务的同时.，打 造“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推进和完善农村基层便民服 务体系的规范化标准化；其次，以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配合 各类村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建立健全乡村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和乡 村内部矛盾调解处理机制，为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村民“知礼”“守规”提 供有效路径；再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开展专项文明行动，稳步 推进移风易俗，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深化农村殡葬改革，坚决遏制大操大办、相 互攀比、“天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积极倡导向善向善、孝老爱亲、重 义守信、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参考文献：山张成福，王耀武.反贫困与公共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08(5):47-49.2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IEBOL.3张静.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第154页。4张仲礼.中国乡绅及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199L5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修订版)，上海世纪集团出版公司,2006.摘要：以省市村为例，探索更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一一“新乡贤+三治融合” 乡村基层治理模式，旨在探寻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区域特点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 形成对中国乡村建设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从而为促进国家最美乡村建设提供有 益的学术支持。关键词：乡村振兴；新乡贤；融合发展；治理模式；基层建设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乡村治理效果对乡村社会的稳 定、繁荣与发展产生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是个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具 体体现。但就现阶段来说，乡村治理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体制机制 不健全，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群众参与不足；顶层设计不完善，导致乡村 治理缺乏针对性、有效性；农村“三留守”“空心化”及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 乡村治理受到宗族势力的干扰，不利于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等。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的提出，对乡村治理提出了的新挑战，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亟需转变。1乡村振兴中“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的理论乡村振兴战略是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被首次提出，被列为“七大战略” 之一，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三农”发展进程中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为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1.1 乡贤与新乡贤传统乡贤主要包括官僚、绅士、士大夫、知识分子等，以本乡本土、德高望 重、多才多能为主要特征。“新乡贤”是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变革而重新建构起来 的一个群体，村干部、乡村族长、老党员、退休教师以及热心乡村事务、办事公 道的乡村群众，都可以通过推荐或者是按照一定标准与程序经过选拔成为新乡 贤。与“乡贤”相比，“新乡贤”的涵盖范围更广，同时具有社会声望高、秉承 主流价值观、掌握先进文化、民主法治意识强、地域性、平民化等多种特质。“乡贤”与“新乡贤”之间，既有同质性，又有差异性。首先，同质性体现 在，新乡贤是对传统乡贤的延续与发展，是在辨证否定与扬弃的基础上对传统乡 贤进行创新。具体来说，新乡贤对传统乡贤的优良品质进行了继承，摒弃了尊卑 有别、等级森严等糟粕。其次，差异性体现在四个方面：1）时代背景。新乡贤 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而产生的，追求公正、平等、自由等目标，而诞生于 封建社会背景下的传统乡贤，是封建帝制、封建统治阶级在基层社会的“代言人”; 2）社会功能。新乡贤发挥基层治理功能，是基于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下的主动参与，传统乡贤发挥基层治理功能，是基于封建皇权无暇顾 及乡村治理背景下的无奈与妥协、；3）人员结构。新乡贤是不设桎梏、以德为先、 广纳人才，传统乡贤主要包括封建士大夫阶层、乡绅、返乡官僚等；4）价值观 念。新乡贤是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参与治理， 传统乡贤主要是以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来构筑统治秩序。“乡贤文化”属于地域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其被看作是乡村的“灵魂”，在提升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新时代任务下，实现 对“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已经成为社会共识。2015年和2016年的中央1 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体现了 “乡贤文化”已经 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2017年和2018年的中央1号文件以及“十三五”规划 纲要中均提到了 “新乡贤文化”，其被认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驱动力和人才支 撑。1.2 “三治结合”乡村命运与国家发展休戚相关。乡村治理历来都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国 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执政合法性。同时，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环节，基层治理直接反映着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程度，基层治理水平是检验国 家治理体系有效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就现阶段来说，乡村治理中还存在着诸 多问题有待解决,采取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无法确保乡村治理水平，这样的情况下, 必须建立新的乡村治理模式。“三治结合”便是新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浙江桐乡 率先发起“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而后中央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 正式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结合”这一创 新治理体系是在转型时期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解决乡村治理难题的基 本方略。作为中央提出的新方略，“三治结合”是理论与实践双重面向的乡村治 理体系，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特征，是针对目前中国发展新时期、新问题的应 对方案，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基于“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的重要价值，当前学界正在积极开展相关研 究，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对中央文件的重复阐释、对“桐乡三治”的重 复描述。对于“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目前学界已经基本形成了以下几项共 识：1）具有整体性与多元治理的基本内涵；2）以多元主体、多元规范为主要内 容；3） “三治”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制约；4）可在新时代背景下促进乡村发展、 社会转型、国家治理现代化。但目前，“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包 括“三治合一”乡村治理研究范式未将“三治”视为系统，缺乏明确的整体性研 究框架、研究体系和精细的深度研究，研究方法也较单一，研究领域还待扩展。 在未来，学界应合力构建“三治结合”的理论体系，总结“三治结合”的现实实 践，发现“三治结合”治理理念、制度设计及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推进精细化 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为促进乡村善治、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智识资源。2乡村振兴中“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的实践值此“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该项目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省市村新 时代最美乡村建设的实践，在实地调研和该本材料分析的基础上，凝练“道路”, 进而创新探索当代最美新农村建设中“新乡贤十三治融合”基层治理模式。从乡 村基层发展变化的视角，总结该模式的经验与潜在实践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 以期为村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为推动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设提供 有益的经验借鉴和新思路，体现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2.1 以乡村基层治理为视角，对“道路”的实际分析和经验提炼团队主要采用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运用田野调查、深入访谈、民族志等定性 的方法，以及问卷分析等定量的研究方法，结合文献资料的搜集，形成实践调研 成果。1）田野调查。团队成员利用寒暑假及周末深入村，融入当地农村生活。 团队在村内观察村民的生活状态、生产活动；通过“渔家学堂”体验特色面点 技艺，感受渔家文化的魅力；参观渔文化民宿，了解乡村旅游业发展状况；参与 法治文化广场活动、村民民主会议，体悟基层治理特色制度等等。2）深入访谈。 团队成员在一次次访谈、实践过程中，不断记录、整理和总结，形成访谈记录。 通过开放式访谈以及澄清式提问等方法，针对性地了解问题，高效获得有价值的 资料。同时，在每次实践过程中，团队成员坚持记录实践日记，分析村民们的生 活习惯、生产方式、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总结实践收获，推动实 践的顺利进行和对项目的具体研究。3）民族志。团队成员以参与村生活、生产 的方法，对村新乡贤文化、乡村治理模式、基层党建和转型升级等板块制作资料, 形成视频资料、电子数据和文字纪录，并以社会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观察结 果。4）文献参考。团队成员在实地调研同时，也查阅乡村基层治理与乡村转型 的相关文献。掌握相关问题特点及其解决方案，为之后的研究提供指导；搜集村 历史文化的相关资料，希望可以在之后进行相关比较研究和经验借鉴。除此之外, 团队阅读村基层村委会历来的工作报告和参考文件，对村生产生活与基层治理进 行整体了解，在此基础上，确定实地调研的基本内容。5）问卷分析。通过制定 详细周密的问卷，邀请村村民、村委会成员、乡贤代表、各类生产主体填写，回 收问卷。并且，团队不定期进行相关具体问题的针对性调查，关心村民生产生活, 深入细节问题，以发现其中的实质作用因素，寻找乡村振兴密码。借助问卷调查 这一工具对相关社会活动过程进行准确、具体的测定，并应用社会学统计方法进 行量的描述和分析，获取所需要的调查资料。团队走访全村400余户渔民，整理 访谈资料，探寻出村子发展的“红色密码”，帮助村总结凝练出“道路”，探讨 “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2.2 以“新乡贤+三治融合”为核心，对新模式提出潜在困境与优化路径目前学界关于“新乡贤”、“三治结合”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将两者 结合，从全局视角研究的思路较少。该项目重视乡村德治，从“新乡贤”的角度 切入“三治融合”体系，创新探索“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凝练“新乡贤+ 三治融合”模式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为促进乡村善治、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智 识资源。“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新乡贤队伍方面。 乡贤外流是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导致人才紧缺。2）新乡贤回归方面。虽 然近年来各地制定了一些针对性举措，以吸引新乡贤回归，但却没有以制度的形 式将这些举措固定下来，使得新乡贤回归存在着形式化、人情化、短期化的现象。 3）乡规民约方面。受到压制型治理的影响，村规民约的法律效力一直没有明确， 一直未厘清自治、法治的边界，导致村规民约无法起到良好的约束作用，影响自 治效果。为实现“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的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优 化新乡贤队伍。对“新乡贤”进行深入探究，“贤”是其核心特质。因此，在评 选“新乡贤”的时候，应当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尽早建立一套完善的乡贤评 选管理办法，将社会声望高、民主法治意识强、秉承主流价值观、掌握先进文 化以及有学识、有能力、有品德等作为新乡贤的评选标准，将“群众认可”当作 认定新乡贤的首要与必要条件，制定由群众、村“两委”以及基层党委政府多元 主体共同参与，“乡贤组织选举、村（社区）推荐、个人同意、乡镇审核、群众 认可”五位一体的新乡贤认定程序，确保乡贤统战的合法性，提高新乡贤队伍的 公信力。2）健全制度体系。为保障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效性，应建立健全 各种制度。一是建立“退职还乡” “告老还乡”制度，促进宝贵人才的回归，制 定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确保新乡贤后继有人；二是打造乡贤联谊会平台， 建立完善的联谊会运行机制，跨区域对接新乡贤与农村发展需求，使新乡贤薄弱 的乡村也能共享新乡贤回归的红利；三是建立“乡贤恳谈十村情通”制度，将村 民们关心的社保、医疗、教育等信息反馈到村情通APP上，由新乡贤定期召开 恳谈会共同商讨解决办法，线上结合线下，使新乡贤的工作、生活得到常态化保 障。3）重视软法，促进“三治结合”的提质增效。法律包括硬法、软法两种表 现形式，从法律功能方面来看，硬法与软法优势互补，硬法侧重于惩罚、制裁， 而软法侧重于宣示、导向，软法的重点在于促进权利的实现和维护。为促进“三 治结合”的提质增效，应重视软法，制定好、落实好村规民约。乡村振兴战略背 景下，必须对村规民约中的道德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充分发 挥村规民约德治功能的作用。为制定好、落实好村规民约，应取得群众认可，提 高群众参与度。地方政府应鼓励以新乡贤为主体的广大群众，积极为村规民约的 修订与完善提供建议与意见，确定村规民约的效力，对村规民约中村民的“义务” “权利”进行准确界定，从而为实现软法自治的加强奠定良好基础。2.3 以“乡贤工作室”为平台，对乡村基层治理新模式实践与推广在调研之余，团队还将积极服务村庄建设，面向渔民开展“渔文化诵读”、 乡村环保行动、“渔船上的模拟法庭”、民法典宣讲等活动，继续深入探寻村发展 的“红色密码”；巧妙运用当地特产，直播助销，为乡贤工作室注入年轻活力； 团队与村共建了市首家“乡贤工作室”，将进一步利用调研成果服务乡村振兴。 团队将整理所获得的数据与资料、调研获得的分析结果，结合当前的政策背景以 及社会背景，充分考虑长江经济带发展因素，提出合理的推广措施。团队期待调 研成果能够为村未来的发展继续贡献力量，通过创新性重塑“新乡贤文化”、注 入“红色密码”、借鉴“道路”，让越来越多的乡村实现发展与振兴。并且能够将 “新乡贤+三治融合”基层治理模式拓展到长江经济带建设中这些星罗密布的村 庄，助推乡村振兴，体现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担当。3项目创新特色该项目选取“全国最美渔村”“省最美乡村”一一省市村作为案例对象，凝 练“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治理理念、制度设计及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推进 精细化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为促进乡村善治、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智识资源， 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学界目前“三治结合”体系研究的不足。项目创新特色主要 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3.1 研究范式创新转变乡村治理中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小缝小补”的被动应对就能解决的。该项目 创新探索的“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是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解决方案，以统 筹多元主体、多元规范、多方资源促进乡村治理转型，引导乡村发展。3.2 研究内容创新深化乡村基层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重要基础。该项 目初衷正是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完善清晰的体系架构，在“三治结合” 的研究范式下,进一步探索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和多元规范的结构优化,保证“三 治结合”体系完备的运行基础。3.3 研究领域创新拓展此次研究学科交叉融合度高，主要涉及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 科知识，从多维度、多学科视角出发，能有效锻炼研究者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能力， 有助于跳出已有的学科知识构架，抛开因袭的包袱从新的学科视角思考问题。3.4 研究方法创新丰富该项目除了传统的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之外，还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方 法进行深入研究。团队成员利用寒暑假及周末深入村民农村生活。并且，通过参 与村生活、生产，针对村新乡贤文化、乡村治理模式、基层党建和转型升级等方 面制作资料，形成视频资料、电子数据和文字纪录、评价，并以社会或人类学的 理论来解释小组的观察结果。3.5 功能研究创新补充目前学界关于“新乡贤” “三治结合”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将两者 结合，从全局视角研究的思路较少。该项目重视乡村德治，从“新乡贤”的角度 切入“三治融合”体系，创新探索“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分析潜在冲突和 优化路径。4结语综上，基于省市村新时代全国最美乡村建设的实践，创新探索“新乡贤+三 治融合”模式。全面深入总结最美乡村建设中“党建引领促三治、乡贤带头谱新 篇”的“道路”，创新探索“新乡贤+三治融合”乡村基层治理的新模式。从乡村 基层发展变化的视角，总结该模式的经验与潜在实践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以 期为村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为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经验 借鉴和新思路。参考文献：1张雨薇,武晋.任务型经纪：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范式一一基于桐乡 “乡贤+三治”融合的田野观察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1,21(6):42-51.陈思诗.大统战格局下“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的理论与实践J.四川省 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1): 19-25.管琼斯.新乡贤参与下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探讨J.南方农 ,2021,15(8): 1-2.谢炜,郝宇青.乡村振兴视域下“三治融合”实施成效研究一一基于上海的 实证调查J.学习与探索,2021(2):55-61+175.5陶珊珊,肖凡.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机制、关键领域与经验供给一一第四届 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0,38(2):44-49.6裘斌.治村型乡贤主导下“三治融合”的拓展和创新一一基于枫桥镇枫源 村的探索J.甘肃社会科学,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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