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就地城镇化到快进城市化的路径实践与反思 附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视域下的就地城镇化建设路径优化策略.docx

从就地城镇化到激进城市化的路径实践与反思摘 要：苏南地区正在经历城市化路径转变,即从相对保守的就地城镇走向激 进的城市化。通过对苏南A镇城市化路径分析,揭示了两种城市化路径不同的实 践逻辑。研究发现,就地城镇化是村社主导的、以村庄规划为手段、以适应工业 化和改善生活条件为目标的渐进的城市化;激进城市化则是地方政府主导、以“撤 村并居”为手段、以土地指标和城市化率为目标的激进的城市化。政府推动的激 进城市化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因其与地方经济社会 结构不相匹配,从而面临资金、政治社会稳定、社区文化再造的困境。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农村依靠村社组织进行内部资金、劳动力、土地等 资源动员,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工业化Ul,农村工业化通过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和 居住向社区中心集中的方式推动了农村社区的城镇化。费孝通在苏南农村工业 化、城镇化的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小城镇”建设理论成为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城市化路径的风向标。费孝通先生主张发展“小城镇”的目的在于解决改革开放后 农村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将“小城镇”作为人口“蓄水池”吸纳农村向 外的人口流动,为农村和城市两极“减负”,从而实现社会总体的稳定,即农村工 业化带动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解决农业劳动力内卷化问题,再围绕工业 生产实现农村居住模式向社区中心或集镇集中的模式,从而就地实现城镇化。“小 城镇''理论的核心在于“离土不离乡”“工农相辅”“就地城镇化由此可见,就地城 镇化是苏南地区农村工业化推动下因地制宜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与模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推动城市化向纵深方向发展。城市化的平面扩展带 来了郊区土地的城市化,国家为了保障耕地红线,通过对土地用途管制的形式抑制 农村过度城市化。同时,国家为了调和城市扩张和耕地保护之间的冲突,在部分省 市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来缓解二者的矛盾,即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 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相匹配,“撤村并居”是“增减挂钩''的重要内容。在此政策背 景下,苏南地区的城市化路径正在发生转变。目前,学界对苏南城市化的系统研究 主要停留在小城镇阶段,而对当前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城市化路径转换问题认识不 足,本文的目标之一在于通过对当前苏南地区正在经历的新型城市化路径与就地 城镇化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厘清苏南地区在“增减挂钩''政策推动下的城市化实践 逻辑。“撤村并居”对节约耕地、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和推动城乡一体化起到了积 极作用,但是其是否具有限度和效度?这是本文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的客观 社会现象。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村要不要城市化,而在于如何稳定有序地推 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本文的核心议题在于探寻苏南地区因地制宜的城市 化路径。二、苏南A镇城市化路径实践(一)地域社会介绍A镇位于苏南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位于上海、无锡、苏州一小时经济 圈内,地理位置优越。A镇隶属于C市,区域面积214.7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6万, 下辖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7个管理区,55个行政村,49个社区居委会。该镇工业 发达,高新技术产业与民营企业并存,园区工业和乡村工业并存,且乡村工业在数 量上占绝对优势,农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比例较高,就业的渠道主要是在乡村工 业,人均纯收入8 136元。A镇是苏南社队企业时期的先驱地,是“苏南模式”(1)的组成部分。该地农村 有三大特点,一是河网纵横,水运发达,为早期村社工业化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二是村庄工业化程度和非农收入比例高,早在集体时期,该地农村就开始发展工 业,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村庄工业迅猛发展,呈现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图景,90 年代中期企业改制,但农民“离土不离乡”的生计模式没有发生改变。第三,强集体 经济与集体主义传统。村庄高度工业化充实了集体经济,与强集体经济相配套的 是集体主义传统,集体主义传统以平均主义为核心,强化了村庄共同体。(二)1983-2009年:就地城镇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A镇乡镇和社队企业发展迅速,塑造了多个亿元村,F村就 是其中之一。村社工业化推动了当地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民职业身份转换、 村庄产业结构转变、土地用途及地域空间的转变。下面我们以A镇下面的F村 为例,简要说明A镇辖区农村工业化所带来的城镇化。第一,农民职业身份转换.F村1973年建立社队企业,以印染业为主,八九十年 代社队企业蓬勃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村庄工业化推动了农民职业身份 的转变,使农民就地转变为产业工人。80年代,村庄工业吸纳劳动能力有限,村社通 过集体主义原则“保障一家一户有一个工人”,90年代,村庄企业吸纳了全村80%以 上的劳动力,农民基本上完成了职业身份的转变。第二,产业结构的转变。村社工业化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前,F 村是典型的农业区域,以种植水稻等大田作物为主,旱涝保收,农业是村民经济的 命脉。80年代,随着村庄企业的蓬勃发展,工业总产值迅速上升,在90年代初期总 产值突破亿元,农业总产值下降到不足10%,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第三,土地及地域空间的转变。首先,就业方式的改变带来了居住形态的改变。 F村所在区域河网纵横,传统以农业生产为主时期,农民建房以便于耕作与运输,聚 水而居形成自然村落。随着村庄工业的发展,农民工人化,在村集体的引导下农民 的居住形态发生改变,从分散走向集中,形成了以村庄主干道为轴心连片的第一、 二、三集中居住区,集中居住420多户,集中居住率达90%。其次,土地用途发生改 变。社队企业兴起之前,F村土地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耕地,二是宅基地,而社队 企业兴起之后,村庄土地用途新增工业用地,村庄土地资本化,为村庄社队企业起 步提供资源基础,并成为当前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A镇所辖的农村在村社工业化的推动下,通过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产业结 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转变完成了城镇化,又由于该地的城镇化并未带来 大规模的人口向城市迁徙,因此,本文将之称为就地城镇化。()2009年至今:激进城市化2009年,A镇所在的C市推行以“三置换”为核心内容的大规模的城市化运 动,“三置换''是指农民"宅基地换商品房”、”承包地换城市社保”以及“集体资产换 股权”,“宅基地换商品房”是这次城市化运动的核心。第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与城市化运动。C市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快, 每年的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量上万亩,而国家每年下达的用地指标只有5 000亩,两 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依据国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C市出台了地方 性政策”依据规划,置换规划范围内的农户自愿放弃宅基地,将农村住宅同商品房 进行置换,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统一安置到集镇规划区公寓式商品房居住。农村 住宅用地复垦为耕地,复垦整理后产生土地挂钩指标由所在乡镇取得”(2)农民退 出宅基地获得商品住房,从地方政府规划在集镇上的小区中获得260平方米具有 完整产权的商品房,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宅基地整理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第二,“撤村并居”与农村人口整体向城市转移。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运动中,C市对农村进行了功能划分,将村庄划分为整治型、控制型和置换型村庄 （l）o按照规划,C市21万农户,10万户属于整治型,控制型5万多户,置换型5万多 户。A镇33 000多农户,整治型7 434户,控制型19 489户,置换型6 970户。C市 通过“宅基地换商品房''运动,通过“撤村并居”,推动该地区农村人口整体向城市转 移。第三,农民身份市民化。处于置换区农村的农民,通过“宅基地换商品房”集中 居住到集镇小区,通过“承包地换城市社保”实现了农民身份角色的转换,转换为现 代城市社会中的市民。A镇在“城乡增减挂钩”政策背景下推动的“宅基地换商品房”运动,通过“撤村 并居”使农村人口整体大量向城市转移,并通过“承包地换城市社保”实现了农民角 色、身份的转换农民市民化,农村也随之城市化。由于A镇所在区域农村城市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因此,本文将其称之为激进城市化。三、两种城市化实践逻辑比较（一）主导力量:村社主导或政府主导就地城镇化是由村社主导的。在城镇化过程中,无论是村庄规划还是资金来 源、村民意愿上,都是依靠村社集体、村民组织决策,是内生型农村城镇化4。以 F村为例,首先,从集中居住规划上来看,第一、二、三期集中小区的选址,土地调整, 风貌设计都是村干部召开党员大会、群众代表大会、村民大会反复讨论、集体协 商从而完成城镇化的规划、决策。其次,从资金来源上来看,主要分两部分:一是房 屋由村民自建,村民按照村社统一规定的建筑风格和建筑面积,自筹经费修建,村 集体用集体资金象征性的进行补贴;二是小区内道路硬化、水、电、气、绿化等 公共品供给由村集体资金提供。再次,在农户向小区集中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的 意愿,不强制农户进入小区,F村总共480户,约400户进入了小区,剩下的80户约 20%的农户因经济条件困难、房屋建筑较好等原因放弃进入小区,农民的意愿充分 得到尊重。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只给予政策上的引导,村社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 起主导作用。激进城市化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主要体现在搬迁意愿、统一规则、资金筹 措上。首先,激进城市化始于地方政府对农村的功能划分,地方政府将农村划分为 整治型、控制型、置换型,在置换区范围内的农户没有选择的权利,必须参与“宅基 地换商品房”的活动,并不考虑农户的个体情况以及未来在城市中的生活能力,“万 顷良田”范围内的农户是重点置换对象,位于项目范围内的农户都要参与“宅基地 换商品房''活动,而“万顷良田''里的农户大多以农业为主,经济基础较差。农民的意 愿没有充分得到尊重,带有强制性。其次,在补偿标准、小区建设上都是由A镇政 府统一规划和实施。农户宅基地退出按照房屋拆迁标准进行补贴,退出宅基地的 农户统一获得政府提供的150平方米小区商品房,小区的建设亦由地方政府统一 实施。再次,无论是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金、小区建设资金、“承包地换社保”资 金均由A镇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由此可见,地方政府主导了以“宅基地换商品房” 为核心的城市化运动。（二）实施途径:村庄规划或“撤村并居”村庄规划是推动A镇前期就地城镇化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村社集体通过 对集中居住区的选址、房屋的占地面积、房屋的建筑风格的组织与规划,以村庄 为单位,实现了农户向集中居住区的集中。村庄规划推动的集中居住,再加上工业 化推动的村庄产业结构、农民就业结构的转变,实现了 A镇所在地区的就地城镇 化。“撤村并居”是A镇当前激进城市化的主要途径增减挂钩”政策带动了农村 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具体的途径是通过“撤村并居”来实现的,即借助项目资金,将 原本分散在村庄各处或者是好几个村庄的农户整体搬迁到大的集镇或城市大规 模聚居起来,搬迁过程不仅是地域空间的变化,即从农村到城市,同时也实现了农 民体制身份的转变,即由农民转向城市居民,极大地提升了地方城市的城市化率, 快速地推进了地方城市化。而“撤村并居”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三）目标:以适应工业化或获取土地指标就地城镇化的目标在于适应工业化和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首先,就地城镇 化的目的在于适应村庄工业化。村庄工业化必然带来村庄土地利用的调整,一般 型农村土地分为耕地、宅基地、林地三大类,而工业化村庄会新增一类工业用地, 工业化扩展占用大量土地,集中居住可以节约宅基地资源从而填补工业用地的空 缺,使村庄内部的土地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属于村庄内部的规划。工业化通 过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也打破了传统的居住格局,以农业为生时期,苏南农民为了 耕种和运输的便利,大多在农田附近聚水而居,三三两两形成自然聚落,而村庄工 业化之后,农业成为副业,农民生活围绕在工厂上班展开,集中聚居有利于农民新 的生产形式。其次,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随着村庄工业的发展,农民的家庭经济 收入成倍增加,收入增加后农民普遍有修建楼房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期,A镇 的楼房覆盖率高达60%以上。农民有建房的需求和能力,村集体通过村庄规划将 建房的农民集中连片并提供道路、水、电、气等公共品,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质量,且降低了公共品供给的成本。激进城市化是以获取土地指标和城市化率为目标的。首先,地方政府推动“撤 村并居”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得土地指标,在土地指标之上的目标则是“土地财政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灶吃饭”,“土地涨价归公''的制度设计,使地方政府逐渐走 向了依靠土地开发、利用和转让来维系地方政府的运作和发展5。地方政府花 大量资金“撤村并居”让农民上楼,从农民退出的宅基地中获得虚拟的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指标,进而从上级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城市开发用地,试图获得更多的 土地财政。其次,地方政府推动“撤村并居''是为了获得城市化率。“撤村并居”后形 成大规模集聚,A镇要求2 000户作为一个集聚点,地方政府在算城市化率时,直接 将“撤村并居”的点纳入进来,极大地提高了地方城市化率。城市化率的提高与地 方政府的政绩有着一定的关系。中央一直将如何稳妥地推进城市化放在国家战略 高度,从“小城镇”建设到“新型城镇化”政策,引导地方不断推动城市化发展,地方政 府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作为政绩得到奖励。就地城镇化具有渐进性的特征。F村从1983-2009年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 完成了社区80%农户的集中居住,我国的城市化率从80年代的25%,到目前的户 籍人口城镇化率36%,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3.7%6可见,“小城镇”政策推动下的 就地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具有渐进性的特征,而当前“增减挂钩”政策推动下的“撤 村并居，则具有激进性的特点。在调查中了解到,A镇计划在短期内完成6 970户, 占20.9%农户的置换,快速地将地方城市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显而易见,大规模 “撤村并居”城市化道路具有激进性的特征。四、激进城市化的结果与困境（一）城乡一体化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里,A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农民身份转换、居住向社 区集中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来看,就地城镇化没有打破既有的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在体制身份上农民仍然是农民,但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生产方 式的转变,农民收入的增加,集中居住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从这几方面来看,就地城 镇化使农村和城市之间达到了高度一体化。2009年以来,A镇大规模“撤村并居”通过将农村居民纳入城市体系,实现了城 乡完全一体化。首先,从社区管理和组织方式上来看,“撤村并居”后农户被纳入城 市居民社区管理体系中,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城市化。其次,从户籍制度上来看,进了 集中居住区的农户从户籍制度上转换为城市居民,打破了原来城乡二元户籍制 度。再次,进集中聚居区的农户享受与城里人相同的公共服务,主要体现在教育和 社会保障这两块,进了城镇的农户小孩有就近入学的权利,且通过“承包地换社保” 政策获得了社会保障。最后,农户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就地城镇化阶段,农业 虽然在农户家庭生计中所占的比例很低,但其作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补充仍然是农 民生产的组成部分,“撤村并居”后农民将承包地拿来换了社保,意味着农民脱离农 业生产,生计方式完全倚重二、三产业。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上了楼 的农户也学着城里人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社会关系按照城里人的业缘关系进 行组织。“撤村并居”推动的快速城市化,是在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同等享受部 分公共服务体系,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完全改变的完全城乡一体化。这种制 度上的城乡完全一体化是否能够实现彻底地城市化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二）激进城市化的困境无可厚非,，撤村并居，改善了农民的外部生活条件,实现了城乡完全一体化, 但这种城市化的步子迈得过快,从而存在资金可持续、政治社会稳定、社区文化 再造的困境。1 .资金的可持续性问题。就地城镇化中,农民和村社是主体,房屋建设资金由农户自己承担,道路、水、 电公共品供给由村社集体资金承担,村庄工业的发展是农民和村社均有能力承担 相应的建设资金。激进城市化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将承担“撤村并居”的 一切费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拆旧费用,宅基地的退出涉及到农户房屋拆迁, 房屋按照不同的结构和质量进行赔偿,大多数农户拿到的赔偿金在20-30万元;二 是建新费用,参与置换的农户在中心镇免费获得260平方米具有完全产权的商品 房,成本价约100万元;三是土地换社保费用,每个家庭按3 口人算得要15万元,三 项加起来,地方政府置换一户的成本约在150万元。按照规划,C市总共需要支出 的置换金额为150万元x5万户二750亿元,A镇需要支出的置换成本为150万元x6 970户=104亿元。庞大的财政支出对于财政收入名列全国乡镇前列的A镇来说 都是一笔巨资,对于苏南其他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乡镇来说负担就更重。在调查 过程中,当问及A镇领导W某项目实施的难点在哪里,其回答说“主要还是财政上 的压力过大”。财政资金的可持续性是激进城市化面临的首要问题。2 .政治社会稳定问题。社区主导的就地城镇化能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能将农民的有效需求结 合起来,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主体地位;二是,能够有效化解城镇化过程中的矛 盾,士地的重新配置必然打破传统的利益格局,出现矛盾纷争,村社集体利用地方 性规则,如村庄内部的“人情”“面子”以及运用手中所控制的集体资源将矛盾化解 掉,从而完成实现大多数人利益的就地城镇化。地方政府主要的激进城市化可能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解决村庄内 部矛盾问题。“宅基地换商品房”涉及到村庄内部巨大的利益重构,这主要体现在 宅基地价值和房屋拆迁上,这两块将村庄内部原本的不公平激活,村干部由于在置 换过程中只扮演协调工作,工作缺乏原来的主动性,而地方政府在面临不熟悉的千 家万户时也感觉到无力。二是,如何面对金融风险带来的失业问题。乡村工业大 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且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工人工资相对低,竞争力大,可替代性强, 且工作不稳定,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属于不完全产业工人,当遭遇金融危机时,这部 分群体最容易下岗、失业。就地城镇化时期,这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土地是农 民最后的屏障和退路。但“撤村并居”后的农民承包地换了社保,社保只包含养老 保险,不包括失业保险,倘若遇上大规模的失业,农民又无土地可以维系生存,恐会 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3 .社区文化再造的困境。就地城镇化只是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但乡土生活方式并没发生根本的改 变,工业化不是打破而是强化了社区共同体的乡土逻辑,社区传统得以再生产 和延续。村庄工业化组织和动员就是依靠乡土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如“情面''规则、 “共同体意识”等,乡土传统在反复实践中得到强化,并在集体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形 成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新传统,从而抑制了在村庄内部因经济分化产 生的社会区隔。因此,传统乡土逻辑支撑了城市化,并在这过程中获得了再生产、 传统和现代、乡土性和现代性、农村和城市之间并非割裂的二元对立关系,工业 化不仅推动了城市化,也再造了农村社区的乡土性。当前的“撤村并居''不单是聚落形态和行政组织的集中化,而是乡村社会结 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居民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变革网。与城市社区不同,农村 社区不单是人口在空间上的聚居,而是以血缘或地缘为基础按照“差序''原则构成 的熟人社会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彼此熟悉,相互关联,按照地方性礼俗规则行事,通 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一种熟人社会共同体的文化,被称作乡土文化或者是乡土性 9。这种乡土文化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了农民的意义世界撤村并居” 社区再建过程中,既有的村庄边界被打破,新的社区由多个村庄重新整合而形成, 农户在完成地域空间转换中如何再造社区共同体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事实 上,“撤村并居”不单是地域空间发生了转换,社区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转换,社区 的组织管理仿效城市模式,农户也学着城里人,上了楼,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相 互之间越来越没有关联,迈向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社区共同体意识再造十分困难。 由此引起的文化出现断层,农民该如何去调适,从而避免文化真空所带来的无所适 从是“撤村并居''过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五、结论与讨论本文以苏南地区城市化路径为研究对象,将苏南地区前后经历的城市化道路 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和激进城市化两种类型,两种城市路径在表现形式和实践逻辑 两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不同的城市化路径在主导力量、实施手段、实施目的 和结果上均存在巨大差异。就地城镇化是村社主导的、以村庄规划为手段、以适 应工业化需求和改善居住条件为目标的渐进城镇化;激进城市化是地方政府主导 的、以“撤村并居''为手段、以获取土地指标和城市化率为目的的激进城市化。激 进城市化打破了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善了农民的外部居住条件,从整体上提高了 农民的生活质量,但其实施过程中也面临资金、可持续性、政治社会稳定和社区 文化再造过程中的困境。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国家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必经之路。城市 化目标无可厚非,但是城市化的路径确是值得斟酌,城市化不只是农民身份由农村 人转向城市人,而是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因此,制度不是影响城市化的 关键因素,而与经济收入相关的产业结构才是城市化路径选择的关键。苏南地区 城市化路径由就地城镇化向激进城市化转换带来的资金、政治、文化上的困境给 我们的启示是:城市化的推进必须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相匹配,不能一味地追求 城市化率,而忽视了城市化的质量,应当警惕激进的过度城市化。关于“就地城镇化”的几点思考主要谈如下四个观点：一是就地城镇化非常重要；二是就地城镇化要在规划 的引导下有序推进；三是就地城镇化的根本基础是产业发展；四是就地城镇化要 在充分获取大城市辐射效应的同时，避开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关于“就地城镇化非常重要”第一，就地城镇化是更好地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更高层次需求的良好路径。 这里涉及如何理解以人为核心？我认为，所谓以人为核心，就是以人各方面、全 方位的需求为核心。而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就物质需求来说，主要 是吃穿用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就精神需求来说，包括知识、文化、娱乐、信仰等 方面的需求，也包括家庭之乐、父母之爱、子女之孝、枕边暖风等方面的需求。 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们在精神方面的需求与日俱增。如何满足人们 的精神需求是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城镇化的早期，人们为找到 有着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不得不背井离乡，忍受着与妻儿老小分离的痛苦。其 背后的逻辑是，在城镇化早期，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也不 够多，城镇没有足够的能力为人们提供充裕的居住空间和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服 务。在城镇化的较高阶段，由于社会财富已有明显的增长，城镇已有一定的能力 向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家庭团聚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个时候，应该 把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但是,在较高阶段的城镇化, 满足城镇居民的精神需求并不是必然而然能实现的，它还取决于实施什么样的城 镇化战略和政策。最近，我在环球科学2022年第4期中，看到一篇文章“新冠如何改变 世界”，其中说到美国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甚至现在还存在所谓的“去人性 化的行动”，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要 把握好城镇化进程，并妥善处理城镇化过程中的满足物质需求和满足精神需求的 关系，否则，可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10多万亿，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5%, 现在非常有必要将更好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需要提上城镇化的重要议事日程。还 要看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一定要把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 问题解决好。而通过发展县域经济，以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使农村劳动力就 近到县城就业，就近成为城镇居民，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城镇化进程中满足人们精 神需要的问题。第二，就地城镇化是合理化大尺度上的人口空间分布的有效途径。纯粹地从 经济效率的逻辑上说，也许人口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大规模聚集有合理性。但是， 这种大规模聚集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城市病的问题， 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空间逼仄等。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聚集规模过大， 会给城市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在没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大城市可 以正常运行，一旦出现“黑天鹅” “灰犀牛”，大城市的正常运行就会遇到较大的 困难。因此，人口在空间上必须有合理的分布，人口在空间上的聚集必须有度。 我国是人口大国，更应注重人口在空间上的相对均衡的分布。就地城市化，有助 于避免人口向大城市过度聚集。第三，就地城镇化也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需要。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 的活动。“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 来！”就地城镇化是有助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的发展，具体说就是有助于 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于“就地城镇化要在规划的引导下有序推进”就地城镇化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不能泛在化。一个基本理由是，我 国的县和县城的区位条件、自然条件、人口规模千差万别。有的县人口达几百万 人，有的县可能人口只有几万人，甚至还不足一万人；有的县自然条件、区位条 件很好，有的县地处偏远、自然条件不是那么好。有的适合建设规模较大的城镇、 城市乃至大城市，有的难以成为规模较大的城镇或城市。所以，在讨论就地城镇 化时，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不能把就地城镇化泛在化，对不同的县和 县城，要有区别地对待。因此，这需要对就地城镇化进行很好地规划和布局。要 研究到底哪些地方可以就地城镇化，哪些地区不能，就地城镇化必须在规划的引 领下推进。做好就地城镇化的规划，要把规划与当地的情况相结合。也要从更大的空间 范围内来看待、分析和统筹，要看县域之外有没有大城市，以及有什么样的大城 市，这样才能确定县城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比如，上海周边的县、北京 周边的县和河西走廊地区的县在功能定位上就可能会不同，上海周边的县可能会 成为重要制造业基地，北京周边的一些县可能主要提供居住功能，河西走廊的县 功能反而会更多元一些，因为它们周边可能没有大城市，它的功能需要相对完整, 其制造业和服务业都需要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就地城镇化还要看周边有没有其他 县城，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在与它们的比较分析中，确定其功能定位和 发展方向，以实现错位发展。关于“就地城镇化的根本基础是产业发展”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此处不必赘言。问题的关键是，选择什么样产业，以 及如何选择。一种思路是，按照静态比较优势原则，根据现存的资源禀赋结构和 现有的发展基础，在原有的发展路径上和结构框架内，延伸发展一些新的产业。 另外一种思路是，主动地去引进一些新的发展要素，改变当地的发展生态，突破 原有路径的束缚，走出一条新路。我曾在演化经济地理学手册（商务印书馆 2016年出版）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对一个地区而言，发展路径一旦形成， 这个地区就会沿着这个路径发展下去；而一个偶然的事件可能会改变这一地区的 发展生态，使之沿着新的发展路径发展下去。所以，搞发展，不能静静地等待机 会的来临，而是要努力地去创造新的机会。比如，引进一个大型企业，县城发展 环境就变了，一系列的产业就会围绕这个大型企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这方面的 例子很多。比如，“一五”时期，我国实施了 156项重大工程。依托这些工程， 一些地方成长出了城镇、城市乃至大城市。关于“就地城镇化要在充分获取大城市辐射效应的同时，避开大城市的虹吸 效应”大城市对就地城镇化有两个方向或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由辐射效应带 来的正向影响，包括资本、技术、人才向县城的流动，以及向县城提供市场需求。 二是由虹吸效应带来的负向影响，县城的资本、人才等发展要素可能会流向大城 市，县城的居民可能会跑到大城市去购物。如何才能趋利避害？ 一是要改善营商 环境，这个大家讨论的比较多。另外，就是要改善生活环境，创造更舒适的生活 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的收入，有田园式的空间，有 相对悠闲的生活节奏。总之，就地城镇化有很多的问题要研究，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让我们一起努力，推进就地城镇化健康发展。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视域下的就地城镇化建设路径优化策略摘要：就地城镇化可以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利支持。本文从农村 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就地城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研究分析， 并制定了符合新型城镇化理念的就地城镇化建设路径，对提升国家城镇化综合水 平，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农村;区域经济;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的关 注，并制定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是目前很多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策略制定 人员重点关注的问题。一、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视域下就地城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一）就地城镇化制度设计存在不足制度的设计对于就地城镇化的推进质量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但是，现有的 很多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制度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受到延续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 情况影响较大，在制度设计方面无法保证具备足够的一致性，难以为就地城镇化 制度的优化改革提供帮助。一些制度设计工作在推进的过程中，虽然具备一定的 创新意愿，但对于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影响深远的传统制度不具备调整的能 力，就地城镇化工作的开展也难以在工作执行细节方面得到制度的直接指导。一 些就地城镇化制度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简单的按照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际需 要，从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进行制度的设计，对于在城乡经济-体化 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制度性障碍缺乏完整的研究，这就使得城乡基础性制度 之中的不平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处置，难以为就地城镇化制度的合理设计提供 帮助。（二）农村产业化建设水平偏低农村产业化建设水平是保证就地城镇化具备执行条件的关键。但是，现有的 一些农村在制定产业化建设的具体策略过程中，对于城乡一艘化的需求考察不够 具体，产业化建设水平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难以为就地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有利 的基础条件。一些农村在推进产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区域产业发展的协同效 应缺乏足够的关注，对当前农村的土地资源整合利用以及住宅制度改革等有利条 件的应用存在不足，导致农村产业化建设并未取得理想的进展，难以为就地城镇 化创造更加理想的基础条件。（三）就地城镇化的观念转变不足思想认识是决定行为的基础，也是影响就地城镇化建设质量的基础性因素。 但是，一些就地城镇化在推进的过程中，对于农村人口尤其是年轻群体的思想观 念因素重视程度不足，缺乏对年轻群体需求的关注，导致就地城镇化的推进只能 简单的按照贯彻行政指标的方式加以处置，无法为农村人口城镇化积极性的调动 提供帮助。由于农村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且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密 度远低于城市，很多农村人口将移居城市作为城镇化的唯一途径，缺乏对就地城 镇化的认可。还有一些农村居民对于城乡经济协同发展的认知存在不足，简单的 将新兴产业理解为城市独有的产业，并未对农村现有的产业进行创新调整，无法 为就地城镇化的高质量推进提供有利支持。二、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视域下就地城镇化建设优化策略（一）提高就地城镇化制度设计水平所有的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策略设计人员，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制度建设在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价值，保证制度改革工作的推进可以有效的适应新型城 镇化推进的具体要求。要对中国社会传统生产形态进行完整的考察研究，尤其要 对城乡二元结构所具备的多方面影响进行完整的考察分析，使就地城镇化的推进 可以充分适应城乡i体化发展的具体需求，并对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进行有 效的控制处理，为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扫除障碍。要从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关键 性制度出发，对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制度设计情况进行有效的研究，尤其要对长 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差异现状具备完整的了解，使制度的设计可以具备较大的可行 性，更好的适应就地城镇化制度建设的实际需要，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利的 制度支持。要从登记管理工作的角度出发，探索新型制度因素的实践方案，尤其 要对城乡户口之间的差异进行有效的研究，使土地资源的应用可以具备更高的合 理性。就地城镇化制度的设计还需要加强对保障性工作的重视，尤其要对现有的 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完善化处理，使就地城镇化制度可以在建设和实践的过程中， 更好的适应城乡一体化推进的具体需要，为城乡差异的有效控制提供帮助。（二）提高农村产业化建设水平就地城镇化建设方案的制定人员，一定要对农村产业化建设水平的重要性具 备足够的了解，并结合城乡经济-体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制定符合农村产业化建 设需求的具体策略，保证农村产业化建设方案的构建可以得到更加理想的基础性 支持。要从推动农村就业出发，对当前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整治以及 住宅基地开发等诸多有利因素进行整合应用，使农村产业化建设的综合质量能够 得到有效的优化，为就地城镇化的推进创造更加理想的基础条件。（三）加快转变就地城镇化思想观念就地城镇化方案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对农村居民思想观念的重要性 具备足够的了解，并对居村居民参与积极性的价值进行分析，使就地城镇化的推 进可以凭借思想观念的改良得到高质量推动。要加强对农村现有产业资源的调整 升级，将属于城市的新兴产业资源纳入农村区域，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群体 可以充分认识到就地城镇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使农村居民可以积极主动的参与 到就地城镇化之中。要加强对城乡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视，使城市所拥有的高质量 公共服务可以面向农村发展，提升农村社会公共服务质量，以便农村社会可以更 具吸引力。结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是保证农村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当前社会 各界对就地城镇化建设的期待较高的情况下，针对就地城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加 以研究，并从优化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制定提高就地城镇化建设 质量的具体措施，对提升就地城镇化建设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川吴闫.城市群视域下小城镇功能变迁与战略选择D.中共中央党校，2015.2梁振民.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D.东北师范 大学，2014安蕾.区城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模式及其绩效评价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2015.4梅顺达.发达城市周边农村城镇化路径选择D.吉林大学，2014马海明.政府治理视角下的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