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材料看先秦秦汉医学 附先秦及秦汉时期医官称谓考.docx

传统典籍中呈现的中国医学，若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为界，前后泾渭分 明。伤寒论及其之后的时代，医学史脉络清晰，医家生活的年代及其事迹大 多有确切记载，典籍作者及成书时间亦可大致确定。伤寒论成书前的医史记 载却甚为模糊，医家及其事迹记载极少，典籍作者及其成书时间几无定论。譬如，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但如此重要的医学经典，其作者 却不详，成书时间也难以判断。早期医学的模糊记载，为先秦秦汉医学研究带来 巨大困难。自20世纪起，随着各地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陆续出土了大量先秦秦汉文 献，其中不乏涉医内容甚至医学专辑，为先秦秦汉医学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为医学发展分期提供基础出土涉医文献在先秦秦汉间的存量及内容差异，为医学发展的时间分期提供 了基础，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巫祝时期，即夏朝及以前，这一时期几乎不存在医药。目前， 这一时期尚无出土文字材料佐证，其医学表现当如黄帝内经所述：“古之治 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第二个时期为巫医交融共生时期，即商朝和周朝时期。这一时期的药物及其 使用情况在尚书左传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中大量出现，出土涉医材料则 多以疾病占卜、宁疾祭祷的形式出现，这是药石无能为力之后的选择。具体来说, 出土的商代文献以殷墟卜辞和金文为主，疾病资料主要出现在甲骨占卜中；出土 的战国文献以竹简木牍为大宗，南方楚地最多。郭店、包山、望山、曾侯乙等楚 墓均有大量文字简出土，但这些门类丰富的出土文献中未见医学专辑，仅有新蔡 葛陵、天星观等楚墓出土的卜筮祭祷简涉及一些零散的病症知识。据此我们推测， 这一时期巫与医相互交融，医学并没真正脱离于巫，因此没有出现医学专著。第三个时期为医学脱离巫术的独立发展时期，即秦汉时期。秦始皇焚毁诗 书、百家语和非秦国史书，却留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出土的秦代涉 医文献，与法律、宗教方术方面相比较少，但放马滩秦简、里耶秦简等都有较多 的疾病记载甚至医方专辑出现，如放马滩秦简日书记载有33种人体病症； 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记载了疾病治疗方法和药物的运用。出土的汉代文献 中，医学专辑开始大量出现，如张家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都含有大量的医 学著作，内容涵盖医经、医方、房中术、神仙术等。许多西汉医书为目前该类别 所见最早的医书，这些医书虽古朴原始，少数还有巫术残留，但医学独立发展的 趋势已然显现。例如，马王堆汉墓医书五十二病方中，三味药、五味药甚至 七味药的药方已经出现。这些成就为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成熟药物配伍的形成, 起到了前期准备作用。这些都反映了秦汉时期才是我国古代医学的独立发展时 期。为探讨医学水平提供条件出土文献为探讨人体认知、医学发展水平及医籍成书时间等问题提供了条 件。先秦涉医资料虽然极少，却能为早期医学特别是巫医并存时期的医学研究提 供空间。殷墟卜辞和楚卜筮祭祷简虽不是医学专辑，但所涉的病症内容为疾病种 类研究提供了可能。众多疾病名与症候的出现，不仅展现了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知水平，也反映 了当时人们对人体自身的认知程度。就脏腑疾病来说，在殷墟卜辞中，仅出现了 “心”“腹”等脏腑疾病名，而楚卜筮祭祷简中还出现了以背膺、肩背、肩胛、 胁等部位疼痛症状为表现的脏腑疾病。症候描述逐渐丰富，反映了战国医学较殷 商医学有了一定进步。但这种进步仍然有限，上腹部和胸部疾病还难以区分，如 心与腹间的诸多脏器肺、胃、肝等名称在先秦并未出现，这些脏器名却大多见于 出土西汉文献中，这种差异无疑是先秦医学脏腑认知落后的反映。就现有出土资 料和传世文献来看，先秦时期常以“心”“腹”代表整个脏腑，“心”的概念甚至 涵盖整个上腹部及胸腔脏器，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脏腑器官的认知仅停留在“心” “腹”二元区分的基础上。从此意义来讲，以楚卜筮祭祷简中对“心”“腹”“膺” 等相关病症的描述，推断墓主所患为何种脏腑疾病，须更为谨慎。黄帝内经成书于先秦或秦汉之际的观点受到广泛质疑，原因在于，其与 一些出土西汉医书之间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如张家山汉简脉书与黄帝内 经灵枢的经脉篇关系密切，是经脉篇的祖本之一。经脉篇所述 的十二经脉，在脉书中只有十一种。出土新材料及其研究成果表明，西汉时 期的医学尚处于初兴时期，整体水平仍十分落后。整体审视体量丰富的出土先秦 与秦汉文献，医学专辑在西汉大量出现却不见于战国简册，仅有少量涉疾病资料 散见于楚卜筮祭祷简。这种矛盾或许只能说明，巫医共生是战国医学的本来面目， 中国医学脱离于巫而独立发展应在秦代之后，黄帝内经之类的医学经典只能 成书于两汉中后期。为疾病对比研究创造可能出土涉医文献为地区间疾病或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的疾病进行对比研究创造 了可能。地区间疾病特别是脏腑疾病的对比，可以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展开，也可 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和中游的江陵之间进行，这种对比可以看出地区间常见疾病的 差异。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的疾病研究，可以江陵及其周边为例，如楚卜筮祭祷简 展示的是战国个体疾病案例，秦汉医方和医经则展示了这一时期江陵地区整体疾 病类型。因此它们共同重视的疾病，如“心”“腹”疾，应是当时人们长期关注 的重要疾病类型。这类疾病如蔓草难除，晚期持续数年不可医治，直至死亡。先 秦楚人只能用卜筮祭祷来慰藉心灵，到西汉时期则多以导引术减缓胀满和疼痛症 状。找寻相关材料中人们对这些疾病的认识，并与出土古尸现代科学解剖中得到 的疾病类型进行比较，将进一步增强对这一地区常发脏腑疾病类型的判断。在此 基础上，若再与近现代地方疾病进行对比，或将成为早期医学史研究的突破口。 古尸科考发现，江陵及周边在数千年前就是血吸虫、肝吸虫、人鞭虫等寄生虫病 疫区。在近现代，江陵及其周边仍是中国最严重的血吸虫病疫区之一。上述慢性 寄生虫病晚期类型的临床表现不仅与楚卜筮祭祷简所见病症极为相似，也与秦汉 简所见的脏腑疾病多为“心” “腹”疾暗合。重新审视古代医学观点运用新材料、新观念和新方法，再度审视传世文献中的医学观点，则另有可 兹解读或发挥的余地。如左传中记载了大量疾病名称，具体疾病涉及内科、 外科、精神科等多种类型，其中一些疾病可以用出土文献来注解。在人们对人体 自身脏腑没有取得进展以及微生物学和寄生虫学等知识为零的时代背景下，那些 建立在生活经验、地理气候环境和哲学基础上的疾病预防理论，如左传中秦 医和的“六气致病”说一经提出就被奉为经典，并一直被后世沿用，就不足为奇 To先秦时期，人们对人体五脏六腑还没有初步认知与区分的情况下，巫医实现 分离以及产生完善的阴阳五行理论或藏象学说也是不可能的。这一推断与黄帝 内经不可能成书于先秦的看法相一致。另外，以出土材料研究为支撑，如包山、 葛陵、天星观等楚墓出土的卜筮祭祷简中，出现了较多的“心” “腹”部疾病， 且墓主的可查年龄多在40岁以下。结合张家山汉简引书脉书中的脏腑疾 病以消化道疾病最多的记录，反观史记中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和淮 南子中“雨淫腹疾”等传统涉医论断，可知古代环境医学论断并非凭空想象， 确系建立在实际生活经验基础之上。先秦及秦汉时期医官称谓考摘要我国古代官方聘任或培养的医生被称作“医官从左传、史记、 汉书等早期文献中有关内容可以推知，医官制度早在先秦、秦汉时期就已经 形成了雏形，当时的医官称谓主要有“侍医”和“太医令（丞户两种，前者当无官阶, 后者则有官阶。此外汉代地方还有“医工长”等称谓。关键词弁秦.秦汉.医官.称谓所谓“医官”,是藕我由占代官聘任或培养的医生，这既包括中央所设职位, 也包括地方所设职位，他们有些带有官阶，拥有亦医亦官的特殊身份，是封建官 僚系统的组成部分；有些则不带官阶，只食朝廷俸禄而已。有据可查的医官称谓 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秦汉时期继承并发展了先秦的医官称谓。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是目前可见最早系统涉及医官称谓的文献。周 礼天官家宰云：“医师上土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 医，中土二人。疾医，中土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唐贾公 彦周礼义疏日：“医师者，众医之长，故长医之政令。”周礼所反映的周 代医官称谓有五：“医师”、“食医”、“疾医”、“疡医”以及“兽医”，其中“医师”为 诸类医官之首，总揽医政。不过，周礼是一部假托之作，意图在理论上为濒 临崩溃的周王朝建立一个制度化的乌托邦而已。因此，周礼中所列医官称谓 的真实性尚不能确定，加之周礼所及医官称谓与其它文献中零散出现的先秦 医官称谓相去甚远，故以上五种称谓极有可能并未真正存在过。那么，先秦时期是不是已有医官存在呢?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政治力量 已经日薄西山，作为实际政治实体的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十分频繁。左传 所载诸侯国官派医者之事有三处，所涉及的医者分别为晋国的医衍、秦国的医缓 以及秦国的医和：三十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狄间晋之有郑虞也，晋侯使医衍 酰卫侯。甯俞货医，使薄其酰，不死。（左传-僖公三十年）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日：“疾不可为也”（左传昭公元年） 此三人虽未冠之以官职称谓，但就其所行事宜来看，他们应当不是来自民间：医 衍是奉晋侯之命以鸩毒刺杀卫侯，医缓与医和为秦国派往晋国的医使，均负有一 定的政治或外交使命。可以肯定，医官在先秦已经存在了。就目前可查资料显示，较可信的先秦医官称谓仅有秦国的“太医令”和“侍医” 两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日：“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使人刺杀之。” 又史记刺客列传日：“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由此可 见，太医令和侍医两种称谓在先秦时期的秦国己经存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 推行秦国官制，这两种医官称谓均保留下来。后，汉代基本保留了秦代医官的称 谓。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 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南朝沈 约宋书百官志下日：“太医令，一人。丞，一人。周官为医师，秦为太 医令，至二汉属少府。”不难见出，秦汉不仅有“太医令''之称谓，其下还设“太医 丞太医令（丞）和侍医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汉书艺文志日：“诏光禄 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成校数术，侍医 李柱国校方技。”其间提及的“光禄大夫，“步兵校尉”、“太史令”均系秦汉官职的 正式称谓，那么其后之"侍医''亦当为当时医官的正式称谓。但察汉书百官公 卿表7（-篇、后汉书百官五篇，并无“侍医称谓之说明。再详考汉书， 其间中涉及“侍医”共有五处，除上引艺文志外，还有：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谋毒太子，欲危宗庙。（汉书宣帝 纪）疾病侍医临治，赖陛下神灵，不死而活。（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汉书匡 张孔马传）前东平王云与后谒祝诅朕，使侍医伍宏等内侍案脉，几危社稷，殆莫甚 焉!（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一例中，淳于衍乃是女性侍医，前文说过，太医令（丞）为掌宗庙礼仪之属 官，应当不会让女性担任。在第二例、第三例中，“侍医”二字之下有唐颜师古注 日：“侍医，天子之医也。”及“侍医，侍天子之医。”复考汉书，另有“少府” 一条曰：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 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 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二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 池监，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七官令丞。诸 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少府十二属官内亦有“太医令（丞）”之称谓，那么少府与奉常（或太常）有何区 别?详查，少府，其他属官发现，其多数属于从事后勤管理的官员，由此可以推知， 少府属官太医令（丞）是负责皇上及后宫医疗事宜的官员。这两支“太医令（丞）”究 竟是一套人马分受少府和奉常（或太常）双重管理，还是两套人马由少府和奉常（或 太常）分别管理，史料并未详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侍医当受制于少府之下的 太医令（丞），负责皇帝（或诸侯王）及其近戚的日常保健及临床疗疾。侍医当不具 有官阶。若侍医具有官阶，汉书百官公卿表与后汉书百官不应俱不涉论。 再者，汉书佞幸传载前文引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所涉侍医伍宏日“伍宏 以医侍诏“，“侍诏”指秦汉时期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被朝廷征召入朝，随时听候 皇上传唤咨问之意，是一个动词，不是官职，侍诏之臣并不因侍诏而具有官阶， 而伍宏亦确实没有官职。由此可以推论，侍医是那些服务于朝廷却无官阶，又隶 属于少府太医令（丞）的医生之称谓。汉代地方也设有医官，称为“医工长”。汉书武五子传载：”（刘）旦得书， 以符玺属医工长，谢相二千石：，奉事不谨，死矣。“颜师古注日：“医工长，王 官之主医者也。''时刘旦为燕刺王，属于诸侯王。后汉书百官五载诸侯王之 封国官职曰：“中尉一人，比二千石；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礼乐长、 卫士长、医工长、永巷长、祠祀长，皆比四百石。”其间有“医工长”一职，刘昭 注日：“主医药。”在西汉早期，把持地方的诸侯王所设立的官职与中央朝廷几乎一致：“汉初 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 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故当时地方亦有“侍 医”之称谓，譬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太仓公淳于意为齐王侍医遂诊病 之事，而其弟子唐安亦担任过齐王侍医。但随着汉王朝的稳固，地方势力被中央朝廷控制，其地方官职也与中央官职 的称谓产生了区别，侍医的称谓渐渐在地方官职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