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蛇传故事探究明清江南大运河两岸城镇的社会生活 附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与文化.docx

内容提要：从“白蛇传”故事里涉及的地名可以看出江南大运河两岸的市镇为 了商业、生活和交通的便利选择了依水而建，商业中心通常设在城市内河与运河 的交汇处。许宣从杭州到苏州航线夜间通行与明清环太湖地区发达的桑蚕业紧密 相关。许宣生药铺主管身份的设定有利于展现出大运河带来的便捷物流，便捷物 流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故事里提及的寺庙都位于城市的经济中心，庙会 的市俗化造就了庙市经济的繁荣,庙市成为江南市场的重要补充形式。从小说白 娘子永镇雷峰塔和传奇雷峰塔结局的区别可以看出，明清发达的商品经济 以及科举定额导致了许多生员弃儒从商，但科举入仕仍然是江南商人的理想目 标。明清小说戏曲的魅力之一，在于这些作品向今天的读者展现出了一幅幅鲜活 的社会生活画卷。"白蛇传故事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白蛇传说'起源颇早，源远流长。宋代的西湖三塔记、明人田汝成的西 湖游览志、吴从先的小窗自纪等话本小说、文人笔记里曾多次提及相关内 容。但是这些作品和记载与后世的“白蛇传”故事相比，主要地点仅限于杭州，社 会环境描写较少，故事甚至可以模糊背景而存在。直到冯梦龙编写了白娘子永 镇雷峰塔，“白蛇传''故事的主要人物与情节才丰满起来，故事发生的空间也扩 大到了苏州、镇江两地。此后清代的黄图班与方成培又分别在此基础上改编成了 昆剧雷峰塔传奇和雷峰塔，继续丰富了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自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起，“白蛇传'便是一个具有多功能性的民间传说， 故事的情节发生与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联。江南的城市在经历元末战乱 后，经济萧条。依靠着京杭大运河这条经济大动脉带来的商业贸易，自明中叶起, 这里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市镇日益繁荣起来，成为明清两朝最重要的财赋 区。随着经济的发展，江南的文化与风俗也渐渐刻上了运河的烙印，京杭大运河 对江南人民生活的影响渗透在各个方面。“白蛇传”故事涉及的杭州、苏州和镇江 恰恰都坐落于京杭大运河上，这个故事展现出了明清时期江南大运河两岸社会生 活的风貌。创作者之所以会选择以杭州、苏州和镇江为故事发生地，也是为了讨 好来往于江南的客商以及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江南经济繁荣，是通俗文学重要的 消费市场，以这里人们熟悉的大运河两岸重要的贸易城市为背景创作出来的故 事，更易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博得他们的好感。“白蛇传”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假托于南宋，反映的却是明代中晚期以来的 市井生活，因此“白蛇传”故事对研究明清江南大运河两岸的城镇社会具有极高的 历史价值。江南的城市格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杭州李将仕的生药铺开在三桥街，制伞的老实舒 家在清湖八字桥,许宣住在过军桥边的黑珠儿巷，白娘子住在箭桥双茶坊的巷口， 苏州王主人的客店开在吉利桥下，镇江李克用的生药店开在针子桥下，许宣在镇 江的生药铺开在了渡口码头上。显而易见，故事中无论住宅还是店铺都建在水 边。这样的设计并不是巧合。不似别处的运河常常因淤塞而断流或泛滥，杭州至 扬州段的京杭大运河又宽又深，长年通航。江南航运畅通，这里的运输和贸易都 高度依赖水网。为了交通、商业和生活的便利，城内会有多条水系与城外运河主 干道相联。城市往往沿内河形成，重要的商业街均是以内河桥市为中心而建，并 向两岸伸展，城市的街道也多以沿内河走向或通往河岸的长街与短巷为主，市镇 的商铺和住宅也多顺着河的走向铺陈。这些沿运河或运河支流发展的市街构成了 城市的大致框架。为了更好地利用运河水系，明清时期的杭州有过重筑城墙的历史。最初杭州 城有凤山、候潮、艮山、武林和庆春五座水门，明成化十一年(1475)又新开一个 涌金水门，以方便城市内河与运河主干线相连。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中许宣游湖乘舟时吩咐摇船的张阿公上岸的涌金门，指的便是这座涌金水门。涌 金门位于西湖东面，杭州城的西侧，西湖与城内水系在此交汇。清顺治初年，朝 廷曾在杭州建立了驻防城，此驻防城便位于当时杭州城的西部，涌金水门在这座 驻防城的最南面。涌金水门在当时被视为出入杭州城的重要关隘。明清时期，苏州城内河与运河主干道的联系线路有两条：一条经城西北面的 白公堤汇入大运河，另一条从城西面的枫桥汇入大运河。这两条水路分别在 阊门附近的虹桥和渡僧桥与大运河交汇，因此明清时期苏州的商业闹市区主要集 中在城西阊门至胥门一带。明万历年间的牛若麟在其阊门重建虹桥记中记录 当时每天进出阊门的人流非常密集，虹桥已是“跨濠以通行旅，错趾骈肩，无间 昏旦”。正是因为商业繁盛，阊胥商业街区渐渐冲破了城垣的限制，向着苏州 城外更西部延伸，慢慢形成了“自胥及阊，迤通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的 局面，城外的商业集市与城内的阊胥商业中心由此连成了一个长长的带状商业 网。这条商业网又分为两条线，都是以阊门的虹桥为起点，一条由西北至虎丘， 一条由正西方向直通枫桥。从阊门到枫桥中间的商业绵延二十里，其中南北濠、 上下塘、枫桥、山塘泾都是当时非常热闹的商业区。方成培的雷峰塔第十九出虎阜里的黄莺儿便写道：“爽气四郊浮, 向山塘正仲秋，绿云金粟浓如酒。王孙浪游，山僧倚楼，衣香一阵飘红袖。' 家住吉利桥的许宣要去位于苏州城外西北方向的虎丘赏桂花，走的就是山塘街这 一线。山塘街是连接阊门至城外虎丘的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该街沿山塘河而建， 长约七里，被称为“七里山塘”，街上店肆林立、会馆齐聚，人流如织，相传北京 颐和园后湖的苏州街便是模仿的山塘街。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商业区沿运河一线分布，城市与运河主干道的连接处通 常才是商品贸易高度集中的区域，因此这些城市就形成了经济中心在城市一角而 非中心的格局。这些城市也没有像大多数古代城市一样呈现出横平竖直的整齐街 巷布局，这种依水而建的布局在江南的工商业城镇普遍可见，越是河流的交汇处 往往商业贸易越发达。二、经济的繁荣凭i昔靠大运河便利的交通带来的快捷物流，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发达，市场 发育程度较高，商业活动频繁，是全国各区域中一个重要的市场。“白蛇传”的故 事不仅表现出了江南经济繁荣的一面，也展现出了江南市场的一些特色。1 .蚕桑业与夜航线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明清时期，苏杭并举，皆为著名的工商城 市，也是全国丝绸业的交易中心。蚕桑的养种是江南环太湖地区最重要的副业。 “白蛇传”故事里也能窥视出这一时期苏杭间蚕桑贸易的繁盛。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里，许宣因官府库银被盗案发配到苏州，后又因典 当库被盗案从苏州发配至镇江。对两次发配，原著中分别是这样描述的：”许 宣离了杭州到东新桥，下了航船，不一日，来到苏州“，以及“许宣在路，饥 餐渴饮，夜住晓行，不则一日，来到镇江”。从中不难看出，许宣两次发配都 是沿京杭大运河走水路前往的。然而不同的是，从苏州到镇江，文中强调了“夜 住晓行”，也就是说船只在这一段水路夜间是不航行的。古代出于安全及人工的 考虑，夜晚一般不会轻易行船，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李甲和杜十娘 沿运河行至瓜洲时也写道：“大船停泊岸口约明日侵晨，剪江而渡''，由此 可见一斑。从杭州至苏州的行船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据明代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记 载，从杭州到苏州一般是上夜航船，也就是晚间出发，先到长安坝，白天到达嘉 兴府后经过王江泾和封门，再经一夜航行便可到达吴江，吴江过去40里，就到 了苏州的盘门。接着由苏州府到镇江府的航船便不再提夜航之事。另具当代学 者考证，明清时期由杭州出发到苏州盛泽镇有东西两条水路。其中东路最短：从 杭州出发，先到今天海宁境内的长安镇，也就是黄汴所提及的长安坝，之后再沿 长安塘北上至运河，来到嘉兴府，经过王江泾到达盛泽。这段航线大约需要用一 昼两夜的时间(11),与黄汴所记基本吻合。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从杭州到苏州，第 一天晚间上船出发，第三天中午时分便可到达目的地。苏州到镇江的里程和杭州 到苏州相差不多，但是如果晚上船只不航行的话，大约得用上五六天的时间才能 从苏州到达镇江，的确要比杭州到苏州的旅程辛苦得多。苏杭间为何会不同于别处，在这里出现夜行航船呢？这应该与明代中叶以后 环太湖地区蚕桑业的发展有关。“蚕桑之利，厚于稼稽。”(12)明代江南已是“桑叶 宜蚕，民以此为恒产，傍水之地，无一旷土，一望郁然”(13)。到了清康乾年间， 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已是“地多植桑”(14), “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 土。春夏之交，绿荫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15)。明清两朝，形成了 以浙江嘉兴和湖州为中心的环太湖蚕桑业市场。养蚕需要大量的桑叶。对于大多数的养蚕户来说，桑叶难以做到自给自足， 多数需要从市场购买，所以环太湖地区又出现了从事桑叶买卖的交易，甚至还出 现了专门的叶市。“桑出东西两山，东山尤盛，蚕时设市。”(16)养蚕对桑叶要求 极高，桑叶最好是当天采摘当天喂用，为了保证桑叶的新鲜，运输桑叶的航船必 须在一天内到达目的地。在桑叶上市的日子里，桑农们都是通宵达旦地采摘，运 输桑叶的船只能封满整个河港。(17)“俟蚕长必贾叶饲之，轻舟飞棹四出。远贾 虽百里外一昼夜必达。迟则叶蒸而烂，不堪喂蚕矣。”(18)江南水网密集，小船 一昼夜大约可以行驶百里，因此在苏州以南的运河流域出现夜航船也与这一地区 蚕桑业高度商业化有关。“白蛇传”故事中许宜于清明节和白娘子相识，过了两日从白娘子处得到了 官银，后一天事发，紧接着没几天许宣便发配苏州。可以推算出许宣离开杭州的 日子正是江南地区桑叶贸易最为繁忙的时候，所以许宣乘夜行船来到苏州的情节 也是合理的了。2 .药材生意与物流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提到了多种商业，如制伞、开茶馆、开客店、卖豆 腐等。明清时期的杭州城内百货业无所不包，湖州产的丝绸、嘉兴产的绢纱、绍 兴产的茶叶和酒、宁波产的海货、衢州产的桔子、温州产的漆器、金华产的酒在 杭州都能买到。除此以外杭州的餐饮、服务行业也颇具规模，吴敬梓儒林外史 中就描写杭州城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只吴山附近，”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 处”(19),可谓百业俱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介绍，许宣的父亲曾开生药店， 父母去逝后他便在表叔家开的生药铺里做主管。小说中为何要将许宣的职业设定 为生药铺的主管呢？作者通过这个职业设定又将为读者描绘出当时怎样的社会 风貌呢？药材生意和别的相比，自有特色。一方面，药材如衣食一样，是与人民生活 紧密相关的物资；另一方面，药材讲究产地，如怀庆地黄、银夏柴胡、甘肃枸杞、 杭州白菊等，都要冠以地名。还有一些药材是特产甚至来自海外，如犀角、安息 香、沉香等。药材是生活的必需品，可是在本地往往并没有替代品，因此药材生 意对商业的流通依赖性尤其高。明朝初年，朝廷设置了官药局零售药品，但是药材流通性差。永乐年间，朝 廷重新开凿山东临清段的会通河，运河沿线发展迅速。明朝的四大药市分别为： 河北的安国、江西的樟树、皖北的亳州以及河南的禹州。这四大药市都处在交通 要道上，前三个药市还可以通过水路与京杭大运河相连。依靠着运河水系，药材 销售市场日渐扩大，全国的药材贸易和前朝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明代浙江永嘉 的张璃于弘治十一年(1498)中举，正德十六年(1521)考上进士。他做举人时，有 次生病需要用两颗红枣入药，在当地很难寻着，但是等他考上进土的时候，红枣 就已经是寻常之物了(20)。江南本不产枣，最初枣子传到江南因为量少，并不被 当作平常食物，而是用来入药，但是通过张德的经历也可见短短的二十来年中， 药材的贸易有了飞速的发展。明朝中后期，官药局走向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民营药铺。随着经济的发 展，人口的增多，药铺也在不断地增加，并且在销售和经营上分工更细。但是就 全国而言，药材的贸易与流通十分不平均，药材流通明显偏在运河沿线，明清小 说中对此多有描述。金瓶梅里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就是一位走川广，贩卖药 材的商人，后来西门庆在清河县开了一个大大的生药铺。江南并不是传统的药材 生产地，但是据明代李日华记载，当时在江南市场遍地可见产自四川的药材(21), 河南和江西两地的药材也大量输入江南(22)。特别是许宣活动的杭州、苏州、镇 江三市，药材交易异常活跃。明朝末年的杭州有药行专门接待省行药材商人，装 载药材的商船可以直接行驶到望仙桥一带。嘉靖三年(1524),就连卸任御医许某 也在杭州的靴儿河下新宫桥附近开设了许广和药室(23)。苏州的南濠镇更是形成 了专业的药材交易市场(24)。镇江被称为“银码头”，是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各 地商品在这里转输，长江中上游的药材大多都是从这里转运至苏杭地区。明末的 苏州被描绘为“若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入之木镰，云委山 积”(25)。其中药材被单列出来与米豆、鱼盐并列，足见药材的买卖是当时非常 重要的物资贸易。药材足鲁获利颇丰。生药铺为西门庆积累的资本是他走向发迹的原点。白 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在镇江开生药铺的李克用，店中伙计家中仆人都不少，过个 小生日也要开席两日，接待客人五十来个。他的生日筵席开在自家的东阁，他让 仆人将要净手的白娘子领到了“后面一间僻净房内”，以方便偷香窃玉，可见其宅 不小。就是许宣自己只租了一间房子，买下了一付生药厨柜，开业不到一年时间 里，已经是“普得厚利”，施给金山寺香钱的时候，也是随手拿出了一块上好的降 香递给了和尚(26)。这些描述足见药材生意在当时利润丰厚，能较为快速地积累 财富。历史上，苏州名医叶天土便是“靠医致富”的典型(27)。清代江南运河沿线药材生意的兴盛是杭、苏、镇三地更是整个江南地区经济 繁荣的象征。江南药材贸易的基础是运河带来的便捷物流，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 网，国内外的药材才能源源不断汇集于此，为这里的商人们带来丰厚的回报。3 .庙会与庙市“白蛇传”的故事中有很多情节都发生在庙会之时。以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为例，就明写了苏州的庙会两次，镇江的庙会一次，暗写了杭州庙会一次。苏州 的两次庙会分别是二月半看卧佛以及四月初八释迦佛的生辰，镇江的庙会是七月 初七英烈龙王生日，杭州庙会也是释迦佛的生日。“白蛇传”中对庙会的相关描绘可以看出当时江南的庙会有三大特点。首先 可见江南的寺庙多在城市繁华的商业区。明代苏州的寺观就多在交通要道以及从 阊门到胥门一带的商业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苏州两次庙会均在承天寺举 行，承天寺位于苏州城的中北部，雷峰塔传奇中苏州的两次庙会发生在虎丘, 离苏州的核心商业区域阊门一带并不远。镇江的庙会在金山寺，毗邻长江，其周 围自古以来便商业繁盛。其次，这里庙会活动非常频繁。故事中的三次庙会分别 发生在二月、四月、七月间，每次庙会还会持续几天，频率不低。第三，这些庙 会往往又会伴随着一些商业行为。小说中的许宣在苏州第一次逛庙会时就提到有 一云游先生”坐在寺前卖药”(28),这可视为一种带有商业性质的宗教行为。雷峰 塔传奇中还写了庙会中有戏法表演。庙会型的集市也叫庙市，这种市场不仅会有宗教性，也会有非宗教性。江南 市镇上的寺观常常地处发达的商业区，有不少寺观靠近水路，如苏州的虎丘、镇 江的金山寺等，都可以坐船直接到达。将故事背景设在苏州的吴江雪中，男 女主人公江潮和吴媛就是坐船去支硼山的观世音大土殿进香(29)。三言儒林 外史等明清小说中江南的寺观也多在河湖之滨。寺观靠近水路,方便游客信徒前往，也利于商贩运输庙会上所要售卖的商品， 于是便形成了热闹的庙市。这些僧徒受到了繁华生活的诱惑，不免会对寺院生活 感到寂寞，向往着可以享受世俗的生活，因此僧道们也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因为 有檀越，又与外界的世俗生活有着很多的接触，渐渐僧人们开始追求治生求利。 明代的吴江便有记载：“凡僧寺各有房分，每房占定邑人若干，谓之门徒，凡修 斋作福之类，他僧不得而预焉。私请私赴者，僧必兴讼。遇岁时节序，则印经咒, 书其祖先姓名，送与烧化。其家则酬以斋粮，自一斗以至一、二石为率，贫者则 杂辕柴薪豆麦之类与之。”(30)这些僧人垄断了民间的佛事，还会去民间打秋风, 要斋粮，和世俗生活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在苏州著名的虎丘寺，“其师澄公洎二 三僧徒，日为治生计。而苏俗缁流，市酷以为常。师不得已，偕众之海虞市井， 不二价，远近归之，息颇赢”(31)。这些便是当时苏州寺庙里僧人发家的例子。僧人们也会借庙会向社会各界募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苏州释迦佛 生辰时，“街市上人抬着柏亭浴佛，家家布施”。镇江英烈龙王生日时，和尚“将 着一个募缘簿子道：伏望官人到寺烧香，布施些香钱！ (32)寺院道观会从 这些募酬中获利不少。江南庙会频繁，但每次募酬都会非常顺利，说到底还是这 里强大的经济能力所决定的。这里的百姓之所以会积极地支持庙会，也是因为庙 会的存在促进了非宗教性的商业发展，让更多的商贩从中获利。举行庙市的时候，往往商贾云集、人流如织。“虎丘游船，有市有会。清明、 七月半、十月朝为三节会，春为牡丹市、秋为木犀市，夏为乘凉市。一岁之中， 惟龙船市妇女出游最盛，船价亦增数倍。”(33)虎丘每次有庙会的时候，都会有 船家聚集在虎丘周围，靠摆渡挣钱。张岱也记载过杭州的庙市“凡胭脂簪珥、牙 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牙子儿嬉具之类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轴之珍异, 皆集焉”(34)。东岳诞辰时，在震泽”前后十余日，土女拈香，阖塞塘路，楼船野 舫，充满河溪。又有买卖赶趁，茶饼果梨，塑妆傀儡，走兽飞禽，杨笙兆鼓，琐 碎戏具，以诱悦童曹，所在成市”(36)(35),大多是一些受妇女儿童喜爱的商品。诚如顾颉刚所说：“赛会是南方好，因为他们文化发达，搬得出许多花样， 而且会得斗心思，一个地方有了几个赛会，就要争奇斗胜，竭尽他们的浮华力 量。”(36)这种庙会商业对于手工业者以及农民这些临时商贩来说，往往是其重 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庙会所带来的庙市是江南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随着商品经 济的发展，庙会越来越充满了商业的气息，宗教内容日渐减少。江南这些大大小 小名目繁多的庙会，是江南商业市场多样性与市场机制完善性的表现。三、土商间的关系互动江南地区作为传统的科举之乡，对科举一直都非常重视。江南学子在会试 中表现优异也与大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依靠着大运河，江南成了 当时全国最为富庶之地，以经济为支撑可以让更多的子弟接受教育；另一方面， 借大运河之便，江南学子可以通过水路前往京城和省城应试，不仅交通便捷而且 花销较小。大运河的存在,是江南学子能够参加科举特别是会试的一个重要条件, 优秀的科举成绩又吸引着这里更多的家庭走向科举之路。明清时期的江南商业高度发达，商贾势力大，商帮众多，商人地位有所提高, 经商可以带来获利，解决生存之道。与此同时，明代为了国家的稳定，对各地区 的科举人数进行定额录取，虽然明朝江南诸省科举定额数最多，但占比相对较少。 因此到了晚明，读书人不把科举考试当作唯一的出路，选择从商作为生存之道的 人也越来越多。中国有句老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医药 行业的从业者无论看病还是抓药都要能断文认字，他们往往具备一定的文化水 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曾经两次题诗，足以见其所具备的文化水平 并不只是为了能做生意这么简单，他一定受过较为正规的教育，放弃科举，实为 无奈。清朝初年，苏州著名药店雷允上的创始人雷大升(696-1779)也是数次参加 科举考试落第后弃儒行医的代表。明清两朝江南地区很多生员为了维持生计而选 择了经商。陈宝良在其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对明代生员的治生途径进行了概 括，其中从商就是当时生员一个主要的谋生手段(37)。生员为了生存，除了从医 以外，还会从事其他相关职业(38)。晚明的凌濠初便是出生于官宦家族，从小也 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科举受挫后，凌濠初便致力于雕版印刷业，获利颇丰， 完成了向儒商身份的转变。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许宣从事的医药行业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药材贸易 是江南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宣又是医药世家，但是许宣的药铺生意想要顺顺 利利经营下去，官商二维一体依然是许宣的必然归宿。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的父亲是开生药店的，许宣的表叔李将仕家也 是开生药铺的，证明许宣家族在杭州药材生意界具备一定的势力。即便是这样， 许宣的父亲还是将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宦家。故事中说许宣的姐夫李仁是 南廊阁子库募事官，同时又为邵太尉管钱粮。(39)按照许父的盘算，将来许宣继 承了自己的生药店，又有一个当“宦家”的姐夫照应，生意应该可以日渐兴隆。许宣两次发配皆由姐夫李仁将其托付于人，第一次是托付给了开客店的王主 人，第二次是托付给了开生药铺的李克用。值得注意的是，李仁在介绍李克用时 强调了他是自己的结拜叔叔。李仁常去苏州公干，王主人的客店大约是他每次落 脚之处,所以他与王主人相熟。但是李仁与李克用的结拜就有了更多的功利色彩。 前文分析了李克用应该颇有些钱财.，他要与李仁攀交情，多半也是看上了李仁宦 家的身份。清末杭州胡庆余堂的创建者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他也是依靠着自己的 特殊身份，才将胡庆余堂经营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并称的有规模有影响的药店。许 宣自己没能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可是他如果想将自己的生意维持下去，还是需要 来自官方的保护。与其依靠达官权贵，不如自己跻身官场，所以商人的子弟还是 会尽一切可能走上科举之路。明清时的生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家庭的子弟因为有经济的支持，所 以读书中举的例子屡见不鲜。尽管在当时由商而儒，由儒而商都很普遍，但是商 人的理想目标仍然是中科举而后出仕。明代苏州翁氏家族因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 富，“其子弟多读书，好行其德，有闻于时''(40)。晚明的李贽出生于富商世家， 26岁中举。徐光启、顾宪成等大儒也都来自富商家庭。到了清朝，朝廷为了笼络江南土子的心，自康熙朝开始，多次增加了江南生 员名额。乾隆沿京杭大运河六下江南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培养土类”。在他六次 南巡期间，共增录江、浙、皖三地生员5千多名(41)。下江南时，乾隆沿运河每 到一处，还会在当地考试敬献诗赋的土子，并特赐其中成绩优异者为举人，授为 内阁中书。钱大昕、孙土毅、王昶等均是通过这类考试走上仕途的。这让江南的 学子们切身感受到了皇恩浩荡，又看到了科举的出路(42)。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本就是盐商为迎接乾隆皇帝而作，因此和小说白 娘子永镇雷峰塔相比，结局有了很大的改动。小说是以许宣亲手收压了白娘子 为结局，传奇雷峰塔的结局却是白娘子之子许士麟中状元后救出了母亲。到 了清朝，雷峰塔之所以要设计出许状元这个形象，其实也有向乾隆皇帝谄媚 的一面。水斗中因为白娘子怀有文曲星，法海便放了她。许士麟是天上的星 宿，连天神都要让他三分，可是有朝一日当他成为状元之时，依旧要向人间的皇 帝称臣，所以雷峰塔传奇结局的设计一定能让乾隆皇帝大有“学得文武艺， 货卖帝王家”之感。这也可以看出江南地区土商官三者的关系。当时江南的商人, 即便依靠运河进行贸易获得了丰厚收益，地位有所提高，但是科举入仕还是被他 们视为最优选择。商业的顺利进行也需要得到官宦的保护，一些特殊的行业如医 药业，对官宦保护的依赖性就更大了。“白蛇传”故事毫无疑问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最具有生命力的，由它衍生出 来的传说和曲艺作品至今仍然常演不衰。更难能可贵的是，直到今天“白蛇传” 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还在被不断丰富，深受大众的喜爱。这个故事主要讲了白 娘子和许宣的一段“人妖”情缘，但在这个奇幻的婚恋故事主题下，还能够细细品 味出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的风土人情。无论是依水而建的城市格局，还是无处不在 的商业气息和特色商业与商业特色，这些往往又深受京杭大运河的影响。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是“白蛇传”故事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当下我们研 究“白蛇传”故事与京杭大运河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白蛇传''的 文化价值，更有助于我们对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的理解。注释：万历钱塘县志纪疆城壕，光绪十九年刻本。民国杭州府志卷一图说驻防营城图，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 县志辑1，上海书店2011年版，第216-217页。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 183、241 页。同治苏州府志卷八，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7，江苏古 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246页。清方成培雷峰塔，三民书局2016年版，第96页。(26)(28)(32)(39)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崇文书局2018年版，第252-256> 291、259、254、259、247 页。明1黄汴一统路程图记，见杨正泰编明代驿站考附录二，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292页。(11)罗婿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 (1368/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12)明1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三，见刘承干编吴兴丛书第四册，吴 兴刘氏嘉业堂刻本。(13)万历湖州府志卷三乡镇，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66页。(14)乾隆苏州府志卷二风俗，道光四年刻本。(15)乾隆吴江县志卷五，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9，江苏 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16)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六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05 页。(17)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第100页。(18)乾隆海盐县续图经卷一方域篇风俗，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 第12页。(19)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12页。(20)张萱西园闻见录，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版，第28B页。(21)明李日华轩杂缀卷三，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8册，第 22b-23a 页。(22)范金民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223页。(23)卢连芳岐黄正传万汇滋生元明代杭州的中药中医业,见周峰编元 明清名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164-172页。(24)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药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25)崇祯吴县志王心一序，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5，上海书 店1990年版，第21页。(27)清梁章钳浪迹丛谈，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29)清吴中佩衡子吴江雪，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30)弘治吴江志卷六风俗土产典籍，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 第四四六号，成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31)明祝以豳虎丘悟宗禅师传，见明文海卷四二。，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4392页。(33)清顾禄桐桥依棹录卷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34)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西湖香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 189 页。(35)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六，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3，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36)顾颉刚妙峰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2页。(37)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81-94页。(38)参见叶楚炎诸葛天申、宗姬原型人物考论兼论儒林外史中次 要人物的叙事意义，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40)明1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 12471248 页。(41)沈云龙主编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乡会试定额例案，台北文海出版 社1989年版,第1412 1416页。(42)参见刘丽论清初南北汉官文化心态的差异，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与文化键词】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特性文化传承从唐宋以来，以太湖平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财赋重地。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里的生活方式、生产选择多有变化。到明清时期，江南 经历了从江南的江南、中国的江南到世界的江南的认知与论述。对江南地方文化 资源、社会发展经验以及政治管理等进行深入的探讨，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 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可以进一步强化“江南文化''的论述，特别是江南在中国 区域建设中的促进作用与文化积累意义。明清时期江南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 能够有力地观照出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的因应等内容，反映出江南的地方文 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与家庭文化等的多样化特质，从而更明显地 呈现江南地区孕育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在区域以及全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 "链接性''意义。,江南大“市场Z产业样态丰富、水运网络发达、谋生渠道多元、城乡关系密 切、经济一体化如果从“地域”与“人文”之间相互诠释的关系着眼，到明清时期，“江南”一词 更显现出其地域的合成性、心理的认同感与文化的凝练性。比较而言，对江南地 区社会风貌的概括，以明代后期浙江人王士性以“浙西''为例的论说最有代表性。 他在广志绎中指出，浙江全省十一个府，可分为三个区域：浙西的杭州、嘉 兴、湖州多为平原水乡，生活在这里的可称“泽国之民这是一个完整的区域。 其他都在浙东，共计八个府的地域，则一分为二：一是金华、衢州、严州与处州 地区，“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二是宁、绍、台、温地区，“连山大海，是为 海滨之民”。上述三大区域中的民众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 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鹫愎，轻犯刑法，喜习 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 不甚富这些都是因环境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民生与风俗;社会关系相应也有所不 同，主要体现在缙绅与庶众之间：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 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江南城镇的生活风光华美，生活世界有序、安逸，以及“家给人足”的景象， 很令人向往。但正如周邵在封溪寻梦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和文化 积累，这样的生活也是达不到的。自中古时代特别是唐宋以降，江南的生活形态、 生产方式、文化追求等，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逐渐加强，也更清楚地显露出明 清江南的文化特质和个性。江南人对外部世界有快速的适应、物质的模仿、对内 地人生活的引领，新陈代谢之中蕴含着包容性与创新性等，皆堪称江南人、江南 生活的重要特质，也可视为江南文化中的精神价值与时代特色。地方经济的发展，当然与生活文化的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受地域环境 的影响，民众的生活形态与文化风尚，各地多有不同。比如在嘉定地区，地方民 生与产业经济则以棉业为主，但作为全国性的特色手工产品，却以竹制品为最。 自明代中叶以降，嘉定成为全国竹刻最重要的中心，竹刻名家辈出。晚明杭州人张瀚(1510-1593)认为，那时的“民间风俗”，已是“江南侈于江 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文人雅土们推崇的精巧细玩，达到了“盈握之器, 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耕织”的境地。因此，也可以说，江南 地区的奢华生活，是有精工细作的产业所支持，而能享受奇艺绝品的，不是一般 人所能企及的。处于这样的社会发展态势下，一个聚落层次丰富、产业样态丰富、 水运网络发达、谋生渠道多元、城乡关系密切的江南大“市场”被建构起来。这个 “市场”囊括了大量的地方经济中心，如乌镇、南潺、双林、唐市、盛泽、平望、 同里、朱家角、练塘、金泽、陶庄、西塘、干窑（千家窑）等，都各具代表性， 商品经济都很发达。商业化已构成了江南城乡社会的基本特色。例如，万历年间 就已流行的谚语“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就是表达松江、嘉善两地商品 特色的重要话语。经济（市场）一体化更有明显的表现，主要在经济联系与市场网络方面，不 同地域的物产有着比较清晰的集聚性与专业化发展。例如，乌镇的丝，“销震泽、 盛泽、双林二 桑叶销售“莫多于石门、桐乡，其牙偿则集于乌镇南潺镇所产的 新丝，“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购）”，一般的商人“往嘉兴买茧，归堞丝售之”; 金泽镇所产的纺车、锭子，“东松郡，西吴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来购 买”;章练塘镇的水车，销售覆盖“西至常州以西，东至浦东间”。丝、棉、麻、榨 油、冶炼、粮食加工等，成了带动地方发展的轴心力，在地区开发进程中往往占 据了绝对优势。值得一提的是，因经济的发展而推动的出版业，也日益兴盛，不断满足市民 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长和社会趣味的多样化，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书籍出版与流通中 心地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提及的杭州镇海楼外的书肆、苏州阊门 内外和吴县县衙前的书坊，以及常熟毛氏、湖州凌氏与闵氏等藏书、刻书等，都 堪称代表。江南水上交通发达、海上贸易活跃，苏州、杭州等城市成为这类交通、贸易 的关键节点，长途贸易因而十分兴盛，进一步活跃了地方市场，从中形成了世人 所谓的徽商、晋商、粤商、龙游商、洞庭商等商帮。他们在经商的主要地区，都 建有地缘性或业缘性的会馆、公所等商人组织，也伴有相关的慈善设施、神灵信 仰和娱乐设施，强化了商人的联络和在地势力。商品经济更活跃，江南的很多城 镇，多如万历杭州府志称颂杭州的那般，是水陆要冲，“中外之走集”，百货 所辕会的地方。江南及其社会文化的精神标识：包容性、创新性、引领性明清时期的江南，水网密布、环境优雅、城镇经济活跃，已成为人们生活中 向往的优胜之地。明代文学家钟惺称誉道：“三吴之水皆为园，人习于城市村墟， 忘其为园。”似乎整个江南就可视为一座庞大的园林，且园中有园，人们享受着 这一宏大园林胜景的逸趣，而忘其为园了。私家园林逸乐的小环境，蕴含了大自然的审美情趣，如明末名宦祁彪佳那般 取山石之幽、引湖水之®I、筑楼台之妙、种花木之景，甚至还可以寓志向之高。 文人士大夫营造的社会趣味和逸乐偏好，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深为广泛的 庶民生活所仿效。至于日常生活，确实已是嘉善人袁仁给好友陆绑（嘉靖五年进 ±）信中所写的，有“举世蚩蚩，颓风靡靡，江湖下趋，势不可返”之态。“俗靡” 的问题，有着越来越盛的倾向。士民百姓的饮食肴馔、住宅园林、衣着服饰、陈 设用具、婚丧寿诞、文化娱乐、民俗信仰、科举官场、纳妾宿妓等方面，都有奢 华靡丽、好奇追新的浪费风气，巨额高消费主要用于炫耀财富的婚丧喜庆、追求 新奇的珍宝美器与豪华精致的园林别墅，也有用于追求功名、官场索贿以及满足 青楼姬妾的侈靡生活。出身官宦之家、在绍兴、杭州拥有不少园林别墅的张岱，在自为墓志铭 中，对自己的优裕生活作了自白：“少为纨绮子弟，极好繁华，好精舍，好美婢, 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 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样的生活状况或追求，正是那个时代士 民生活中衣食无忧的奢化表现和世俗趣味。地方上颇具影响力的文人群体，生活上既注重自然含蓄的审美情趣，文化上 又崇尚古朴典雅，极大地推动了古物赏鉴与文艺交游之风，精神生活中有了更高 的追求。可以说，与其他地方相比，江南已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如嘉靖四年 举人、嘉善人沈煽所夸耀的，“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 江南的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陌之 忧。就苏州而论，这里是江南乃至全国的文艺重镇、工艺之邦、状元之乡、园林 之城与经济重心。王士性就指出，苏州地区的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 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上下进退之权''的把握与 认同，在明清时期苏州地方的生活文化中，显然具有典范意义。曾经游历江南的 山西兴县人孙嘉渝(1683-1753)认为，距离虎丘南六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