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自然辩证法概论讲义04技术本质与技术价值.docx

专题四技术本质与技术价值马克思主义技术观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整体上揭示技术的本质而形成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它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观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整个理论体系。本章从马克思主义技术观出发，阐述技术的本质与技术价值两大问题。第一节技术的本质1、技术的演变“技术”一词源于古希腊语(techne),意指“技能”、“技艺”等。它虽与科学(SCientia)同属人类的智慧，但二者截然不同，techne指的是主观性因素，而SCienIia指的则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理性知识(epsteme)。在我国古代，技术泛指“百工”，春秋末期齐人所著考工记中讲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指出精美器物的形成离不开天时、地利、材料和工巧各种因素的结合。近代以来，技术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应用导致了技术的理论化趋向，产生了技术科学，从而在技术的构成要素中，技能、经验等主观性因素不再占主导地位,"技术”一词也从最初的techne转变成technology,其后缀一ology有“学问，二，学说，之意。技术与科学关系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在18世纪中叶以前，总体上主要表现为技术对科学的推动。在这个时期中，技术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生产经验的积累而不是科学的应用；相反，科学的发展，则是对技术的总结。这一时期主要是经验技术时期。从18世纪中叶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到20世纪初，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科学逐渐发挥了对技术的推动作用。蒸汽机技术革命就开始渗透科学的因素。1673/680年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首先提出了真空活塞式火药内燃机的工作原理。但由于火药的燃烧难以控制,以致这一原理未能实现。1690年他的学生和助手法国的德尼帕潘用蒸汽代替燃烧火药，发明了“活塞式蒸汽机:帕潘的技术工作是在科学指导下进行的,他从科学上研究大气压、作用力与活塞做功的关系提出了常压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在帕潘工作的影响下，1712年英国的托马斯纽可门发明了“常压蒸汽机”，并成功地应用于矿井排水。英国工程师瓦特又进一步根据热力学家布莱克的潜热和比热的理论，1781年发明了旋转式蒸汽机，使过去只能做抽水装置的直线运动机械变为一种万能的动力机械,广泛地应用于各工业部门。蒸汽机的运用也不断完善发展了热力学理论。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进一步完善了电磁学理论，促进电力技术的革命，并最终引发电力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这一时期随着大量新技术的涌现，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广泛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也无法靠对现存技术的修改、组合来取得进步，于是开始求助于科学为技术提供新的“技术原理”从而启发新技术的发明，于是便产生了技术科学。如1776威尔金森曾依据化学反应理论为炼钢技术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的工艺流程，推动了大规模炼钢技术的发展。之后，1879年,托马斯从化学理论出发,为炼钢技术提供了一条关键性的技术原理，使得炼得的钢材更加优质。从20世纪初至今，科学与技术日益相互渗透，出现了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成为科技统一体。这一时期进一步产生了理论技术，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发展到一种新的水平,即科学往往以其一门科学理论或某几门科学理论渗透到一种具体的技术理论中去,形成一种新的技术，学术界称之为“理论技术二如化学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等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出现的“高技术”，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也属于理论技术。2、技术与科学的区别提起技术的本质，人们往往会想到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经常被连起来使用，简称“科技但是，这二者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为：首先，技术和科学在本质上都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都属于生产力范畴，但它们与自然的关系不同，科学是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知识形态，是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属于间接生产力或一般生产力;技术则是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现实形态，是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属于直接生产力；其次，二者的目的不同，科学属于认识范畴，它主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并建立起相应的知识体系，技术属于实践范畴，主要解决针对客观世界（作用对象）“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并建立起相应的操作体系；再次，二者的可预见性程度不同，科学的具体的发展途径如何，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问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已有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技术有了科学的根据，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并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因此总体来说技术是可预见的。最后，对二者的评价标准也不同，科学进步的标准在于能否完善科学理论，扩大科学知识的储备；技术提高的标准在于是否能生产出新的和更好的产品。正是技术与科学的多方面的差异，人们才得以对它们分别研究，建立起相应的技术体系与科学体系。科学活动技术活动目的反映、认识自然，发现.阐明、预见自然规律，增加知识财富二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增加物质财富：任务解决是什么？为什么？解决做什么？怎么做？工作程序由个别到一般,实践到理论，物质到精神由一般到个别,理论到实践.精神到物质.思维方式、方法创造性的、逻辑的C实验，认识实骁研究对象简单因素实验,精密.创造性的.经验的和遗辑的并用。试验，创造新的技术实体复杂因素试验，近似.可控性或预见性自由度大，可控性差，一般不可预见。计划性、可控性强.可预见.评价标准真理性效用性最终成果的主要形式知识形态的东西一概论、原理，定律.公式等，物质形态的东西工具、机器、设备.装置等.3、技术的本质及其二重属性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从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出发把握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进化史。而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劳动时并不是直接作用于自然界，而是通过劳动资料即技术手段的中介作用，把人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因此，人的劳动过程，实际上是借助包括劳动手段、工具及其技能、方法在内的技术，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其构成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其中劳动资料包括机器、器具、工具、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线等等，它们是物化的智力。这样，可以把技术定义为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在实践活动中根据实践经验或科学原理所创造或发明的各种手段和方式方法的总和，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活动；二是技术成果，包括技术理论、技术工艺与技术产品（物质设备）。技术在本质上”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属于直接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把技术的本质界定为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改造作用，这个观点是十分深刻的，因为：第一，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即人利用和改造自然，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而技术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所不能缺少的工具、手段和方法。人类单凭自身的体力很难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因此即使是在远古时期，原始人也需要运用最原始的工具作用于自然，离开技术，人的实践就很难进行，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技术是人利用自然物的机械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所创造的人工自然物，是进行实践活动的工具，技术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充分展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第二，人能动地作用于自然的实践活动，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实现主观的目的。这里理性和目的并不直接使自然界的物质与能量发生数量上的变化，而是借助技术工具的中介作用，使自然界发生物质形式与能量形式的变化，同时在自然界中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曾引证黑格尔的话：“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草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技术是实现理性目的的手段，这正体现了对自然的能动作用的观点。第三，技术作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推动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演化，并改变着人自身的自然。首先，技术的演化推动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从原始时期混沌的天人合一到近代的天人对立，再到将来的自觉的天人合一的演化。在人类早期，人的能力十分低下，在技术水平上刚刚摆脱利用自己的本能使用粗糙工具的时期。但是，“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随着人类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开始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把自然作为索取的对象，从而走向了与自然的对立，造成一系列的问题。人类应当通过自觉整自己的行为，逐渐学会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并进而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同时，人类还在运用技术变革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改变着自身，不仅使人的身体发生改变尤为重要的是人所特有的思维能力得以不断提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第四，技术作为人对自然的一种能动关系，不仅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还表现在社会生活条件方面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把劳动资料与经济时代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是把技术发展水平和不同经济时代的发展联系起来，强调了劳动资料（技术）在经济时代改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深刻地做出了“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的科学论断，并指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其中包括技术）结合的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就是说，技术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技术进步还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在研究历史时，曾说过封建势力把蒸汽、电力和自动织布机看成是比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布朗基“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把我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发明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是摧毁欧洲封建社会的有利武器。邓小平针对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状况，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内容，并通过对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情况、新特征的概括和总结，果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有力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的观点。技术的本质属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性与社会性。技术作为人用来延长他的自然肢体和活动器官的自然物，是客观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决定了技术活动必须符合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规律，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必须依靠自然事物和自然过程，现代技术更是人类自觉利用自然科学知识的结果。因此，任何技术都首先具有自然性，从石器、铜器到铁器，从简单的工具到人手开动的复合工具到现代电子计算机和自动控制的庞大技术体系，都具有自然的属性。例如，煤的燃烧产生热能，热能可以转变为机械能和电能,这期间虽有人参与其中，但它们又都是自然过程。同时，技术作为变革自然、调控社会的手段，又必须服务于人类的目的，满足社会的需求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否则也难以成为现实生产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对技术的制约使技术活动只有在社会的共同整合下才能产生和实现。如古希腊的希罗曾发明历史上第一部蒸汽机原型，但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它难以作为动力机械在社会中出现。只是到了17世纪，近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工具机的发明，对蒸汽动力机提出了现实需要，当时的社会条件也为蒸汽机的出现提供了实际可能,蒸汽机才作为近代工业革命的标志载入技术史册。由技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二重属性又可推知技术同时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技术作为利用物质资料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包含着物质因素，这种手段和方法又不断地固化为人类的实践知识体系。技术科学，技术理论，技术文化等等，属于精神因素。技术成为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中介。主体性和客体性技术是人对自然的能动过程，人们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这些主体要素有重要的作用。然而，仅仅是主体的能力和知识还不能实现技术功能，技术还是知识向物质手段和实体转化的过程。技术既包含方法、程序、规则等软件，也包括物质手段等硬件。技术是人对自然的能动过程，人们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这些主体要素有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现代技术活动中，经验性的技能、诀窍和规则仍然是必要的。然而，仅仅是主体的能力和知识还不能实现技术功能，技术还是精神向物质转化、知识向物质手段和实体转化的过程。技术是主体的知识、经验、技能与客体要素（工具、机器设备等）的统一。技术既包含方法、程序、规则等软件，也包括物质手段等硬件，缺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产生现实的技术。软件与硬件相互作用和不断更新，使技术不断发展。另外，技术还具有跃迁性和累积性：技术是发展变化的，在人类的不同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技术不同，表现出技术的跃迁性。在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往往通过简单的工具对自然对象进行加工制作，这使材料加工技术在古代技术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近代工业革命侧重于解决材料加工技术发展对能源动力提出的新要求，从而能源动力技术成为近代各技术中的主导技术。20世纪中叶开始的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引发了一系列高技术的产生，21世纪将逐渐成为生物学的世纪。日本技术论学者星野芳郎（1922）提出的近代技术史上三次技术体系的更迭的思想就反映了近代以来技术的跃迁式的产生、发展及演化过程。但是，技术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又具有累积性。当新的技术（群）出现后，原来的技术并非全部被否定、被废弃，而是在主导技术影响下经过改造、提高的扬弃过程，形成技术的多层次性和多种技术的相互融合特征。例如，现代文明的材料、能源、信息三大技术将和生物技术交叉融合，形成生物材料技术、生物能源技术和生物信息技术，而纳米技术使人类在经历了材料主导、能源主导、信息主导以及三者融之后，在更高层次上进入材料主导的新时代。第二节技术价值在当代，技术对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作用与影响。同时，技术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本节集中研究技术的价值、伦理以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技术价值中立论技术中立论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待技术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不含有任何的价值判断，没有善恶和对错之分，它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中性手段或工具体系，与伦理、政治无涉,技术的全部领域都是价值中立的；技术研究本身是绝对自由的，应当注意控制的是技术的应用，而这种控制不是技术家的事；技术与社会和政治因素无关，社会政治也也不应干涉技术自由；技术不涉及人的价值观念，无所谓对人类是善是恶，所以我们不应当对技术及其后果进行评价。随着科学技术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加剧，技术中立论越来越丧失了它的合理性和理论根基。现在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观察与实验渗透着理论,而科学理论是价值负荷的而且伦理的、宗教的、文学的、哲学的各种观点，以及科学家关于社会生活的各种看法甚至利益关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科学研究过程之中。有人认为技术的任务只是提高物的功能，而不涉及人的问题，否则就超出了技术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技术研究的是物，但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人造物，是人工自然；技术即使涉及天然物，也是为了制造人造物。人之所以制造人造物，就是为了应用，为自己谋取利益。技术直接的来源于人的利益需求，人造物对人有什么价值，是人造物内在的本质。人造物的价值只是它对人的价值，此外它不再有别的什么价值。我们对人造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它与人的利益关系。从表面上看，技术提高的是物的功能，实际上技术提高的是物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人造物对人会有什么影响，这正是技术研究的目标，而绝非技术以外的事情。另外，某些技术研究本身就涉及到善恶问题。比如是否应该克隆人?是否应该在人兽之间进行大脑移值?是否应该研究在人兽之间进行精子与卵子结合的技术?是否应该研究把几具尸体组合成一个活人的技术?是否应该研究制造人的情感的技术?是否应该研制具有性别、爱情和两性生殖能力的机器人?是否应该研究电脑与人脑的连体技术?诸如这些问题依然超出了技术本身，而具有了广泛的价值伦理性。（二）马克思主义技术价值观技术价值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技术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技术与人的这种价值关系是在客体（技术）与主体（人或社会）发生相互作用中实现的，是客体的属性在与主体发生关系中的体现。当技术对主体的需要和发展起到肯定作用的时候，它就具有正面价值，否则，它就没有价值或具有负面价值。例如，当人们利用核技术建造核电站，满足人及社会的用电需要，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时候，该技术就具有正面价值。反之，当该技术被恐怖分子用来制造杀人武器，并以此危及人和社会安全的时候，它就具有负面价值。技术价值归根结底来源于技术本身所固有的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因此技术既有中立性又有价值性，是中立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体。正因为技术具有自然性，包含客观的技术手段和物质产物,没有民族性和阶级性，是中立的。如网络单纯作为一种技术物质成果，它的功能无论谁用都是一样的，在自然性上是中立的。但同时，技术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在与人的互动过程中会表现出自然效果和社会效果，从而满足人及社会的需求。自然效果是技术物根据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规律所引起的物质变化。技术应用的社会效果指技术物所引起物质变化所产生的各方面的社会影响。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化或影响，称有利变化或影响；相反的变化或影响则称为有害变化或影响。自然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利害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有的自然效果好，但其社会影响不好。少数技术的自然效果本身就不好。比如，制造毒气的技术本身对人类就是有害的，就应当禁止研究。有一些技术研究涉及到人是否会异化的问题。因此技术又具有价值性，是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体。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技术的自然属性之间的关系就是技术的自然价值，主要表现在技术产品的效用性、技术原理的科学性、技术操作的规范性、技术存在的客观物质性以及技术后果的两重性等特性。例如：农业的播种机械、收割机械等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建筑业的打桩机械、水泥搅拌机械等在建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电子计算机技术等在处理与传输信息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等。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技术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就是技术的社会价值，技术的社会价值是在技术的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的，它包括技术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等。技术的经济价值是指技术在与经济发生的相互作用中，它的经济属性显现出来的价值。技术具有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经济属性（如高效率、低成本、污染少或无污染等）。技术的经济价值主要涉及技术与生产、技术与消费、技术与服务、技术与企业管理、技术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方面。技术的经济价值是其他社会价值的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社会走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和保障。技术的政治价值是指技术在与人和社会发生的相互作用中，它的政治属性（如技术与权利、权力、社会革命、国家安全等）所显现出来的价值。具体表现为：技术是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技术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和国际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技术专家进入国家的政治组织核心，参与了政治权力和权利的分配等。技术的文化价值主要是指在技术与文化（狭义）发生相互作用中，它的文化属性（如观念、审美意识等）所显现出来的现实价值。它主要体现在：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物质基础，是变革传统伦理的重要力量，是推动文学艺术、影视艺术、远程教育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手段，还是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水平的重要的物质条件和可靠保障。技术的生态价值是指技术在被人类用来保护自然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所显现出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利用技术节能和开发再生能源、综合和循环利用资源、对废物实施零排放和低排放等。技术对环境所显现出的负面价值，是人们过度或无度地使用技术的结果，例如，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被损害，这些都是过量地向空中排放有害气体造成的。因此，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出发，限制使用已经造成负面效应的技术，防止其不良后果的蔓延，研制和开发出能够替代对自然环境产生负面效应的技术的新技术和能够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新技术（如可降解塑料技术等），促使技术的自然价值转向保护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价值。技术的自然价值与其社会价值既是统一的（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又是矛盾的。二者的矛盾、不平衡是绝对的，它们之间是不可比的，从技术的自然价值很难准确预测出技术的社会价值，技术对社会带来的正面与负面效应更多地与其社会价值有关。因此，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更应该关注技术的社会价值。技术的经济价值与其他社会价值相统一（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但往往又是矛盾的：有些技术（如先进军事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等）不能只考虑其经济价值而忽视其政治价值（包括军事价值）；有些价值（如加工制造技术等）不能只考虑政治价值（即为获各种奖项而仅停留在样品、展品阶段）而忽视其经济价值，即不能搞政治决定技术；有些技术（如医疗技术等）不能只考虑其经济价值（即不能只搞创收）而忽视其文化价值，忽视了治病救人的医德；有些技术（如可降解塑料技术等）不能只考虑其经济价值而忽视其生态价值。因此，应当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并在借鉴发达国家价值标准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的现实状况，制定出科学的价值标准，以此进行技术选择、技术评估和预测，确定技术发展战略，推动技术的持续发展。（三）当代科技风险技术的社会价值可以表现为积极的正面价值，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幸福，但也可以表现为消极的负面价值，给社会带来诸多风险。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时期，当代科技风险是社会技术负面价值的典型表现，其特征表现在：（1）当代科技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和“知识依赖性”双重特征工业社会早期，工业发展带给人们的景象是：弥漫在空气中的煤烟，下水道恶臭的有毒水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的灰黄色的烟幕等等。这些危险明显地刺激着人们的眼睛和鼻子。而当代很多的科技风险则逃离了人们的感知能力，放射性、基因变异、空气和水中看不到的毒素等无法明显感知的形式存在。德国和加拿大的科研人员日前同时发现，代号为“P2RX7”的基因的变异体导致了不同形式的抑郁症。“不可感知性”并不等于风险并不存在，而是说明它的表现形式较之以前更加隐蔽、模糊和不确定。除非发生了实际的核泄漏并造成了影响，除非出现了禽流感的感染病例，否则，人们并不明确地知道正在应用的一些技术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影响的范围是多大、有多大的可能性造成严重后果。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只能在方程式和统计数据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但对于现代风险而言，其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2)当代科技风险具有“人为的不确定性”当代科技风险主要来源于人类自己的决策，即“人造风险”，更确切地说来源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古代社会的灾难一般都是外部对人类的打击，因此都可以归之于上帝、恶魔或自然的神秘力量。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自然便逐渐退化为人类控制与利用的对象。然而，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则早已超越了纯粹的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向人类自我提出了挑战和质疑。2010年5月20日，美国科学家宣布“完全由人造基因控制的单细胞细菌”研制成功，人工合成了一种名为草状支原体的单细胞微生物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成为世界首个“人造生命”。这个植入人造DNA的细菌取名“辛西娅”，意为人造儿。此次植入的DNA片段包含约850个基因。项目的负责人J克雷格文特尔。这项工作比1996年克隆多利羊大大推进了一步。因为克隆多利羊的DNA还是天然的胸腺组织细胞的DNA0由此它被命名为“人造儿”。将来有一天，新的细菌、动物或者植物等生命体将被电脑设计，最后被人类制造出来。有专家称，这种创造生命的举动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更能证明人类掌控自然的能力。生物技术正在颠覆“进化”的概念，同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对于人的价值、伦理和意义的冲击。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就算现代科技似乎也无法为此给出任何确定的预防机制或解决措施。(3)当代科技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的特征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个人保险和公共保险，如工伤保险、交通保险等等。以这种方式，传统工业社会发展出了一套应对风险的预防和赔偿的标准规则体系，这些体系靠事故统计学的帮助使不可计算的事件变得可计算，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意识。“可计算性”风险的基础是统计学及概率计算。这要求预先有一些经验的统计数据作为推算的基础，同时，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要保持稳定。这种方法一般用于物质性损害，同时排除了技术损害中人为因素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对来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统计、对某一复杂技术系统出现故障的风险评估等等。然而，核能的、化学的、基因的、生态的大灾难摧毁了以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的逻辑基础。它不仅涉及某一物质性危害的结果，而且可能包含多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灾难，而原因则可能来源于多种途径。事实上，大多数引起争论的技术，比如遗传工程，是没有个人保险的。全球性的灾难后果使金钱补偿机制失效了；预防式的事后安置因致命灾难情况下可想象的最坏情形而被排除，对于结构进行检测的安全概念失效了；“事故”成为一种有始无终的事件，在时间上无休止的蔓延，从而正常的标准、测量的程序以及计算的基础均被破坏了。(4)当代科技风险扩展为广泛的社会风险现代科技活动受到三种体制化因素的影响，即学科的功利价值取向、研究对资金的依赖和研究者的法定义务。这三种因素通常是一致的和相互加强的，且都相应加强了技术社会化的趋势，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社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科技风险的社会负面影响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信息技术与经济的结合发展使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就将波及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运行；核武器的发展则直接导致了国家间基于政治目的的战争烽火；在文化领域，科技风险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而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风险文化。在风险面前，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在社会领域，生物技术挑战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伦理规范，对人的本质和意义提出挑战。19世纪，美国开始大规模修建铁路，非洲裔美国人约翰亨利是铁路工人中的一员，他肌肉发达，成为最出色的工人之一。在建筑公司使用蒸汽动力钻头以提高进度时，亨利决定向机器发出挑战。虽然最终战胜了机器，但不幸的亨利也因为疲劳过度，命丧黄泉。1997年，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被名为“深蓝”的IBM超级电脑所击败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人与机器间广泛地讨论。而2010年“辛西娅”的出现则大大颠覆了进化的概念。如今有基因技术引发的诸如遗传信息公正问题、隐私和保密问题、克隆人的问题、人兽器官移植的问题、优生主义问题已然开始挑战伦理及生命本身的意义。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科技的因素，科技已经和人类社会融为一体，科技风险因此从根本上说就是社会风险。(5)当代科技风险呈现出全球化趋势核武器可以在瞬间毁灭整个地球；放射性物质的泄漏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人体器官的衰竭，并且其影响可以延续至数代以后。19841985年最早发现于英国的疯牛病危机，不到20年工夫就扩散到了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几十个国家。2003年，美国的疯牛病使美国国内与牛肉产业相关的畜牧、生产、销售、餐饮等各个行业都受到冲击，经济连锁反应很快从美国国内扩展到外贸领域，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经济损失上百亿美元。而2007年源于美国的次代危机短短的数月就从美国金融业蔓延到实体经济，进而引发了百年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科技风险全球化的规模和速度随着科技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也逐渐呈现加速趋势。正如贝克所指出的：在这个疆域消失的科技全球化时代，风险也就必然全球化了。因此，科技全球性的世界已然形成全球风险世界。全球风险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如危险的工业已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越贫困的国家承受的风险可能性越大等等。但最终，风险具有全球效应。因此，无论如何技术价值中立论是不成立的，尤其是面对当代的科技风险，技术价值中立也是极其危险的。技术与价值是统一的，而技术专家的道德伦理责任也正在变得日益重要。(四)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1 .技术发展的目的性问题现代技术所产生的许多负面价值，迫使人们追问，技术究竟为什么目的服务?技术是被用来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技术是为整个人类谋福利，还是为一部分人或集团谋私利?技术能否在终极意义上促进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对此，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会做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PI答。德国技术伦理学家汉斯尤纳斯，在责任原理一书中提出，要形成一种“责任伦理”观。这种伦理观倡导要关心未来、自然、人类后代和整个生命界，主张技术的发明、创新和使用要对自然负责，要尊重和保护未来人类及未来世界的尊严和权利；技术发明与创新既要符合自然规律，同时还要符合人类的目的；在实施技术研究与开发过程中，要正确认识与处理人类的近期、中期和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个人与他人利益、当代与后代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的行为才是合乎道德伦理的行为。2 .对待技术负面效应的认识问题现代技术所产生的许多负面效应还迫使人们追问，这些负面效应的致成原因何在?人类如何减少它?应该说，产生这些负面效应的主要原因是，人们不能完全对其进行科学的预测或预知，因而也就不能预先对其进行完全地控制。但我们不能因此望而却步或悲观失望。自然、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是无限的，但人类对它们的认识和探索也是无止境的，人类的智慧和能力的发展也是无限的。人类可以通过采用“预凶”的方法谨慎地使用技术并预先做出对策。这正如恩格斯曾经警告过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J另外，人类虽然不能杜绝技术的负面效应，但是一定程度上，人类可以通过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减少技术的负面效应。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发明清洁生产技术，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3 .技术追求的最高伦理问题一般认为，真、善、美是文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的。技术理性强调用逻辑和计算的方法来处理各种问题，成为工业化社会乃至未来社会人们追求。真”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从“可欲之谓善”（孟子语,即为人所需要的技术是善的）和“善的技术有利于人类”（F.培根语）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可以成为人类追求“善”的手段和方法。人类利用技术创造人工自然，美化自己周围的环境，通过技术创造文化艺术，陶冶人们的心灵，塑造美好的精神世界。因此，实现真、善、美的统一，完全可以成为技术追求的最高伦理。4 .高技术与传统伦理的相互冲突问题当代技术特别是以器官移植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为代表的医疗技术、以克降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网络技术都在其各自领域里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发生了冲突，并由此产生了许多伦理问题。人工授精、体外授精和无性繁殖等生殖技术虽然可以通过控制人的生殖过程，解决生殖功能障碍，促进人类的健康发展，但它可能割断了婚姻与生儿育女之间的联系，可能损害夫妻之间的感情，冷淡代际之间的亲情关系，特别是“租借子宫”、“替代母亲”、“试管婴儿”等技术打乱了传统的人伦道德关系。性别鉴定技术虽然可以通过及时终止妊娠，减少某些性连锁遗传病患儿的出生，但是，它可能成为重轻女者保留男婴、摒弃女婴的手段，致使社会男女比例失调，影响人类种族的持续健康的延续。人工流产技术将会因使胎儿流产失去生命而引发关于胎儿是否是人的伦理争论甚至是人权争论。人体器官移植技术虽然可以通过将常人体内或某些动物体内一些器官，植入患者体内并替代其相应的病态器官，使得那些器官残缺和因某些器官功能丧失而有生命危险的人，获得了新生的希望，但它冲击“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儒家伦理和关于死亡的传统伦理观（即脑死亡与呼吸死、心脏死之间发生矛盾），降低人的价值与尊严。此外，“安乐死”技术，即所谓“无痛苦致死术”，也会冲击“敬畏生命”、“生命无价”等传统的生命伦理观。“克隆”技术虽然可以产生出与亲代相同的新生物，但它引发关于人能否像其他客体一样被设计、制造，如何看待“克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分子克隆技术（又被称为DNA重组技术）可以从健康的人体中“克隆”出人们所需要的健康基因，并以此置换病人体中的患病基因，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但这将会引发诸如人的基因能否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等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网络技术虽然促进了文化传播与交流，但它因主体被虚拟化而导致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伦理观盛行，使得不道德行为难以监督和控制，个人隐私被侵犯，信任与责任出现危机，信息资源的安全得不到有力保障。这些问题既严重地干扰了社会秩序和人们的精神秩序，也阻碍了网络技术的有效使用和持续发展。此外，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还包括：应用技术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的价值标准和道德界限问题，技术应用于社会、战争的善恶标准问题，技术工作者所应遵循的一般道德规范问题，应用技术的动机和效果的道德评价问题，技术伦理与技术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高技术发展对人类传统伦理的影响问题，技术伦理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等。这些技术伦理成为技术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它有助于我们在变革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技术伦理，以便与技术发展相适应，促进技术的持续、健康发展。第三节技术社会观（一）技术决定论在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技术决定论片面地强调技术的作用，它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它“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而变更：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都单向地、唯一的决定与技术的发展，受技术的控制J法国学者埃吕尔、美国学者奥格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等都持有这种观点。技术决定论者主张：技术的自身内在需要是决定性的。技术发展依赖于自身的内在逻辑，社会发展只能从属于技术发展；技术对于经济和政治是自主的，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进化都不能制约技术的进步；面对技术的自主性，这里没有人的自主性；技术的自主性禁止今天的人选择他的命运；技术根本不顾及人们在伦理、经济、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考虑。在技术决定论中又有两种思潮一是“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不仅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而且还能解决经济危机、失业、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人口、战争等问题，技术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托夫勒、贝尔等人就持这种观点。“技术万能论”则是技术乐观主义的极端表现。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培育了技术造福于社会的乐观意识。加西特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技术已完善到以往人类梦想不到的地步，已成为实现人类任何目的的现成手段。布热津斯基则于1970年断言：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类已进入“技术主宰时代”，美国成为这个时代进步的“世界实验室:在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专家与白领被认为将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更是赋予科学技术以决定性的地位。他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及其所诱发的种种巨变形象地比喻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浪潮”，并预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技术乐观主义不仅在发达的欧美盛极一时，亚洲最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也紧随其后，之后蔓延到整个世界。二是“技术悲观主义”。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当代科技风险的社会化和全球化，人们开始反思技术乐观主义思潮，从而形成了另外一种悲观思潮。技术悲观主义认为现在社会发展所存在的一切负面效应都可以归罪于技术，技术是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