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共同富裕蕴含的丰富伦理意蕴.docx

党课：共同富裕蕴含的丰富伦理意蕴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中国人民的梦想，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追求理念善、价值善、制度善和过程善“四位一体”。这一伦理意蕴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丰富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创新性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把握，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行稳致远。“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摆脱贫穷、实现富裕，是千百年来人类魂牵梦萦、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文明之花”，深深植根于党领导人民百年砥砺奋斗的伟大实践，特别是新时代的实践沃土,麝续和倡扬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党的初心使命，共同富裕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研究和把握共同富裕的深刻伦理意蕴，不仅在理论层面有助于丰富对于共同富裕的多维意蕴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在实践层面有助于敷设共同富裕的伦理之道，引领共同富裕开启时代发展的新境界。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的理念伦理共同富裕可谓内在善和外在善相统一的“内外兼修”，它在基本理念上是具有强伦理性的道德命题，同时是一个在现代社会才能“浮出水面”的真问题。正如著名哲学家冯契所说：“人的行为的目的在于利益。满足人的物质的、精神的需要，就是利益。合理的利益，就是广义的善。道德意义上的善，是狭义的，是指涉及人伦关系的好的行为。”解读共同富裕问题，我们需要从外在维度分析共同富裕依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伦理特性，也需要从内在维度分析共同富裕理论本身的伦理特性。一方面，从外在维度上看共同富裕依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卓越的伦理特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具有伦理意蕴，这一点连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不否认。譬如，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理查德诺曼说：“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吸引力在于它表现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更美好社会的向往，这种批判和向往来自深刻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对阶级利益的反映，它是有理性基础的。人们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是基于这样一些判断：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它压迫和束缚人的生命力，阻碍人们充分实现人生潜能，它应该让位于社会主义社会，在那里人们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平等，社会主义不是那种用意识形态的合理化来为社会现状作辩护、保护特权者利益的制度。马克思主义看起来是要提供一个实现所有这些判断的前景。”正是凭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撼人心魄、振聋发喷的总体性批判，马克思主义才占据科学的制高点和道义的制高点，令那些“抽离历史基石”“充满道德愤懑”的伦理浪漫主义，以及“调和折中”“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辩护士都难以望其项背。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倡扬，马克思主义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震撼力、穿透力和魅力必将大为逊色，甚至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一书中表示，“马克思以自己的卓越才智创立了一种研究方法，这有幸使他在世界上名垂青史。我们求助于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毫无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每个想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永远在他的面前，因此，他必须认同或反驳、扩展或抛弃、说明或辩解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实践一再证明，尽管社会在发展，时代和科学在进步，马克思主义因为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而具有独到的魅力。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伦理不是无科学基础的伦理，科学不是纯粹的“伦理无涉”的科学，科学与伦理、知识与道德“水乳交融”，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其科学性能够涵盖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但又解决了后者无法解决的知识和信仰、现象和本体、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从内在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本身的伦理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谐相统一。马克思分析大工业问题时，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的，为何如此？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发展道路的共同富裕，不可能单维突进，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来思考。何为“共同富裕”？可以分而思之，“富裕”折射了一个社会的财富积累情况，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高下；“共同”则折射了社会对财富的占有，表征了社会生产关系特质。共同富裕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体两翼”，诠释和定位了共同富裕的性质和地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共同富裕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的结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活关系，“富裕”是生产力方面，“共同”是生产关系方面。共同富裕不是物质至上，其虽然强调“富裕”，却是在“共同”基础上的富裕，强调的是共享。共同富裕建立的思想基础是唯物史观，不是唯心史观，不是宗教救世济人的祈祷，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均富”“共富”，质言之，共同富裕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唯物史观所认同和讨论的人'，不是抽象的、与世隔绝的、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具体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从事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这里的“现实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自私自利的市民社会的个人，而是以“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为内核的全体人民。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破解从资本主义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的历史时段课题，主张消灭阶级差别、取消阶级对立，进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在于，超越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消除两极分化，彰显人民至上，实现全面发展，最终是与消灭剥削、私有制和阶级消亡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过程。因此，共同富裕摒弃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彰显的是社会利益最大化，体现出开阔的眼界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潮流。二是物质共同富裕与精神共同富裕相统一。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资本主义财富伦理实践当中多有吊诡现象：财富惊人的增长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物质财富的“井喷飙升”与精神财富的“惊人贫乏”相伴随，物质浪漫取代了精神浪漫，物质财富成为“最具有诗意的存在”，而“真正的存在却本质虚无”。正所谓“德行消失在利益之中，正如江河流逝入海”“财富能使我们的美德和恶性充分表露，就象光线显示出各种物体”。为了突围财富伦理的困境，必须寻求具有超强解释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以寻求有力的破题之道。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物质共同富裕与精神共同富裕相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物质生活的维度，也要有精神生活的维度。因此，共同富裕不仅是指人民在物质层面上的富裕，也是指人民在精神层面上的富足。进言之,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物质富裕为精神富足创造了良好条件，精神富足要围绕物质富裕展开；精神富足要发挥对物质富裕的促进、引导作用，使物质富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更平衡更充分发展。可以说，只有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共同得到满足，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共同实现，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因此，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这是我们的基本定位。三是普遍性富裕与差异性富裕相统一。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杀富济贫。共同富裕当然不是“共同贫穷”，需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共同财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马克思写道：“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总体社会财富的提升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物质支撑。但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基于生产力高度之基上的生产关系调整，最终达及生产力发达和生产关系和谐的有机统一。就是说，共同富裕是预留有一定的差距或差异的富裕,不是同步的、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之富裕。与此同时，共同富裕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全民富裕”幌子下的“少数人的富裕”，死劳动控制和奴役活劳动、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资本富裕与劳动贫穷”等背反现象频频出现，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由于倾向于实现全民共富而造成的全民富裕假象和幻想。”发达的生产力只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却不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制度失灵是共富“无望”的根本原因，因而只有从制度上解决社会危机，才可能有效避免两极分化，真正走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人民富裕的道路。总之，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的同等富裕。二、以人民中心价值为主旨的信念伦理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前者意味着行为者只考虑善的动机，导致的后果只是上帝的安排，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徒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后者意味着行为者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韦伯是一个融通的哲学家，推崇两者的结合，他说：“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可见，韦伯此处是在强调人行事时考量到善的动机与结果两者不可偏废。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殊途同归之处在于，人们都意图行善或追求道德价值。与韦伯的信念伦理仅仅关涉道德行为的动机不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人民中心价值为主旨的信念伦理，既是对于一个信念的科学追问，同时也关涉信念的伦理问题，既是对道德动机的考量，也考虑到道德的结果。这里的结果考量，关涉道德动机发生之后的复杂性考量中的科学性问题，也就是说“能否实现”以及“能否达到善的结果”。基于此，将共同富裕斥之为“空想论”、现实版的“乌托邦”，是绝无可能的。质言之，共同富裕之所以与剥削阶级所谓“富裕”学说迥然不同，说到底在于新世界观的革命以及在新世界观引领下的道德谋划和人民幸福谋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离开了世界观革命来解读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来谋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无异于缘木求鱼。实际上，共同富裕以人民中心为价值主旨，具有独特的实现理念伦理和信念伦理辩证法。（一）整体目标和局部目标相统一。在设计了具有“价值善”共同富裕的蓝图之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关乎党的威信和执政合法性，也关乎共同富裕的信念伦理的实现。基于初级阶段的国情和中国东中西地区的发展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构想：一个大局是东部“先富”的大局；另一个大局是支持中西部“后富”的大局。这就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的战略构想，是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一盘大棋”。先富和共富是局部目标和整体目标的关系，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先富是手段，是实现共富的必经之路和必要手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独特的共同富裕的“理念伦理”“信念伦理”。共同富裕是实现先富的最终目标，必须借助先富的方法、途径得以实现，否则目标就是坐而论道、空言无补,也就无所谓共同富裕的“信念伦理”或者“伦理信念”。（二）阶段目标和共同理想相统一。共同理想指的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设定的相对长远意义的伟大目标，阶段目标是为实现相对长远目标而在某一阶段、某一过程中实现的阶段性、局部性的目标，两者辩证统一。共同富裕充满着阶段目标和共同理想、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之间的辩证统一。其一，共同富裕是阶段目标和共同理想的统一。“我们党作为目标导向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基于国情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具有超越性和想象力、且具有可行性的愿景目标，是我们党的一贯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奋斗纲领，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纲领,是最高纲领和各个历史阶段纲领的统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其二，共同富裕是基本价值和具体目标的统一。共同富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和阶段性实践，其中蕴含的根本价值追求和现实价值导向与马克思主义价值导向、人民的价值期望之间具有一致性。比如，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提出分配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同时将缩小地区、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纳入共同富裕的范畴，这彰显了共同富裕的信念伦理。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表征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善和价值善，必然把大多数人的福祉作为价值诉求，这种目的善和内在善之所以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体现了社会主义之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三）目标实现与理想坚定相统一。共同富裕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统一，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区别，也是有联系的。某些人以“没有见过”“永远不能实现”为理由否定共同富裕，是从根本上否定一切社会理想。昨天的理想，可能是今天的现实；明天的现实，又可能是今天的理想。有些人宣扬“共同富裕虚无缥缈论”与宣扬“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的目的是一样的，如果不是故意污蔑，那恐怕说到底是由于唯物史观的功底不扎实造成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想信念不同于宗教信仰，也不同于终极梦想，更不是满足心灵的自发需要。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追求的人民价值不朽与宗教信仰追求的“永生不朽”是有本质区别的，“宗教把不朽的根据归结为超自然的存在（'神'）,这就决定了其无论有多少存在的理由，但终究是虚幻的消极的；马克思主义把'不朽的根据归结为历史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无限性，因而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个人就能超越自我、获得有限生命的不朽价值”。在信仰问题上要防止“把信仰问题神秘化，变成所谓根植于心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脱离感性实在的终极性问题”。由是观之，共同富裕本身不是神秘化、抽象化的终极目标，而是过程性和理想性相结合的实践过程，是理想坚定和目标实现的辩证统一。目标实现是理想信念的现实形式，而理想信念是实现共富的精神支撑。共同富裕的实现始终离不开共富理想和最高理想的精神支撑。共同富裕追求的决非美国梦的扩张梦、霸权梦、个人梦，而是共产主义理想引领下共同理想所设定的复兴梦、民族梦、人民梦。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架构的制度伦理制度优势是最大的优势，制度有无优势，关键看在适应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制度的“品质”或者作为制度灵魂的“伦理含量”如何。有论者指出：“制度善就是使制度自身具有道德血液的动力和来源。制度需要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符合，合于社会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制度的伦理蕴含有利于协调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化解社会风险，它使道德具有了他律的性质，从而能够使制度有效地稳定社会。”制度伦理其核心是揭示制度的伦理属性及其伦理功能，其规定“什么是善的制度”“有何伦理价值”“一个善的制度应当是怎样的”等。制度伦理其要旨在于推进制度创新，并通过制度性安排的规范性力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说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制度伦理的价值是多元的，但是在现时代它主要是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制度正义”或者“制度合理性”服务的。马克思指出：“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因此，任何制度伦理都是历史的产物，从来就没有一般的、抽象的、仅具形式的制度伦理，真正起作用的制度伦理总是现实的、具体的，是紧扣当下社会实践的。实行什么样的制度为共同富裕助力，保障共同富裕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一个科学性问题，还是一个价值性问题，是关乎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质言之，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无法遮蔽其在伦理上的“先天不足”，即缺乏合法性、道德性、伦理性、正义性等。其一，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伦理性体现在其异化性和颠倒性上。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出现两大颠倒：使用价值和价值的颠倒以及人和物的价值的颠倒。”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行雇佣劳动制度，“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成为常态。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付出劳动的人和支配的资本被颠倒和失序，”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整个社会也将异化,“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其二，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伦理性体现在其虚假性和欺骗性上。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但是它不可能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国家制度的伦理基础和价值追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以及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资产阶级编造出欺骗性质的意识形态话语，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进一步“包装”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以此掩盖或者“缝合”利益“鸿沟”。面对历史的进步洪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又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资产阶级必然的行为取向是：“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历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种种虚伪的假象，可谓一针见血。实际上，”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综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伦理说到底是服务资本逻辑的伦理架构，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与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坚持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党的重要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发展进步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其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美国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说：“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培养普遍的社会意识努力克服资产阶级生活对其的异化和分化，必定也会以这种方式对待其文化。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精神特质有可能是神圣的而非'亵渎的'、在道德上更负责任的而非权宜之计的，充满了精神意义的而非只是实用主义选择的。功利主义的算计很容易被个人责任的考虑所取代。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显著区别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弥漫、充斥着集体的道德意志思想,就如同资本主义社会弥漫、充斥着个人成就思想一样。”具体而言，共同富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而构建的制度伦理，需要从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人民至上的价值观指导下的经济社会制度入手。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化制度的系统重构，需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系统发力、重点突破并抓好保障道德目标和伦理化的制度：一是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促进共同富裕；二是要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包括初次分配的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等，再分配中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第三次分配中对慈善捐赠税率的优惠政策等，积极发挥税收制度对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三是强化关键领域推进和建设，如重视“三农”问题，在推进乡村振兴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富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四是加强完善相应配套制度建设，经济环节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重要环节，在每个环节中都要坚持效率和公平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存。四、循序渐进的共富实践为根本的过程伦理理念善、价值善、制度善再好，关键看在推进共同富裕全过程中如何彰显善、实现善、践行善。实践善是以实践体现出来的善，是以过程为外在体现的行为善，“道不空行，必依其人”。不过这里的行为主要不是单个的“个人的行为”，而是指社会性的“整体的行为”，即社会实践。由此，在这里循序渐进推进共同富裕的系统实践名之为过程伦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说到底认识和改变世界的主体是阶级的实践，而非个人的实践。毛泽东指出：“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共同富裕离不开以贯彻实践善为内容的过程伦理的约束和引领，共同富裕要坚持贯彻过程伦理作为实现之根本。“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终极性价值和过程性价值的有机统一。”既要关注其终成性的伦理意蕴，也要关注其过程性的伦理价值。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同步富裕、平均富裕，而是有差别的富裕。“同步富裕”“平均富裕”违背了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同时也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统一，将“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与“腰包鼓起来”“脑袋活起来”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富裕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中国古代社会就有财富平均分配、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大同社会”这一社会理想的描述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尽管古代先贤提出了大同理想，但是却找不到实现大同的道路，比如，写了大同书的康有为也是如此。正如习近平提到的那样：”共产主义绝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作为过程性价值，共同富裕要求在实现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体现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回顾党的百年历史，我们推进共同富裕及其伦理意蕴的不断实现经历了百年风雨、百年辉煌，大概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就有共同富裕的思想，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出要废除农民的苛捐杂税，推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三是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主张社会公平，警惕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我们采取“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的“先富带动后富”战略。之后,共富目标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写道：”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写道：”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第四，新时代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党的十八大进一步阐明：”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开启了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六次提到共同富裕思想，并将共同富裕作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对共同富裕做出最新要求，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回顾和反思党推进共同富裕及其伦理实现的百年历史，可谓“同中有异”而又“异中有同”，“同”是指领导者和主体、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等宏观总体和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异”是指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措施、步骤、要求有所区别，“同”是总体的、宏观的，“异”是具体的、微观的。值得一提的是，推进共同富裕及其伦理实现的百年历史有力支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理论，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梳理共同富裕及其实践和过程伦理的百年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走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事实上，共同富裕背后的争论是道路之争、主义之争、制度之争、道义之争，同时也是文化之争和文明之争。能否搞成共同富裕，折射出一定的道路、主义和制度的强与弱、优与劣。资本主义私有制意味着“劳而不获，不劳而获”，导致物的增值与人的增值的二律悖反，总是“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的性质决定了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选择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要选择不走资本至上、贫富分化的发展道路。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要坚定不移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共同富裕，关键要坚持共同富裕的实践伦理和过程伦理，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魅力。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尽管我们较为充分阐明了共同富裕的一般路径和价值指向，但是，具体实践路径的开拓不能“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只能由具体的实践来回答和开拓。相信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共同富裕的理念善、价值善、制度善，一定借由实践善而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共同富裕目标必然会在先进力量的引领下、在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下得以行稳致远、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