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导引》要点归纳和分析解析.docx

反思社会学导引读书报告正如华康德在前言中所说，“本书并非一种总结或概述，相反，它是一种InVitatiOn。邀请或导引读者与布尔迪厄一起思考，在这种思考中，我们驱散萦绕在日常生活乃至传统社会学表面的迷雾，打破主观与客观、宏观和微观等等二元对立的表象，发现一个未曾探索和关注的、各种场域相互交织的关系的世界。这就像是电影“极地快车"中那一张金色的车票，有了它，你就有了准入钥匙，去打破人们认为“圣诞老人不存在”的常识，到达一个奇幻与现实相交融的崭新世界。但是，正如电影中所展现的那样，心中充满疑虑的孩子即使拥有车票，也往往因为犹豫和迟疑错过了列车，如果你始终沉醉与徜徉于传统社会学所赋予社会学家的虚拟的独立性与泡沫般的无限荣光之中,传统社会学惯习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内化到你的行为准则之中，甚至已经转化为你的一种科学迷信，那么即使你拥有此书，也只会因认为其荒诞不羁而错过了新的世界。车票虽然金光闪闪，但仅仅是通往圣诞世界的一个媒介，车票的意义并不在于本身，而是其为进入圣诞世界提供了一个准入标记，正如华康德所说，这本书“是意在被阅读，而非被研究,如果读者在本书中仅仅关注布迪厄所提出的各种概念的工具性的应用，甚至断章取义地去理解布迪厄的具体学说，而不能依托本书培养一个关注社会学的新的反思性的视角，来探索世界的本质，那么也只能说这位读者“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未能把握此书的真正内涵。反思社会学导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华康德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上的总结，“勾画出布迪厄有关知识、时间和社会的理论结构及学术图景的轮廓；第二部分是布迪厄与芝加哥大学研讨班学生之间精心构思的对话,便于对布迪厄理论中的貌似矛盾与晦涩之处的更深刻地理解；第三部分是布迪厄在巴黎研讨班上的导论性质的发言，布迪厄主要分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与“产生社会学创造力的一般性倾向"。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书各个部分的概括与分析之中：1、布迪厄社会学的结构与逻辑华康德将布迪厄的理论概括为超越社会学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其中首先就表现在其超越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之间的对立。布迪厄认为，社会具有两种存在方式，一个是“初级的客观性”，即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另一个是“次级的客观性"，即人们微观的身心图式以及在该图式指导下的实践行动。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两种对社会的错误的解读方式：第一种解读是社会物理学，即将社会看成是一个客观的结构，而无视居住其间的人们的各自看法与主观感受，在布迪厄看来这种解读方式一方面将各种结构看成一种自主实体，从而可能会使抽象的结构概念物化：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它只能消极地把握实践，即这种视角只能是从事后推论事前，通过业已发生的结果来推论产生此现象原因，不仅容易陷入“存在即合理"的漩涡，而且从更广泛意义上讲，这种视角将行动者条件性、不确定的行为选择转变为了行为在某时某地的确定性发生，而未能看到当时其他的各种可能的选项。“客观主义充其量只能产生一个代用的主体，将个人或群体看成被动消极的承受者，支撑着机械地展开它们的自在逻辑的那些力量”。第二种解读方式社会现象学，它将社会理解为社会行动者日常生活中持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很明显这种方式也具有硬伤，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对社会结构的界定，它将社会结构理解为只是个人策略和分类活动的聚合,但是它没有看到这种由行为聚合而成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行为与实践具有很强的影响。因此，布迪厄反对将社会学中的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对立，或者说主张应当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来寻求社会的本质。承接着以上的论述，华康德接下来分析布迪厄思想中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的辩证关系。上文已经论述要将以社会结构为代表的"初级的客观性与以心智结构为代表的“次级的客观性”相结合，那么就不禁产生一个问题：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布迪厄认为，心智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体现，即个人在接触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被社会灌输一套性情倾向。这种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就是符号系统，其在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成为支配的工具。也就是说，人们的心智结构是社会结构将各种客观必要的表象加诸自身的产物，体现着社会既定秩序的意志，我们正是借助这种心智结构指导我们的现实的实践，因此我们的行为活动往往体现着社会结构的要求。以上两点理论只是布迪厄总结前人的成果,而接下来华康德就对布迪厄理论的创新性展看论述。首先是布迪厄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布迪厄反对传统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对立，以及“情景主义”对二者的虚假超越，而是主张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倾向，即通过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客观结构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行动者的行为倾向。根据这种关系主义方法论，布迪厄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场域和惯习。所谓场域，是指附带一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之间的关系总和，“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社会便是各个相对自主的场域的聚合，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参与者在场域中彼此竞争，以确立在场域中的优势地位，而这种竞争与冲突的过程也使得场域具有某种历史性的动态变化与调适能力。而惯习，是指积淀在人身体内的历史关系，“是一种结构形塑机制”。惯习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体现着过去各种经验的对身心的历史性影响，并为行动者的直觉、评判和行动提供着身心图式。事实上，这里场域和惯习恰好对应但又超越了上文的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其中场域对应着社会结构，而惯习则对应着心智结构，所谓超越了这种对应关系，即是指惯习和场域之间相互依存，“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之中，它们方能充分发挥作用"。那么，场域和惯习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换句话说，拥有历史性惯习的行动者是如何在场域中行动的呢？布迪厄认为，行动者在场域中的行为所依据的是一种“实践感，是在“前对象性的、非设定性的层面上运作，“行动者在设想那些客观对象的之前，实践感所体现的那种社会感受性己经在引导我们的行动这种行动方式不同于抽象逻辑，抽象逻辑赋予了行动者虚假的独立性，它认为当行动者面临特定情境时，总是运用自己的抽象理性衡量行为的成本以及它所带来的回报，以此选择和确定自己的行为。但是这种抽象逻辑很明显并不能解释行动者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很多实践行为虽然并不是追求利益最大的，但它从当时情境来看依然是合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践逻辑相比而言更有解释力。布迪厄认为这种实践感是模糊的，并不如抽象逻辑那样具有明确性，“关系是含混和模糊的同义词遵循一种实践逻辑，尽管这种逻辑多少有些含混不清，但它却勾勒出了与世界的日常关联。这种实践感使得行动者能够如鱼得水般地融入场域之中，参与到场域内对资本形式的竞争之中,这个过程自然地产生了场域中的行动者对场域共同规则的认同，而这种看似普遍的认同最终造成了被支配者被排斥、被压制的局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被支配者的这种不利地位，正是他们自身合作的结果，这种合谋现象来源于社会结构所赋予行动者的历史性的性情倾向，“被支配者总是为他们自身的被支配出了一份力.将他们导向这种其和惯习的那些性情倾向也正是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支配他们的效果"。这一点就恰似福柯提出的“规训社会”，每个人都是被监视、被规训的个体，但是由于权力广泛的但又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他们本身又是作为监视者参与到了规训自身的过程中，最终造就了驯顺的肉体。“规训社会与惯习的合谋效应的区别就在于，惯习的合谋效应更侧重行动者主观意愿的认同性，行动者受到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性情倾向的影响，主动参与到这种场域之中，形成了对自身被支配地位的认同；而“规训社会"中更强调外力的作用，行动者在全景敞视建筑中监视自身，是因为他们不确定监视者是否在关注他们，这种权力的似有若无的存在使得他们由于担心受到惩处而不得不接受规训I。布迪厄通过"实践感"力图说明，行动者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即个体行为受到客观结构的影响，而不是对也以计算过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好的追求。这样就不得不令人感到疑惑，在客观趋向的行为中，行动者是否还能保持理性呢？这个问题布迪厄会在本部分的最后一小节进行问答，这里我想提一下，布迪厄从不否认行动者具有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并不是那种功利性质的、以经济利益或者物资利益为主要追求，事实上，布迪厄认为行动者的利益是多种多样的，存在着很多隐藏的非物质的利益形式，而这些利益形式的价值也是由他本身的惯习所决定，从这个角度来讲，追求这些利益形式的行为完全可以说是“超功利性”的。布迪厄通过场域的构建和对惯习的分析，建构了“总体性社会科学布迪厄反对早熟的科学专业化以及它所带来的琐碎的劳动分工，而是将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自然而言地要求社会学必然是一门总体性科学。从这个角度出发，布迪厄反对社会科学中广泛存在的“唯方法论主义和“唯理论主义“。所谓"唯方法论主义”是指将对方法的反思从社会工作中的实际运用相脱离，为方法而方法。布迪厄认为，方法仅仅是研窕者进行现实工作的一个工具，我们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灵活选择所需要的研究方法,而不能因为固守某一特定方法而放弃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对研究方法也不能仅仅进行空洞的理论的批判或者改进，避免“方法论帝国主义”，"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必须与要处理的问题相适配，并且必须在实际应用中，在采取它们来解决具体问题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地对它们进行反思”。所谓“唯理论主义即是指将理论看成是一个孤立的、自我封闭的领域而进行理论创新，为理论而理论。布迪厄认为，理论应该与实践相联系而存在，"理论不应该与哺育理论的经验研究工作以及为理论持续指导和塑造的经验研究工作相互割裂"。布迪厄将这些社会学的有失偏颇的潮流归因于“科学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将社会学对象的构建过程的各个环节割裂、物化并分化成彼此分离的专业领域,并据此助长'狂妄大胆却缺少严格精确性的社会哲学和严格精确却想象力贫乏的极端经验主义式的实证主义”。因此，布迪厄主张将理论工作与经验研究彼此以最彻底的方式相互渗透，每一项研究工作都同时既是经验性的，又是理论性的。认识上的反思性是布迪厄理论的又一创新点和独特的特征。事实上很多之前的社会学家都提出过“反思性”，但是布迪厄的反思性从根本上不同于这些社会学家的建构，原因在于以前的社会学家反思的对象是特定的某个理论或方法,而布迪厄反思的对象是整个社会学研究。“反思性即是一种是知识分子为占被支配地位的支配形式的操作者的理论"，这里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具有两个层面，首先知识分子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其次知识分子本身也是这些支配知识的构建者与支配形式的操作者。这里知识分子处于支配地位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是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研究者受到自身惯习的影响而很难完全做到价值中立和客观；第二方面是与研究者处于学术场域和权力场域的位置有关，社会学家的视角总是归因于他们在一个场域中的处境，其处境总是接近权力场域的被支配一极（这个会在下一章节详细论述）；第三方面，布迪厄指出，这种学术场域与权力场域对研究者的灌输和影响的生产本身会掩饰这种灌输和影响，它们诱使研究者产生了一种唯智主义的错觉，即使得研究者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客观的场景,从而天然认为自己能够客观合理地处理各种问题，而忽视了“那些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即知识分子的集体性科学无意识。而反思性即要求我们把这种社会学的研究过程转变为客观研究的对象，寻找其中客观结构对研究的影响，从而避免“学究谬误。总的来说，认识的反思性“邀请或者导引知识分子去认识某些支配力他们那些深入骨髓的思想的特定的决定机制，而且它也敦促知识分子有所作为，以使这些决定机制丧失效力。认识的反思性使得布迪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性观和伦理观。布迪厄认为，理性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即各种真理标准和理性的对话标准是根植于知识世界的社会结构之中；但理性是一种特殊的、矛盾的历史产物，就在于“他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能够摆脱'历史，不过要生产这些特定条件的话，就必须做出十分具体的努力以保隙理性思想的制度基础"。后面一种的建构理性，恰好解释了上文中反思性存在的悖论，这种悖论是说如果研究者的思想与意识已经被客观机制与社会结构所决定，研究者的行为模式与研究过程必然也会深深地打上社会结构的烙印，而反思性要求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过程对象化，其前提就是要求自己从研究过程脱离出来，本质上就是用新的不受客观机制所影响的研究过程来研究自己已有的研究过程，但这和之前所说的“研究过程必然受到客观机制的历史的影响"相矛盾。布迪厄认为，通过一定制度保隙下的社会条件的影响,能够敦促社会学家形成一种貌似不受客观机制影响的性情倾向,产生新的研究过程来取代旧有的研究过程，以此来保障反思性的实现。也就是说，布迪厄并不认为理性能够脱离社会客观现实而存在，而只是某种客观机制的体现。布迪厄主张用社会分析来帮助我们揭示那根植于制度之中、深埋于我们内心的无意识，“他们通过反思性地把握他们思考和行动的各自的范围，越是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社会性存在，就越是不可能被限制着他们的外在客观性所驱使。布迪厄同时将社会学看做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认为社会科学永远达到不了类似自然科学的中立的、超脱的和无政治主义的立场，“在社会科学的场域中，对于科学权威的内部争夺，即对生产、强加和灌输社会世界合法表象的权力的争夺，本身就是政治场域中各阶级间争夺的几个焦点之一。因此，布迪厄对真正知识分子的界定，就在于其是否能够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2、反思社会学的论题反思社会学论题部分由于本身就是布迪厄与芝加哥研讨班的对话，因此结构比较复杂。一共可以分为七个小节，这里我仅仅摘取每个小节的有趣的论题进行论述。第一小节主要探讨了社会学分析中的反思性的问题。布迪厄反对在研究社会时将自身从社会中完全抽身而出，这种“实际处境是置身于对象之外，从而使远距离地、高高在上地观察他的对象”是对实践产生偏见的直接原因，即生产理论知识的条件并非产生实践的原因。但是这种实践与常人方法学主张的情景主义仍然具有本质区别，原因就在于常人方法学忽视了对客观结构的勾画，以致对现象的全盘接受和“去政治化”，而没有考虑过改变。第二小节谈到了布迪厄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很多平民主义这认为大众文化能够传达被支配者的声音，提高被支配者的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但是布迪厄认为，这种大众文化本身就是“统治价值观颠倒过来的倒影，通过塑造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的神话，从而使被支配者逆来顺受，支配者继续主宰，其发展到极致就是“无产者崇拜"，哄骗工人阶级满足于眼前的历史处境。第三小节布迪厄谈到了对特定场域的勾画与描述。从场域角度进行分析涉及三个必不可少的相互联系的环节，首先必须分析该场域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其次，必须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最后，还要分析场域中行动者的惯习，即各种各样的性情倾向系统。第四部分布迪厄谈到了惯习与自觉之间的关系，即意识是否具有摆脱结构束缚的功能。布迪厄的回答是不能，但是这并不是说意识就不能够发挥作用。情境强加给我们的力量有一部分正是我们赋予它的，因此我们可以去改变对情境的感知理解，从而改变我们对它的反应。也就是说，“行动者有意识地自觉把握他们与自身性情倾向的关系借助自觉意识，行动者可以经过反复思量，让他们的性情倾向'发作'，或是相反压制住这些性情倾向，或者.让两种性情倾向彼此对立、争斗。在第五小节中，布迪厄批判了“语言共产主义的错觉，认为语言并非一种简单的技术能力，而是一种规范能力，语言惯习具有一套社会因素构成的性情倾向，并非所有的言说者都是平等的，因此也并非所有的语言说法都拥有相同的效果。第六小节布迪厄分析了阻碍当前社会科学的因素。布迪厄认为，当前社会科学发展如此艰难的原因，原因之一就是过去屡屡亦步亦趋地可以模仿所谓"硬科学的结构，而没有学到科学的真正内涵一一争议性。布迪厄认为，“实证主义正统教条在积累、系统法则化等的名义下煞有其事地伪造出一种科学的正统，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了一种科学的拟像的以假乱真之中。这一点刘世定老师在讲授的经济社会学的时候曾经提到，刘老师认为，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的一个重大的差异，就是社会学的理论只有积累，没有发展。社会学各理论之间本身并没有共同的概念与分析工具，因此很难进行有效地比较和交流，按照布迪厄的理论，即没有争议性。与此相比，经济学各理论之间虽然可能预设不同，但是其所依据的是统一的概念如市场、成本等等，并且拥有统一的数学方法，因此后面的理论发展就可以根据前人的成果继续推进。如果再推进一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的这种特点极易导致社会学理论的代际间的徘徊与停滞，正如讲授组织社会学的罗家德老师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每40年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总会形成一个“兴起-被批判-消退”的过程，从一个40年到下一个40年不断循环。40年其实就是一代人从登上学术舞台到退隐的时段，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的话，也就是说每一代人都重复经历着首先认同科层制、接着发现其中的弊端、最终使用其他理论代替科层制的循环，那么社会学在这个循环中，是否还能够说在不断的进步？亦或是原地踏步的过程？第七节布迪厄谈到了社会学可以从文学中借鉴经验，比如说与叙事理论有关的东西，使得在叙事中更加真实、更加符合时间体验的真相。3、反思社会学的实践这部分布迪厄主要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概括与总结。首先是“传承一门手艺"，即学会将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成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其次是从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抗拒那种用实体主义方式来思考社会世界的基本倾向；再次需要彻底的质疑,与常识划清界限，避免受到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些问题的控制，就必须追溯这些问题的缘起，看看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地建构起来的，“把科学理性从实践理性的重重包围中解救出来，避免实践理性侵蚀科学理性，避免那些本应该成为知识对象的东西，也就是所有构成社会世界实践感的东西，所有赋予活生生的世界以结构的各种知觉与理解的预设和图式，都被当作知识的手段来使用，这也是布迪厄与常人方法学之间差异的根源；再次，需要摆脱双重约束所造成的两难困境，即知识工具是研究者不断用学究常识来代替常人常识的危险的境地，但是放弃学术传统所赋予她的知识工具,她就只是一位自我启蒙的业余社会学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位民科）。解决这种两难困境就要求每个学者转换自己的关注方式，“与所有在社会秩序和科学秩序中支撑着那些预先建构的观念的各种事物以及这些观念本身决裂；最后，将社会学家与他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从而避免受到背后强大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影响。总结来看，布迪厄重视社会客观因素对行动者行为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决定性作用对社会学家而言就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产生。因此，布迪厄主张反思性，希望社会学家能够从这种集体无意识中挣脱出来，将自己的研究过程作为对象加以研究，即社会学的社会学。但是这样就会产生布迪厄所说的"双重约束"，即如果研究者放弃客观化的学术传统所赋予他的知识工具，那么研究者本身就与常人无异，又怎么能够对自己的研究过程加以研究呢？布迪厄主张通过主观意识应趋近符合科学性的性情倾向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这样就会具有一种科学性的预设，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这种性情倾向本身也是客观机制决定的产物，如何保证其没有偏差？另一方面,这种自觉意识本身的趋近是否也会受到个人惯习的决定？布迪厄对真正知识分子的界定，就在于其是否能够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权威的干预。但是在当今条件下，是否真的有知识分子能够摆脱这些世俗权力以及经济政治权威的影响呢？因此，我认为正确理解布迪厄的方式，并不是将布迪厄“科学性”的理论主张看成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认为如果未完成就枉称社会学家，而是将布迪厄的这种“科学性”的主张看成是一种程度上的趋近，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提到的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社会资源的分配应保持平等，除非这种不平等对社会最不利群体有利"。事实上古今中外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不同社会根据其趋近此点的程度而具有了正义程度的划分。因此，我们可以应该将布迪厄的这种“科学性作为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已学到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开拓新视野，即使这个过程中需要用到自己的原有知识理论，但应尽量避免已有的学究式观点对自己的影响。这个过程不是悬崖之间的跳跃，如果你达不到要求就会坠入万丈悬崖，而是一个“夸父逐日的过程，也许目标永远只在地平线上，但是你在始终向着光明奔跑，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