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一小提琴手再考察 基于MEGA2第I至5卷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分析 附德语 代德意志国家的基石.docx

内容提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它能否得到科学论证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合法性,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小提琴手”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集中体现。尽管存在所谓的“恩格斯主导说“，但马克思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的第一小提琴手。这一点既可以借助MEGA2第175卷的先行版和正式版在文献学上加以论证，也能够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和概念形成史的角度进行证明。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2第1/5卷；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思想关系的认定大体上是确定的，一般认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然而，当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巨大胜利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却日益成为一个问题：既有“对立说”，也有“颠倒论”，前者认为“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后者则提出“恩格斯才是第一小提琴手人们似乎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文献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对立”，或者证明恩格斯对马克思进行了歪曲。除了在恩格斯的文本中找到与马克思思想相抵悟之处，他们要么忽视恩格斯为编辑马克思著作并尽可能保持其原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片面强调恩格斯在编辑过程中掺杂了某种动机，因而出现了所谓的“恩格斯问题、要么片面夸大恩格斯在他们合著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恩格斯才是“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的主导者。如果说前一种做法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的编辑过程中，那么后一种做法的典型代表则体现在标志着唯物史观初步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谁才是“第一小提琴手”，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含有某种实践旨趣。如果能够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费尔巴哈”章的创作为个案，从文本和思想等层面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回答，既有理论意义，更有实践价值。一、恩格斯如何成为第一小提琴手？基于思想史的分析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恩格斯曾明确且谦虚地告诉友人贝克尔：“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这封信随后的内容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的论述基本一致，都认为“没有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因为他“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因此他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所以恩格斯才坚持这个理论要用马克思的名字命名。尽管恩格斯的言辞有自谦的成分，但他的主张无疑是准确的，关于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小提琴手的定位也是合理的。实际上，以上是恩格斯对二人思想关系的整体判断，然而这一判断同样适合“对唯物史观的最初阐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的力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但是核心内容是“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体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不管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体上都承认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的推进和“马克思学”的兴起，马克思的“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中的地位开始上升，甚至出现了恩格斯“主导说最早试图为恩格斯“正名”的是古斯塔夫迈尔（GUStaVMayer）o作为恩格斯传的作者，他在这本书中论述了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的作用，认为一观念形态的最大部分是恩格斯写的，但经过了马克思的修改和补充迈尔的结论并非亳无根据，因为他曾经在伯恩斯坦那里看到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手稿，从直观上看，这些手稿确实主要是恩格斯的笔迹。但矛盾的是，他在随后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魏德迈的笔记时，却认为“笔记不能成为辨别的标准”。当然，迈尔还试图通过一些语焉不详的论断证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先于马克思的，因为“恩格斯在英国已经感觉到了历史进化的路线，不过这种感觉，在他遇见马克思以后，才成为确实的坚定的理论如果说迈尔关于恩格斯主导说的结论还不十分清晰，而且在梁赞诺夫的驳斥下没有成为主流，但这种观点在部分学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编辑和研究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活，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学者广松涉和英国学者卡弗。客观而言，日本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过程中的分担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其中广松涉的研究得到了MEGA2第1/5卷先行版主编陶伯特的关注，认为他的研究“代表了I.费尔巴哈编辑史上的一项科学编辑的成果但是，广松涉根据他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了一种与迈尔类似的观点，即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断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被误认为主要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原因是人们受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相关论述的影响。在广松涉看来，恩格斯的谦辞和马克思的论断应该通过对“青年恩格斯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重新定位。除了其早期在共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早于马克思外，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文稿（UrteXt）中的很多内容也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作为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而定型化的诸论点广松涉据此断言，“此遗稿（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引者注）主要是出自恩格斯之手笔不但如此，广松涉还据此否定了梁赞诺夫之前在驳斥迈尔时提出的“口述笔记说不过，广松涉的观点所依赖的编辑成果本身遭到了陶伯特的质疑，认为“广松涉的文稿编排完全基于假设和多多少少有根据的猜测，总的说来，对流传的这些干扰缺乏说服力如果论据存在问题，其结论显然就不能成立了，不过，这需要新的理论和文献证据来证明这一结果。作为MEGA2研究的专家，卡弗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著作。根据他的研究以及相关访谈，卡弗是在否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著作”的合法性，而没有过多地关注它的作者问题。但他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却处处透露出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他看来，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作之前”是更有影响力且更有才华的，甚至是更具有综合能力的独立作家”，而且具有“世界视野和政治天赋”，因此，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早期著作中的理论地位被低估了。在卡弗看来，人们即使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小提琴手''是马克思，也只表明“恩格斯在谁是主要作者这个问题上”体现了“大度”的心态。据此可以合理推断，卡弗大体上认可恩格斯作为“第一小提琴手”的合理性。总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及其写作承担问题因“恩格斯成为第一小提琴手'的论断而似乎变得更加模糊。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尽管比这种观点稍显“温和“，虽然它们承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的主导性地位，但却以为马克思辩护之名"详细”分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任务分担，从而构造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观点的分裂。遗憾的是，MEGA2第1/5卷的编辑者对这一问题的“悬置”使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任务分工问题即究竟谁是“第一小提琴手''问题似乎成了未决的“一桩公案二、马克思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小提琴手：基于MEGA2第175卷的文献分析梁赞诺夫尽管是列宁直接任命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但他的这一任命是以其“奋斗了近2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工作为基础的。除了MEGAl进入编辑阶段之后需要担负的行政工作外，梁赞诺夫更是直接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重要文献的“搜集、整理、辨识和编辑活动”，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其编辑的最重要文献之一。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分工问题，梁赞诺夫认为“仅仅依据笔迹难以正确判断在这一合著中两人所起的不同作用”，因此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解释“口述笔记说Z认为这一著作乃是“由马克思口述,恩格斯笔记下来的但是，梁赞诺夫的这种论断在当时应该说比较“武断”，因为即使他能够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手稿，但仅依靠文献的笔迹等证据是很难支持马克思主导说的。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诸多版本的编辑大多搁置了这一问题。比如，陶伯特对此的结论是，只能“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同等地位的作者，实际上，这是消解而不是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要证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占主导地位，就需要更充分的文献学论证，尤其是要充分利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正式版，即MEGA2第1/5卷。下面我们试着从微观层面，即通过对MEGA2第1/5卷的文本卷（TeXD和附属材料卷（APParaD的分析，甚至借助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的辨识，证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在进入文本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介绍MEGA2第1/5卷在编辑时区分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文字修改类型，它们是即时异文（SOfOrtVariante）和后续异文（SPiitSVariante）。即时异文指的是“作者因思路中断而中途放弃时或因变更思路时产生的异文“，包括“删除单词、替换单词、变更单词词尾、插入单词等方式“；后续异文指的是“在推敲已经完成的文章过程中产生的异文”，包括“替换文本（或单词）、删除文本（或单词）、补充文木（或中.词）、援用文本或变更文本的顺序”等方式。MEGA2第1/5卷在编辑时大量收录并甄别了即时异文和后续异文，这种技术上的完善为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小提琴手''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即时异文还是后续异文，它们都有助于明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分工，但即时异文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大。大村泉等认为，通过即时异文来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分工大体包括两条途径：一是对照马克思独著、恩格斯独著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献中即时异文出现频次上的差别；二是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时异文出现的类型。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时异文的出现频次与恩格斯的普鲁士出版法批判等三篇文献以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即时异文出现频次的对比，大村泉等人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时异文出现的频次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接近，远远高于恩格斯独著文献中即时异文的出现频次。这就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风格更接近马克思而不是恩格斯。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并非恩格斯自发性地写成的”，它要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要么是马克思口述，恩格斯笔录。对于第一种可能，这实际上与陶伯特一样是在消解问题。那么，如何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是“口述笔录说”呢？我们需要借助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时异文的类型来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有三种即时异文，包括同音异义词的更改、冠词的改变和删减内容的复原。在我们看来，同音异义词的更改最能证明“口述笔记说”,下面举例证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H5c的第64页有这样一段内容:“Hierauserk1artsichauchdasFaktumdas<damaninderZeitnachderV1kerwanderungiiberallbemerkthabenwill,danamIichderKnechtderHerrwar,unddieEroberervondenErobertenSprache,Bildung&Sittensehrbaldannahmen."(“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在原始手稿H5c的71页同样出现了同类型的更改，即：4DasjusutendietabutendiselbstsprichteinerseitsdieThatsacheaus,da<das>dasPrivateigenthumvomGemeinwesendurchhausunabhiingiggewordenist,&andererseitsdieIllusion,alsobdasPrivateigentumselbstaufdemb1oenPrivatwillen,derWillkiirlichenDispositioniiberdieSacheberuhe."(”仅仅使用和滥用的权利LjUSutendietabutendi就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经完全不依赖于共同体，另一方面表明了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上述两个例子涉及到了德语中两个同音词即定冠词(或关系代词)das和连词da之间的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附属材料卷对文本卷第64页的这句话做了三处改动。第一处标注的是“FaktumVdaJ"°根据MEGA2第175卷的编辑说明，“VN”实际上是由“V>”和“尸”合而成，“V>”表示“减少(删除)文字"(Textreduzienmg(Tilgung),表示"内容中断”(Abbrechung)o因此，“FaktumVda归”具体指的是，作者在写完Faktum后的da,就没有再继续写下去，并且把dap删除。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关系代词的das,用它来指代dasFaktumo德意志意识形态附属材料对原始文献第71页的内容也附上了修改标志“aus,<das,这意味着作者要把最初句中的das删掉，并改为引导从句的连词da0这种同音异义词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常出现的例子似乎并不重要，但如果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写作特点，那么这种修改恰恰能够证明梁赞诺夫的“口述笔记说以第64页的内容为例，其写作过程可推测为，当时马克思在口述，恩格斯作记录。当马克思说到das(das和dap的音标)时，恩格斯可能误以为马克思要说一个同位语从句，因此立即写出了引导从句的连词dao但在马克思口述完整个句子后，恩格斯发现马克思所说的是一个指示代词而非连词，用它指代这个从句要修饰的名词FaktUm,因此应该用das。所以，恩格斯“即时”删掉了dap,修改为das。第71页的例子与之类似，恩格斯以为马克思要说一个名词，因此着手写下了定冠词das,但马克思最终陈述的却是一个从句，所以恩格斯应该是立即删掉了das,随后将其修改为引导从句的连词dao这种修改情况在恩格斯同时期其它著作的手稿中几乎不存在，因此，这基本上可以作为文献学证据直接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口述笔记说“，即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它文献能够证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作用。比如，通过分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后不久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他人之间的信件内容能够看到，“费尔巴哈'章应该主要是马克思的思想。三、马克思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小提琴手：基于思想史的分析关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地位，除了文献学证明，还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逻辑层面来分析。换言之，我们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论题”和写作动机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入手证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的主导地位。我们首先从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论题”切入。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论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对施蒂纳的批判，因为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不但将费尔巴哈、鲍威尔甚至马克思作为批判的对象，甚至直接提到了马克思及其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更重要的是，它把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使用过的“现实的个人“理解为“纯粹的精神性所有这些促使马克思来承担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写作工作来驳斥施蒂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大部分篇幅确实是在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但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把“最初论题''等同为"主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到底应该是什么，这是另外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但“最初论题''却只能被视为马克思对鲍威尔的驳斥。从写作时间上看，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撰写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鲍威尔的那部分内容。MEGA2第1/5卷的先行版收录了一篇发表在社会明镜杂志第2卷第7期上的答布鲁诺鲍威尔，而且这篇文章被置于篇首，编辑陶伯特将之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如果陶伯特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象首先针对的是鲍威尔。根据陶伯特等人的判断，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马克思,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中的主导性和积极性。即使从MEGA2第1/5卷正式版出发，即放弃将答布鲁诺鲍威尔收入其中，也不能否定反驳布鲁诺鲍威尔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目的。因为如果从写作时间的角度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那么手稿H2到H8,尤其是H5a、H5b和H5c的写作顺序大体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撰写的H5a,即直接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那部分内容，而不是从批判施蒂纳的“圣麦克斯”中抽取并调整到“费尔巴哈”章的H5b和H5c0因此，这两点基本上能够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论题”就是反驳布鲁诺鲍威尔。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来看，他们都是从青年黑格尔派中发展出来的，而且最终都要清算在其中占支配地位的“自我意识”哲学，其中鲍威尔首当其冲，甚至可以说他最早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思想交锋推动着马克思逐渐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犹太人问题”在思想交锋中处于核心地位。第一阶段是从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1842年）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1843年）到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12月）；第二阶段从鲍威尔的“评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述“（1843年12月、1844年3月）和“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1844年7月）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最后发展到第三阶段，即从鲍威尔的费尔巴哈的特征（1845年）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可以说，后一阶段的内容都是对上一阶段内容的延续和深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现也就有了必然性。然而，马克思早期的这段思想发展历程也恰恰证明了他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小提琴手。从恩格斯的角度看，恩格斯在同时期撰写的文章中尽管也会涉及鲍威尔，但他很少成为恩格斯全面批判的对象。或许有人质疑，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指向的是费尔巴哈，这与批判鲍威尔并没有关系。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以要把“费尔巴哈”章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原因是他们要对鲍威尔在费尔巴哈的特征中批判神圣家族的内容作出回应。费尔巴哈的特征的主题是费尔巴哈哲学，但它在评论神圣家族时认为，马克思只是费尔巴哈的“继承人由于神圣家族主要是马克思写作完成的，因此可以断定，鲍威尔的批判对象应该是马克思。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表现得很愤怒，因为鲍威尔显然有意贬低马克思的批判及其理论价值。但是，要彻底反驳鲍威尔，批判的矛头就不能再仅仅指向鲍威尔，而是要批判确实需要重新评价的费尔巴哈哲学，通过对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双重批判来证明自身哲学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应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这还证明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同样，这也说明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动机，那就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来实现对鲍威尔的驳斥，同时确立i种新的历史哲学，即“唯物史观工此外，从概念形成史的角度也可以证明马克思的“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如上所述，“现实的个人”是施蒂纳指责马克思的关键，同时它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这个概念的提出、完善乃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呈现，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经开始使用“现实的个人“，当然，这个概念在这里（甚至在神圣家族中）还具有很强的费尔巴哈式的人道主义色彩。但是，真正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使用“现实的个人”首先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H5a手稿中，而且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对“现实的人''的误解,即将所谓的“现实的人”实际上设定为“一般人''或"抽象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现实的历史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的个人”进行了“唯物主义''的界定，即他“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而且这构成了“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通过梳理这个概念的发展史，应该看到它一直镶嵌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之中，因此可以推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实的个人”主要是马克思使用的概念和想要表达的思想。换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主要是马克思的，马克思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小提琴手，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命名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理论是正当的。总之，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的笔迹主要是恩格斯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地位，只能证明梁赞诺夫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的论断即“口述笔记说“，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作之初就已经形成了非常密切的思想关系，他们相互合作，在马克思主导下共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外历史上，或许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人那样长期地、深刻地受自我身份认同问题所困扰。因为在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两德分裂到重新统一的这条历史链上，德意志人无法简单地将身份认同、民族情感、爱国主义与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严丝合缝地叠合在一起。如果说这样一个国家在近现代的建构和重构是一个共同体不断被形塑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位置、文化习俗、政治权力、人文思想和集体感情等各种要素处在复杂的杂糅和拉扯中。恰恰就在这种复杂状态中，语言的力量凸显出来了。可以说，德语是现代德意志国家的基石。15>16世纪，法兰西和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都在对意大利文化霸权的反感中，发展起了一种团结独立的集体身份意识和一套连续的文化起源话语。在此过程中，他们都注意到使用和丰富自我语言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的莱茵河东岸，官方语言是标准拉丁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则说着与今天的德语截然不同的各种日耳曼方言，以至于“隔着30英里地的人们就无法恰当地理解彼此了“（马丁路德语1522年，路德将伊拉斯谟编撰的希腊语版圣经翻译成德语，他用了一种从中东部和南部地区方言中选取相应词汇作为基本语义单位而“创造''出来的全新书面语。这是德语走向统一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关键一步。路德向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展现出了身份认同与集体情感的力量。不过，语言并没有立刻成为文人们关注的焦点。16世纪的德意志文人在形塑一种集体认同时，首先求助于历史。他们发现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发现了日耳曼祖先的光荣历史，发现了德意志人的杰出品性。通过把德意志的现在与日耳曼的过去联系在一起，他们论证了自我历史的纯洁与绵长。但是在这个群体中，有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就像人文主义者策尔蒂斯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方面是对德意志祖先之典范形象包括外在形象与内在品质的完善，另一方面则仍然视德语为一种粗俗而无教养的语言，推崇古代希腊罗马的语言与文风。很显然，德意志民族的早期集体身份认同是以日耳曼族群性为核心、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继承者，为指向的，母语尚不是其关心重点。到了17世纪，情况已有所不同。以法语为代表的罗曼语强势崛起，令德意志学者萌发出对德语的自觉反省意识。德语被视为古老而纯正的语言，德意志人就是所有说德语的人，对德语的热爱就是对祖国的热爱：这些认知成为德意志人身份认同和集体情感的新基石。1617年，”语言爱国主义”响起了两声号角。其，时年20岁的“德语诗歌之父和复兴者”奥皮茨在奥德河畔写下了名篇阿利斯塔克抑或论对德语的轻蔑。在这篇用拉丁文写就的文章中，他呼吁德意志人去学习自己的母语，并以自己的母语为傲。其二，首个德语语言协会“丰收学会''在一些路德派侯爵的倡议下于魏玛成立，其任务之一是对德语进行全面梳理，丰富德语的词汇和表达，并且创立一种一致的、纯正的德语。这一年恰是九十五条论纲张贴一百周年。路德对德语的关切在百年后得到了新教徒改革派的应和。次年，令德意志在各方面都损失惨重的三十年战争爆发了。战争期间，纷至沓来的法国人、西班牙人、瑞典人和英国人，让德意志人耳边充斥着各种语言，却唯独没有德语。17世纪30年代开始流行的一首传单诗德意志的米歇尔表明了时人的心境：“我，德意志的米歇尔/几乎什么也不懂/在我的祖国/有一种耻辱/德意志人现在说话/就像瑞典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股复兴德语的浪潮兴起了。斯特拉斯堡的“正直冷杉学会”、汉堡的“德意志同志会”、纽伦堡的“佩格尼茨花卉协会”等各种语言协会纷纷建立。它们不仅关心诗歌等语言表达的具体语文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关心诗歌创作的学识底蕴。在那里，一方是有改革意愿与能力的德意志贵族，另一方是在宫廷、市政或大学中任职、追求社会威望的新兴市民学者阶层，两者首次在“民族”的名义下，为细心呵护德语而共事。17世纪德意志语言学家肖特利乌斯在1663年的皇皇巨著关于普通德语的详尽论述中，不但证明德语是一种“原生、古老且纯正”的语言，而且还进一步宣称德语体现出德意志民族的品性。“语言民族主义''在德意志大地上显露端倪。德语变成了集统治、教化和整合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工具，变成了文化的凝练代表，并且进一步将德意志精英一体化了。1724年，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戈特舍德将几个研习德语的小圈子整合在一起，创立了“德意志学会这个学会的新颖之处在于：首先，圈子的成员群体扩大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变成了主力军。因此，开设分会的所在地不再是邦国首都或者帝国自由市，而是耶拿、哥廷根、格赖夫斯瓦尔德等大学城。其次，对成员的语言训练提上了日程。在每周进行的例会中，所有成员都要诵读文章，做翻译、语法和词汇的练习。“德意志学会”为德语向受教育之市民阶层的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也帮助其成员加固了对自身阶层和民族的双重身份认同。至此，德意志人集体身份认同的内核初步形成了。在此过程中，德语脱颖而出并蓬勃发展。从18世纪下半叶起，欧洲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民族要作为一个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行为集体行事，“一个民族”要变成“一个国家Z这些理念也激励着德意志人去形塑自己的民族精神，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1765年，政治学家莫泽尔写下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时，开篇即是“我们是一个民族，有同一-个名字，说同一种语言当浪漫主义先驱赫尔德将民族设想为一个有机整体时他要求德意志人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自己的民族精神，首先就是语言和文学。1854年，格林兄弟主编的德语词典第一卷问世。雅各布格林在卷首语中写道：“除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外，我们德意志人究竟还有何共有之物？”显然,每当德意志精英们需要呼唤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时，语言就成为其手中的火把，因为语言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充沛生命力和强大渗透性。1871年，北德意志邦联和南部各邦国终于合并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这是在“自上而下”的统一运动中诞生的帝国，是欧洲权力版图中德意志各邦国现实主义策略的结果。但从“自下而上”的层面来看也并非无所凭依。德语，不但作为一种语用工具发挥了作用，而且作为集体身份认同的实在标杆展现出其政治功用，并因此成为国家统一的基本要件，即便此时它的标准书写规范还付之阙如。虽然20世纪德国人内部的身份认同随着政治信仰的变迁和领土范围的动荡变得多元化，但同一种语言的使用，最终保障了德意志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