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科学技术史编史学部分讲义10科学史研究中的传记方法(Ⅲ)：集体传记.docx

第十章科学史研究中的传记方法on)：集体传记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目前集体传记(PrOSoPOgraPhy)的方法已成为历史学中标准的研究方法之，它与历史的定量化研究和社会史研究密切相关，但与一般的传记研究却有很大的区别。本章，将对科学史研究中有关集体传记的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I、集体传记方法概述集体传记这一术语，早在1743年就已被人们所使用了。按照克拉夫的说法，集体传记这种历史技巧是基于传记合集(CoIIeCtiVebiography)或类似的史料，它的特征是利用有关许多人和许多事件的资料作为其素材来源。按照斯通(LStOne)的定义，集体传记是指“通过对历史中一群人的生活的集体研究，对之共同的背景特征的探索，它采用的方法是:先确定一个要研究的范围，然后提出一组相同的问题，如关于生卒、婚姻与家庭、社会出身和继承的经济地位、居住地、教育背景、个人财富的数量与来源、职业、宗教信仰、任职经历等。通过对这些范围中个人的各种类型的信息的并列和组合，通过对重要的变量的考察，所要研究的既包括这些变量内在的关联，也包括它们与其它行为或行动方式的关联。一般地讲，集体传记方法最初是政治史研究方法的一种扩展。作为一种工具，它被试图用来解决政治史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首先，是政治行动的根源问题，人们尝试用这种方法来揭示在政治行动背后更深层的利益，分析政治集团的社会、经济来源，表明政治活动的运作机制。其次，是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动的问题。在这方面，它包括分析在社会中有特殊地位的集团中的角色和这些角色随时间的变化；通过研究家庭出身、在社会和地理方面对某些政治角色或职业的人员补充，以及任职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对家庭未来的影响等，来确定在某种层次上社会流动的程度；也包括将智力或宗教的运动与社会的、地理的、职业的等因素相联系。因而，”集体传记的目的就是要使政治行动变得有意义，就是要解释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变化，要辨识社会现实，要精确地描述社会团体的结构并分析其中的运动。”在集体传记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学派：精英学派和大众学派。前者关注较小的集团，或有限的个人的各种变量，研究对象通常是有权势、有影响的精英人物,假定政治似乎由少数组织精英人物及其依附者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后者则更多地注重统计的方法，更多地受社会科学的影响，关心的是大众，认为历史是由群众的舆论决定的，而不是由所谓的“伟人或精英所决定的，最终，在政治史中大众学派的集体传记研究已发展成为选举学的一个子分支。但不沦是精英学派还是对人物个体感兴趣。大众学派，其作为集体传记研究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是对(大小不同的)人物群体感兴趣，而不是对人物个体感兴趣。虽然集体传记的研究的兴起是与政治史联系在一起的，在早期的发展中，却也与科学史不无关系。19世纪下半叶，高尔顿(F.GaItOn)就曾试图通过对科学中精英人物的研究，考察科学天才的出现对科学进步的贡献。但他的工作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他研究的结论是，某些种族要比另一些种族更适于从事智力的工作。他用遗传来解释出身于较低阶层的人中著名科学家人数较少的现象。在此之后，瑞士博物学家康多尔A.deCandolIe)批判了高尔顿不够精确和有偏见的方法。他考察了在18T9世纪之间四个选定时间中巴黎、伦敦和柏林的科学院或皇家学会的外国成员和准会员。通过统计，他研究了科学天才相对于地区性人口总体的产出率。通过考察被研究者父亲的职业和教育情况，康多尔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数学科学中，遗传在天才的产出方面才是较重要的因素。但是，在职业历史学家中较为普遍地接受集体传记这种研究技巧，还是本世纪的事。这首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验主义研究传统的确立有关，其次，在这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20-30年代纳米尔(L.B.Namier)出版的乔治三世在任期间的政治结构和赛姆(R.Syme)出版的罗马革命。几乎就在同时，同样被列为集体传记研究里程碑的，还有默顿的工作。30年代，默顿与社会学家索罗金(P.A.Sorokin)一道对阿拉伯世界从公元600-1300年间的科学发展进行了统计研究,他们将萨顿在其科学史巨著中讨论的史实作为智力成就的指标,用图示来表现萨顿提到过的人名和发现在每年中的数目。接着，默顿又用同样的方法对于一本科学技术史手册中的13000项发现和发明进行了统计。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于1938年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在此书中，默顿主要利用国民传记辞典作为其数据来源，通过使用从索罗金那里学来的分析技巧，他得出结论，认为清教和虔信教派的意识形态构成了17世纪中叶英国的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基础。为支持这一观点，默顿利用集体传记的分析方法，进一步考察了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创始者的宗教信仰和发表的工作，发现在1663年皇家学会首批会员名单中宗教倾向可考的68人里，有42位是清教徒，占总数的62%。鉴于当时清教徒在全英国的总人口中只占极少数，这一事实便相当引人注目了。由于默顿的工作在国内已多有介绍，这里不再讨论其细节。但可以注意到的是，他这本名著的多重重要地位。由于该书，他被看作是美国科学社会学的奠基者，被看作是科学史中外史研究的先驱和科学史计量研究的早期重要代表人物，同时，从在科学史中应用集体传记(甚至从一般历史学中集体传记研究方法发展)的角度来看,尽管其方法尚不够完备，但他亦可说是重要开创者之一。继默顿之后，40年代初，拉希(J.H.RaaCh)在耶鲁大学完成的对17世纪英国乡村医生的分析的博士论文，是医学史中(至少是早期)最重要的集体传记研究之一。与默顿利用已发表的资料不同，拉希谨慎地从范围广泛的档案材料出发来进行社会史的研究，利用教会和大学的档案材料，用集体传记的方法对742位乡村医生的研究，使他重构了当时英国地方上乡村医生的作用。他通过对其中278位其父亲的职业可考的乡村医生的分析，发现其中63%的人出身于中上阶级或神职人员家庭，18%的人的父亲是“平民”，10%的人的父亲本人就是医生或药剂师，7%的人为其他出身，3%的人为自由民后裔。由于其中相当比例的人不是出身于“权势阶层”，所以拉希得出结论说：当时医生的职业是通向上层流动的一条途径。为支持此观点，拉希还考察了代表各社会群体的65个有儿子进入医学行业的家庭，发现这些家庭都认为医学生涯是像神学和法律一样令人向往的生涯。口、集体传记方法近期在科学史中的应用虽然在30-40年代就已有了像默顿和拉希这样以科学家（医生）为对象的集体传记研究，虽然一般的历史学界在此后很快就开始大量使用集体传记的研究方法,但科学史却明显地在这种研究技巧的接受方面表现了滞后。直到60年代中期以后，集体传记的研究方法才又引起了科学史家的注意并得到了应用。在派恩森（L.PyenSon）于1977年发表的对科学史中集体传记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中，便提到了几十项相关的工作。这里，我们选择几项在科学史的集体传记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工作来进行讨论。科学史中一类常见的集体传记研究，是对于某一地区的科学、科学团体及科学有关的更广泛的大众的研究。前面提到的默顿的早期工作亦可归入此类。在这方面，本世纪70年代科学史家撒克里和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家夏平可算是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利用集体传记方法对1819世纪英国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是有较大影响的。他们甚至认为，就应用集体传记的技巧来说，科学史比任何其它的历史领域都更可能带来丰富的成果。它可以“增加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并把我们的历史思考从现代主义和目的论的模式中解放出来”。他们对科学共同体的考察，不是从科学职业的价值和标准的视角，而是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在生态上充分适应的变种，它满足了许多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这样，就不能仅仅把科学作为专业化的知识来考虑。只有把所有那些在“科学”（或更准确地说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的招牌下涉身于科学界的人都考虑在内，才有可能理解科学的社会角色。这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在文化上的人为产物的科学,关注的是广义的科学共同体一一除了那些发表科学论文的人之外，还要考虑那些把自己与有科学取向的社团或机构联系起来的人，以及那些资助、应用科学和传播科学原理的人。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他们各自对英国不同的地方性科学团体进行了研知撒克里研究的是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的案例。为了回答像这个学会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创立这个团体、其成员是什么人、他们对学会的期望是什么等等问题，他分析了这个学会最初的588名成员，发现在学会的创立者中，有大量的成员是医生和一位论教派的信徒，后来又有许多工厂主成为学会的会员，他们都属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其中极少有人对关于自然的知识或对科学有兴趣。撒克里的结论是，这个学会的功能并不是要追求科学或促进科学的发展，而是要赋予新兴阶级的利益以社会的合法性。其成员聚集在科学周围，并不是为了科学的缘故，而是为了进步、变革的意识形态的缘故，对他们来说，科学成了一种“文化表达的模式”。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爱丁堡的科学文化与科学环境，是夏平一系列研究的对象。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集体传记方法对爱丁堡颅相学发展的研究。他是通过把颅相学者和反颅相学者的观点同他们的社会地位、利益和价值结合在一起考虑，来解释19世纪初的爱丁堡在这两群人之间的冲突。夏平发现，当时颅相学在爱丁堡相当普及，尤其是得到了中下阶层的人士（如商人、艺术家、工程师和律师等）的支持，而为上层人士和大学之类的机构所拒斥。在夏平看来，关于颅相学争论的核心不仅是关于科学真理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权力的问题。夏平利用集体传记的方法，分析考察了两方的主要代表：颅相学会和爱丁堡皇家学会。他发现，如果把皇家学会视为正统的科学共同体的话，颅相学会则可以说是一个“局外人”的共同体，这些“局外人”同皇家学会的成员相比，更少绅士化和贵族化，在政治和社会上更少权势，在1826年之前，其中甚至没有一个大学教授。而另一方面，爱丁堡所有的教授都是皇家学会的会员。到1826年，也只有7%的颅相学会成员同时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这一比例要远远低于爱丁堡其它的学会。但在社会作用方面，英国的颅相学可被看作是一种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社会改革者的运动。当然，除了默顿、撒克里和夏平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利用集体传记的方法对于像都柏林哲学学会、伦敦皇家研究院、维多利亚研究院和法国科学院之类的团体或机构进行的研究。因为科学史中应用集体传记方法的另一类重要研究，是对于学科发展的研究，这里，我们亦选择几项进行介绍。在60年代后期，费希尔（C.S.FiSher）应用集体传记的方法对历史上不变量这个数学领域的兴衰进行了社会史的考察。在19世纪后半叶，不变量理论是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这个领域中，有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包括希尔伯特等人）从事研究,约有一千篇的论文间世，到19世纪末，每年产出论文45篇，大约是几何学论文的三分之一。但是到1940年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每年只有5篇论文发表，占几何学论文的比例还不到4机大多数数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已死去的领域。费希尔在他的研究中尤为关注学生在学科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用集体传记的方法分析了最后几代从事不变量理论的数学家，根据他们对理论的贡献和是否培养学生等情况进行了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英国、美国和德国在不变量理论领域中最后几代人的师承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他的结论是，在英国，在此领域中没有学派存在，由于缺少合适的土壤，学派的种子从未生成起来。在美国，随着注重研究的大学的数目的增加，在其中产生了富有成果的不变量理论学派，但是，当学生们离开了大学后，却很少有机会进行数学研究，更不用说专门从事不变量理论的研究了。在德国，虽然提供了可让任何专业领域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但过渡代的不变量理论家们却没有培养出足够多的继承者。当然，也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如几乎没有一个数学家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此领域、在从事研究的数学家的生活中发生了各种的变化等。总之，科学并不能只靠其自身在智力方面的力量而生存下来，费希尔的结论是：由于缺少继承者，最终决定了不变量理论衰亡的命运。马林斯(N.C.Mullins)于70年代对于噬菌体小组与分子生物学之起源的研究，也应用了集体传记的方法。噬菌体的研究是分子生物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来源之一。马林斯对之的研究除了关注知识的进展之外，更注重新学科中的等级结构、新成员的补充、研究者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交流等方面的情况。关于师承关系和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形式，主要是取材于传记合集和其它的二手资料。基于这些资料，马林斯用网络图的形式描绘了不同阶段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用图表展示了不同的机构进入这一领域的时间和成员，展示了不同发展阶段进入噬菌体研究领域的不同专业的博士人数、研究者在此领域中从事研究的时间长度，及不同单位对此领域研究的资助情况。他认为，在思想的传播方面，科学家之间的个人接触、来自其它学科的新成员的补充和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都是重要的因素。在许多情况下，首先是这些因素而不是科学的真理内容决定了科学的发展。在马林斯看来，从噬菌体研究到分子生物学的成功发展，是有效地把培养的学生“推销”出去、设立课程和确立职业标准的结果。最后,还可以提到另一项略有不同但也可归入集体传记方法的研究,这就是福尔曼思潮,无不(P.Forman)海尔布朗(J.Hcilbron)和沃特(S.WCart)对于1900年前后物理学中人员、基金和学术产出进行全面总结的长篇论文。这项研究更像是科学指标统计年鉴的形式,它用大量的统计图表来描述物理学的图景。通过对当时为重要物理学刊物撰稿者的分析，和对列在1909年出版的在世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姓名地址录中列出的物理学家的分析，福尔曼等人发现，在1900年，绝大多数发表论文的物理学家都受到学术机构的庇护。派恩森评论说，这篇论文“代表了对20世纪巨大智力转变前夜的物理学的全面总考察，但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代表了对学科人群的一种新颖的分析”。当然，与前面提到的那些有明显社会学特点的研究不同，福尔曼等人甚至没有考察在物理学内部的社会流动，所进行的只是对资料的一种描述性的总结而已。m、分析与讨论从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与传统的科学史研究不同的是，集体传记方法并不关心对于像科学出版物、信件和手稿之类的传统史料的内容的研究，而是注重对有关人群的各种数据的分析。它与计量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史(及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关系非常密切。当然，对于将这种方法应用于科学史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争论，一些科学史家也有不同的看法。像任何其它历史研究方法一样,应用集体传记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和危险,其提倡者(如斯通)也并不回避这些问题，而是客观地对之加以归纳和分析。在资料方面，首先，对于集体传记的研究来说，只有在对研究的群体有充分的文献记载（特别是关于传记方面的记载）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这样，它就受到过去所积累的资料的数量和质量的限制。同时，即使在已有的资料中，也可能是对所研究的人群的生活某些方面的记载较为丰富，而对另一些方面的记载则相对缺乏，甚至不存在。同样有可能的是，对于所研究的人群，有可能关于箕中一些人的资料比较充分，而关于另一些人的资料则不够充分，甚至相当缺乏。事实上，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资料中，主要是关于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们（即“精英”们）的记录，在社会系统中，身份和地位越低的人，文献记录就越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统计平均的概括就会不可靠。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在一般历史学中精英学派和大众学派有愈加分化而不是融合的情况下，大部分应用集体传记的科学史研究仍属于对精英（从17世纪的皇家学会的会员到本世纪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的缘故。当然，这里也仍有在对历史的理解方面的原因，即对精英和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认识问题。实际上,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集体传记的方法尤其适用来考察普通的科学家。派恩森曾指出，在年鉴派史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布洛赫（M.Bloch）的工作中，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对文本的校勘与编史学的批判、对广阔历史视野的综合把握，以及对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小人物的关注。其中，从传统科学史的观点来看，布洛赫的社会史最非同寻常的特点，当是对那些小人物的关注。而这三个因素在原则上也都是适用于集体传记的。因此，可展望的发展的方向将是，更多地应用这种方法于对普通科学家的研究，以便更为深入地理解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科学意识形态。其次，对于较大的群体，由于人数众多或资料不完备，有时只能选择其中较小比例的人进行研究，而这些有可靠资料的少数人是否真正代表了整个群体的一个随机样本，本身就是值得分析的问题，否则必将会对研究的结果带来歪曲。在对资料数据的分类方面，也存在着困难和危险。因为对于任何成功的集体传记研究，有意义的分类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实际的历史中，每个人都扮演了许多的角色，有些甚至是彼此冲突的角色，这使得没有一种分类是绝对普遍有效的。例如，仅仅根据财产来进行的阶级分类有时可能就并未恰当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些集体传记研究者有时认为自己是客观的、实验的科学家，是在用这种技巧揭示历史问题的数字本质，因而无需考虑编史学。但显然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在这方面，与科学史的计量研究的情况相似，集体传记的研究者也是不能回避编史学方面的考虑的，问题只是研究者本人对此是否有所意识而已。尽管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与局限，但在科学史中，应用这种方法毕竟带来了许多富于启发性的研究成果。随着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的普及，其应用也将会更加方便。派恩森甚至认为，对于长期以来强调科学思想的逻辑来源关系的传统，集体传记的方法是一种解毒剂。当然，集体传记并不能回答一切，但它有自己独有的长处，当与其它研究方法适当地结合起来时，就有可能会带来对科学发展的更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