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科学技术史编史学部分讲义05女性主义与科学史.docx

第五章女性主义与科学史讨论任何人类之间的问题而没有偏见是很不容易的事。西蒙波娃，第二性I、背景：女性主义与科学近几十年来，在西方，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女权主义致力于妇女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应地，从这种社会政治运动中，也派生出了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运用女性主义特有的观点和立场，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范围广泛的各门学科。最先，女性主义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像文学、艺术批评和历史之类的人文领域；近二十年左右，伴随着妇女科学家人数的增多、当代妇女运动对妇女就业地位的关注以及认识到当代科学批判理论中对性别因素的忽视，女性主义对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对于与科学相关的女性主义研究工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类。例如，罗塞（S.V.Rosser）区分了六种不同的范畴。它们分别是：L科学中的教学和课程设置；2,科学中妇女的历史；3,科学中妇女的地位（定量的社会学研究）；4,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5,女性的科学（即关于是否妇女所从事的科学与男人不同，包括妇女所从事的科学经常被定义为非科学以及由于妇女科学家所采用的独特方法和据这些方法所提出的理论可能在性质上不同于男性科学家的方法和理论等等）；6,女性主义的科学理论。主要与上述这种分类中的第四类，即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相关，在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哈丁（S.Harding）的分类中，女性主义对科学的研究可大致分成五种，简要地讲，这就是：1,平等研究（或者说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性科学家）：2,对生物学的利用和滥用在种族主义、同性恋和性别歧视研究中的作用的研究；3,一种客观的、与价值无关的科学的可能性；4,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的文本来阅读的研究；5,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研究。而更多地从科学史的角度出发，女性主义科学史家希宾格尔（LSchiebinger）将此领域中的研究总结为四类：1,对于在科学史中被遗忘了的妇女科学家的寻找;2,辨识在社会和科学的结构中阻碍妇女从事科学的障碍；3,考察科学怎样规定以及怎样错误地规定了妇女的本质；4,分析科学的男性本质，研究在科学的规范和方法中由性别而带来的扭曲。当然，还可以有不同的分类。这正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目前在女性主义对科学的研究中观点与方法的多样性。同时，这些不同的研究范畴和方法，也是彼此密切相关的。但对于其它的研究而言，科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最为根本性的，是其它研究的基础。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目前，将焦点指向妇女的科学史研究正逐渐成为西方科学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二本章将对这种新动向的背景和现状作一考察。当然，鉴于有关工作的数量巨大（在1993年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编的一本关于在科学、保健和技术中妇女的历史研究的文献指南中，就收录有二千五百多部(篇)著作)，这种考察很难是全面的，只能涉及少数最有特色和较有影响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工作。编史传统的转变随便翻开任何一本科学史,人们都会发现,其中所提到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男性科学家。因而，关于科学中妇女的历史的研究的一种最原始的方法，就是致力于寻找那些被遗忘了的妇女科学家，考察她们对科学的贡献，在历史中恢复她们的地位。但是，关于妇女与科学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5世纪，女性学者克里斯廷德皮赞(ChriStinedePiaan)就明确地提出了妇女是否在科学和艺术中做出了独创性贡献的问题，并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而在此之前，在14世纪，薄伽丘(G.BoCCaCCio)亦曾在其著作中收入了104位妇女的简传。从14到19世纪，百科全书的形式一直是关于科学中妇女的历史最常见类型的著作，其编者们把这作为一种策略，以论证和证明妇女能获得了不起的成就，并应为科学机构所接纳。但以往的著作基本上是由局外人所撰写，并且科学中的妇女只是作为其中一部分内容而己。直到18世纪末，第一部专门记录在自然科学和医学中妇女成就的百科学全书才问世。1786年，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J.Lalande)在其为女士而写的天文学一书中，第一次包括了妇女天文学家的简史。19世纪30年代，德国医学博士哈莱斯(C.F.HarIeSS)的妇女对自然科学、保健和康复的贡献一书，也填补了他认为在当时的科学史中存在的空白。(当然，哈莱斯虽然强调男人和女人有平等的从事科学的能力，但他也指出了在男人和女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之间及在其科学方法之间存在的差别)1913年，在美国的天主教神父赞姆(J.A.Zahm)以笔名发表了第一部较为详尽地论述科学中的妇女的专著科学中的妇女,他对当时有关妇女从事科学的能力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总结，集中关注的是19世纪颅相学者的论点一即女性的大脑太小，不适于进行科学的推理。在早期其它相关著作的基础上，他也讨论了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和考古学中妇女的成就；当然，也还有其它一些类似的工作。但早期的这些研究毕竟是零星的，而且均非专业的科学史家所为。即使在本世纪20-30年代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并在随后向外史的转向中，声称要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但对于妇女在科学中的角色及特殊性，也不予以特别的关注。有人就指出:像默顿在30年代在其对科学社会史的著名研究中，曾指出皇家学会62%的初创成员是清教徒，但却并未探讨另一或许更为惊人的事实，即在皇家学会的早期成员中，甚至在整个17世纪的科学学术界，男性的比例占到了100在40年代到50年代，对科学中妇女的研究，基本上仍是由专业科学史界以外的人来做的。这种情况到了70年代才有了改变。相应地，出现了许多关于妇女科学家个人的传记研究，它们既记录了这些妇女的生活，也评价了她们的科学贡献，并注意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如：是什么激发了她们最初对科学的兴趣?她们怎样进入到科学界及怎样做出了科学贡献？她们的成就如何在更广泛的科学家共同体中获得承认？从整个科学史学科的发展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相当自然。因为现在科学史家也同样注意研究非西方传统的科学或少数民族的科学的历史，对妇女科学家的关注则与此是相似的，尽管这些对非主流科学的历史的研究本身也还未成为科学史研究中的主流。但是，在这种传统中的研究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它们也面临着自身的问题。首先，致力于发掘被遗忘的妇女科学家的历史研究当然是有意义的，但不论这种工作多么细致，可以预料，所发掘出来的妇女科学家的人数，同男性科学家相比，仍将只占极小的比例；从而无法回答诸如像为什么妇女科学家如此之少的问题,因而充其量只是一种“补偿性的历史”。其次，美国科学家家撒克里曾把“伟人(greatmen)w研究列为目前科学史研究的中心领域之一，这里的用词本身就反映了一种性别的差别。“关于妇女科学家的大部分著作都符合这种'男性伟人(greatmen)的历史'的模式，只是以妇女替代了男人。我们有许多关于伟大的妇女科学家的传记。而这些妇女科学家传记研究大部分是把玛丽亚居里或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成就置于男性的世界之中，并在事实上展示了妇女对所定义的主流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然而，它们关注的仍是作为例外的妇女一是那些反抗传统而在一个本质上是男性的世界中拥有突出地位的妇女”。也就是说，利用这种传统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虽然研究的对象换成了妇女，但仍然是以一种男性的准则作为衡量杰出的标准，仍属于一种作为主流的“男性”的科学史范畴。80年代初,美国女科学史家罗西特(LW.ROSSiter)出版的美国妇女科学家:直到1940年的斗争与策略一书，代表了编史方法的一种转向，可视为是从传统的妇女科学史研究向典型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发展中的一种过渡形式。不同于按“男性标准”的传统的“补偿式”发掘模式，罗西特将视角转向普通的女性科学家，她不仅恢复了在美国科学中妇女的存在，而且把这种存在与更为一般的教育和就业中的趋式相联系，并对由于双重标准的存在和其它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社会障碍、导致妇女科学家蒙受过低的承认进行了考察。对于罗西特来说，妇女从事低级的工作(像在实验室和天文台中的助手)，作为低等的教授，或局限于像化妆品化学这样的“女性的”科学领域，已不再是简单直接的历史事实，而成了要对之进行分析和解释的特殊、有问题的现象。通过一种不断提问的态度，她要寻求的是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要揭示美国的科学是一种具有有限适应性的男性统制的建制，并体现了一种批判性的编史倾向。正因为此，罗西特的研究成了一部奠基性的著作。I>gender与科学但是，像罗西特这样的著作，还没有一种完整的女性主义理论贯穿始终。对于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关键性的是在70年代由美国女性主义者引入的区别于天然生物性别的gender这一重要概念。因为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gender就是指在生物性别（SeX）的基础上，社会和文化构造的一种性别，我们这里权将其译为“社会性别”。（应指出，也有少数女性主义者否认这种社会构造的关系而认为gender是生物学构造的）相应地，生物性别对应于“男性，（male）和“女性”（female）,而社会性别则对应于masculine和Feminineo实际上，这几个词以往较多地被用于描述语言中的词性，而语言则正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引入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突出非生物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在成年男人和女人的发展中的重要性，即作为社会文化的准则，它引导了个体的男人和女人的心理社会发展。随后，女性主义者又转向注意作为一种文化结构的社会性别，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及生物性别关系中，它起了一种组织的作用。这种转变，”构成了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特征: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社会性别概念的引进也避免了女性主义所反对的生物决定论问题。那么，女性主义如何与对科学史的研究发生关系呢?方式有多种。一种常见的方式就是，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存在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二分法，将理性与情感、心灵与自然、客观与主观、公众与私人、工作与家庭等等对立起来。这种二元的划分一直延续至今，并影响了我们的认识方式和科学。在一种隐喻的方式中，这一系列二元划分中的前者，往往与男性相联系，而后者则与女性相联系。在引入了社会性别之后，在女性主义学者那里，其联系就成了与相应的社会性别的联系。这样，女性主义者就可以利用隐喻的方法来做相应的研究。探讨这些隐喻在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实际发展中的作用，就成为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正如女性主义学者若尔当诺娃（1.Jordanova）所总结的：”利用社会性别的概念，是更大的思想研究方法的一个方面，是一种比较的社会和文化史的形式。社会性别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基本的范畴，它表达了某些对人们有普遍重要性的东西，表达了人们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进行体验和提出理论的方式。”“社会性别显然不是谈论妇女的另一种方式它是一个分析的范畴是一种组织经验的方式，是一种表述系统，是对特殊种类关系的一种隐喻/“传统的编史学带有强烈的科学主义成分近来关于社会性别的研究有助于暴露这种科学主义,它为此领域提供了进一步的洞见，正是因为科学知识本身是相当核心地环绕着社会性别的J'从而，"社会性别可以出色地被证明是一种有力的工具，用来提供更有批判性的认识”。IV、关于近代科学的起源在女性主义对科学史的各种研究中，近代科学的起源可以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课题。正如女性主义哲学家哈丁所分析的，以往的科学史编史方法，是从内史发展到外史，内史的局限性自不必多讲，但传统的外史由于没有把社会性别的因素包括在内，没有留下足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空间，以供考察在社会性别之间的社会联系对人们的观念和实践的影响，从而也是有缺陷的。至于在库恩之后发展起来的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则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少使人们能够用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的范畴。因而，传统的关于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准”故事，实际上是一种“神话”那么，女性主义学者究竟是怎样利用社会性别的概念来研究近代科学的起源呢?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其中几项有代表性的工作。1980年，麦钱特（C.MerChant）出版了自然的死亡一书。此书的副标题为“妇女、生态与科学革命”。它也可算是一本所谓“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的早期著作。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呼吁由妇女带来一场生态的革命，来解决我们面临的生态问题。为此，作为这种立场的基础，生态女性主义者便需要考察历史上妇女与自然概念之间的联系。这可以说是一本别有特色的科学概念史著作,作者认为，自然和女性的概念都是历史和社会的构造物。她详尽地追溯了自然这一概念在历史上（从古希腊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的演变，以及在对自然概念的构造和在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当然，这是从女性主义，或者说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的。因为作者认为，不论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的文化中，以隐喻的方式，传统里都把自然与女性联系起来（在拉丁语和其它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语言中，相应地，自然也都是一阴性的名词）。但在16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同有生命的女性地球相关的有机的宇宙图景让位于机械论的世界观。在这种机械论的自然观中，自然被重新构造成一无生命的、被动的、要为人类所支配和控制的对象。在一种新的隐喻中，自然被比作机器。由于自然要服从机械论的准则，近代科学不得不扼杀在隐喻中与阴性相关的自然，并代之以一种阳性化的自然，因为这两种观念不能同时占据同一概念和实践的空间。这样，在麦钱特看来，对于那些近代科学奠基者们的贡献，就需要进行重新的评价。当然，性别和与性别相联系的语言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对世界图景的形成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研究中也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的。希宾格尔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以“妇女与近代科学的起源”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1989年，她出版的头脑没有性别吗?）的专著（其副标题为“在近代科学起源中的妇女”），也是一部女性主义科学史的重要著作。作者声称，她写该书的目的，是要探讨在科学和被定义为“阴性”的西方文化之间长期存在的失和。就妇女来说，是什么东西使得男性科学家害怕女性的闯入?就科学来说，是什么使得它易于受到这种恐惧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希宾格尔分析了17和18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的起源,尤其是关注那些导致妇女被排斥的环境因素。为此，她先是考察了作为科学与社会之中介的科学机构，注意在17世纪的大学和其它科学机构中社会性别的边界间题是怎样被解决的。随后，研究了在为社会所规定的社会性别边界里作为具体历史角色的妇女。她也考察了生物科学在对妇女的研究中怎样误解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及这些科学上的误解怎样被用作反对妇女从事科学的论据。最后，她还探讨了阴性和阳性的文化含义，及对社会性别的理解怎渗透到对妇女从事科学的能力问题的争论中。正如有人所评论的，希宾格尔这部著作真正的力量在于，它强调了两个不那么被人普遍认识的的问题：首先，人们常讲，妇女被排斥在追求知识的积极角色之外，但在历史上实际并非总是如此，这只是在特定的时代发展起来的有意限制的产物。其次，从培根、笛卡尔和新科学的时代开始，一种新的认识论被构造出来，强调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把科学的东西等同于“真实”的知识，这种真实的知识的性质是抽象的、逻辑严格的、有穿透力的(这也是一种性隐喻)，被说成具有阳性的性质，而那些被认为是阴性的思维特征的直觉等方法，则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与上述两部著作相比，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凯勒(E.F.Keller)的历史研究虽然在方法上显得要粗略一些，但却更鲜明和有代表性地体现了女性主义理论的色彩。她在1985年出版的对社会性别与科学的反思一书，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重要奠基之作。该书的第一部分,是对心灵和自然之关系的历史考察。她的考察同样是从古希腊开始，始于柏拉图这位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认为他是西方思想史中第一位明确地、系统地利用性隐喻于求知问题的人。基于当时的性与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和柏拉图的强调同性恋的隐喻，凯勒考察了这种隐喻在柏拉图的认识论策略中的作用。但与此相比，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凯勒对培根的研究；因为，培根是“第一个而且最为生动地明确表述了在科学知识和力量(PoWer)之间的等式的人”。从培根的性隐喻的言论中，凯勒看到了导致男人对自然的支配和统治的根源，因为培根曾要求“在行动中对自然发号施令”，而且在培根的眼中，正是科学这种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力量能满足这一要求。在培根利用社会性别的隘喻来表述阳性的心灵与阴性的自然的关系时，他提到，要在“在心灵和自然之间建立一种贞洁的、合法的婚姻”，要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成为人类的奴仆，为人类所征服。这样，培根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语言，从中，后来几代的科学家抽取了更为一致的合法性支配的隐喻”。凯勒认为，如果说近代科学涉及到、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与政治与境的话，那么，它也同样涉及到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她要论证的是，不注意在科学事业的价值、目标、理论和方法的形成中，早期科学话语里盛行的社会性别隐喻所起的作用，就不能恰当地理解近代科学的发展。为此，凯勒考察了在英国皇家学会建立前的某些争论。当时，自然哲学家们对于“新科学”之含义的看法并不一致，存在有在炼金术的哲学和机械论的哲学之间的争论。在炼金术的传统中，物质的自然充斥了精神，相应地，它要求心、脑、手的结合：与此相反，机械论的哲学寻求将物质与精神相分离。除了一般的意识形态之外，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也对在不同的科学观之间的竞争施加了选择压力。最终，机械论的哲学占了上风。1662年，皇家学会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建制化。皇家学会的秘书奥尔登伯格(H.OldenbUrg)就宣称，学会的意图，是“要宏扬一种阳性的哲学凭借这种哲学，男人的头脑可因坚实的真理而变得更尊贵二因此，凯勒认为，近代科学革命对当时工业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在社会性别间的分化，既作出了反应，也提供了支持。在反应方面，相应于在男人和女人、公众和私人、工作和家庭之间越来越大的分化，近代科学也采纳了在心灵与自然、理性与情感、客观与主观之间更大的分化。理性和客观性的概念以及要支配自然的意愿，支持了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同时也支持了一种新的阳性规定的建制。这样，科学被卷人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神话的记忆，把客观性、理性和心灵归为男性（阳性）的，把主观性、情感和自然归为女性（阴性）的。而实际上，客观性和主观性、理性的情感本是作为人类美德而共同具有的性质。也就是说，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人类经验自身的这些方面被歪曲了。V、当代科学史:案例研究如果说，在女性主义对近代科学起源的研究中，发现近代科学在形成阶段受到社会性别隐喻的重要影响，那么，在当今科学的研究中，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又是怎样的起作用呢？不同的女性主义学者有不同的回答。如凯勒，就更多地借助话语理论，强调科学研究中的语境对科研选题等的影响。当然,传统中像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等的二分法也仍在起作用。在这方面，凯勒对女遗传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麦克林托克（B.McClintock）的案例研究对有机体的情感一书是颇有代表性的。麦克林托克长期致力于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在50年代初发现了在玉米染色体中遗传因子的“转座”，但这一重要的发现却长期因不为遗传学家共同体所理解而被忽视。直到30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基因转座的重新发现，才使麦克林托克的工作的重要性得到广泛的承认。她最终因此在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这本传记中，与以往的研究相反，凯勒几乎没有使用女性主义惯用的术语，但她所真正要向读者表述的观点，散布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基于对麦克林托克的大量访谈，在对其生平、工作、遭遇和科学背景的历史考察中，凯勒要展示的，是一位女性遗传学家以其独特的、与主流科学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故事。这也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工作中，主体与客体、或者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不再截然分开，她强调人们必须有时间去看，去“倾听”材料的说话，强调对生命有机体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而不是对自然的“支配”）扩展了她的想象力：“凡是你能想象得出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发现”，以致“每次在草地上散步时，我都感到很抱歉，因为我知道小草正冲着我尖叫”。而这种对情感、对直觉、对和谐的理解力的强调，恰恰和标准的科学规则中要求的理性与情感、心灵与自然的分离相反。（在该书中译本的序中，对“情有独钟”中之“情”与“钟”的解释，恰好是对凯勒书名的一种误解）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才是遗传学共同体排斥她的原因，使得麦克林托克的支持者们直到今天也几乎没有真正理解她所说的内容。凯勒承认对此书人们会有误读，因为她要讲的并不是一个关于孤独的先驱者的故事，她要讲的是科学方法的多样性和差异，是一个反叛的妇女反对传统的科学和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故事。麦克林托克并不否认现有的标准科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用和正确的关系，但它们还不是真理，也决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她相信还有其它正确的方法可以用于认识自然。而她所采用的那些方法，则正是历史上对“阳性”的名命中从科学中被排斥出去的。凯勒的这部以传记形式来研究在不同类型的科学实践中的差异的著作，在女性主义者中被广泛的引用，成为一部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经典。IV、小结与分析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同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等研究一样，女性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在本质上也有一种科学批判的取向。这与目前在西方科学史界存在的某种后现代主义潮流是一致的。对之，赞同者、怀疑者、反对者各有人在。例如，有的赞同者认为：“女性主义编史学的倾向构成了一组新的、有潜在力量的科学史研究方法。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科学社会史的方法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吸收了在这一领域中不断增加的语言分析方法它们增添了一组概念与问题,而这不仅仅是对现有途径和方法的简单补充。至少,我们可以说，它们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问题和新的分析维度。女性主义学者的一个较共同的特点，是为建立一种新的科学而斗争。在女性主义看来,现有的科学、其价值观乃至理论知识是由一种权力关系构造的，显然不是中性的。因此，在女性主义关于科学的理论中一再出现的计划之一，就是设想一种与现有的科学不同的科学。凯勒把它描述为“与社会性别无关的科学”，哈丁称之为“后继的科学”，而也有人干脆称之为“女性主义的科学”。这种倾向显然也加重了其批判色彩。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研究者较多地利用了现代的话语理论（它本身就是注重探讨在语言与意识、知识、意义、权力、机构、行为、仪式、和文明制度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精神分析理论，注重对隐喻的分析等，而这些研究方法显然是不为传统的科学史家所使用和有争议的。由于它的理论导向异常明显，同以往由纯科学哲学家做的哲学式的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而且，相对来说，涉及具体有力例证的研究数目也还不多。这些因素自然会导致了人们接受它们时的阻力。一位史学家曾批评说，女性主义科学史的观点，在证据上是软弱无力和在历史上站不住脚的，它只能阻碍而不是有助于改善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像麦克林托克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事，因为当时某些其它领域可能是兴趣的中心，而她本人也并非像凯勒所说的那样，倒是属于那种久远的、值得尊重的、与怪僻的个性相联系的科学天才的传统。总之，“人们可以引出许多与社会性别理论相矛盾的历史事实。我相信，社会性别与科学的理论,当涉及具体事实时是无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通过提出社会性别的问题,就引起学者和教育家的注意来说，是做了重要的工作，但是，在讨论社会性别与科学时能更具体一点，更依据事实一点，而不是那么空想，那将会是有帮助的二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对女性主义的态度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人指出：“极少有妇女科学家致力于科学中的女性主义理论或对科学的女性主义批判。更耐人寻味的是，麦克林托克本人总是声称，她自己从未读过那本关于她的著名传记！此外,我们可以提到目前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中的另一局限,即在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中，对社会性别的分析研究主要限于西方文化的传统。1988年，女性主义科学史家希宾格尔谈到：“我们还没有关于中国古典科学的社会性别的研究，也没有关于印度次大陆的妇女，及关于非洲或中美和南美洲的科学中妇女（或社会性别）的研究。当然，如果女性主义科学史确有生命力的话，这些研究的出现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最后，应该提到的是，对子女性主义，人们往往容易望文生义地产生许多误解，狭义地过分看重其与女性的天然性别的联系。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女性主义是从女权运动发展而来，其源于追求妇女权利和男女平等的出发点决定了它对女性和性别问题的特殊关注。但在作为更学术化的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通过社会性别概念的引进，已将天然性别置于较次要的地位，更多地研究探讨的是作为社会文化建构产物的社会性别。作为较理想化的女性主义，而不是那种激进的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以追求平等和权利作为其最基本的出发点，要达到的目标并非是彻底将男女的地位颠倒过来,而且这种彻底的颠倒也是与其出发点相悖的。它更多地强调的，是用边缘人群的视角来对传统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并力图通过这种审视和批判，提出新的重建方案，以改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乃至危机的现状。只是由于历史的缘故（既包括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包括女性主义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的女性才成为这种边缘人群中的“主角”，女性主义学说才以现在这种面目出现。但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可以将女性主义中的“女性”置换为含义更广的“边缘人群”而不失其理论意义的。这或许可以说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更现代、更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