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保障改革趋势.pptx

国外社会保障改革的趋势,10071035 许伟杰10071036 黄升亮10071037 李宁10071038 仇佳10071039 周镇10071041 孙煜程10071045 陶树元,组员,一、国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三个命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伴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而逐步改革与建立起来的。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及其最新变革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巨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关系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和政策导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三个命题,人口结构的老年化被认为是福利制度最大的一个财政负担。资本、贸易和生产的日益全球化被视为是福利国家产生较大影响的第二个重要因素。“非商品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商品化”改革趋势。,人口老年化的三个趋势：第一个是当前的退休人口领取退休金给付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第二个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缴费念书由于比以前实际工作时间的减少而减少了；第三个是由于出生率的下降而导致费基不断相对缩小。,导致这场“再商品化”的“双重因素”即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全球化指尖具有某种内在关联性：前者是发生这场“制度改革”的“内生因素”，而后者是“外升因素”。“再商品化”过程既是老龄化趋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又是全球化结果的一个必然趋势。,二、失业保障制度的三大改革趋势,近年来，发达国家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降低失业保障的负担。主要的措施包括：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给付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失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核心内容和措施可以归纳为三：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给付条件。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配合对失业给付的削减。在普遍实施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给付条件的政策取向中，各国均不同程度的提出了“工作有其酬”的口号，试图进一步强化工作激励机制，加强失业补助和工作给付之间的联系，实现从“消极的补助”向“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过度与发展。,1、悄悄的革命：“以积极的措施代替消极的给付”,在许多欧洲国家，“就业原则”曾经是二战后“立国”的一个支柱，它的基本含义是对“工作权利”的确认与确定。现阶段的改革将就业扶持政策中“消极的扶持”改为“积极的联系”即把保险缴费与收益紧密地联系起来，鼓励津贴领取尽量地“自立”，强调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联系，强调每个国民既享有给付的权利，又有工作的义务。,2、“就业原则”观念的改变：在权利与义务中开始强调义务。,瑞典1998年的“社会服务法案”明确了“自立”的个人责任，规定地方政府有权要求社会救助申请者参加培训，并且与丹麦与瑞典一样，首次将“工作福利”引入到社会救助计划这个最后的安全网之中。挪威1993年的“社会救助法案”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利，地方政府有权要求失业救济的申请者必须参加工作，不工作者就没有任何津贴。,3、纷纷立法：中央权利下放至地方，社会责任下移至个人并延伸到市场。,由于社会养老保障属于一种“延迟支付”，所以最容易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且数额巨大，影响深远，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是最激烈和惊心动魄的。传统的现收现付制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这个传统的制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遇到了收不抵支的财政窘境，国家负担越来越大，改革呼声越来越高。,三、社会养老保障改革的私有化趋势,社会养老保障的私有化即，从DB型现收现付制向DC型完全积累制的过渡与转型，其主要特征有两个：建立储蓄型个人投资账户，体现明晰的个人财产权利，而非DB型那样全社会统筹使用和全社会的统一给付个人账户中的资产投资行为完全进行分散决策（由账户持有人个人决策），委托投资管理，实施市场化的投资策略，而不像DB型那样完全由政府统一投资管理和进行保值增值。,1、“私有化”的改革浪潮及其内涵,但是在转型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遇到两方面的困难和阻力。需要巨大的转型成本。由DB型直接向DC型完全积累制转型需要巨大的成本（如预筹基金），所以需要DB与DC之间的混合型制度：一种为“名义缴费确定型”（NDC，即名义账户制），是“模拟的”的积累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化”积累制；另一种为“半积累制”，如中国现行制度。,第二个困难来自于非经济领域的社会政治问题。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合作主义政制”结构的三方伙伴谈判机制历史悠久的那些国家，由于改革的预期必然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有些国家进行的任何私有化改革都常常引起激烈的社会反弹甚至遭到工会和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反对，引发社会游行示威罢工抗议等激烈的集体行动，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改革举步维艰，屡屡受挫。这样，各国的改革幅度、进程和力度就会不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激烈私有化改革”、“温和私有化改革”和“基本不改革”。,2、激烈私有化改革国家,激烈私有化改革国家是指制度上的改革，即面对社会养老制度的性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激烈私有化改革国家有英国、瑞典、意大利、波兰、瑞士、荷兰等。英国是第一个对基本养老制度进行改革的国家，其改革的结果是使其第一和第二两个养老支柱的整体框架发生了根本变革，从总体上削减了政府退休金的给付总量，提高了个人在养老体系中的作用除英国外，瑞典、波兰、意大利等六个国家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不约而同地引入了“名义账户制度”。这种制度采取了二战后法国流行的“积分制”和美国80年代兴起的“现金余额制”的某些核心特征。从本质上讲，包括英国改革在内的全球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特征可以被归纳为个人和市场的作用不断扩大与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逐渐缩小的这样一个根本趋势，这就是养老保险制度“再商品化”改革的核心。,3、温和私有化改革的国家,温和私有化的国家有德国、匈牙利、爱尔兰、加拿大等。为缓解福利支出的财政压力，这类改革的特点是削减给付标准，提高退休的年龄，严格给付的资格，因此，这类国家的改革也可被称为“单项改革”或“边际改革”。德国90年代对养老制度进行了两次改革。第一次是1992年，其措施包括：将养老给付的指数挂钩对象由毛收入缩小为净收入，这样就一定程度地减少了养老给付的水平，将养老成本在退休人员和在职工人之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分配”；提高了工人“早退”成本，这种改革过渡期较长，全部实施要到2012年才能完成。,第二次改革是在1996年，这次改革减少了社会保险缴费，并将1992年改革中规定的分阶段削减措施的过渡期体检到2004年，最显著和最有争议的改革是1997年通过、1999年实施的改革方案，即引入养老金给付的老龄化权重：如果寿命增加，就调整养老金给付计算公式以减少养老金的给付标准，通过指数的变化来减少养老金标准。总的来说，一些国家对养老金行进了温和的调整，对有些国家而言，“温和改革”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在社会养老政策中一贯担任的“国家保护人”的角色，养老风险的负担在“温和改革”的“再商品化”过程中不断向个人身上转移。,4、基本不改革的国家,基本不改革的国家包括：法国、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等。这类国家中不仅是由于其财政压力比较小，而主要是因为改革的措施实施不下去，尽管采取一些“单个项目”的改革，但在实践中也屡次遭社会的反对而或是流产或是夭折；并且福利感性原因导致这些国家的改革动向恰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朝着一定程度福利扩张的取向发展。在基本不改革的案例中，典型的国家当属法国。本来早在80年代，法国就开始日益关注养老制度的财政问题，1985至1993年政府发表的一系列社会养老白皮书都对法国未来养老政策和前景持悲观态度。1993年新当选的右翼政府首先拿私营部门试问，经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在对工会控制养老基金的问题上给予让步之后，成功地进行了三方面的改革：,一是创建了“养老互助基金”，用与非缴费型的养老金给付。而是全额养老金过去资格的缴费年限由37.5年延长至40年；二是养老金计算的参考期由最高工薪的10年延长为25年，改革的过渡期是10年。三是养老津贴指数与收入挂钩改为与5年期限的价格挂钩。之所以法国被认为是基本不改革的国家，是因为近20年来，1993年改革几乎是惟一的一次十分有限但却成功的改革。从那以后，法国就陷入了改革、夭折、再改革、再夭折的循环之中。其中1995年11月15日阿兰于贝政府宣布的一个“微调”方案因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和巴黎独立运输公司从11月23日起，持续了一个月的罢工二夭折。2002年拉法兰新政府再次提出一个更为温和的改革方案，但又一次遭到了工会的强烈反对。,法国有句顺口溜：“春天工作，夏天度假，秋天罢工，冬天过节。”一般每年九月至隔年四月是法国罢工潮的旺季，其中十月是高峰，因为那时适逢国会复会讨论来年财政预算，工人们想趁此争取更多福利，遂以罢工来施压。,题外话：法国罢工阻碍改革,2010年9月7日，法国工会爆发了为期一天的全国性大罢工，目的是抗议萨科齐政府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升到62岁。报道称，参加此次罢工的工会涉及交通运输、邮政等公共服务行业，以及部分电台和学校。据工会公布的统计数字，仅在巴黎就有近27万人参与抗议示威活动，全法范围内有250万人共同参与。,受罢工影响，首都巴黎多条地铁停运，五分之三的境内列车班次被取消，约半数国内航线停飞，给人们的出行造成很大影响。罢工组织者警告称，如果政府不满足工会的要求，今后还将举行罢工活动。法国劳工部长韦尔特对此现象明确表示要坚持改革，他说：“我再次重申，退休改革是有用的，公正的，具有进步性的，更是积极有效的”。,四、社会保障三个模式的“再商品化”改革趋势,西方学者将社会保障模式分为好多种，但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种是将之分为三种模式。这里我们将社会保障制度或就业模式分为美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美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1、世界社会保障的三种模式,a、美国模式,在美国和英国的社会保障模式中，广泛经济调查式的社会救济、少量的转移支付与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障计划使中产阶级与市场结合在一起，并逐渐予以制度化，可以说，中产阶级是市场化制度的主要支撑着。一方面，以英美等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中大量弱势社会阶层对制度的忠诚建立在他们急需的社会补救上，他们既是这个制度的主要救助对象，又是这个制度的主要支持者；另一方面，这个最基本的救助型社会保障模式是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底线”，其他任何改革措施对他们来说几乎或者至少都是中性的。,b、欧洲大陆模式,在欧洲大陆模式中，等级森严的合作主义制度使本来就是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的地位在社会保险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使中产阶级对福利国家更加忠诚。在改革中，只要中产阶级的利益稍微受到触动、不配合或采取反对的态度，那么其结果就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欧洲大陆改革步履维艰屡屡受挫等似乎都给人们以某种启发：中产阶级行动起来，联合了社会其他阶层一致对外，合作主义的三方伙伴中形成了社会各阶层雇员（工会）与政府的强烈对立，而雇主组织坐山观虎，改革难以进行下去。,c、北欧模式,在北欧模式中，由于私人部门的福利市场相对发展不足，慷慨的福利供给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各种需求，所以，人民福利的国家模式使传统的工人阶级和新中产阶级都从中受益，高昂的预算和社会支出使上述阶层和阶级形成一种紧密的社会连带关系，与福利国家形成一种紧密的依赖联系。在北欧国家，尽管人民福利思想深入人心，但只要支撑这个制度的工人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达成共识，当局的改革时间表就有可能将福利国家至于现实之中。瑞典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三个福利模式事实上也体现了其政治结构和福利结构等方面一些本质特征的差异性，所以它们各自“再商品化”改革的侧重点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三种福利模式的“再商品化”改革在力度、程度、深度上的差异性大多表现在其提出的口号上，而这些口号则反映了他们各自福利模式的本质。,2、英美模式的“再商品化”改革,英美模式的福利制度商品化程度高，在“再商品化”改革进程中，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特征：与其他国家相比其税收和支出水平始终保持较低的水平；公共部门的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数量比较低；许多收入转移的服务项目是家计调查型的；私人部门在诸如儿童照顾、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障等社会服务中的比重比较大。,与其他福利模式相比，英美模式的“再商品化”步伐更快一些，其主要表现是，诸如失业津贴和社会救助等对经济活动人口的转移支付的福利项目遭到了较大规模消减，资格条件趋于严格，覆盖率收缩，地方政府为穷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的较大的作用。1996年美国废除的“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AFDC），是个典型例子。因此，美国模式的改革总趋势可以用“更商品化”这个词来描述，所不同的是它们之间改革的进度和程度略有差异。,3、北欧模式的“再商品化”改革,北欧模式的特点：慷慨的转移支付；较高的替代率；非常发达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中十分有限的市场供给；极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尤其妇女）；强有力的家庭政策等。,所有北欧模式国家的改革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把所有人推向市场”的就业政策，这也是改革的最大特征。另一个特征就是“成本控制”，即对所有的社会服务项目的成本进行控制，使之降低到一个“理性的程度”。第三个特征是逐渐缩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裂痕”。第四个特征是努力创造条件打破“局外人”与“局内人”之间的藩篱。最后一个特征是努力改革社会养老制度，增强其财政可持续性。,4、欧洲大陆模式的“再商品化”改革,欧洲大陆模式的特点是：社会支出较高；转移支出特别是养老支出比较高；公共部门的就业比重有限；提前退休现象比较普遍，残障和失业保险的成本支出较大；社保缴费比例较高，个人负担很大；显性和隐形的家庭政策对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具有负面的影响；社会地位和职业划分的福利给付存在差距，尤其在养老和医疗方面；在各种社会保险基金的行政管理中工会和雇员发挥较大的作用；三方伙伴的合作主义制度特点明显，组织化的利益调节作用非常重要。,欧洲模式的上述特征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对改革的需求压力更大；改革的重点是成本控制与削减成本；调整福利给付的目标，使目标定位更加准确和集中；减少对社保缴费和税收的依赖，扩大就业机会。以上改革重点必将引致很大甚至难以承担的政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大陆模式的“再商品化”改革比其他两个模式要难的多。欧洲大陆模式的改革所导致的结果常常是“社会学习”与“政治学习”的循环。社会学习指的是采取某种新的社会政策的社会效果，那么采取新政策的直接导火线一般来说是某种危机的结果。政治学习是指成功采取新的可替代政策的可能性，例如新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这两种学习的渐进过程都有可能被某种突发的改革事件打断。,五、国外社会保障改革的经验与启示,模式选择的重要性养老制度改革与失业制度改革对比福利刚性在改革中的作用高福利国家改革的“矫枉过正”各国改革过程中呈现的“趋同现象”国外社会保障改革对中国的启示,不同模式下的改革效果是不同的，三个社会保障模式结构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再商品化”改革的差异性：美国模式：改革的财政压力比较小，改革的掣肘因素较少北欧模式：改革的压力较大，但对改革的支持容易取得社会一致的共识欧洲大陆模式：改革的压力虽然也很大，但对改革的社会支持却很难取得一致。由此可见不同模式中对福利国家和福利制度支持程度的差异性反过来又导致了改革路径的差异性。,1、模式选择的重要性,美国模式：在6个美国模式的国家中，养老制度的改革显得比较容易一些。3个国家提高了雇员个人缴费率，3个国家的缴费率保持不变。欧洲大陆模式：在欧洲大陆模式中，养老改革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有大约3个国家的缴费比例出现下降，3个国家缴费比例却有所提升，最高的从37%上升到46%。其他国家保持不变。北欧模式：在北欧模式中，只有丹麦的雇员缴费比例作了大幅度下调，所有其他国家尤其是瑞典都呈现出上调的趋势。,养老制度改革效果,从上述几种不同类型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程可以看出，制度模式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哈佛政府学院皮尔森教授认为，美国模式的改革是“再商品化”的过程。美国社会对福利制度的支持十分有限，立法与选举的作用很大。政府的作用和政党的更替时改革的关键因素。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分歧在于，美国模式主要是通过新自由主义运动来进行大规模的“收缩”，而欧洲模式则是在社会共识的的基础上寻求某种补偿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北欧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的改革就不能说与美国模式一样也属于“再商品化”改革。北欧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成本控制和“重新定位”上，其改革宗旨是试图使社保项目更加理性化以试图使其运行结果实现最初的制度目标设计，改革的过程是谈判式的、协商式的和单项式的。对美国模式来说，欧洲大陆合作主义的传统使改革的举措只能是“更新”那些“老的”福利项目以满足新的社会需求。新自由主义的收缩政策对北欧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显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现实中的改革进程和主要精力就自然而然的主要集中在试图建设一个改革联盟。所以，北欧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的改革与“再商品化”改革还有一段距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再商品化改革”，而只能说是他们还处于利益结构的调节过程之中，这种利益结构调节能否成功将成为福利国家和福利制度改革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分析,显然，养老保障中的“再商品化”改革力度远远大于失业保障制度的情况，许多国家对社会养老制度进行了制度性的变革。养老制度的改革涉及的是人们的权利预期，而失业改革牵涉到的是人们的当前利益。例如：养老制度改革中提高缴费率往往可以成为许多国家改革的一个权益之计和长效手段，而在失业方面，缴费率则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提高的迹象，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找突破口。,2、养老制度改革与失业制度改革对比,19791999年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社会养老制度个人缴费率方面，雇员承担的风险水平增加了，三种模式的雇员平均缴费比例提高了4%。失业保险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虽然失业保险是社会支出中最为沉重的财政负担之一，在过去20年里，欧洲持续的高失业率成为各国政府财政预算的巨大压力，人们认识到过渡的失业保险是影响就业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失业保障制度改革一直是一项最具有争议的改革，缴费率的提高却一直是一个难题，各国改革过程中鲜有采取提高缴费率的做法，起终点只能在失业津贴给付的“等候期限”“持续期限”“资格条件”等方面做文章这就说明，与养老制度相比，失业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相当的难度，某些领域的扩张常常是为了换取另外领域的收缩。,福利刚性在改革中依然发挥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福利扩张”测量“福利刚性”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指标是改革前后替代率的对比。尽管发达国家的改革轰轰烈烈，但在涉及改革对象的切身利益方面却很难“动真格的”。替代率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对象，但改革前后的指标统计显示，无论是养老还是失业方面，其替代率并没有真正降下来。从养老金替代率来看，无论是最低养老金还是标准养老金的净替代率，无论是在北欧模式里还是在美国模式里，它们都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标准养老金的替代率平均值提高的幅度高达7.8%，其中欧洲大陆是6.6%，北欧模式为1.6%；最低养老金替代率平均值在美国模式的国家提高了4.5%，欧洲大陆和北欧模式均是5.2%；按这个指标衡量的总体趋势说明，福利刚性在所有三个模式国家中都呈现出增长的迹象。从失业保障的替代率来看，1999年，18个OECD国家的平均收入替代率为59%，这个水平略高或高于1979年的56%；就国家的数量来看，提高替代率的要比降低国家略多一些；就替代率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言，OECD国家的变化不是很明显，虽然不能说有明显的大幅度提高，但至少它没有下降。,3、福利刚性在改革中的作用,在养老和失业这两个制度改革中，福利刚性对失业制度的要求往往高于养老制度，换句话说，表现在失业制度中的福利刚性一般都大于养老制度的表现。“等候期限”和“持续期限”这两个指标的改革结果是最有说服力的。“等候期限”是指对失业以后等待领取失业津贴的时间期限的相关规定，其意义在于，如果等候期限很长就意味着是变相地降低了替代率。在18个OECD国家中有5个对其等候期限做了调整，其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爱尔兰减少了等候期限，从14天减少到12天，而另外4个国家则是延长了等候期限；在这4个国家中，法国以前没有明确的规定，但90年代将之明确规定为8天；新西兰从原来的7天增加到14天；瑞士将其从2天增加到1999年的5天；瑞典将等候期由5天增加到6天。“持续期限”在1999年平均也要比1979年长一些。失业津贴给付的持续期限是指获取该项津贴后的最大持续时间。总体上说，18个OECD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最大持续期没有发生变化，另外6个国家的持续期限虽然做了调整，但减少领取津贴最大期限的只有丹麦和加拿大，其他4国的变化却是相反的增加了失业津贴的持续期限。,“等候期限”和“持续期限”,人们发现，高福利的北欧模式的改革力度与幅度、改革的冲动一般都大于低福利的美国模式。非商品化程度较低的美国模式在“再商品化”改革中所表现出的力度并没有非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北欧模式各国所表现出来的“再商品化”更强。领取失业保险津贴的“资格条件”可以被视为是矫枉过正的一个例证。所谓“资格条件”是指可以获得全额失业津贴即完全替代率所具备的资格，一般来说是指在领取失业津贴时以前累计的就业期限。虽然几乎所有国家失业保险体系对其“领取资格”都做了所必需的最小就业期的规定，但在改革中，三种模式的采取的措施是有差异性的。例如：在欧洲大陆和北欧模式中，失业保险的“合格条件”总的来说都比以前严格了，例如比利时和德国都提高到52周的就业时间，改革后相当于增加了500%到700%的就业期的要求；芬兰和丹麦的规定条件几乎都翻了一倍，芬兰从就业24周增加到43周，丹麦从6周增加到12周。,4、高福利国家改革的“矫枉过正”,比较起来，美国模式的资格条件改革就显得温和一些，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加拿大是唯一一个降低了资格条件的国家，其他5个国家的资格条件虽然几乎都有所提高，但还是有限的。其中，爱尔兰将合格期从26周增加到39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仍然没有规定失业津贴领取的就业合格期，而是采取家计调查型的给付方式。美国的情况除外，因为美国失业津贴是缴费型给付，其资格条件难以计算。总体来看，美国模式中呈现出的依然是一种多样性的态势，而北欧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中的变化趋势则呈现出较大程度的收敛特征。,毫无疑问，美国模式的社保制度商品化程度最高，在“再商品化”改革中依然处于“最商品化”的行列，名列前茅。但我们还看到，在三个社保制度模式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趋同”现象：福利程度最低的美国模式在许多领域同时存在着福利扩张的倾向，这种扩张的方向无疑是朝着北欧模式的方向的；而另一方面，虽然北欧模式的改革在某些方面也有福利扩张的迹象，但却存在着强烈的“再商品化”倾向和冲动，采取最激烈改革措施的国家当属北欧诸国，尤其是丹麦和瑞典等。例如：在失业津贴给付的“资格条件”、“等候期限”和“持续期限”等方面，总的来说北欧国家的改革趋势表现出强烈的收缩趋势和再商品化倾向，他们试图千方百计地强化其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减少替代率，提高获得津贴的门槛等。但在美国模式中，由于它是家计调查型的，大多数国家的津贴给付没有触动。,5、各国改革过程中呈现的“趋同现象”,社会保障水平要适度 OECD国家福利刚性的表现告诉人们，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初始阶段，水平一定要适度，要符合其经济发展的相应水平，以防止未来矫枉过正和积重难返等过激行动的产生。国家与市场的作用要摆正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水平会不断得以提高，项目会不断增加，覆盖面也会相应扩大。但是，社会保障的模式选择问题依然需要直面相对，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和责任问题依然需要正确对待。对于一个大国的社会保障式的选择来说，国家补救型的基本制度特征和诉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应该成为我们考虑所有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基本根据。,6、国外社会保障改革对中国的启示,不但制度模式要正确，而且要有制度预期 我国20世纪90年代确立的“统账结合”这个社会基本养老制度的结构式非常适合中国国情的混合型制度；它既可以发挥社会互济的作用，又能体现自我保障的责任，是一个可以把公平和效率、宏观的集合风险能力与微观的激励机制、社会互济和自我保障相互结合起来的最优化的制度选择。现在从世界性的改革趋势来看，建立这个半积累制的统账结合模式的初衷和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它考虑到了避免现收现付制的缺点和我国具体国力和国情的诸多因素，其整体方向是正确的，目标预期是超前的。,问题在于，在社会制度的框架确定之后如何设定和分配各项相关指标和有限资源，例如替代率、缴费率、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之间的比例、进入资本市场和购买国债的比例，甚至社保与企保之间的比例、三个支柱之间的比例等。这是因为，既然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商品化”改革趋势被看做是对“非商品化”过程的一个逆转，那么，“再商品化”就可以被认为就是通过严格资格条件和削减给付的方式来促使工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手段。这个手段可以被看作室建立社保制度框架的一个起点；也可以被看作是提高劳动力对市场的参与和依赖程度，以及获取福利的市场化程度的一个措施。这个措施可以被看作是设计社保制度时的一个预期，还应当被看作是削弱劳动力独立于市场而获取福利质量与数量的经济能力的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应该被视为是社保制度安排初始阶段时的一个基点。未雨绸缪，前车之鉴。这就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再商品化”改革趋势对我国建立社保制度所具有的本质意义。,六、补充内容：拉美与新加坡模式,拉美模式是个新生事务，它诞生于1981年皮诺切特军政府治下的智利。目前拉美大约十几个国家采取这种“智利模式”，这是一种被称之为私有化的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尽管拉美这十几个国家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其特点是建立个人账户，雇主和雇员的缴费统统划入个人账户，资金实行完全的市场化投资，一般来说，政府指定若干个基金投资管理公司，账户持有人可以从中选择，在投资过程中，账户持有人有权进行资产配置进行决策，在股票、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甚至国外投资中进行选择。缴费标准全国统一，待遇水平完全看实际投资回报率如何，近十几年来，收益率大约平均8-10左右，还有超过10的，非常可观；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的责任就是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提供若干基金管理公司的服务，实施对投资全过程的监管，个别国家通过建立保证基金的方式，对给付水平承担很小的有限担保责任。其典型案例是智利（有6个基金管理公司），香港的强积金也算作此类模式（有19个受托人，321个成分基金）。仅从社保资金的投资回报率和资金的安全性来看，拉美模式基本是成功的。,拉美模式,新加坡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和美国模式全然不同，而与拉美模式相仿。该模式也引入个人账户，几乎全部缴费划入账户，进行市场和产业投资；利率由中央政府拟定，定期宣布，全国一个标准，但不是真实的投资回报率。英国前殖民地的十几个国家采取新加坡模式，它被称为“中央公积金模式”。该模式的投资管理完全由国家集中决策，统一投资。,新加坡模式,拉美模式和新加坡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资金问题。他们的回报率都很好，缴费比例比欧洲低得多，个人和企业压力都不大；与欧美相比，他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两个：一个是覆盖率低一些，一个是替代率低一些，一个是几乎没有社会共济性。所以，他们的优势是在财务上国家没有任何包袱，劣势是个人的福利水平比较低。他们的共性就是资金的安全性非常好。,存在问题,拉美模式和新加坡模式改革的趋势主要是强调社会公平问题。由于积累制基本解决了财务可持续性困境，社会再分配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一些国家纷纷在完全积累制之外再额外加上一个基本养老金，并惠及全体退休阶层，不管经济状况如何，以期提高待遇水平，削减贫困。采取中央公积金的新加坡模式国家试图扩大投资渠道，或是增加个人账户的投资因素，或是增设附加功能等。,改革趋势,相比于其他模式，拉美模式和新加坡模式的改革显得简单得多，因为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再加上大一统的社保制度形成了全国性的联动，改革的制度成本非常小，容易进行。他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下，如何反贫困的问题。,改革难易,中国现行的社保模式是混合模式：统账结合模式，就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既考虑到了社会再分配、又考虑到了制度可持续性的制度，是一个在设计上比较理想化的制度。但是，在具体实行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资本市场不成熟、统筹层次过低、转型成本巨大、上海社保案的制度腐败等。通过对国外社保模式的学习，我们发现，除了统账结合以外，另一个重要的部分积累制的实现形式名义账户制，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一点思考,可以较好地解决转型成本问题即“空账运转”问题。由于“名义账户”制从本质上讲提供了一个事实上不必对其个人账户“做实”的“模拟运行”模式，所以它可以解决我国几年来一直令人困扰的“空账”难题。从长期来看，可以使之成为最终向“做实账户”的“半积累制”甚至向完全积累制过渡的一个途径，即在这个过渡期中，转型成本得以分散化（分布在各代人之中）。而名义账户制相比较而言则不需要一个很成熟的全国范围的资本市场和很完善的金融制度结构及相关法规制度，因此，将理论上是半积累制、而事实上空账运转的现收现付制直接转型为名义缴费确定型即名义账户制，是一个顺理成章、成本最小化、效用最大化、制度最优化的捷径，既适应目前资本市场的现状，又兼顾到向未来的积累制过渡预留了发展的空间；待资本市场成熟之时，名义二字便可以实账二字替而代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