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献在广西的早期传播.docx

红色文献在广西的早期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广西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学习和生活。他们广泛地接触先进思想，同时心怀家乡，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广泛传播，为思想启蒙和政治动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红色文献早期广泛传播于广西，起始于外部邮寄或赠送书刊供先进分子学习，继而由广西先进分子购买、创办、发行进步书刊。外部邮寄或赠送的进步书刊最早主要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中国青年等。1923年，广西青年黄日葵、谭寿林在北京组织成立“新广西期成会”，并创办桂光半月刊寄回广西，以作宣传革命和发动群众之用。1924年，由广西留穗学会主办、以介绍新思潮、研究社会改造、解决社会问题为宗旨的群言杂志，在南宁、桂林、梧州、柳州、北流、贵县、容县等多个市县发行。同时，广西本土社团和学联组织也创办进步刊物，苍梧书社、南宁书局、强华书店、人民书社等多个本地书店都在出售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红色文献在广西的传播源自广西各族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寻找科学理论和救国救民道路的内生需求。1920年7月，湖南大公报登载了毛泽东执笔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文中写道，“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与当时的湖南一样，广西也面临着解决“脑子饥荒”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广西，苦苦探索拯救民族危亡之道的仁人志士迎来了思想曙光，红色文献的传播逐渐解决了广西先进分子乃至广大民众“脑子饥荒”的内在需求。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广西先进分子立足地方实际开展宣传活动。例如，广西进步刊物士兵生活革命之花等行文大多采用广西方言和客家话，桂林三日刊、南宁爱国报、贵县晨报等行文充分融合了地方语言特色。韦拔群、余少杰等在右江地区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时，充分考虑到各族群众的风俗习惯、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创造性地运用各民族语言、山歌、粤曲等形式宣传发动群众。与此同时，在兴办新学的浪潮中，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各类新式学堂的诞生，识字运动、各类妇女学习班、少数民族培训班的出现，有效提升了各族群众文化素养。广西省立第五中学、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等各类学校订购进步书籍报刊等，也有力推动了红色文献传播。红色文献早期在广西广泛传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各族群众通过报刊书籍、标语、传单、山歌、演讲等多种形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各族群众对党的纲领与政治理想，对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有了一定认识。随着党组织在广西建立发展，各族群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积极跟随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推翻军阀和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1929年、1930年邓小平、韦拔群等革命先辈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带领各族群众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用血与火铸写了一首惊天动地、英勇悲壮的史诗。可以说，红色文献是一条纽带，广西各族群众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一认同马克思主义一认同中国共产党一跟随中国共产党一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进一步建立和加深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