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调研报告范文.docx

高校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调研报告范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将总结和运用党的历史经验、发挥党的建设重要作用纳入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日程，特别是习近平就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重新振兴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办公布最新版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将“中共党史党建”列为“法学”门类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代码0307）o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最新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共党史党建学”（代码0307）正式新增为“法学”门类下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史事件，为整个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再出发”提供了时代性、战略性机遇。一年多时间以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当然也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现实困难。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尽快落地和健康发展，为推进党史和文献事业发展、打造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高端平台提供学科支撑，进而促进学科建设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融合发展和互促共进以及“大党史工作格局”的形成，我们于2023年五六月份就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在40多所相关高校、党校范围里组织了5次调研座谈会和2次走访调研。这些高校、党校都具有较好的学科基础或较为悠久的党史党建教学科研传统，并对党史党建学科较为关注和重视，且正在积极筹划或推动新一轮的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在整个调研活动期间，共计113位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发言或提供参考资料,调研涵括范围较大，且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我们从中获得了大量有关学科建设的第一手前沿信息，对党和国家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内容和相关思想综述如下。一、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初步进展参加调研座谈会的专家学者高度肯定了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重大意义，一致认为这一举措深刻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史党建工作特别是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视，回应了学术界多年的呼吁和期盼，意义十分重大，与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要地位相匹配，既是更好地服务我们党治国理政事业的战略需要，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是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成功基因密码的基础学科；是服务中国共产党加强全面领导和自身建设的支撑学科；是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学科;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问题的关键学科。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是现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有助于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提高政治认同、制度认同，离不开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理支撑Q准此而论，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知识体系中，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党史党建学科”，“党史党建学不是硬拔高为一级学科的，而是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成熟产物”。有学者着重从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话语体系的角度指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迫切需要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理论支撑，这是百年大党进行经验总结、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及党的建设的总要求；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是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战略的应有之义，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大的显性价值，体现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立足中国大地、用“中国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是提升“四个自信”的必然要求，通过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全方位阐释和研究党的初心使命和党的建设伟大成就蕴含的道理、哲理和学理，才能真正使人们更加坚定“四个自信”；等等。还有一些学者指出，近些年来国家社会对于党史党建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党史党建类学生的就业较为充分，在升学深造、学科教育、干部教育、理论宣讲、党务管理、课题研究以及其他社会需求等诸多方面，都对推进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提高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期望，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此基础上，与会学者集中回顾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史、党建的研究、宣传和书写，在各级党校和高校系统中开设党史、党建课程，开办相关专业，招收和培养学生。这一学科有过辉煌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三度创造了辉煌，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党治国理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加强自身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史、党建在国家学科体系中一度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并曾以“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党史党建”等称谓显示其学科性质和地位。最近20年来，与中共党史相关的课程、学科被陆续划转至其他学科，很多具有悠久历史和学术传统的独立教学与科研机构被相继撤并，硕士、博士学科点数量以及整体招生规模明显下降。原党史学科点的教师被逐步分流到其他学科,特别是直接支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还有不少学者集中指出，近十几年来，也有高校为了集中资源建设“双一流”学科，直接取消了具有较好学科传统的党史专业博士点Q有学者指出，目前很多市级以下的党史和文献工作部门、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等很少能招收到党史、党建的专业人才，明显影响了这些部门的工作质量和效率。总的来看，近十几年来，党史学科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很多与会学者认为处于“碎片化”“边缘化”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认为：“在高校教学与研究高度专业化、学科化的今天，没有学科支撑的研究与教学犹如流浪汉，不要说发挥作用，就是赢得尊重都很难。”即使在上述不利的形势下，也有很多党史研究者刻苦钻研，默默无闻，坚持治学从教，显著地推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为下一步的学科建设提供了知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学理基础。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就在中共纪念史、概念史、情感史、阅读史等诸多角度引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发展，取得了一批为学术界所公认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编写的“21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中共党史研究丛书”“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丛书”“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丛书”等系列学术著作，均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为下一步的学科建设奠定了比较系统扎实的学术基础。有学者非常热爱党史教学工作，常年教学量惊人，并发出感叹道：“在冷板凳上培养成大先生”，“党史越讲越有味道，带给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中央和省级党校保持了较为一贯的党史党建教学研究传统以及较为稳定的师资力量，形成了一些较为独特的研究方向和学术优势。正因如此，中共党史党建学被正式设立为一级学科后，党史党建学界为之振奋，很多高校迅速行动，积极筹划、推动学科点的申报工作，成立各种形式和性质的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机构，就学科建设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新一轮学科建设呈现较为快速的发展态势。根据我们最近所做的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高校首家“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至2023年6月，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上海大学等在内的4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成立了将近60个中共党史、党建研究平台（研究院、研究中心、系、所）；202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在原中共党史系和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党史党建学院，这是全国首家独立建制的以“中共党史党建”命名、以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为特色的学院。截至2023年5月，已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出台了申请新增学位授权点的论证报告。从2021年底到2023年5月，相关高校举办了十余场较大规模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约80多篇。在这样的情势下，参与调研座谈会的专家学者倍感振奋，多位学者发出了“党史党建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了”的感叹，指出很多高校都想借此“春风”，进一步提升学位点的办学层次。与会学者逐一详细介绍了所在高校和院系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或研究方向上的基本情况、特色优势、申报计划和初步进展等，提供了更多有关学科建设的一手信息。比如，武汉大学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再次形成了本硕博一体化的中共党史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早在2022年6月，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就审议通过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建设方案，并率先公布了四个二级学科；北京大学已经将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列入2023年度学科推进计划的进度考虑之中；四川大学校党委高度重视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将其写进了党代会报告；吉林大学制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规划（草案）；首都师范大学拟将中共党史党建学申报为学校的第19个一级学科；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将依托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大力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浙江大学等高校明确表示将根据全校范围内相关学科的发展基础和整体实力，深入研究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可能性；浙江工商大学积极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建设和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本科专业申报建设工作组；湘潭大学、延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嘉兴学院等一批具有研究传统和学科基础的高校表示要振兴党史学科，继续积极申报学位点；党史、党建是各地党校的传统学科和优势学科，占了“老五门”中的两门，故而均表现出了扩大招生规模、积极申报博士点的积极性；目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已经开始第一批七本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教材的编写工作;等等。还有学者经过初步统计后指出，目前全国“中国共产党历史”本科专业招生的高校约有12所（有些高校仅在教育部备案，但未实际招生），特别是近两年来，一些高校重新恢复党史本科生的招收和培养工作。无怪乎一位硕士研究生反映说：“目前一些高校的其他专业本科生还主动申请转读党史专业，这是令人欣喜的变化。”很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整个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能在2024年取得一个相对较快和较大幅度的发展。二、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与会专家学者在总结和肯定近期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学术积累尚显薄弱，学科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还比较差，自主知识体系以及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根本性问题尚有待探索和完善，与一级学科建设的要求和期望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与会专家学者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在学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困难，现综合概述如下。第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尚缺乏宏观政策指导和顶层设计，特别是学术评估的“指挥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科建设的积极性，导致学科建设的内生动力不足。与会学者一致指出，自从2022年9月中共党史党建学公布为新的一级学科后，党史党建学界业已开始了不少讨论和探索，但学科建设的发展路径仍然显得较为模糊，主要原因在于尚未出台一级学科的建设标准和具体实施方案，尚未建立学科评议组和教学指导委员会，诸如学科性质和定位、相关学科归属和部门整合、师资队伍整合、人才培养、二级学科设置、公共思政课程调整、教材编写以及学术评价、学科评估等一系列关涉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问题尚无权威的指导性意见或方案，一级学科建设尚缺乏宏观政策、制度方案和顶层设计。也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党建的学科队伍和研究队伍广泛分布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和战线，“五路大军”是优势，但各有关部门和系统在学科建设方面的统筹不足，“做虚容易做实难”。其中，学科评估对于高校是否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产生了很大的直接影响，这是与会学者集中反映且取得较大共识的一个宏观政策问题。与会学者指出，学科评估是对全国具有博土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的整体水平评估，决定着特定学科在全国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声誉以及获取资源投入和分配的资格，近年来已成为影响学科和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学科评估是按照一级学科进行的，故而高校普遍倾向于集中资源培养和力保现有优势学科，对新设一级学科则持高度谨慎态度。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与业已发展十几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间存在课程和人员等方面的交叉，其在初创时期必然仰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资源的再分配，但按照相关规定，两个学科的成果和教研人员不能重复用于学科评估，这就必然影响甚至拉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评估水平，从而导致一些高校对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存有极大顾虑。也有学者直言，为了取得更好的学科评估效果，一些高校主动取消了政治学等一级学科，即使高校新设了中共党史党建学，如果今后建设水平不高，也将面临建起来以后被取消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很多马克思主义学院更加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排名和评估，即使认识到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重要性，在申报一级学科方面亦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紧迫感不强觉得不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的问题”。正因如此,有与会学者直言道：“中共党史党建成为一级学科以后的这段时间里，学科建设的意识还不强，学科建设的要求还未落到实处！”第二，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学科定位尚存争议,各高校普遍担心对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造成一定影响。有一批与会学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党史党建的学科定位不清晰、学科归属不统一，造成相关学科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党史学科及其科研队伍萎缩、学术地位不高等一系列问题。有学者进而明确指出，党和国家设置独立的中共党史党建学，没有将其简单划归历史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学科中，一定有更高层次的考虑；只有紧扣中共党史党建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差异性，才能真正把握这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有学者依据自己的教学与科研经验明确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存在明显差异，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专业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在资源调配方面也存在一定矛盾，但目前还缺乏深入阐述。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需要研究和解答的基本问题是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如何继续能”，需要据此界定这一学科的属性和职能。有学者则主张从“组织”的维度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信仰的共同体”的独特性出发，进一步思考和理解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独特性，“我们不能跟着其他学科跑，永远找不到自己”。与此同时，有一批学者则认为，目前影响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定位、制约各个高校申报一级学科积极性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两个一级学科都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服务的，学科使命高度一致；学科内容和师资队伍等存在很多交叉、交集，学科属性相近。二者显然是相互支撑、内容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学习而不是占山为王的关系”。有学者进而明确指出，目前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二级学科，与中共党史党建学之间具有密切的学理关系，如果统一划归中共党史党建学，就会明显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既有学科格局和师资结构，这就造成目前各高校普遍存在担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被削弱”或“摊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心态。这既成为近期困扰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成为很多高校缺乏申请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积极性的一个内在原因。第三，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内部的党史、党建两个基本学科之间能否实现“融合发展”，学界存在不同的思想认识。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曾分属于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之后，核心依然是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个基本学科。如何实现这两个学科的“融合发展”，进而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成为一级学科建设需要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应当说，参与调研座谈会的大部分学者都主张二者之间应该实现融合发展，进而创生出一种新型学科形态。但也正因党史、党建两个学科分割、分隔既久，有不少与会学者充分意识到二者融合发展的困难程度，坦承目前学界存在“党史与党建的学科内涵差异大”的普遍性认识。按照学术规范或惯例，党史研究以纵向历史思维方式为主要研究方法，而党建研究则是以横向理论分析方式为主要研究方法，如何在一级学科框架内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学科逻辑上是一大难题”。这种现实状况一度造成党史学者不便或很少去研究党建，研究党建者则很多不懂党史以及党史研究缺乏党建的理论深度，党建研究缺少党史的历史底蕴等多重尴尬局面，两支队伍的学术联系比较淡薄。有学者基于长期的学科研究成果，明确表达了不太同意“融合发展”的观点，认为党史、党建的学科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应该意识到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交叉学科属性，故而“整体建设”的说法比“融合发展”要好,基于学科专业特质的发展路径似乎更为合适。有若干学者进一步指出，即使党史、党建学科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研究取向和范式，学科内部亦存在着话语差异和队伍分化等现象。还有学者提醒说，由于党史、党建的研究理念和学术规范有所不同，再加之科研考核机制及其压力的客观存在,如果不加以科学引导和调适，客观上可能会导致部分党史学者转向研究党建，并主要依靠发表党建类论文获取职称评定所需要的科研成果数量，这就会在事实上反而削弱中共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从而影响整个一级学科的整合进程和效果。此外，来自几个省委党校的学者指出，全国大多数地方党校的党史、党建教研部都是合并在一起的,事实上早已形成重党建、轻党史的格局，“融合发展”容易导致党史被弱化，至少对于党校而言是一种教训。应当说，上述问题都是今后在学科重整和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难点和痛点。第四，现有党史党建人才短缺和师资匮乏的短板突出,重新整合面临一些实际困难。关于人才队伍特别是师资队伍所存在的短板，是这次调研活动中几乎所有与会学者普遍提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议题，显示人才短缺和师资不足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瓶颈。与会学者集中反映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人才队伍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由于之前党史学科萎缩、人才培养断档，目前的人才队伍规模偏小，总体数量有限，即便处于学科建设第一方阵的高校也饱受人才匮乏之苦，很多地方高校还受限于设置一级学科需要达到40名师资队伍的门槛。（2）目前人才师资队伍存量的年龄结构不合理，以“60后”“80后”学者为主力，“70后”学者较少，人才断层现象明显，专业骨干教师不多，后备人才缺乏，可谓青黄不接、后继乏力。（3）现有师资队伍的学科背景复杂，非常缺少接受过系统的党史党建专业训练的科班人才，很多高校担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教师大多毕业于政治学、历史学、行政管理等学科，一些高校的党史人才储备主要源于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党的建设学科类教学的教师以及部分行政党务人员等，在知识结构和教学研究等方面存在天然缺陷。（4）由于总体规模偏小，有与会学者坦承“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招不到人”，人才引进的难度很大，可供选择的人才队伍数量和范围很小；为了能在一定时期人才队伍建设达到一定的目标要求，各高校又偏好引进各种高层次“帽子”人才，选择范围更趋狭窄；很多高校将第一学历作为人才引进的一项硬性指标，人为造成“学校歧视”“学历歧视”，明显压制了一些年轻优秀人才的学术流动和学术成长。（5）对一级学科建设和学位点申报至关重要的名师大家、学科带头人、领军人才、权威学者等高端人才更是极度匮乏，这又是几乎所有与会学者集中反映的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中的一个突出困难，可谓“瓶颈中的瓶颈”“难点中的难点”。（6）目前流行于很多高校的一些过于严苛的人才培养和管理制度比如“非升即走”，严重影响了现有党史党建人才队伍的正常发展和健康成长，给年轻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学术负担,事实上具有“拔苗助长”的性质，反而造成持续的人才流失和过于频繁的人才流动，年轻研究者不断减少，影响新生力量的培养；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过于刚性、严苛，发文要求过高，脱离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发展阶段以及与其他学科客观存在差距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人才成长的科学规律；等等。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与会学者强调指出，目前中共党史党建人才队伍依旧分散在政治学系（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院、哲学院、法学院等院系，即便马克思主义学院内的党史党建人才也分散于相关的二级学科，未来能否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范畴下将党史党建的学科队伍重新“拉出来”，实现真正的人才队伍整合、聚合，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一些高校受限于各种条件而无法申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那么目前仍然身处其他学科和其他院系的党史学者将面临地位、教学、课程等诸多方面的“自处”困境。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党史党建人才队伍分散的本质，指出很多相关成果分散在其他学科平台（比如国家社科基金里的党史党建选题分散在多个学科类别，其他大多数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均未单列党史党建学科），没有集中在“党史党建”这一学科平台上，成果分散必然导致人才分散，成果短缺必然导致人才短缺。在这次调研中，与会学者一致指出，人才师资队伍是一级学科建设的根本依靠和实力所系，也是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的主体力量。这不仅关系到一级学科建设的师资力量整合，也关系到所有相关从业人员的身份归属感问题，不可谓不重大。目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人才短缺是一个全国性、普遍性、结构性的问题，“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结构不优”“功能不强”可谓最为准确的概括，“有学者、有学科，但无合力”的现象亟待引起整个学界的关注、重视和解决。第五，在是否建立独立的、实体的中共党史党建教学科研机构方面存在不同看法。有一批学者主张，为了尽快理顺中共党史党建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党史、党建两个基本学科之间的内部关系，尽快推动学科整合和师资队伍整合，有必要建立独立的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实体机构。他们认为，设立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独立教研机构，有利于加快高校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目前各个高校只有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家二级单位负责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教研工作，显得势单力薄。如果设立独立编制的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或者研究院，那么就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形成互为将角、互相支撑的工作格局，更好地优化高校学术生态。也有学者认为，党史、党建等学科大多归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但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的公共思政课程教学任务已经相当繁重，同时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重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一些二级学科，其研究领域和课程体系至今还不明晰，需要完善、提升的空间非常巨大，没有足够力量去观照和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建设工作。有更多学者表示，中国人民大学于2022年底成立的全国第一家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发挥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有其必要性。但独立的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建制分散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人才队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力量。鉴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二者应该融合发展、相得益彰，在机构设置和建设的过程中不好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强行分家”，短期内不具备设立独立学院的条件，无法简单复制或挪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的模式。第六，中共党史专业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数量长期低迷，学科点下降明显，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在这次调研活动中，很多学者都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人才队伍短缺的主要成因，就在于原来的中共党史学科规模小，前期的人才培养数量少。与会学者一致强调了中共党史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基础学科地位，并通过多种统计口径反映了近十几年来中共党史学科点减少、招生规模总体偏小，形成本科少、硕士多、博士居中的不合理人才培养结构亦即通称的“数量倒挂”等一系列问题。据一位与会学者的统计数据，近十年间，中共党史本科学位点数量虽从5个增至8个，但年招生人数总量只有平均120余人，且数量明显少于硕士和博士学位点；硕士学位点则从96个降至71个，博士学位点从26个降至20个，一些博士点和硕士点已经很多年不招收党史专业研究生，2021年博士点实际招生的仅有11个；2017年至2020年党史学科硕士年均招生总量为297人，博士年均招生总量为69人。与此同时，有一批学者集中强调了博士生招生和培养数量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具有党史学科基础和传统的地方高校，常年存在着博士生导师多、招生指标少（一般是每两年才有一个）的强烈矛盾，“学生非常抢手”。与此相类，还有一批学者则指出党校系统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不健全、不规范的问题，除中央党校外，地方党校只有硕士点，博士点尚未开放，即使中央党校也存在着导师多、学生少以及干部教育需求大、人才供应不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与会学者进一步指出，很多研究生都缺乏党史专业背景，“半路出家”“中途调配”的较多，不少人报考党史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竞争小、比较好考，“拿文凭”的功利色彩较重；研究生的本科背景非常复杂，五花八门，甚至包括跨度很大的理工科专业，很多学生需要投入专门时间来补习党史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短时间内难以掌握党史研究的学术性话语，进而导致教学和毕业的难度增大，很难真正保障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有一位博士研究生在发言中就坦承自己毕业于公共管理专业，在日常学习和研究写作中存在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结论、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问题的不良倾向。总而言之，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从理论上讲，如此体量小的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特别是本科生数量过小的现状，会导致学科虚空、学科基础差的弊病，难以支撑一级学科的后续发展。第七，中共党史的公共思政课程地位尚未得到恢复，影响中共党史的宣传和教育。在这次调研活动中，有不少学者回顾和评述了中共党史作为高校公共思政课程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从改革开放起步到1998年，高校普遍开设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公共课，由此成为中共党史学科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1998年后，随着这两门公共课程的撤销以及公共政治理论课的几轮改革，多数党史教学人员转教其他课程，只有少数教师被缩小到全国极少数量的党史专业教学中。与会学者由此高度强调了公共思政课程与学科建设之间的明显因果关系，指出一些高校没有党史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正是源于没有中共党史的公共思政课程。截至目前，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与公共思政课程教学之间仍然缺乏相互支撑的对应关系，特别是尚未将重新开设中共党史的公共思政课程提上改革日程，导致不少分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教师难舍目前的公共思政课教学岗位，对党史学科的发展前景仍存疑虑，增加了党史人才队伍整合的难度。一些学者指出，目前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专门课程,一般是作为孤立的公选课、通识课或不定期、非制度性的专题讲座、辅导报告而存在，课程教学组织及教学研究等开展得还远远不够健全，教师也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无法形成教学团队和集群效应。在目前的公共思政课程体系中，承担部分党史学习和教育职能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但很多高校无法招聘到足够的党史专业教师，只能从历史学等相关专业补充师资，而这些教师难以很好地把握中共党史的特殊性，往往无法准确讲解重大党史问题，“用历史学思维讲思政课是有较大局限的"；一些学校和教师甚至将教学重点放到1949年甚至1919年之前的历史时段，严重削弱了党史、新中国史在高等院校里的普及程度和深度。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身处教学第一线以及长期从事教学研究的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的很多内容与高中历史课程的近现代史部分重合率较高,“并未提供更多新的内容”，“没有实现步步高”，导致不少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兴趣索然；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高校陆续开设的“四史”选择性必修课程，也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内容有较多重复，反而导致选择“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生和班级更多一些。正因如此，很多与会学者表示，公共思政课程的内容重复，增加了教师和学生的学业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学质量，反而影响了中共党史内容的宣传和教育，公共思政课程体系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调整和重新理顺的时候，“不能再单纯'做加法'了！”“这个问题非常迫切！”此外，也有学者坦承，在目前的高校课程体系里，党史党建学科课程的地位比较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在很多高校的公共思政课程里属于“第三序列”，不太受重视，教师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普遍偏低。总之，与会学者均指出，在高校的教学与课程体系中，重中之重是本科课程，“没有本科课程，老师就是无本之木。只有科研、没有课程的老师在高校无法立足，只能上一些边缘的选修课，既无法进入核心团队，也无法申请教学奖励”，“没有相应的课程设置，党史教师如何安身立命？”第八，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本硕博课程不成体系，缺乏合适的统编教材。与会学者指出，课程是高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而教材是课程的具体体现或物质载体，理想的课程及其效果的发挥离不开正式的教材，二者互相依存。但由于长期以来未能形成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加之中共党史尚未重新进入公共思政课程体系，因此各个高校在党史党建学科的课程设置方面还不够科学且不成体系，基本处于“各自为战、各搞一套”“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状态。有与会学者通过前期了解后得知，很多高校的党史、党建学科点在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中虽然采取了专题教学的形式，但很多内容与本科生课程实际上是重复的，所采取的教材也是一样的，导致本硕博的课程体系缺乏层次性、立体感，应该学、必须学的参考书目也很不明确，”各种参考书单满天飞”，无法达致“步步高”“一体化”的教学效果。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各高校在教材使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对于不同学段的不同课程，或是简单使用相同教材，或是在较高学段不使用教材，或是根据教师专长或兴趣选择教材，“没有做到教材难度的层级递进”。一位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整接受本硕博一体化教育的学生就坦承，目前三个教育阶段的专业课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一是各门课之间交叉重复内容太多；二是与专业课间有重复，没有形成一定层次”。与会学者进一步指出，自从高校普遍开设“四史”课程后，缺乏合适的统编党史教材的问题开始愈加凸显，以什么教材为教学依据和学科标准仍然很模糊，很多教师认为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中推出的“四史”读本并不适合作为高校教材：有的教师采用干部培训的教材，有的教师则采用研究生阶段的教材，等等。但也有学者认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几十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就是最好的党史教材，在短时期内无法被超越，特别对于研究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教材。与此类似，来自党校系统党建教研部的几位专家学者也指出，由于各个教学单位的协商和共识不多，权威性不够，党校系统的党建专业研究生教育也普遍缺乏统编教材，有些地方党校甚至采纳个人著作作为教材，中央党校历史上曾经有30多本党建教材。此外，还有学者从党史教育的全流程或全生命周期的高度，认为目前适合大中小一体化教育的教材还比较少，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统筹和管理；也有学者认为统编教材是必要、必需的，但在教学过程中刻意统一教案，导致教师“沦为知识的搬运工”，则有违教育、教学和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需要警惕和规避的一种现象。第九，二级学科的设置依据和方案等存在较多意见分歧，缺乏统一的指导性意见和设置标准。一级学科设立后，二级学科如何设置就成为非常重要、紧迫的现实问题。有与会学者认为，无法尽快确定二级学科，就无法展开下一步的招生工作；有学者认为，二级学科“是学科建设中无法绕开的基础问题”，直接决定着一级学科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路径；等等Q关于二级学科设置的依据和标准，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关于思政课教学及其范围的系列论述，可以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二级学科设置的参考性依据。有学者主张根据第三个历史决议来设置四个二级学科，亦即四个历史时期的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有学者认为，二级学科设置应遵循“科学化、体系化”以及“史”“论”“法”兼备的基本原则，力图“求全”“求齐”。有学者认为二级学科的设置取决于师资规模及其研究方向，第一轮二级学科设置不求考虑周全、尽善尽美，可以根据现有师资队伍优先发展三至四个二级学科，经过几年学科建设和发展之后，再结合师资队伍发展情况对二级学科设置进行必要调整和完善;也有学者认为，应利用政策的“窗口期”“红利期”，尽量多设二级学科，“放水养鱼”，尽快补足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历史欠账，“有番号就不怕没人，有番号有队伍了就不怕没成果，历史的进步是螺旋式上升的"。有学者指出，应该充分借鉴其他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设置经验和路径，比如参照民族学学科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可以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中统一设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二级学科。还有学者主张区分处理硕士点、博士点申报过程中的二级学科设置：博士点的二级学科设置需要规范性，需要更多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发展；硕士点的二级学科设置则更多强调“大党建”色彩，灵活设置专业硕士等偏应用型的学位。与此类似，有党校系统的学者则主张从关注和便于学生就业的角度设置二级学科，指出很多党史党建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都从事党务管理工作，因此二级学科设置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术方向，有条件的党校、高校都应当关注党务管理方向,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务管理方面的专业硕士，“在推动党史党建学科进一步发展中，应当把党建实务放在更重要位置”。在二级学科设置应该突出地方特色和特定学科优势还是追求统一规范的问题上，不少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鉴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科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有限的师资队伍等前置条件，各个高校在设置二级学科或学科方向的过程中应量力而行，不能贪大求全、“撒胡椒面”，自觉抵制低水平重复研究的老路，应着眼长远，逐步巩固、稳定一批差异性、互补性、特色化的精深二级学科或方向。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虽然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但聚焦度很高，因此无须设置建制性的二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不能像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那样按照公共思政课程设置二级学科，不能以公共思政课作为二级学科设置的依据，“二级学科的同质化很可怕，还是要突出特色”。一批学者据此主张二级学科应该格外突出地方特色和优势学科，进而探讨了将一些特色学科或方向自设为二级学科的可能性，比如吉林大学之于“东北抗联史”、深圳大学之于“改革开放史”、武汉大学之于“党内法规学”、复旦大学之于“海外中共学”、延安大学之于“延安精神”、嘉兴学院之于“红色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等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者则提出了“一体两翼”的二级学科格局，亦即将党的历史作为主干学科,以党领导的法制史研究、党领导的经济史研究作为特色学科；党校系统学者则再次强调了党校的智库功能和作用，认为二级学科设置应更多关注党的建设实务方向，“因此,学科建设需要体现各个系统的特色”。与此同时，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主流、主干是政治史，二级学科的设置应以政治史为中心，要围绕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和基础论题而展开，不能“碎片化”“区域化”，因地制宜、因人而设，就会脱离主职主业，很容易“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有学者则明确指出：“二级学科应该具有共性，地方特色化的内容可以成为二级学科下的研究方向，但不宜成为二级学科。”此外，还有学者对一些学科方向是否科学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党的领导（研究）”在理论上隶属于更宏观的“党的建设（研究）”范畴，单独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并不合理，但可以作为二级学科下的一个专门研究方向；“海外中共学”的概念是否成立，学界尚存较大争论，似可改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称谓，但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已呈衰退之势，是否足以支撑起一个研究方向乃至二级学科还可以继续研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