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浅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探索.docx

【党课讲稿】浅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探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在陕西、甘肃两省边界地区创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开始了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艰辛探索，也取得了在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宝贵经验，更为陕甘宁边区法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开展土地革命，打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解决土地所有权方面做了成功探索在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发动人民群众、维护红色政权的关键，也是加强根据地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根本保证。在根据地开创过程中，从战时实际出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农村土地的政策，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土地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但在具体政策和实际做法上，各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在寺村城时期，成立寺村源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了以分配地主的土地粮食和财产，废除地主债权等为内容的土地革命。在照金时期，为了充分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强烈愿望和要求，照金苏区政府根据照金地区绝大多数土地被少数几家地主和香山寺院占有，大多数农民无地或少地，倍受地主奴役和盘剥的现实，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精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随着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土地革命已由过去单纯的打土豪、分浮财转入着手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边区各级主要领导及时带领群众进行土地分配的运动。首先宣布没收地主、富农和寺院祠堂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分配的原则是：贫雇农优先，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因村制宜，采取两种形式进行分配：一是谁种归谁，仅芋园、金盆、香山等地就分配土地7000多亩，确认佃农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不再向地主交纳佃租；二是由贫雇农代表统一丈量全部没收的土地数目，测定每块土地的等级标准，然后按劳动力和与人口相结合的标准分配。在解决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也基本按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划分了农村阶级的成分。在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参与分配土地的过程中，苏区领导人亲自深入调查、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指导分地工作顺利进行，他们还热情接待来访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及时纠正划定成分及分配土地中的偏差。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还宣布废除地主强加给农民的佃租、欠债和一切苛捐杂税。通过开展土地革命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照金苏区能够在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南梁时期，参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精神，在总结照金苏区土地政策的基础上，制定了符合陕甘边实际情况的土地决议案土地分配办法，主要是没收地主及富农剥削部分的土地，分给雇农、贫农和土地不足的中农。同时，给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维持基本生活。分配方法为川台地按应得土地的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依其耕种能力按户划块，先分川台地，后分山地，青苗随地一起分配。南梁时期的土地革命经过照金时期的尝试已逐步成熟，形成了一些土地分配的政策和法令，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这些政策非常具体和实用，深受根据地人民的欢迎。比如不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全部土地，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并且，参加劳动的地主家庭成员可以分地，这是对以往党的土地政策的一个很大突破，与其他一些根据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形成鲜明对比。还规定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不分土地，等到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时再分土地，这和原来红军打到哪里，在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就分配土地的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和土地革命战争相适应的，体现了根据地领导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开展土地革命，给农民分配土地，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发展，也为党在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革命，制定土地分配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二'进行民主选举，切实维护群众权利，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做了成功探索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前，陕甘边区的经济基础特别薄弱，劳动生产率低，农民生活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法制意识淡漠，对民主的诉求很低。要推翻封建主义的压迫，党在陕甘边区进行了民主政治的最先尝试。人民群众从民主制度中首次表达自己的意愿，首次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首次成为自己的主人。边区政权突出抓好民主政治建设，体现工农当家作主，管理政权的原则。在选举制度上。从选举范围看，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选举方式看，主要是由选民选举代表，由代表选举苏维埃委员，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刘志丹提出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要从基层做起，用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革命委员会接受了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从选举过程看，苏区的人民群众都获得了比较充分的民主权利。寺村嫄革命委员会选举各村代表，每村1人，禁止富农参加，结果选出代表70余人，最后的统计，约贫农40余人，雇农10余人，其他是中农，农民高兴得意地说：“这才是真正穷人的世事了。在代表会议上。苏维埃各级政府实施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通过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并管理事务，极大地提升了苏区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了各项政府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寺村嫄革委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执行委员会中有回民代表1人，成分是贫农、雇农、中农1人，常委内雇农3人。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在此基础上，不仅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而且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具体办法是：雇农5人选一名代表，贫农10人选一名代表，中农20人选一名代表，地主、富农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选举方式上。边区政府走群众路线，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创造了一套切实有效的好办法。识字的采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用画圈法、画杠法，不识字的用投豆法、烙票法。有的为了经济方便，还采用举手法，对于因各种原因不能赴会参选的选民，则采用背箱子的方法,派工作人员背着流动票箱，挨家挨户送票收票。方法多样，灵活简便，群众易于接受，使广大选民都能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建设，首先表现为民主选举。陕甘边的每一次革命政权的产生都是经过民主选举的。从寺村嫄、照金到南梁都是如此。通过民主选举，充分发扬民主，把群众最满意的人选出来，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在选举中以无记名投票的形式，经过法律程序，新产生的政府就具有合法性，这一做法得到根据地人民的衷心拥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制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了民众的参政意识，也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陕甘边区实施的民主政治，为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和新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三、实施政策法令，巩固根据地基层政权，在经济社会管理方面做了成功探索1934年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委会，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第一个正式的红色政权一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实施了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等著名的十大政策以及五大决议等文件和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根据中华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精神，普遍成立了乡级革命委员会，下辖各级行政村革命委员会和各自然村，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权体系。在巩固新建党组织的基础上，照金苏区还以村为单位，广泛建立了农会和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加强了党组织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工作基础，巩固了苏区基层政权。在农业政策方面。一是鼓励生产，保障供给。政府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也不接受农民捐献粮财物，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取之于地主豪绅和向敌人夺取,不足部分按价向农民购买。二是经营红军公田。在分配土地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政府经营,其收获一部分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孤寡伤残，一部分用于过往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三是兴办小牧场，发展农副业生产，保障供给。将打土豪没收的牛羊，分配给农民群众，扶持群众发展生产，也适当留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鼓励农民发展农牧业，帮助他们解决生产所需牲畜。四是组织互助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在财政粮食政策方面。明令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摊派勒索，对农民实行不摊派不征粮的政策，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粮食来源主要是取之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建立集市，发展贸易，允许小商人来苏区做生意并予以保护，不向商贩征收税款，既解决了政府和红军的不少困难，方便了群众生活，又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繁荣。1933年春夏之际，边区革委会在薛家寨山下的亭子沟建立贸易市场，规定五天一集，后来几乎天天集会。上市商品主要是粮食和蔬菜，边区后勤部门在集市上坚持公买公卖的原则，同时规定“要先让群众买”，深受边区群众欢迎。兴办集市贸易的政策解决了红军的生活和日用必需品短缺的问题。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发行货币在边区内统一使用，群众称之为“苏币”，还规定禁止使用国民党的伪币。为了推动苏币流通，边区财政委员会规定群众和商人可直接用苏币兑换银元，并设立了兑换处。苏币以银元为标准金，与银元等价即1元苏币兑换1元银元。由于当时法币严重贬值，苏币的稳定性和便携性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很受人们欢迎，吸引了白区商人来苏区做生意，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商品流通。随着苏币信用不断提高，使根据地对敌的货币斗争取得了主动，保护了根据地人民的利益，不仅打击了法币，稳定了物价，而且保护提高了苏币的价值，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党政军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边区领导人与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为切实解决根据地内的枪支弹药和军用药品等急需物资，边区领导机关在照金苏区的政治、军事中心薛家寨，不仅据险地筑碉堡建成防守阵地，而且在寨子里还相继建成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和仓库。在统一战线政策上。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对民团的政策有三条，一是对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不侵犯关系。二是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三是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其向我们靠拢。对土匪的三条政策也是令人瞩目的：一是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二是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也彻底消灭。三是此外的一切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对哥老会、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教育、争取、改造和使用的政策，使其向红军靠拢，反之则坚决予以消灭。比如引导争取改造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农民武装走上革命道路；引导保安县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华池县南梁哥老会大爷郑德明等200多个哥老会成员投身革命，毛泽东赞扬说：“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最具影响的是争取黄龙山土匪梁占奎手下营长郭宝珊起义，成为党在陕甘边区统战工作的成功范例。对于不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土匪武装，如赵老五、张廷芝、杨谋子等，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了坚决打击、彻底消灭的方针。针对知识分子单列一条政策，提出“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以适当工作。”对白军俘虏政策也规定得很明确，“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排长、连长很大都是从白军中来的。”短短一句话，能消除知识分子及白军俘虏的不少思想顾虑。从以上这些政策可以看出陕甘边的统一战线政策，切合实际，政策性很强，做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灵活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同时也为党的统一战线的形成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廉政政策方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规定：党政军干部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正是有了这样的法令，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中没有发生贪污行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带头执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有关廉政规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在群众家吃饭后，折算成钱，作价付给群众；严格处罚粮台工作人员，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勤俭高效的榜样。同时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始终如一、廉洁奉公、一丝不苟地扎实认真工作。根据地广大群众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相比较，切实感受到了苏维埃政府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政府，都非常感慨地称赞：“还是南梁政府好。”此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军事、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等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突出陕甘边区实际，保障和促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独立自主解决和处理陕甘边区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成功探索。四、提倡移风易俗，用新思想教育影响群众，在净化社会风气方面做了成功探索为弘扬革命文化，提高群众文化水平，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并实行了一整套符合边区实际的政策。在许多乡镇办起了学校和红军干部学校，并相继办起了成人识字班，开展扫除文盲活动，努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边区群众、特别是红军指战员的政治和文化素养。为改变山区封建陋习和愚昧落后的局面，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游击队每创建一块革命根据地，必然要提倡移风易俗，从宣传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到颁布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付出了很多努力。专门设立了禁烟、禁赌、放足等委员会，颁布了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以及反对买卖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相应法规，依靠雇农工会、贫农团、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诫赌博、劝诫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倡导男女平等，劝告群众遵守法令法规，开创了根据地朝气蓬勃的新局面。正是这些政策满足了群众的利益需求，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才得以不断巩固和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