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及其比较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docx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及其比较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群众生活居住的重要场域，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场所，承载着社会建设、治理及服务的微观兜底。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环。习近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也明确了政党回归社会、党委领导治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基层社会结构逐渐分化，个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社区居民异质性与资源分散性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领导权威和作用日渐虚化、弱化、边缘化。基于此，如何发挥党组织作用，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整合基层资源、调动基层群众积极性，实现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是当下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目前，学界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从政党逻辑来看，党组织可以理性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强大的组织网络和再组织能力去组织、动员、整合社会。因此，在讨论纷繁复杂的社区治理现实，面对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多元利益诉求，社区治理低效甚至失效。陈东辉认为，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党的执政地位、性质、宗旨使社会治理成为其不可。郑长忠指出，作为社会秩序建构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区治理不仅能够。从社区治理的逻辑上看，叶本乾等指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党建创新引领要真正下沉'到基层，组织体系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就是要实现党建创新引领与社区自治和共治的有效对接，实现党建逻辑与社区治理逻辑的契合和耦合。归根到底，党建引领必须基于社区治理而运行，而不能凌驾于社区治理之上。”二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困境与路径。一方面，就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困境而言，张开云等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层化、居民服务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传统的社区管理在回应诸多要求和变化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和孙涛则认为，基层党建在领导方式和组织设置上、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上以及在组织。另一方面，就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而言，曹海军认为在“社区工作中要抓好党的建设，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的领头人，。张波将“互联网”纳入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中，认为“互联网+党建”既能搭建互联网平台服务群众，又能以新技术提。有学者则提出以组织、动员、宣传等方式对社会组织施加影响，形成一种“嵌入式治理”模式，并在此过，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主。对于党建如何有效激活社和“赋能治理”的角度给出了回答。三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师林等从“制度一效能”的视角深刻分析了XX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认为XX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把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的“主战区”，强调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王枫云等人通过对广州市S街社区的案例分析，认为“嵌入机制和整合机制是社区融合中实现党建引领的重要形式“，而。XX等以豫东B街道“红色物业”为例，介绍了党组织如何通过党组织。此外，还有基于河南修武、XX浏阳、湖北武汉、XX贵港等地的实践进行的个案分析。这些研究对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的个案研究较为丰富，但跨区域的多案例比较研究还较为稀少。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明显，虽然单一的个案论述有利于深入挖掘问题，增强理论说服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往往个性突出而共性不足，多案例比较研究恰好可以适当弥补这一缺陷。二、实践运作：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四种典型模式全国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进行了丰富多样的实践，探索出了赋权治理、多中心治理、嵌入式治理和整体性治理等多种模式，XXXX,河南许昌、XX金华和四川成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一）XXXX:赋权治理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实践社区治理离不开足够的人力、物力、政策以及社会资源的支撑，否则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赋权治理意味着赋予权力，即“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力”，这是“法律赋予的自由和利益”。“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就是充分利用街乡、社区卧虎藏龙的人力和社会资源来解决域内金矿盗采、砂石盗挖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联合调查执法困难、乡镇和部门责任与权力匹配不合理的问题。“吹哨报到”，即在明晰职责、精简机构的基础上，赋予乡镇联合执法召集权。它意味着将权力下放到基层、将资源下沉到基层，从而充实了街乡的权力，被赋权的街乡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遇到问题时由街乡“吹哨”，“召唤”相关的职能部门前来“报到”，联动施策、共同处理，真正做到“事不完，人不走”。20xx年，这一探索由金海湖镇推广至XX全区，次年，XX市委在结合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将其总结提升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并在全市同步试点。同时，针对原有“上对下”的考核形式、相对宽泛的监督考核标准以及孱弱的监督考核力度，XX进一步改革街乡管理体制、完善基层考评体系、推行“街巷长”机制等14项重要举措，赋予了基层单位更强的话语权，以解决“九龙不治水”“五指不成拳”的顽疾。20xx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一一XX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强调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充分肯定了“吹哨报到”的做法，认为其是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总的来说，赋权有利于增能提效，这一模式的要义就在于赋权、下沉与增效，改变了过去街乡“有责任、没权力”的权责不对等局面。（二）河南许昌：多中心治理的一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建设20xx年，许昌市委、市政府为了解决社区党组织作用难发挥、社区建设不规范、社区服务能力弱等问题，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社区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以多中心治理为切入点，在夯实城市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打造“一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建设。所谓多中心治理，指的是“在自主治理的基础之上，允许多个权力中心或服务中38。一方面，“一有”即每个社区都要有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强化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七中心”即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综治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儿童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心。“七中心”分别由市民政局、文广新局、卫计委、教育局、行政服务中心、文明办、综治办7个成员单位在结合各自实际职能的基础上，拟定具体建设方案和考核办法，并指导基层组织实施。通过规范化社区建设，不断提升多主体间的协商水平，推动其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围绕“党建、治理、服务”转职能，构建治理服务网络，有利于推动“七中心”高效运转。不断树立智慧化精细化理念，下足“绣花功夫”，切实解决社区卫生、治安、老人及孩童照料等民生问题，提高社区的服务能力。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称赞其为“许昌模式”，并在河南省全面推广。总的来说，这一模式的要义就在于坚持党建引领、部门协作、条块联动，改变以往“单打独斗”的状态。（三）XX金华：嵌入式治理的红色网格模式近年来，随着基层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基层党组织日益“悬浮”于社区治理之上，“悬浮化”的困境不断凸显。XX金华的“红色网格”模式，即是为了解决基层党组织作用弱化、虚化和边缘化，基层党员缺乏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等系列问题的探索实践。“嵌入”原意为放线菌素、氨基叫党等分子插入并结合到党NA链中的相邻碱基对之间，这里意指将党组织和党员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之中，参与社区治理。嵌入式治理意味着基层党组织不再是单独存在，而是与其他组织系统相互嵌合、共同发挥作用。所谓“红色网格”，即在已有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嵌入“网格化”管理的一种党。具体而言：一是组织的嵌入，也就是将街道划分为若干网格并成立网格党支部，同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将各类群团组织、驻社单位也纳入网格之中。二是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嵌入，于各网格节点设立网格长、网格指导员、红色网格员并明确其职责，例如：政策宣传、信息收集、矛盾调解、工作联络、解决问题等。三是按照就亲、就近、就便的嵌入原则，推动红色网格的平稳运行，每名红色网格员负责联系510户群众，组团包干服务。金华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红色网格”模式治理成果显著，得到了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总的来说，这一模式的要义就在于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嵌入”网格化管理之中，从而实现社会治理“一网揽尽”。（四）四川成都：整体性治理的五步工作法探索整体性治理聚焦于将社区治理由分散性转向整体性。20xx年，成都在全国首创，成立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简称市委社治委），以期“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统筹区域内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在市县两级党委序列成立的“社治委”，目的十分明确，即坚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推动社区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了有效解决基层社区治理思维缺位、党组织阵地虚化、基层互动缺乏及资源条块分割造成的乱象，成都市新都区委社治委率先在大丰街道红湖公园城小区，以整体性治理意识统筹区域内的社治工作，开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五步工作法”试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五步工作法”的具体步骤为：1、找一一找党员。通过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的“双找活动”，把散落的党员召集起来。2、建一一建组织。一是通过前期的双找活动成立党支部；二是根据小区党员的特长和兴趣爱好，组建兴趣型党小组，推动基层党建由''组织覆盖向''提升功能深入。3、优一一优机制。小区党组织成立后便注重优化协商制度，完善“小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等系列机制。4、抓一一抓服务。突出党组织抓服务，重点解决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5、植一一植文化。以文化为载体，通过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世界，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在此过程中，将以往碎片化治理下的部门、职能、机制等方面的要素重新整合,不仅降低了治理成本还提升了治理效能。总的来说，这一模式的要义就在于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五步一体、相互融合，改变以往“松垮分散”的状态。三、多维比较：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异同XXXX.河南许昌、XX金华以及四川成都四地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既是基层党建创新的有益探索，也为我国其他地区的社区治理提供T经验借鉴。通过对四种模式的比较（详见表1）,既能发现他们存在一定的共性，也能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一）共性上述四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在背景动因、制度建设以及助推力量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共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背景动因来看，四个地方的实践都属于问题倒逼的创新。XXXX最初就是为了解决基层盗采盗挖、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权责明晰的基础上，完善联合执法机制，破解大城市精细化管理难题。河南许昌则是为了应对社区建设不规范、党组织服务能力弱等问题，希望在规范化社区建设的基础上解决社区群众身边的小事。XX金华将原有的网格重新打造成“红色网格”来解决基层矛盾多发、党组织作用难发挥的困境。而四川成都也是为了应对基层党组织和社区面临的各类问题而进行了新的实践探索。虽然这四个地方面临的问题表现不尽一致，但不难看出，其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都源自于现实问题的倒逼。其二，从制度建设来看，四个地方的政策供给都相对完善，实现了“一个核心，多个配套“。以XX金华为例，其核心机制就在于党建引领的“红色网格”，20xx年5月，金华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了关于推进“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创新的实施意见、制订了“全科网格”规范建设标准等制度规范，同时建立健全网格党支部“五个一”的任务清单制度，形成六级闭环处置机制，化解了各类矛盾2万余件。此外，为了大幅度调动党员干部参与“红色网格”的积极性，还专门制定了相应的激励考核机制，如婺城区新狮街道沙溪村党员五星量化考核制度、金东区孝顺镇出台的党员“十二分制”管理办法等。实际上，其余三个地方的制度、机制和政策同样相对完善，均为当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其三，从助推力量来看，四个地方均为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独木难成林，一人不为众。仅仅依靠单一的社区治理主体很难取得社区治理工作的实效，只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四个地方实践探索的牵头部门虽略有不同，但最终都是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共同推进社区治理迈向新台阶。以河南许昌为例，”一有七中心”的规范化社区建设就是党组织、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居民群众等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党组织的引领，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和分工合作，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协同共治，不断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真正做到社区共建共治，社区发展成果由群众共享。（二）差异虽然四个地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有共同之处，但我们也能发现它们仍然存在诸多差异，如产生时间、牵头部门、推广范围等。在类型划分上，常见的划分方式有功能划分法和制度划分法，但这两种划分方法都不太能说明四地实践的差异。因此，我们按照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核心机制的作用方式，将四种实践形式划分为以下类型：一是下沉型：XXXX的乡街吹哨，部门报到模式。该模式通过党建引领，赋权治理，把多部门力量下沉到乡街，将乡街作为协调联络的平台，让乡街在执法的过程中“唱主角”。这样的机制安排建立在以往乡街无权有责，各部门运动执法、风头一过问题又现的现实基础之上，在权责明确的同时将权力赋予乡街的做法，延伸了党组织工作的触角，把委办局的力量统一下沉到乡街一级，解决了过去条块分割的难题。此外，XX还不断深化吹哨报道机制，实施了干部下沉工程，通过执法力量、攻坚任务、驻村包户、部门服务、到村任职和社区报到下沉的方式，推动了各。二是协同型：河南许昌的一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建设模式。该模式以多服务中心协同的方式，力求解决单一组织不能或不易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社区从繁杂的行政事物中脱离出来，专注于社区党建、治理和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各部门通过“七中心”与社区进行“契约化”共建，真正做到群众“点菜”，社区党组织“报菜”，而“七中心”则根据需求进行“配菜”。有学者指出，需要从协同治理的平台、协同治理的价值追求以及协同各方的主体责任等方面加强协商治理的实践。就河南许昌的“一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建设模式而言，协同治理的平台正随着规范化社区建设的推进而不断完善，协同各方的主体职责也在不断明确，协同治理的价值更在不断深化。由此观之，建设规范化社区这匹“小马”，必将能拉动城市化的“大车”。三是嵌入型：XX金华的红色网格模式。“红色网格”是对网格化管理的继承和发展，以此为物载形式和功能单元嵌入社区治理，能有效使“悬浮化”的党组织落地落实，夯实了治理的基础。一方面，嵌入网格的党组织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将各类组织紧密连结在党组织周围，协调网格内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利益，找到社区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形成社区治理的合力，提升社区治理的实效。另一方面，能够发挥“红色网格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嵌入网格的党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协调、处理各类民生小事，在此过程中，既能培养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也能够让居民感受到社区治理参与的真实性，进而提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四是融合型：四川成都的五步工作法模式。这一模式通过党委序列设立的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将分散在40多个部门的职能统一起来，高效地对社区进行统筹指导、谋篇布局，改变了以往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各自为政、社区治理凌乱分散的局面。“找党员、建组织、优机制、抓服务、植文化”五步工作法以问题为导向，弄清楚老百姓真正关心和期待解决的社区问题，并始终将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各项社区治理工作的试金石，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五步工作法”模式在社治委的引领下结束了“九龙治水就治不好水”的困局，因而是“融合型”的实践探索。四、突出问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的制约因素近些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之花在中国大地上竞相开放，XX、河南、XX、四川等地的实践为我们了解和观察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视窗，但从整体上来讲，这些探索都处于初级阶段，仍旧还有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一）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困境无论何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都离不开坚实的党组织堡垒。虽然各地在社区、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两新组织”中已基本实现党组织全覆盖，但部分地区党组织的数量虽然上去了，其质量却仍有待提升。具体而言，其一，组织结构不够优化，主要表现为干部队伍缺乏优质力量。“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习198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进一步推动基层党组织高质量发展、引领社区治理作用发挥的关键。但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一直以来都是难题，部分社区现有干部年龄偏大，年轻干部后继乏人。以四川成都X区为例，该区255个社区913名社区党组织干部中45岁及以上的有534人，占55、42%,30岁及以上、45岁以下的共357人，占比39、10%,30岁以下的共50人，仅占5、48%o许多地方的社区党组织存在难选、难干、难管的现象，部分社区的领导班子只能是“妙子里拔将军”，这一现象在广大的农村社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其二，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能力不足。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591如前所述，目前基层党组织自身已存在诸多困难，加上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党组织对人、财、物的主导性支配地位不再，能够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使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时愈发捉襟见肘。总的来说，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这些现实问题，导致其在引领社区治理时仍心有余而力不足。（二）社区自身的发展短板XX、XX等地的绝大多数社区能够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雄厚的经济基础、良善的治理传统得到社区善治。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无论经济基础或是治理基础均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这部分社区自身的发展短板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党建引领的实效。其一，社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地理、经济、资源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社区的发展和治理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如XXXX、XX金华等地的社区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较好的经济基础、丰富的资源条件，社区治理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在发展的基础之上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但一些稍偏远的涉农社区以及偏远的农村社区，由于前述各项资源都比较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得到长远的发展。这也就决定了社区的发展有强有弱，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成效也就有高有低。其二，社区社会资本不够充沛。在我国，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人情社会的关系和网络中。帕特南强调了在社会资本生产中社区组织的重要性，认为它们为居民提供了面对面的互动机会，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能够极大地促进社区治理。由XX金华的“红色网格”模式可以看出，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组织，在社区信任、参与网络以及社区规范等层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增量。但总的来说，部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尚不充分，他们的治理潜能尚未被完全激发，因此，社会资本的缺失和匮乏使得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依旧有限。（三）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多强调党组织的外部引领作用。城乡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社区自身由内而外的良善治理，党建引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但内生的、持续性的治理动力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成都市X社区一直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示范社区，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该社区油污净化设备的维修、党员认领的绿植维护、社区规约的遵守等一些较为细小但又无法忽略的工作，即使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很好的处理，但如无党组织的持续引领便很快又面临新的问题，久之，社区治理的效果便大打折扣。此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应该是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社区是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空间，相关主体只有承担起相应的治理责任，其对社区的归属感。河南许昌的“一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建设就是在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典型，但很多时候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似乎又仅因利益而连接，当社区治理中的某一环节有利可图时，诸多主体竞相参与其中，反之则较少关注，有的地方甚至陷入了“有利就共治，无利就共享”的僵局。显然，以利益为驱动的治理并不能持久，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后续乏力。五、路径选择：完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总的来说，XXXX等地的探索与实践，为当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基层党建创新形式。为了持续推进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深化和实践，今后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一)建强组织堡垒，完善基层党建的组织基础“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果说党组织是引领社区治理这列火车的车头，那么党组织领导班子就是这列火车的司乘，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能够进一步发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作用。第一，多方位地选派基层党组织干部，拓宽基层干部来源。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推进，返乡大学生、致富能手等越来越多，可以重点从这类人群中推选党组织书记及委员，也可考虑从中选拔社区党组织副书记或选聘社区专职党建指导员。一般而言，他们具有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特点,面对社区的新问题、新矛盾能够及时运用新的手段和方式灵活地加以解决。第二，要加大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力度，增强党员干部的创新意识，进而提升整个党组织的创新能力、战斗能力。毛泽东曾说：“情况是271可以充分利用好社区“微党校”“夜校”等平台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整体能力素质和水平，让他们在学习中树立新思维、提出新见解、找到新思路，以解决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20xx年7月，吉林长春专门成立了以社区工作者为主要培训对象的社区干部学院，其目的就在于培养社区干部的实践本领和实战能力，不断增强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引领力，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二）完善居民自治，巩固社区治理的自治基础社区职责模糊、行政色彩浓厚，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较低、动力不足，必然导致社区治理效能低下。因此，要完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必先完善居民自治，巩固社区治理的自治基础。第一，向基层赋权，明晰社区职能职责。将权力赋予基层组织让其实现自治而非帮助政府完成行政任务，同时在放权的过程。如XXXX“乡街吹哨，部门报到“模式中的执法下沉、权力下放、干部下派，面对社区治理难题时就达到了“一针穿千线”的效果，极大地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第二，转变认知，拓宽渠道，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我国的社区已经逐渐由“为民做主”转向“民自做主”，但部分群众的认知却仍旧停留在党政部门包办一切的时代，尚未意识到社区是群众自己的社区、社区治理与自己息息相关，因而将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雪藏。这样的认知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起了阻碍作用，因此，有必要转变这些认知，但同时也要为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搭建平台，拓宽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一般说来，群众的参与平台。临时性平台和周期性平台可以临时和周期性地开展，而结构化平台能够很好地将社区治理结构融入社区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常态化地发挥作用。江苏苏州的吴江区搭建“有事好商量”常态长效平台，推动“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制度化、常态化、特色化、接地气和全覆盖，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在群众身边、与群众亲近”的结构化协商平台。如上所述，才能够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良好的自治基础。(三)创新引领技术，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区块链、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在技术层面多了许多保障。但基层党组织对互联网、新媒体等先。因此，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中要善于把握和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创新党建引领工具和技术，开拓社区治理新境界。如上海市黄浦区打造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数据库，以“I党EA”设计思路，开发了查询(Inquiry)、分析(AnalyZatiOn)、会诊(党iagnoses)、应急(Emergency)四大功能。在汇集街道工作数据的基础上，凭借网格管理平台、人口信息库、市民服务热线等业务平台提供的数据，以手机APP、小区视频监控、GIS动态地图等动态数据为补充，突显“人、事、物”等社区治理元素，使党建在引领社区治理中的手段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精准性。福建XX的丰泽区开始探索“区块链+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云平台，该平台对社区治理中的各类问题进行集成化、协同化、闭环化处置，对问题的处理结果全息化、可视化，并以此为抓手，构建智慧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这些尝试和探索无疑丰富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途径与方式，能够进一步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助力打通社区治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附县纪委调研报告：开展消极怠政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与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整治“四风”的高潮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干部的“吃喝风”、“拖拉风”、“散漫风”、“享乐风”得到了有效遏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7%的群众认为不正之风有所收敛，78%的受访者认为，党员、干部的作风有明显改进或有所改进。但在当前反腐利剑的高压下，一些领导干部因滥用职权、触犯法纪被查处后，另一些人却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想法，逐渐滋生了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倾向。特别是一些乡(镇)、部门的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让党委政府决策事项的执行力和落实力大打折扣，使党的形象在群众心目中大打折扣，贻误了发展时机，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一、产生的背景为进一步加强全县干部作风建设，坚决同“为官不易”、“为官不为“、不作为现象作斗争。自20XX年初开始，XX县委、县人民政府紧紧围绕当前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要求，紧密结合XX主题教育,积极谋划，县委决定在全县深入开展开展清晒权力清单和治理消极怠政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着力整顿当前干部作风建设中存在的“为官不为、为政不廉、推诿扯皮、脱离群众”和“不想为、不敢为、不会为”等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12类消极怠政问题。在开展治理消极怠政问题的工作中，县委科学正确地把握政策，正确区分改革过程中工作失误、先行先试、探索失误与违纪违法、失职渎职之间的关系。既严肃处理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又正确对待一些干部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误，真正做到旗帜鲜明地保护改革者、支持干事者、鼓励创业者、宽容失误者、鞭策落后者、问责过错者，真正让干部心存敬畏，激励干部奋发进取、创先争优、勇于担当的意识。二、主要做法(一)规范权力运行，强化风险防控为确保工作扎实、有力开展，县委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县委副书记，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为副组长，各乡（镇）、县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指导、推动治理消极怠政工作深入开展。各乡（镇）、各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和“三定方案”，围绕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行政处罚等行政权力，对现有职责和权力事项进行认真清理；并根据权力的重要程度、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腐败现象发生的概率及危害程度等因素，划分风险等级，从岗位教育、动态监控、预警防范等方面制定防控措施，层层签订监管承诺，逐一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在县政府网站和各乡（镇）、各部门党务政务公开栏及各科室站所外墙上进行公开亮晒，到职到岗到人，全面接受群众监督。使权力清单成为联络服务与被服务主体之间的一张“明白纸”，实现“改革限权、依法确权、科学配权、阳光示权、全程控权”的目标，牢牢扎紧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确保权力在阳光下公平、公正、公开运行。（二）增强治理针对性，县委针对当前部分干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消极怠政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归类，把“决策失误、执行不力、监管缺位、推诿扯皮、庸懒无为、行为失范、效率低下、纪律松弛、脱离群众、顶风违纪、吃拿卡要、权钱交易”十二类现象纳入重点治理内容，在全市率先制定下发XX县治理消极怠政问题实施意见、XX县开展消极怠政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对开展治理消极怠政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制定具体要求。为确保专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有力开展和有效实施，县委把治理消极怠政工作纳入各乡（镇）党委、各部门党组（党委）年度工作目标考核重要内容，推动各级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到实处，使治理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都能对号入座，找到更加有说服力的处理意见，形成更加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县纪委监察局充分履行执纪监督职责，通过电视、网络、户外宣传栏、楼宇电视、公交站台等多种方式及时公布举报电话，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监督，鼓励群众积极参与，进一步推动了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整治效果各乡（镇）、各部门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把政务服务情况面向群众开展咨询、调查，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及时整改。创作消极怠政十二类行为漫画，在XX公路旁、XX门口建立大型廉政公益广告，在公交站台悬挂XX等廉政公益平面广告XX余幅，各乡镇、有关部门在交通要道及醒目处书写各类党风廉政宣传标语XX余幅。在县电视台、县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栏上公开点名道姓通报曝光XX人，达到了不给庸政懒政怠政者面子、警示干部职工不要失格失面子、广泛调动群众监督积极性的三重效果，形成了有力震慑。三、取得的成效（一）庸、懒、散、慢、浮、拖等消极怠政现象得到有效整治针对消极怠政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县委不回避、不护短，发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尤其对不作为、乱作为，明确属于十八大以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XX主题教育后仍然不收手、不收敛的，无论涉及到谁，从严处理，绝不姑息迁就，用铁腕的手段坚决整治消极怠政问题，在不断纠正和解决问题中促进全县干部队伍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风气。各乡（镇）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的要求，坚决把党的纪律严起来、立起来，把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坚决纠正只挂帅不出征、重抓业务不抓党风建设、只看发展指标不抓惩治腐败的倾向。通过开展自查自纠、明查暗访、受理群众信访举报等，一年来，效果显著。截至目前，全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发现消极怠政问题XX类XX个，已对涉及到的XX人进行处理，其中：约谈XX人，提醒谈话XX人，诫勉谈话XX人，通报批评XX人,免职X人，责令辞职XX人，辞退X人，待岗X人、党纪处分X人、政纪处分X人。为正风肃纪、提升效能注入了强大正能量，为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提供了强有力（二）制度建设取得新突破县委政府坚持把建立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建设贯穿于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全过程，对工作机制制度进行大胆探索和创新，逐步形成了一批管用、有效的好制度。出台XX县治理消极怠政问题暂行办法，进一步细化各种消极怠政问题的问责情形、方式及适用范围，并将问责的不同层次与情形同被问责人员个人的考核、考察、提拔、任用以及奖励等各项切身利益紧密挂钩，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县政府结合专项整治工作，推行“七天督办制”工作制，加快了全县各项工作的节奏，全面提升了机关效能；XX镇制定“三出三推动”、“三从三追究”和“三多三少”相配套的机制制度,推动了全镇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责任化；XX镇实施“654”工作法，创新民生监督方式，通过建立镇村干部社会关系台账，对民生项目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确保了民生项目“到沟到渠到坎”。截止目前，全县各乡（镇）、各部门发放征求意见表XX份，副科级以上干部自查消极怠政XX个方面的问题共XX余个，党员干部签订承诺整改书XX余份，走访群众XX人次，发现各类问题XX个，整改落实XX个。建立治理消极怠政问题制度措施XX个，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制度XX个。（三）政务服务水平取得新提升一是县、乡两级政府组成部门权力事项、服务事项全部向群众公开，XX个乡（镇）清理权力事项XX余项，县属部门清理权力事项XX项，其中行政许可XX项，非行政许可XX项，便民服务XX项；二是注重示范引领。重点打造县XX局、XX局等X个示范点，充分发挥示范点树先进、立典型、引领带动的作用，为全县治理消极怠政问题树立标杆；三是服务事项全部流程化。各乡镇、各部门服务窗口全部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度，服务事项办理时限全部压缩了50%以上。县XX局开展清晒权力清单工作后，精简和取消了部分项目，仅保留行政许可事项XX个、非行政许可事项XX个，简化事项办理流程，提升了办事效率，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了便利。（四）发展环境得到优化开展消极怠政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坚决用铁腕惩“懒”治“庸”，既落实了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要求，又提振了全县干部的精气神。党员干部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显提高，发展环境明显优化，廉政氛围明显加强，党风政风明显转变，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部分机关部门从过去的“等、靠、要”转变为“干、闯、拼”，推动了全县干部职工奋勇争先、砥砺拼搏的工作氛围加快形成，为全县XX奠定坚实的基础。四、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县在开展治理消极怠政问题上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了市委、市纪委的肯定，但与市委、市纪委的要求和群众的愿望还有差距，主要是表现在：一是部分乡（镇）、部门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意识不强,没有把治理消极怠政问题融入实际工作去思考谋划，实施一案双查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二是部分乡（镇）、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工作被动应付，存在畏难思想，怕捅娄子、怕失面子，对责任范围内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不愿指出、不愿批评。三是认识不到位，个别乡（镇）、部门（单位）对权力事项的清理不全面、编制的权力运行流程图不规范、排查的风险点不合理、制定的防控制度针对性不强、公开晒权的形式不规范等，造成全县清晒权力清单和治理消极怠政问题工作发展不平衡。五、下一步工作打算开展消极怠政问题专项整治已经形成了我县深化作风建设、优化发展环境的新载体、新抓手，需要坚持不懈常抓、长抓。一是落实“一岗双责，强化“两个责任落地生根。进一步传导压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各乡（镇）党委、各部门（单位）党组（党委）认真落实治理消极怠政主体责任，强化各乡（镇）纪委、各派出纪工委、有关部门纪检组的监督责任，确保清晒权力清单和清理消极怠政问题工作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二是以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为突破口，继续做好清晒权力清单、规范权力运行工作，逐步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为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证。三是强化纪检监察机关执纪监督问责职责。推行“点穴式”监督,由县纪委各派出纪工委（监察分局）对重点部门、关键岗位依据清晒权力清单排查出来的廉政高风险点进行重点监督，进一步强化监督的力度和实效。四是促进民生监督工作迈向新台阶。推行“1234”工作法，通过制作一册民生监督工作手册，设置一个民生监督举报箱和群众诉求直通箱,建立公示、村务公示、惠民政策公示三个平台和建立责任、项目、监督和查处四个数据库，实现“惠民政策落实不走样、群众利益有力保障、党群干群关系密切、基层矛盾有效化解”五个成效，确保国家各项民生措施真正惠及广大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