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21Q3国内宏观经济-24正式版.docx

NI=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ationalInstitutionforFinance&DevelopmentNIFD季报主编:李扬国内宏观经济张平杨耀武2021年11月NIFD季报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集体研究成果之一，旨在定期、系统、全面跟踪全球金融市场、国内宏观经济、中国资金流动、国家资产负债表、财政运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金融、金融机构等领域的动态，并对各领域的金融风险状况进行评估。OIFD季报由三个季度报告和一个年度报告构成。NIFD季度报告于各季度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发布，并在实验室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网站同时推出；NIFD年度报告于下一年度2月份发布。本报告负责人：张平本报告执笔人：杨耀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脸室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实 验中心研究员张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副主任NIFD季报】 全球金融市场 人民币汇率 国内宏观经济 中国宏观金融 地方区域财政 宏观杠杆率 中国财政运行 中国金融监管 房地产金融债券市场 股票市场银行业运行 保险业运行特殊资产行业运行经济转型、人口转变与“双循环”发展战略摘要虽然全球新增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时有起伏，但随着医疗系统全面启动、疫苗接种推进和部分国家自然免疫能力的提高，由经济重启和支持政策推动的全球经济总体复苏仍在持续进程中，但各国经济复苏所处阶段存在明显差异。发达国家由政策刺激和经济重启推动的强劲反弹已渐入尾声，复苏斜率明显趋缓，经济进一步复苏需要依赖就业的增长和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这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带动下，部分资源出口型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短期经济前景得到改善。一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复苏进程仍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随着发达国家复苏斜率趋缓，全球需求快速反弹的局面告一段落，后期可能进入缓慢扩张状态。但全球供应链中的障碍仍会持续一段时间，通胀上行有利于缓和全球供应链中存在的问题，但最终效果则有赖于供给的弹性，依靠货币政策收紧来抑制通胀的做法将可能有损经济的进一步复苏。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主动加快了经济转型步伐。一是更加注重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三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规范其发展，使之更好服务生产生活。但经济转型从来都不容易，我国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短暂的市场无序甚至混乱，也有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的阵痛，但转型成功后的红利相当丰厚。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仍未消退、时而有所反复。短期内，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因素“震荡叠加”可能会减弱经济增长。我们预计，2021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可能在3.2%左右，全年可实现7.9%左右的增长，近两年平均增速在5.1%左右，预计2022年全年经济增速约为5.0%。从更长期的视角看，中国经历了人口结构及总量的变化，这种变化未来可能还会加速，同时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也在发生改变，而且这些变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中国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早在2012年就达到了顶峰，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再次重塑，中国向“双循环”转换已是战略的必要选择。但中国经济对原有的“国际大循环”的道路依赖性强，若不能有效调整会形成战略性冲突和扭曲。未来中国“双循环”战略实施的关键变量和动力机制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国内市场结构改革，走激发“人才红利”、重振内需的发展道路，同时配合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探索建立基于大国模型的宏观管理体制。一、全球经济复苏状况1（一）全球总体复苏中的国别差异性1（二）全球供应链受阻问题可能还要持续数个季度2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震荡叠加”减弱经济增长3（一）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情况4（二）2021年四季度及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5三、中国人口、经济发展双重转变下的“双循环”发展趋势与逻辑6（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转变状况7（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价值循环转变8（三）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需求转变10（四）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生产要素扭曲变化11（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13（六）人口转变下的发展转型逻辑14四、实施“双循环”战略转换的动力机制15（一）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16（二）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与实现国家“社会投资”弓I领17（三）稳定汇率与构建大国宏观管理体制18一、全球经济复苏状况自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积暴发以来，疫情已在全球要延超过一年半时间，在变异毒株等因素影响下，全球新增感染病例时有起伏，但随着医疗系统全面启动、疫苗接种推进和部分国家自然免疫能力的提高，由经济重启和支持政策推动的全球经济总体复苏仍在持续进程中，但各国经济复苏所处阶段存在明显差异。（一）全球总体复苏中的国别差异性2021年二季度，发达国家GDP已小幅超过或接近疫情暴发之前的水平，经济复苏的斜率开始明显趋缓。部分资源出口型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短期经济前景得到改善。一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复苏进程仍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低收入国家甚至还有9成左右人口尚未接种疫苗，一旦疫情大面积暴发，可能很快使经济重新进入封锁状态；同时，这些国家未来可能面临更严格的融资条件和通胀快速上涨的压力，因此经济复苏进程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目前，美国财政刺激的影响正在消散，通胀升温使美联储和欧央行放缓了购债步伐。发达国家由政策刺激和经济重新开放推动的强劲反弹已渐入尾声，复苏的斜率明显趋缓，经济进一步复苏需要依赖就业的增长和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这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最新公布的美国2021年第三季度实际GDP环比折年率仅2.0%,增幅远不及二季度的6.7%o欧元区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虽仍在荣枯线以上，但自7月份以来一直处于持续下降过程中，10月份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较7月份分别下降4.3、5.1,降幅比较明显。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带动下，部分资源出口型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短期经济前景有所改观。巴西和俄罗斯，今年二季度经济总量较疫情暴发前的同期均增加了1.8%。10月份IMF最新世界经济展望将包含较多产油国的中东和中亚地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测均上调到4.1%,较4月份的预测值分别上调了0.1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IMF世界经济展望同时预测低收入国家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将分别为3.0%、5.3%,这一预测值较4月份分别下降了0.9个百分点、0.2个百分点。10疫情造成的最大冲击程度2()21年二季度近两年平均增速2019年二季度经济增速图1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恢复状况(二)全球供应链受阻问题可能还要持续数个季度随着发达国家复苏斜率放缓，全球需求快速反弹的局面告一段落，后期可能进入缓慢扩张的状态。但全球供应链中的障碍仍会持续一段时间，通胀上行有利于缓解全球供应链中存在的问题，但最终效果则有赖于供给的弹性，依靠货币政策收紧来抑制通胀的做法将可能有损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在发达国家复苏效率放缓的情况下，全球需求快速反弹的局面可能告一段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速今年4月以来一直处在下降过程中；包括中国和美欧日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速，已由二季度的每月平均增长44.3%,下降到7、8月份的平均每月23.1%；即使用两年平均增速，增速也由7.7%下降到7.1%。相对于需求快速反弹后的缓慢扩张，全球供应链中的障碍可能仍会持续一段时间。2021年9月，美国16岁以上就业人数相对于2019年同期下降了455万，接近总就业人口的3%,工业产能利用率较2019年同期仍有2%的缺口。2021年二季度，欧元区就业人数较2019年同期下降了155万，工业产能利用率也有接近2%的缺口。进入三季度，欧元区的制造业产值甚至出现了下降，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1年8月欧元区制造业产值较上月下降了1.6%,其中资本货物产出下降3.9%,耐用消费品产出下降3.4%,中间产品产出下降1.5%,欧元区非耐用消费品产出下降0.8%,只有能源产出略增0.5%。持续的供需缺口，推升了全球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IMF在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发达经济体今年的平均通胀率为2.8%,较4月份的预测提高了12个百分点。通胀的上行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供给的增加，从而缓和供需之间的矛盾，但仍需看供给弹性的大小，对于部分供给环节即使价格升高短期内也难以改善，因此全球供应链中的障碍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为对抗通胀，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今年已数次加息，韩国和挪威也在8月和9月进入加息的行列，加息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达央行对抗通胀的决心，从而起到扭转人们通胀预期的作用，但在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仍充满脆弱性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可能有损经济的进一步复苏。随着发达国家更加依靠就业市场的改善来推动经济进一步复苏，以及疫苗接种在全球的推进，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短期内仍会存在，但到2022下半年有望得以解决。后疫情时代，各国注重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调整可能将逐步展开，中国依靠短期内份额增加带来的出口增长终将褪去。在全球供应链调整、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中，迎接新挑战、抓住新机遇是未来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主要经济体进口累计同比一中国进口累计同比主要经济体出口累计同比一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图2主要经济体2019年1月至2021年7月进出口累计同比增速注：2021年的各月值为近两年平均增速，主要经济体中包含了中国。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震荡叠加”减弱经济增长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主动加快了经济转型的步伐。一是更加注重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加快改变以往靠“铺摊子”“上项目”的要素积累的传统发展模式。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疫情的暴发和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增多，凸显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性，同时实现绿色转型也是把握未来发展机遇和增加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三是疫情暴发加快了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数字化转型开始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规范其发展，使之更好服务生产生活。但经济转型从来都不容易，我国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短暂的市场无序甚至混乱，也有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的阵痛，但转型成功后的红利相当丰厚。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仍未消退、时而出现反复。短期内，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因素“震荡叠加”可能会减弱经济增长。（一）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情况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分季度看，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0%；第二季度同比增长7.9%,两年平均增长5.5%；第三季度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4.9%o各季度经济增速变化既包含疫情冲击的影响因素，也存在一些阶段性特征。从三大需求来看，消费增速受疫情冲击影响波动比较明显，同时消费增速中枢下降可能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有关。2021年一至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4.2%、4.6%和3.0%,低于2019年约8.0%的季度平均增速且波动加大。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可支配收人中位数之比为1.185,高于2020年同期1.159和2019年同期1.151的水平，预示着今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可能继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房地产投资走弱、基建投资效益考核压力和财政支出偏慢等因素的影响下增速放缓，唯有制造业投资增速受前期利润增加影响仍保持一定韧性。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3%,两年平均增长3.8%,两年平均增速较上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出口在前期全球经济复苏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疫情大幅反弹的情况下，保持较快增长，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21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1.9个百分点，两年平均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两年平均拉动GDP增长1.2个百分点。从生产端看，服务业复苏进程因疫情反复而出现波折，制造业增长因触及能耗双控等资源和环境约束的硬顶而增速放缓，这体现了经济转型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6.3%,两年平均增长6.4%,较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低于疫情前3年同期平均7.7%的水平。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6.4%,较上半年回落0.6个百分点，2021年9月，受“拉闸限电”影响，在境内疫情总体好转的情况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仍下降了近0.5个百分点。（二）2021年四季度及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因素“震荡叠加”短期内可能减弱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调低了2022的经济增速预测值，考虑到2021年三季度经济增长的低基数和制约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因素可能缓和，我国适当调高了2021年四季度经济环比增速预测值。（见表1）按照我们的推算，如果10月份的这轮疫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2021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可能在3.2%左右，全年可实现7.9%左右的增长，近两年平均增速在5.1%左右，预计2022年全年经济增速约为5.0%o表12015-2022年中国经济环比增速（）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一季度1.91.41.81.81.6-9.50.21.5*二季度1.82.01.71.61.210.71.21.2*三季度1.71.71.61.31.32.90.21.1*四季度1.71.61.71.61.63.21.6*1.2*注：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年四季度至2022年四季度环比增速为我们的预测值。一些国际组织也在最新的预测中调低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的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年10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8.0%和5.6%,比7月均下调了0.1个百分点。20.(X)GDP:不变价:当季同比当季同比预测值图3中国GDP季度增速情况及预测从更长期的视角看，中国经历了人口结构及总量的变化，这种变化未来可能还会加速，同时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也在发生改变，而且这些变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和经济顾问钱纳里(HollisB.Chenery)等人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得益于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而转变的路径和方式主要受到一国(或地区)初始经济结构、要素禀赋以及发展战略的影响。从要素禀赋来看，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针对当时的经济结构与要素禀赋条件，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构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在经历一段时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中国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早在2012年就达到了顶峰，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再次重塑，中国向“双循环”转换已经是战略的必要选择。三、中国人口、经济发展双重转变下的“双循环”发展趋势与逻辑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变包括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和人口转变。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农业与轻工业结构的调整时期；第二阶段1993年至2008年，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阶段；第三阶段2009年至2017年，金融危机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发展及外循环动力逐步减弱的阶段；第四阶段2018至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量的积累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中国经济全面转向了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新阶段。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阶段和有可能开启的“人才红利”阶段。人口转变要求中国的发展方式与战略必须与之相适应，从初级劳动占比高、劳动报酬占比低的国际大循环转向以提升人力资本和创新水平的“人才红利”阶段，增长与循环模式需要进行重大的调整。（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转变状况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0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6.7%,2000年达到70.2%,2010年顶峰时上升到74.5%,而后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68.6%,而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了13.5%,老龄化加快（见图4）,中国的“人口红利”阶段行将结束，需要进入到“人才红利”阶段。图4中国人口结构转变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在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明显的时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等制度变革融入国际大循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成功实现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步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正准备跨越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要素禀赋变化，中国增长方式也随之调整。增长必须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的经济循环方式需从消耗劳动力为主的国际大循环转向以重振内需、提高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的国内循环，同时利用中国的“人才红利”和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国际大循环的质量。（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价值循环转变中国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阶段转变带来了经济价值循环的改变，大致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推动了中国贸易盈余占GDP之比不断上升，2007年一度达到8.7%,而后逐步开始下降，2019年已降至1.1%,通过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增长已渐行渐远。二是吸收外资在资本形成中的占比己降低。外商直接投资（FDI）净额占GDP之比在19932007年基本处在4%-5%的高水平，2007年开始逐步下降，直接投资净额已降至1%以下，趋向资本输出与外商投资的平衡。三是海外收入净额始终为负。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l）及私人外汇流出，在海外形成了大量资产，但海外收入净额为负，相对于日本海外收入占GDP的34%水平，以及德国和美国12%的水平，我国的投资效率不高，获得海外要素投资的正回报难以汇回国内形成正收益。四是金融投资净额主要是由央行主导将累积的外汇资产以金融投资的方式购买美国、欧洲、日本等储备货币国债券。2015年8月11日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中国一时对外金融投资流出很快，而后随着债券通等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证券投资组合流入加大，金融投资净额始终为负。图5中国国际收支变化趋势资料来源：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国际收支平衡表，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陆江源博士计算。对外投资 T-实际利用外资当前，中国已经从净利用外资的国家转向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平衡的国家（见图6）,而且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资本输出国，即不论是对外投资流量和海外资产存量都是全球第二的国家。中国对外投资经历了从起步到超过外商直接投资再到基本平衡。中国加入WTo后的2002年对外投资仅27亿美元，同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527.4亿美元，体现了国际资本与国内劳动要素的结合。2005年人民币升值后，对外投资上升到百亿美元，2014年对外投资超过了对外直接投资，2015年811汇率改革，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967亿美元，高于了FDl的1200亿美元。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到2019年对外投资回落。中国从一个净资本流入国到目前是资本进出平衡，如果按民间资本流动的广义口径，中国已经是资本净流出国。中国的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同步，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已转为东盟，东盟不是中国的最终出口地，东盟实际上承担了中国产业转移和贸易转口的双重职能。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消失后的规律使然。图6走向平衡的中国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资料来源：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编，中国商务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2020年全球经济受疫情冲击供给不足，中国有力地把握了防控疫情和供应链完整的优势推动了贸易盈余提升，但全球疫情稳定后可能将进入供应链再调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贸易盈余，但不会是大的带动因素。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外投资并没有带来大量的海外收入，没有获得对外投资的国际交换利益，这是需要改进的。从商品和资金循环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正在逐步让位于“双循环”。但中国经济对原有的“国际大循环”的道路依赖性强，若不能有效调整会形成战略性冲突和扭曲。（三）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需求转变1994年，人民币通过汇率并轨贬值，加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只需按“生存成本”发放工资，中国通过巨大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提高了国际竞争力，从此加快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但国内劳动者报酬占比降低限制了国内购买力，主导了中国人勒紧裤腰带拼命出口的内外需特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GDP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学者们曾给予了高度关注。劳动收入份额占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较长时间内出现下降，主要是中国推动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劳动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的转移以及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城市部门只需要以稍高于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就可以吸引到足够的农村劳动力，此时城市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幅高于农业部门，造成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其数量逐步减少，劳动份额逐步上升。2008年，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国内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资本支出大幅上升，2008-2011年劳动报酬占比到达谷底。2011年后，随着服务业发展和劳动力人口增长的转变，中国劳动报酬份额逐步上升，从而带动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增加和消费比重上升。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劳动报酬占比趋于稳定，企业更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就需要进一步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去看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情况。劳动供给负增长、劳动收入难以进一步提升，这对我国进一步形成超大规模市场是一个很大挑战。70*f产蜿耕FA科色S/种耕R/耕下耕耕-U-最终消费率劳动报酬占比图7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与最终消费占比的变动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其中劳动份额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计算。(四)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生产要素扭曲变化当前中国面临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大任务，中国的要素扭曲从主要以劳动-资本要素扭曲，即压低劳动要素报酬，转向了劳动-资本各自要素在不同产业中配置的扭曲。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可以得到中国各行业资本、劳动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通过反事实估计，消除要素价格扭曲，可获得44%的产出增长。从56个行业的情况看：第一，劳动扭曲下降，资本扭曲上升。劳动扭曲的产出损失从加入WTo后的2002年峰值22.0%,一直减少到了2014年的10.7%o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资本扭曲损失从2(X)0年的22.8%一直上升到了2014年的33.5%,劳动和资本要素的分配不合理当前更多来自资本的扭曲，即大量资金集中堆积到金融与房地产。第二，制造业扭曲小，服务业扭曲大。制造业效率不断提高，扭曲不断减少；而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扭曲损失较大。第三，资本扭曲，特别是金融和房地产行业成为了2008年反危机的重要工具，服务业的发展主要靠金融和房地产推动。中国的金融业、房地产、批发贸易扭曲消除分别可以带来9.7%、4.6%、4.5%的产出增加。第四，劳动扭曲来自管制，中国同等受教育者的收入方差比美国和法国大的多，工作安排与技能相关度低。高技能组中中国的收入方差比美国、法国平均方差高15.7倍，中技能组方差相差18倍，低技能组相差16倍，中国同等技能组内很不平等，教育回报作用不明显，特别是城乡户籍、服务业的行业管制等都造成了“好”工作岗位与技能不匹配。基于全球价值链(GVC)计算的19952005年中、美通讯行业的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主要依靠资本，即引进设备，依然是“干中学”的技术进步，而高技能人力份额提高缓慢；美国该行业驱动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劳动报酬份额上升快，而非资本投入。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很多论文讨论了劳动技能升级路径和传统产业发展范式中过度利用低端劳动力的不同发展范式。中国当前依赖资本，而不是升级劳动技能和提高劳动报酬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微观的扭曲表现在近年来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反映出中国资本扭曲导致效率下降的基本特征。我们依据世界银行的佩恩表(PWT)9.1版本的国别经济增长数据库提取资本产出比，可以看出中国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己经达到5.7的高度，比发达经济体都要高得多，美国则长期处于稳定状态(见图8)。资本产出比不断提高说明了在当前技术进步贡献不足、劳动力增长下降的条件下，只能靠负债提高杠杆率的方式推动资本形成，而资本产出效率不断下降，这种依靠资本累积维持增长的模式是难以持续的，而且会加剧资本配置的扭曲。图8中美资本产出比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的佩恩表(PennWorkiTabIe,PWT)中的资本存量与产出的国别数据。从要素结构看，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要素配置扭曲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资本要素扭曲背后的产业更集中在金融、房地产；而劳动扭曲很多都在受管制的科教文卫体等服务业上。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均受阻于要素扭曲。随着收入和城市化率的提高，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是必然趋势，服务业也是制造业升级的根本所在。制造业与服务业是不可分的，服务业是制造业效率、价值和创新的根本。从企业微笑曲线看，制造企业高附加价值的环节在于技术研发、外观和品牌设计、管理、分销、数字化等，外部有供应链管理与物流、金融服务等形成一整套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创新价值和竞争能力的服务。要想保持竞争力、技术创新和获得高附加值，必须依靠人力资本密集的方式通过整体产业升级来实现。在消费服务业的效率提升方面中国受公共服务行政管制，科教文卫体发展不足。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依然缓慢，TFP贡献仍没有明显上升，边际资本产出持续下降，说明中国产业升级不足，来自服务业的竞争不够，特别是金融与房地产业的资本扭曲，提高了整体产业的成本，阻碍企业的创新能力。人力资本高的人则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其教育得不到市场回报激励，创新受阻。人力资本提升与效率提升相关度下降，阻碍了技术创新。中国国内循环应不断提高消费支出中的“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支出比重，并通过'人力资本”提高来实现创新，获得效率补偿。中国转向“人才红利”，自主创新是根本，需要把持续提高人力资本，并通过市场机制与创新更紧密结合，才能促进产业提升效率。（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中国自1993年开始建立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资源管理体制，与国际大循环相匹配。19781992年中国完成了国内工业的调整，贸易盈余很少且不稳定。1988年，中国提出“国际大循环”的构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参与国际循环导致常年逆差大、顺差小。1993年曾出现7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通货膨胀高企。随后中央着手进行宏观体制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转型和稳定物价。1994年，新的宏观管理体制开始逐步形成，这包括人民币汇率并轨、分税制改革等。1995年，贸易盈余开始稳定向上，地方进行工业化的激励加大，中央也得到分成；而后推出商业银行法，央行货币供给转为基于外汇占款的货币供给方式；产业和贸易政策上积极推动招商引资；从而形成了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管理体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启了大规模城市化和服务业大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循环体系逐步从单一的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形成了“挛生”的宏观体制。随着汇率市场化定价的成功，中国已经为国际大循环转向双循环的宏观体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与此相匹配的国家信用及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供给等宏观体制并没有构建起来。出口导向的产业、贸易等激励机制依然主导了政策方向。增长的路径依赖被体制锁定，出现了内外循环的体制性冲突，加快国内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突破的关键。实现从低劳动收入与高资本回报的国际循环模式到以人力资本提升创造效率的国内循环为主的模式转换，需要推动中国国内市场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管理体制转型，完成基于大国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构建，打破国际大循环导向的体制锁定，激励高质量发展的“双循环”战略实施。（六）人口转变下的发展转型逻辑从经济发展的内生逻辑看，当一国经济从摆脱贫困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向着发达经济体过度，会面临人口转型。这是因为随着收入提高，人口出生率会下降、预期寿命上升，人口出现老龄化，人口转变可以说是由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内生决定。人口转变带来了各国发展路径的转换。发达经济体多是从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经济转向以内需和创新为主的大国经济体。广场协议后日元持续升值，财富效应明显，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买家，从出口导向转回到国内循环为主的发展但代价惨重，其国内资产泡沫化导致日本增长停滞。日本在此期间完成了“富裕”国家的社会福利转型和向创新国家的转变。日本科学家连续多年获得诺贝尔奖说明了内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企业和产业上保持了国际竞争力和贸易盈余。日元升值推动了日本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海外净收入给日本带来每年约5%的收益。欧洲，特别是德国通过推动“劳工保护”、最低工资制、大力促进教育等来完成国家转型，成功地推动了欧洲一体化,创造更大规模的欧盟内部市场空间。德国依靠“社会投资”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利用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保持了创新、产业竞争力和当今世界第一大贸易盈余。从出口导向战略转向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战略，关键是要提高劳工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力资本增长相匹配的是劳动报酬的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与创新相匹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形成国内价值的良性循环。劳动报酬提高促消费，消费促进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提高促进创新，创新提升劳动效率再促进劳动报酬的同步提高，形成了国内循环与创新效率提高的互动循环，保证一国的战略转换。在国内社会福利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和贸易顺差，并通过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获得国际净收益的国家价值循环，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于从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供给开始负增长，继续压低劳动报酬维系国际大循环不可持续，因此提升广义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已经是必然的选择。同时还要努力消除资本配置扭曲，特别是降低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的扭曲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中国通过汇率并轨贬值的方式推动了由内向外的转换，但再采取人民币大幅升值来切换显然是不妥和高风险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定价机制逐步完善，降低人民币波动，在此基础上推动国家福利化转型是必然选择。中国转型可选择的道路是通过人力资本提升，以“人才红利”作为转型的根本。依据生产函数核算可以发现，中国劳动（就业）数量负增长下的增长转型，必须走“人才红利”这一道路，提振国内需求，提高对广义人力资本的社会投资与人力资本回报，促进创新效率。四、实施“双循环”战略转换的动力机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通过确立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道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仅实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更提升了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和福利水平。城市化在1997年后开始加速发展，城市化率2020年达到64%,人均GDP则在2019年超过1万美元，中国正处在从中高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随着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中国需要实现由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转变。中国从国际大循环战略转向双循环战略适应了中国人口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但这一转变有很多“路径依赖”的羁绊，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挑战。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经济体大多经历了从出口导向转向国内为主的战略转变。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它们有以下基本经验和教训：一是国际化经验。发达经济体一般都从国际贸易竞争逐步转向国际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同时大幅度延伸其服务体系，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目前，德国、日本的海外净要素收入为正，对本国福利是一个重要的收益补充。产业转移避免了国内要素的过度累积，通过资本输出与后发国家劳动力相结合，获得额外的资本回报并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保持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国内进行市场结构性改革，提升国内需求。德国是以“社会投资”（SlP）为基准的社会福利转型，在原有的福利国家体系下基于对教育的全方位投资带动国内人力资本提升和向知识密集型转型。日本也做了相应地福利制度改革，提升国内需求。三是日本汇率升值强行内外切换，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停滞。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导致其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引发长期经济停滞。德国则通过欧元区的建立，降低汇率升值的压力，维持汇率稳定并实现顺差持续提升。同时，德国还保持了财政盈余，成为了内外发展的典范。依靠欧盟一体化，德国不仅推动了自身的内外平衡，也负担了欧盟发展的经济与社会责任。汇率调整是重要的调节内外需求的手段，但其副作用大，依靠汇率升值来提升内需不是好的策略，反而会刺激国内资产价格泡沫。汇率在市场决定基础上保持稳定是较好的选择。未来中国“双循环”战略实施的关键变量和动力机制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国内市场结构改革，走激发“人才红利”、重振内需的发展道路，同时配合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探索建立基于大国模型的宏观管理体制。（一）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从鼓励“走出去”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看出中国在尝试“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以更多实物资本输出为后发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再开拓产业-贸易转移，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产业转移道路，这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模式存在一些差异。在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下，中国逐步推进在海外的工业产业园发展，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出口地，可见中国产业转移的积极特征，形成了中国产业周期的海外的延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坚定不移通过投资、产业、贸易和治理参与链接国际价值循环，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参照国际经验，企业发展与国家资本配套资金是加快循环的关键所在。当前，中国的海外资本上升较快，但仍没有实现海外净收益，说明在国际化拓展效率方面仍有很大改进空间，特别是服务业体系的国际化延伸是跨国发展的重要方面。在此情况下，中国应积极鼓励互联网企业在全球扩展，并带动中国企业国际化形成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这不同于原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分工的全球价值链发展路径，是中国可能的发展特色，需要更多地产业政策支持。（二）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与实现国家“社会投资”引领在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提高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提高，一方面要靠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提高教育年限，同时要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否则公共支出提高了教育年限，未必能形成“人才红利”。从微观激励来看，一个人的教育回报率不提高，而且求职时受到各类准入歧视，其必然要降低受教育时间，放弃终身教育；另一方面要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生态体系，一个国家的创新需要完整的创新生态，包括各方利益相关者构造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而不是完全由企业来承担。中国的产业结构分为市场竞争充分与管制的二元化特征。中国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主要以初级劳动力为主，形成了相对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但存在着“低端锁定”的就业形态，包括科教文卫体在内的高端现代服务业以管制为主。服务业人力资本密集主要体现在ICT等行业，但这些行业就业容量有限且并非完全由市场主导。涉及到广义人力资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