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在吗》：以爱的名义对过往的剖析和总结.docx

小说评介心理医生在吗：以爱的名义对过往的剖析和总结文/王栩（作品：心理医生在吗，严歌苓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她的时代把她造出来，就是让她去爱他的”。浪漫是题记的屏障，透过它，可以感知到，她爱他有着时代的特征。这一特征在时代的层面同崇拜英雄的风尚有着莫大的关联。风尚中继而演化成对征服者的迷恋，因为其间所蕴含的力量，象征了权力和统治。它足以吸引爱的依顺，一种不甚平等的潜隐似的向往。小说里的“我”对贺一骑的爱正是时代特征明显的产物，严格说来，那不叫爱，那是对势力（力量）自觉的亲近。就像迷恋征服者似的，在向往中背叛了自身的立场，也就给这段爱的过往添上了悲壮的色彩。随着“我”的成长，悲壮逐渐退化为一种感觉。“我”无法对贺一骑流露出爱的形色，这正是“我”的冷静，它让“我”在冷静中一步步梳理出了生发自时代的爱的真相。冷静是“我”自小在孤独中建立的凭依。作者给“我”设置了一个六岁就直面孤独的开场，这个开场以“我”六岁时对自己第一次去幼儿园被同龄者任意评点的记忆勾绘了一个小女孩孤独的童年。小女孩从此变得敏感而内向，但心中有着汪洋恣肆般的情感体验。没人能窥见她内心的波澜，因为她每时每刻都异常地冷静。这样的冷静在小女孩外在的孤独下成了大人们眼里的老气。老气的女孩在贺一骑初次上门就令后者手足无措，场面显得局促。可以想见，拥有权力的贺一骑到一个身陷政治风浪的作家家里去，甫一进门就遇见了何等的尴尬处境。这个处境是“我”给他造成的。贺一骑想在孩子面前按照成年人规定的俗套动作演绎一番随和与关爱，却被“我”的老气浇灭了这个陌生的叔叔略显笨拙的热情。然而，贺一骑的力量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有这么一种可能，老八路贺一骑不适合演绎充满热情的角色，他就是他自己，是权力让他显得有力量，而热情不过是为力量服务的附庸。所以，当贺一骑的热情被六岁小女孩的老气浇灭了的同时，真正让“我”对其产生迷恋的是他那附着在权力之上的力量。这力量代表了强势的主导，不自觉的将某种魅力烙在了“我”的心头。直到在“我”中年时对过往的剖析下，才总结出力量的强势有着同时代合拍的韵律。韵律感极强的节奏在“我”父亲的忍受中奏响着一曲高亢的悲音。悲音是“我”以旁观者的眼光对父亲的总结。贺一骑提供材料,“我”父亲为他代写小说。他们如同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在父亲对贺一骑的故事真心喜爱的艺术良知面前，实则清澈无比。父亲被他的喜爱所奴役，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是父亲忍受的本质。权力在父亲的忍受下无限放大，其发散出来的力量伴同小女孩的成长促进了“我”由憎恨向爱恋的转化。“我”爱上了贺一骑，爱上了能让“我”产生迷恋的力量。作者隐隐然将“我”的爱视作一个麻烦，它源自“我”父亲的禀赋。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我”母亲满足于它们，满足于“我”父亲的禀赋对平庸和安分的打破。由此可知，“我”也有一股勇气，一股要强的天性。从六岁、八岁、十一岁，到瓜田那会儿的十八岁，“我”都在努力的同贺一骑交集着，只为把“我”的爱传递给他。终究陷入徒劳。一段过往，一场徒劳，直到四十五岁的“我”和舒茨教授的约会引来满城风雨，“我”才逐渐明白，过往只是神话，“我”在神话中活下了曾经，却在神话外迈不开自我。这另一条故事线，舒茨以手上有一个讲师名额胁迫“我”与其同居，并且订立了同居时“我”应该对他履行的义务。包括每周一次的看电影，两到三次的做爱权力再一次向“我”展现了无穷的力量。力量展现的不失优雅，如同那个被叫做贺叔叔的男人在六岁小女孩面前出自于形象上的慈爱。小女孩眼里却深藏着对力量的迷恋、憎恨和爱，以及四十五岁时感受到的不适。“我”的旁观下，父亲和贺一骑的不适早已种下。他们的友情根本，不在于好和亲密，而是“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这种生物间的依存关系，围绕着价值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而设定。“我”父亲以自己在这种关系中处于不对等兼具不平等的地位进一步扩大了个人悲音的延续。落实了政策的父亲又代写起了贺一骑的另一部小说，这次的“待遇”，不过是在小说出版后可以同贺一骑并列署上自己的名字。父亲的路（或者叫做遭遇）延续到“我”的身上，也不过是被舒茨性骚扰了之后用一个讲师作饵逼“我”就范罢了。一个神话的破碎，作者把它写得很美，用心理剖析的形式一点点揭开太多的不适。不适的中心是受到万众注目的英雄，英雄的神话在无数女孩的崇拜中被人为的制造。直到女孩们成长为女人，英雄梦碎的一刻，所有的不适才会化作内心的倾诉，以爱的名义变形为对美丽之错误的总结。小说里，“我”的总结在独白式的意识流动里让心绪获得了彻底的放松。作者设计出一个从未露面的心理医生来虚应“我”的述说，这个无形的人物，给“我”以充分的理解和信任，致“我”以真切的关心和慰藉。让“我”的故事流动的完整，对过往的回顾直面的无惧。无惧才能使“我”真正的敞开心扉，发出“我要做个正常的人”的决定。这个决定的背后是“我”对自己的重新认识。“我”真正要摆脱的是“我”父亲，是他的“易感，良知、奴性”。易感让“我”产生对英雄的幻想，继而成为“我”对力量的迷恋。良知让“我”在迷恋中软弱，才有了奴性主导下的依从。从贺一骑到舒茨，一个近乎无限的重复，重复一次次迷恋神话的过程，这个过程里，“我”一次次被力量困缚、约束。明白了主宰、恩典，给予或收回是构建神话的基本，这促使“我”没有给舒茨留下任何永诀性的字条就离开了他，离开了一个小女孩六岁时就为自己亲手打造的关于英雄崇拜的幻象。时下，力量不再具有完全的震慑，因为在我们这代人眼里世上再也没有什么大事了。做一个正常的人，“我”的自我要求，同时，也是小说以此结尾的真情告白。2022.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