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论文5篇汇编.docx

汉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论文5篇汇编简述汉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汉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没有汉字就不会有绚烂绚烂的中国古代文明。能够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就这个意义上讲，令国人骄傲的四大文明都是汉字这个大发明的衍生物。汉字是时代的目睹，它超越时空记录着广博精湛的中华文化，传承了可贵的中华文明。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来的历史和真切，知道了民族的历史进度和绚烂绚烂的文明。汉字不不过一个载体，也不单是一种工具，在笔划的组合中，目睹了社会的变迁和文化思想的演变，汉字中间储藏着无尽的宝藏，包含着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汉字是铸就中华文化大厦的基石，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密不行分的。一、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汉字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中华民族为了交流思想、传达和保存信息，在漫长的时间里不停创建出来的书写汉语的符号系统。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都要遇到其余文化要素的影响和限制。这类限制就是隐含在汉字系统中，反应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点、生计方式、思想特点、民俗习惯等。同时，汉字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别部分，它不单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且仍是承载和流传文化的工具，负载了大批的文化信息。“文化”的含义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泛指各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即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建的精神和物质财产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精神文化而言，主要包含科学、教育、政治、文学艺术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系统，是文化的一部分。古老的汉字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世界上其余几种古文字早已消逝，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到现在犹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汉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是传承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其在中华文明的持续过程中所起到的纽带作用功不行没。二、中国传统文化推进了汉字的产生和发展第一，社会需要促使了汉字的产生和发展。原始社会时，先民群居生活，相互之间需要相互交流、交流，从而产生了语言。但在实际交往中，语言却不可以完整知足人们交流的需要。这是因为其没法战胜“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为战胜这一阻碍，就需要有交流的两方都认同的文字符号进行辅助，最早的汉字一象形文字就产生了。？此时的象形文字不过人们交流的辅助工具，其实不行系统。当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代出现后，因为国家的组织是弘大的，需要用文字来记事、管理，这就需要系统文字的产生。考古证明，殷商期间出土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成系统的文字。秦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因为战国期间，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相互交流很不方便，出于便于管理和交流的需要，秦始皇公布全国一致使用小篆的命令，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汉字规范化运动，对民族团结、国家一致同到了重要的踊跃作用。但因为小簧笔划屈曲圆转，众多，不便书写，出于简易快捷的需要，人们将小篆的曲笔拉直，改圆转为折笔，从而产生了隶书。？其次，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正如上文所说，汉字是为了知足人们相互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记录、表达必定的事物，第一世界上要有这件事物，这就与社会生产力有关。最开始的汉字是人们生活中常有的、简单的、简单描述的事物，如：日、月、山、川、水、火、土、木等，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己就有的。尔后代依靠着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产生了很多新的事物，而表达这些新事物的文字也随之产生了。如：砍伐的“斧”，装东西的、“盆”、“盂”，捕猎用的“网”等。文化和文字相互促使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决定汉字发生和发展的要素。文字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记。文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文化、民族文化产生了亲密的联系。三、从形声字形旁、字声看中国传统文化形旁即意符，意符是形声字中指明意义类其余符号，如“格”字左侧的“木”，“铜”字左侧的“金”之类，形符保存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从形声字的形符看古代的物质文化。如“纸”，用“丝”旁，就揭露了我国古代用丝麻纤维造纸。此中表示颜色的词也以“丝”为形旁，如“红、绿、紫”等，说明古代中国丝织业、染织业十散发达的历史事实。在制度文化方面，如以“车”为形符的字，揭露了古代的社会制度。以“车”为形符的字如“辆”“轨”等字，一方面用来说明君子出门不步行的制度，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古代残忍的刑罚制度。形声字的声旁就是音符，是用来表音的。比如“华”的声旁“化”“材”的声旁“才”。但也有少量形声字的音符兼表表示义，如“珥”形旁为“王"声符"耳”与珥在乎义上有联系，揭露了当时社会“玉作耳环的文化，因为只有王族有玉可带。形声字在平时用字中比率相当大，它蕴涵着古代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汉字发源于太占的图画，世界上其余一些古老的民族文字也有相像的过程。如:苏美尔的楔形字、古埃及的圣书字。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其余一些民族的文字都已失传，甚至火绝。这些民族的后辈都接踵使用了拼音文字，惟有中国的汉字沿用到现在,正因为这样因此我们拥有拥有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时要从汉字抓起中华文明的积厚流光，广博精湛，而记录这些遥远而美好内容的载体也正是汉字。简述汉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二）【提要】汉字是汉语的记录符号，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汉字之一，距今已经发展了6000多年。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不仅可以用于沟通交流，还可以承载优秀的中华文明，有着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汉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深入探究汉字的特点，明确其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为汉字和文化的传承提供更多依据。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和分析。【关键词】汉字文化传承公元前100O多年，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甲骨文，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的形式在不断地转变，从最开始的象形性图画逐渐转变到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多种形式。汉字不仅具有传递信息、沟通交流的作用，还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承。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采用汉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后世可以通过阅读汉字了解这些文化。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国文化，我们不仅要对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还要了解各个朝代、阶段的汉字特点。只有掌握汉字的内涵，才能更深入了解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要积极进行汉字和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一、汉字的特点和表象意义汉字主要用来记录汉语，是一种书写符号，在汉人沟通的过程中，汉字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工具，其具有独特的属性和作用。汉字主要有六个部分构成，也就是古代所说的“六书”，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六点，由此可见，汉字既可以作为符号使用，也可以展现深刻的内涵意义。汉字和汉语之间相互适应，汉字采用的是单音节的发音方式，与汉语的发音方式保持一致。一个汉字就只有一个音节，一个语素也只有一个音节，所以二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采用汉字对汉语语素进行记录，比较便利和贴合。汉语没有具体的形态变化，语法意义、关系都可以利用词序、虚词的变化来转变，与印欧语言有很大的不同，不需要音素来体现形态的变化。由于汉语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其与汉字有很高的契合度。用汉字记录汉语，可以对同音词进行有效区分。汉语中很多词发音相同，但意思并不相同，在语言表述中可能会出现混淆，但使用汉字就可以准确清晰地区分。例如，“树木”和“数目”的发音相同，但表述的含义完全不同，前者代表的是植物，后者代表的是数量多少。如果仅仅靠单独的词语发音，很难确定对方表述的是哪一个"shumu”，但书写成汉字之后就可以清晰准确地区分开。现代汉语中存在很多方言，包括东北话、四川话、上海话等，它们在语言发音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方言的语法和词汇系统是一致的，标的方式也相同，人们通过汉字记录的方式，可以进行流畅的书面沟通,可以避免地方之间的沟通困难。汉字统一展现了形、音、义，其记录的内容为语素，语素具有音义统一的特点，各个语素不仅有具体的声音，还有明确的含义，同时配合汉字的形体，可以实现形、音、义上的统一。汉字的超时空性很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现代汉字和古代汉字几乎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在方言沟通中，汉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汉字的数量较多，结构也十分复杂，没有完整、具体的表音系统。汉字系统的字数、数量多如繁星，与仅有26个的英文字母相比，汉字要更加复杂。古往今来，汉字的总数已经超过8万。资料显示，经常在现代汉语中使用的汉字约有1万个，国家统一编写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共收录了7千个汉字，而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收录汉字有3500个。由此可见，汉字的数量众多，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使用成百上千的汉字。如果对汉字进行二元区分，分别是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文字区分，这有很大的差别。在“六书”中展现的六种造字方式，彼此之间具有关联性和互补互助的作用，既具有独立特征，又是统一的系统，不能孤立分裂，也不能并列。二、汉字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在古老的传说中，仓颉是造字的先祖，但汉字起源的说法有很多，其中结绳说、八卦说、仓颉造字说等说法比较具有影响力。所谓结绳说，就是在汉字出现前，人们采用结绳记事的方式进行记忆和记录。在周易系辞下中有这样的形容：“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其他许多历史典籍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和说明，所以在东汉之后，很多人会将汉字的起源附会在结绳说之上。八卦说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包括星象、摩象、数说等等。在周易系辞中说道：“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八卦是庖牺氏在摹象自然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获取而来，而汉字的起源则是依类象形，二者具有相似之处。在尚书之中也有相关的说法，证明了八卦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仓颉造字是人们最常说的一种汉字产生方式。在黄帝时期，仓颉担任史官，为了方便外交事务的开展，仓颉创造了可以供各个联盟交际共享的符号，也就是最早的汉字。仓颉负责搜集文字并且进行文字的整理共享。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仓颉造字”的说法,吕氏春秋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其中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发展到秦汉时代后，这种说法更加盛行。现代也有很多学者对仓颉造字进行研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一个人无法创造出完全的、系统的文字工具，需要不断整合与发展，而仓颉极有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颁布者。具体是否有仓颉造字，并没有准确的认证。此外还包括刻契说、刻划说等等。从汉字起源众说纷纭的角度来看，人们对汉字的研究比较感兴趣。三、汉字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一）汉字结构和先民生活汉字结构和古代人民的生活、意识形态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以丧葬习俗为例，通过汉字可以明显地看出古代习俗与地域有直接关系，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孔子比较反对野蛮的殉葬制度，他提倡厚葬，将棺椁作为下葬的主要道具，依照封建礼制实施葬礼，坚持事死如事生的原则，采用了十分繁缗的丧葬礼节。孟子在过世之后，由弟子守孝三年，按照相关的制度，父母、长子、妻子去世都应该守制三年。“吊”字小篆由一个人和一张弓组成，代表着人带着弓守护亲人尸体。孝子利用弓箭将野兽驱赶走，避免野兽侵害亲人的遗体。但这并不是最完善的办法，亲人还会受到风吹雨淋，所以进一步改进为土葬，也就有了“坟”“墓”这两个字，这两个字都将土作为重要构建，由此可以看出，丧葬和土有一定的关系。从礼节可以看出封建文化重视伦理纲常，但这并不是从远古时期就流传的丧葬礼仪，远古时期的丧葬则更加简略。汉字则蕴含了这些文化习惯，可以通过汉字了解这些文化习惯的传承，这是汉字具有的特殊意义。（二）字形演变和事物发展文字展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程度,通过抽象概括的方式，将对世界的认识概括为文字，其具有稳固的符号特点。例如，“桥”字由木头构成，通过文字的外形可以分析出桥的构成特点。虽然现代采用钢筋水泥、石头等材料，但无论怎么变化，桥是具有沟通作用的建筑，其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文字也不会发生变化。通过文字，不仅可以了解先民的生活，也能了解事物的发展情况。例如，“袜”字，最开始写作“辕”。因为“韦”和“革”都是兽皮，所以也可以写作“鞭”。后来因为采用布帛制作袜子，所以文字逐渐简化为“袜”。从这个字的演变可以看出，文字的变化可以展现事物的发展过程，可以通过学习汉字了解历史文化。（三）新字产生和旧字消亡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有新的文字出现，旧的文字也会随之消亡。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化元素出现了某种变化，所以汉字也随之改变。古代交通并不发达，马是最主要的代步工具，因为马的毛色、性别存在差异，所以不同的马有不同的称呼，用字也存在差异，例如，黑白杂毛的马被称为“儒”，劣马被称为酷”，年少健壮的马被称作“鼎）”，等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代步工具发生变化，马逐渐被取代，所以这类专用字逐渐不再使用和流通，成为“死”字。不仅如此，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汉字中也增加了很多新字,包括“咖啡”“喳咻”“啤”等，这些文字都以“口”字为偏旁，因为与饮食有关。可见，文字的出现和消亡都与文化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四、结语综上所述，汉字和文化都可以记录和呈现历史，有助于现代人了解古代社会。对于社会文化来说，汉字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汉字可以记录文化，有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论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延续的辩证发展关系（三）摘要自古以来，汉字的传承与中国文明的延续就始终保持着相互成就、共同成长，不断变革创新的辩证发展关系，二者在历史长河中始终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汉字符号的孕育及其符号构意规律源于史前中国多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与早期中国文明的“多元”性质相互一致。汉字体系最终在夏、商时期完成，又与中国文明的“一体”状态相互一致。中国文明和汉字书写体系最终定型于中原之后，汉字传承活动主要表现为对儒学文献和汉字文言传统的共同维护与自觉传承。汉字文言跨越方言和语言的鸿沟，成为东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儒学文献塑造了东亚文明圈内各民族、各国共同的价值观，表达了“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和谐共生的生活理念。在中国文明再度复兴的发展进程中，对汉字传承与文明延续辩证发展关系的充分揭示与自觉维护，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关键词汉字传承；中国文明延续；理论价值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已经为史学界所公认。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发展进程中，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的延续始终相互伴随，形影不离。从早期中国的“汉字萌芽”“汉字先行形态”，到汉字体系在夏商之际最终完成，虽历经不同发展阶段，虽有形体演变，却始终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在历史的长河中，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的延续始终保持着相互成就、共同成长，不断变化创新的辩证发展关系，这一辩证发展关系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它不但出现在中国文明内部，而且在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许多国家都有所体现。提出“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延续存在高度一致性”，不但对中国文字史研究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中国文明史研究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立足于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延续辩证发展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从东亚文明史甚至世界文明史的高度看待汉字与中国文明的关系，才能更加清醒地认识汉字起源和汉字体系形成对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和奠基定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深刻认识汉字传承活动与中国文明的发展壮大过程始终相互伴随的重要事实，进一步明确汉字传承对当下进行的中国文明复兴伟业，对中国文明再度复兴的重大现实意义。一、中国文明大格局的酝酿成形与“汉字萌芽”发生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约距今6000年左右）首先开启了“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的大格局和大框架的先声。在中原仰韶文化分布区域内，出现了一系列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的中心聚落，如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河南郑州大河村、山西夏县西阴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等。仰韶文化彩陶非常发达，许多彩陶图案和纹饰都已经初具原始宗教与审美趣味，如半坡类型的人面鱼纹、蛙纹，庙底沟类型的变异鸟纹，等等。在半坡、姜寨和北首岭等地还发现了50多种标明个人所有权的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不仅流行区域较广，而且符号的形状也更加齐整，抽象程度更高，其中部分符号已经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近似。郭沫若列举了FTV+zJ”等半坡陶符，并指出其与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几何形族徽文字”1+Y：”基本一致。李孝定、郭沫若、于省吾、王志俊等人都认为半坡陶符已经是“文字”，甚至是与商周甲骨文、金文同属象形文字的系统。裘锡圭、汪宁生、巩启明等人则不赞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刻画符号就是文字的观点。陈昭容认为：仰韶文化陶器记号中的记数符号和氏族标志符号或许与商周金文中的数字和族名金文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但若“将某一遗址出土的陶文全部视为文字，或全部视为偶然的刻划,都是片面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文化（约距今5500年左右）空前强大，表现出强烈地向四周扩张的态势，其黑彩和花瓣纹彩陶图案一路向东进入山东，然后转向东北进入红山文化；另一路向南渗透到湖北、四川的大溪文化。河南汝州阎村陶缸上发现的“鹳鱼石斧图”，严文明认为乃是一幅白鹳氏族战胜鲤鱼氏族的图画。韩建业认为“也可能是崇鸟的庙底沟类型人群战胜崇鱼的半坡类型人群的纪念碑性图画，'斧'或'钺'应当已有象征军权的属性。”庙底沟期文化在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中也有表现，“不少陶器形制和花纹都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相似或接近，显然是从庙底沟类型脱胎发展起来的。”约距今4900-4800年左右的庙底沟类型二期文化虽然承袭仰韶文化，但已经出现了较多外来因素，如彩陶罕见而灰陶居多，出现双耳盆、陶壁等新器型，以及半月形石刀和石镰等，表明“它是一种过渡阶段的遗存”。中原庙底沟期文化前后，在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江南的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中，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陶器刻划符号。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出现了家庭-家族-宗族的社会层级结构，并由若干个宗族构成聚落共同体，出现了较大的中心聚落。大汶口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严重，大型墓随葬品多达180余件，众多小型墓陪葬品只有数件，甚至连一件也没有。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等遗址出土和采集的大型陶缸和陶瓮腹部发现了10余种约距今4800-4600年左右的象形符号，此类大汶口晚期陶符与商周文字一脉相承，既有象形文字，又有意符文字，还有繁简之分，已经脱离了草创阶段，通常被认为是比较进步的文字。李学勤、裘锡圭、高广仁、栾丰实等人都认为大汶口晚期陶符已经是“原始文字”，而且是其后的古汉字的基础。良渚文化已经发展到地域性王国阶段，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宫城、墓葬和水利设施、专门的祭坛、制玉作坊和玉礼器、丰富繁缗的神人纹与陶器纹饰，以及多达632个刻画符号及其部分符号组合形式。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可分为象形符号、抽象记号和其它符号三类。其中一部分组合记号和组合象形符号被文字学家释读为文字，如在吴县澄湖古井群遗址黑陶鱼篓形罐腹部发现的四个成排分布的符号，李学勤释读为“巫戊五俞”，意思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饶宗颐释读为“茸戊五个"；董楚平释读为“方钺会矢”。在良渚文化中，不仅单个符号的数量众多，而且许多单个符号有“组词成句”的能力，此类符号组合形式甚至多达数十例。这一现象充分说明良渚文化中的符号组合形式，已经初步具备了原始记事与表意功能，其性质已经是“汉字先行形态”。约距今4600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有许多重大发明和成就，使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面貌亦随之有很大改变。”龙山时代的重大发明包括铜器制作、轮制陶器、骨卜、养蚕和打井以及大型城防设施建筑，等等。在一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还出现了地域性方国，如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东部的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北部的老虎山文化石期遗址、晋南龙山文化陶寺遗址，等等。在这些史前文化向中原汇拢的发展过程中，各史前地域文化的器物及其符号都得以充分交流与借鉴，为汉字体系在夏商之际在中原腹地最终定型打下了字符构形与构意的坚实基础。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出土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陶制小动物偶和人偶陶像。其中人像大概是巫师，小动物像则可能是巫师通神的工具。在肖家屋脊和邓家湾两地遗址中发现陶器刻符55个，绝大多数符号发现在泥质灰陶大口尊腹部，表示容器、农具、纺织工具、自然现象等。这些刻画符号是具有一定通神功能的地域性原始文字。其中的一些符号和符号载具还与大汶口-龙山、林泽-良渚文化符号的情况有所牵连，如符号“”就与良渚文化玉器和陶器上出现的同类符号近似，符号“""产”产，“，则与大汶口文化陶缸上的同类符号近似，充分说明龙山时代各地域文化加速融合的发展趋势。山东龙山文化社会经济活跃。黑陶制作工艺达到古代制陶史的高峰，制玉工艺和冶铜技术比较发达。城子崖等遗址的城防设施，尹家城大墓表现的贫富悬殊与贵贱对立程度，说明山东龙山文化社会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前夜。虽然山东龙山文化考古发现的陶符数量少，但成组的“丁公陶文”的发现仍独具特色。众多学者都充分肯定该陶文与古汉字的关系。从地望、社会发展程度、骨卜传统、史前符号的多种形态以及与岳石文化桓台史家遗址等地发现的文字卜骨等因素来综合判断，大汶口文化晚期一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该地出土的陶器和玉器上的图案和符号，同样可能是与古汉字有所关联的汉字萌芽之一。河南龙山文化既保持着本地仰韶文化的底色，又带有龙山时代史前文化大交流的鲜明特征。如河南淮滨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钵形鼎、高柄壶形罐、圈足壶形器等就与屈家岭晚期同类器形相似，高柄镂孔杯、三角镂孔装饰等就可以从山东大汶口文化、江苏青莲岗文化中找到根源。河南禹州瓦房店遗址发现的两个符号与本地中原龙山文化陶符有别，但却在石家河文化中发现了与其形状近似者。河北永年台口发现的符号“”IX,更是普遍出现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许多考古学文化之中。虽然目前发现的河南龙山文化陶器刻划符号的数量还比较少，且限于单个符号，少见记号组合形式出现，但在河南龙山文化中，陶器刻划符号来源于不同史前文化的特色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其中还有少数符号的形状与甲骨文、金文近似。如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的,被考古报告认为形似“共”字。因此，从地望和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判断，河南龙山文化发现的陶符同样有可能是与古汉字有所关联的汉字萌芽之一。约距今4300-3900年左右的中原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殿，王者等级的大墓等文化遗迹。陶寺贵族大墓中的陪葬品异常丰富且等级分明，如以玉钺、玉圭、玉璧、玉琮为代表的玉礼器及其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礼器群。在其中5座大墓中还发现了蓬鼓、特磬等礼乐重器。充分表明当时的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社会矛盾持续激化，战争频仍不断的状态。在陶寺遗址出土的1件残破扁壶上发现的三个朱书陶文，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最早的汉字原始初文。李建民、罗琨、高炜、冯时、何弩等人都认为右侧的1个朱书符号为“文”字，且与“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罗琨认为左侧的两个朱书陶文应为“易文”二字，记述尧的功绩；何弩认为应是“文尧”二字，“文”应当是尧的尊号；冯时认为朱书陶文应为“文命”二字,正好与文献记载里所说的夏禹的名字“文命”相应。2017年，何弩发表了在陶寺遗址IM26墓底北侧壁龛中新发现的1件骨耙，其上刻有“辰”字。该字的发现“不仅丰富了陶寺文化文字的数量，而且将汉字体系的出现年代再次提前，进一步证明陶寺文化文字是甲骨文、金文文字系统的先河。”综上可知，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尤其是庙底沟二期及其后继的“龙山时代”是“早期中国”及“汉字萌芽”的孕育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域性史前文化出现了汇聚中原的趋势，带有“汉字先行形态”性质的史前刻画符号在较广地域范围内普遍流行。尤其在“龙山时代”，中国境内南、东、西、北各大史前文化在中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各大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但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基础底色，对最终定型于中原腹地的中国文明发展态势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在符号形态上从一开始就已经初步具备广收兼备，结构互补的汉字底色。可以说，汉字符号的孕育及其符号构意起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之后及其龙山时代众多史前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相互作用，从符号源头上就具有“多元”性质，并与早期中国文明的“多元”态势基本保持一致。二、中国文明与汉字体系在连续性的夏、商文化中最终定型虽然早在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及其后的龙山时代，早期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大格局和总框架就已经初步显现，但这一文明大格局和总框架的最终定型，却是以连续性崛起在中原腹地的夏、商文化及其使用的汉字体系为其根本标志的。约距今3900-3600年左右的河南假师二里头文化被公认为夏代（含商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之前，来自中原周边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就与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西北部老虎山文化南下将陶鬲等带入陶寺文化晚期的晋南临汾盆地，并将陶鬲、卜骨，石镀扩散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南方江汉平原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受到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南下的影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城垣被毁，红陶杯、人物、动物小雕塑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出现的瓮棺葬。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受到中原造律台类型文化大规模南下的影响，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被同化乃至于最终湮没。江汉平原、江浙地区区域文明中心急剧衰落，“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并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了宏伟的宫殿建筑、青铜器及其各类手工艺作坊、普遍共存和成群出现的陶器，以及墓葬中成组陶制酒器陪葬的现象，还在宫殿区及其附近集中发现了“龙文物”，尤其是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文物，均说明二里头遗址已经完全具备王国形态和礼文化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夏代的王都。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较多的“龙文物”与文献记载的夏禹、夏启、孔甲御龙的传说遥相呼应，绝非空穴来风。在二里头遗址3-4期（约当夏代至商代早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46种刻划符号，这些符号“主要出自大口尊的口沿内侧和其他器类的口部，有粗细不同的竖线、十字形、交叉型、簇形、树枝形等，有的近似象形文字。”二里头遗址3-4期刻划符号不但形状和风格如出一辙，且有重复出现的情况，曹定云认为：二里头文化陶器刻符中的一部分是原始的数字，如KILHkX等；另有部分符号，如牛、T、口、工I、困、A等已经是夏代晚期的文字。高明、李先登、裘锡圭等人也都认为夏代已经有汉字出现。中原腹地考古发现的商代早、中期王都遗址主要是约距今3550-3300年左右的洛阳偃师商城遗址，约距今3500年左右的郑州商城遗址群等。前者被认为是商早期的都城“西亳”，后者被认为是商中期“仲丁迁徽”的“傲都”。除了中原腹地殷商王畿范围内发现的商代遗址外，另在河北藁城台西，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发现了部分商王畿之外的商代遗址。在以上所说的几处商代遗址中还发现了约50个左右的早于殷墟的陶器刻划符号。另在商代二里岗期遗址中还发现了两块刀法与殷墟甲骨文相似的字骨，以及一些无字卜骨。虽然目前发现的商代前期的陶文材料的总量还比较少，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些符号性质的基本判断：无论从符号产生的社会条件，还是从符号形态观察，商代前期的50余个陶符都已然是“陶文”，它们上承二里头陶文，下接殷墟陶文，并可与甲骨文、金文联系起来。因此,商代前期的50余个陶文应当是商代通行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商代通行文字体系中较早出现的那一部分。考古发现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主要是约距今3300-3000年左右的股墟。殷墟遗址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部分铜器铭文以及数十例陶文。与商前期陶文相比，殷墟陶文中新增陶文单字的数量约在40例左右，另有数例多字陶文。李济将这些陶文区分为数码符号与文字、位置符号与文字、象形符号与文字、人名及其他符号与文字、符号与文字杂例、待问等六种情况。考古发现的殷墟陶文虽然在书写风格、文字规范等方面与同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略有差别，其中还夹杂了部分陶符，但已经能够按照甲骨文、金文的释读方法进行确切的考释，是殷商文字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殷墟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不但证实商代晚期汉字系统已经完全成熟，而且充分说明殷商文字在整体上是一个广泛通行的文字系统，该文字系统由许多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以及大量的竹简书，等等。综上可知，汉字体系的形成与中国文明在中原腹地的最终定型存在一致性。汉字体系的形成在距今约49004800年左右的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及其龙山时代各史前地域文化向中原聚拢的过程中就已经展开，在约距今40003600年左右的夏、商之际最终完成，又与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体”状态高度一致。三、中国文明与汉字体系在中原定型之后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制度性建设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先进文明在初兴之后，都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制度性建设，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并且具备适时改进与自我完善的能力，绝非一蹴而就。中国文明与汉字体系在中原腹地定型之后，同样需要其后继者付出艰辛的劳动，制定出完善的文教政策，在“书同文”、“儒学经典化”与“汉字规范化”、“科举取土”等一系列文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逐步得以完善，最终完成制度化建设的任务。(一)秦汉时期的“书同文”政策与童蒙识字教育相向而行早在东周时期，就有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作为“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书同文”政策，丞相李斯受命统一文字。李斯删繁就简，创造出形态优美、笔画齐整的“小篆”，作为通行全国的标准字体。李斯等人还亲自编订童蒙识字课本三仓，将秦王朝使用标准字体的文教政策落实到儿童教育领域，在中国历史上，首开政府颁布童蒙识字课本之先例，在确保童蒙识字教育的质量，切实起到了推行汉字标准字体的作用。汉代沿用李斯编订的“三仓”(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童蒙识字课本，另由官方学者模仿三仓体例，新编训纂篇滂喜篇急就篇元尚篇等作为新识字课本。以上童蒙识字课本均由官方授意，由一时著名学者编纂和参订，蒙学教材于是成为集识字与书写范本于一体的启蒙教育的基石。汉代国家层面对童蒙识字教育和书写规范的重视，还表现在朝廷先后举行过多次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高规格的文字会议。朝廷征召各地著名文字学者，论定文字是非优劣，统一认识，强化文字规范。汉书宣帝纪：“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汉书平帝纪：“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数百，各令记字于庭中。”此外，汉代对汉字书写规范的要求还被写入国家的法律条文之中，作为“正字”之法予以严格贯彻执行。如若书写不规范，书写者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汉官仪：“丞相辟召，刺史，两千石察举，有非其人，书疏不端正，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在汉武帝时期，甚至还出现了郎中令石建因误写“焉”字，而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治罪的事件。从东汉时期开始，朝廷还征召著名学者蔡邕专门书写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儒家文献作为官定经书范本,将其刻碑立于太庙之前，即著名的“熹平石经”，供太学生模仿学习，以此确保士子们阅读和传抄的儒学文献和汉字书写的规范性。“熹平石经”开启了后世以碑刻方式建立典范文本和汉字书写规范的做法。曹魏时期的“正始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皆步其后尘。雕刻石经之法甚至还被佛、道两家采用，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二）汉代“儒学经典化”与“汉字规范化”相辅相成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纳道、名、法、阴阳于儒学之中，儒学从此独大，成为官学，一跃而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主流思想。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学文献的确立和传承经历了一个历时百余年的“经典化”过程，其中，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儒学专经博士的建立。从汉武帝建立儒家“五经博士”，至汉宣帝、元帝时期，汉朝先后设立了14个儒学专经博士：诗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礼有大戴、小戴二家，春秋公羊传有严、颜二家。14个儒学专经博士的确立，标志着“儒学经典化”历程的基本完成，儒家经书的排他性地位和今文隶书的“正字”地位也被同时确立起来，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汉宣帝时期，为了评议儒家五经传承中出现的分歧，还在未央宫石渠阁举行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会议，召集著名儒者考订五经传承中出现的歧义，并由皇帝亲自订正是非，史称“石渠阁议”。王莽之后延至东汉时期，古文经学派的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官尔雅等才陆续列入学官，起到了进一步扩大和补充儒学文献的积极作用。儒学文献的经典化历程完成之后，在汉代官方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就出现了儒学正典文本、权威注释、规范文字三位一体的“权力话语三角”。这一权力话语三角的出现，不但起到了确立“正典”，垄断经典解释权的作用，而且为广大土人“通经致仕”铺平了道路。（三）隋唐以来推行“科举取土”,真正完成了儒学教育的制度化建设隋唐以来开始的“科举取土”制度真正完成了儒学教育制度化建设的重任。隋唐时期开始推行的“科举取土”制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科举考试为朝廷统治人才的选拔提供了公正的平台，极大地拓展了封建时代人才选拔的社会覆盖面，为大量社会下层人士提供了进入仕途的门径，许多寒门士子通过科举走上政坛，发挥政治才干，成为安邦治世之能臣。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随时代而有所变化，但常设的科目主要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杂文、帖经、策问）等，这些考试科目除了部分应用型专业人才的考试如“明法、明算、武举”外，主要考察学生对儒家经书和经过儒家学者注释整理的文学文献的掌握程度，以及士子们的品行才能，还有他们对时事政治的看法和应对处理问题的能力，始终以儒学教育的内容为主。“科举取士”制度在为广大社会人士进入仕途铺平道路的同时，为儒学经典和汉字传承活动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础。经此一制度化建设，形成一个运转自如的围绕着儒学教育运转的闭环。在此一闭环中，汉字文言习得因儒学经典的学习与应用而生，儒学经典的内容符合统治者对统治思想的需求，确保人才选拔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在汉字文言习得一儒学经典学习一行政管理需求三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具有高度向心力的内循环系统，而且每隔几年举行一次，从隋唐一直延续到清末，两千年以来始终如一，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科举取士”制度的创立和完善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儒学教育的制度化，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一先进的儒学教育模式和人才选拔制度。（四）汉字文言习得活动与科举取士制度在少数民族执掌政权时期发挥了巨大影响汉字文言习得与“科举取士”制度不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还被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自觉接受与模仿学习。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建立的鲜卑族政权，其历代君主都重视汉文化。孝文帝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对汉文化高度认同并心向往之。在孝文帝的亲自主持下，北魏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迁都洛阳，改族性，禁胡服，断北语，兴学校、与汉人通婚。迁都洛阳之后，北魏迅速确立儒学为统治思想，修建孔庙，又给予孔子后裔土地与银钱，让他们继续祭祀孔子。同时废除了鲜卑族原有的“西郊祀天”礼仪，改为汉族帝王式的祭祀天地仪式，圜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鲜卑族从此大踏步地融入于中原汉文化之中。元世祖忽必烈“尊用汉法”，重视文教，设立儒户，保护文人儒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九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以祭祀社稷的太牢之礼祭祀曲阜孔庙。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各朝都重视兴办学校。元代学校的教育内容，无论国子学还是官化的书院制学校，均以“宋代理学”为宗，科举考试以四书及“程朱理学”经注为主，注重品德和实际能力的考察。虽然元代的文教政策并不完善，如对汉人和南人的歧视，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等等，但在整体上还是对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对维护民族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