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至2021年中国辽金史研究评述(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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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年到2019年之间,辽金史研究领域学术思想活跃,前沿与热点问题讨论异彩纷呈,基础研究与特色研究稳步开展,辽金史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四年间各类成果迭出,初步统计出版学术专著50多部,古籍校注与整理10多部,大型通史和专史中的宋辽夏金卷、辽金元卷亦有10多部,学者个人文集2部,年鉴、目录类与通俗类图书20多部,在期刊和各种论文集中发表的论文近2000篇。一、正统观、中国观与中国性辽金王朝的正统观、中国观与中国性问题,是辽金史学界一直孜孜以求推进研究的问题,近年的研究成果既有理论层面的探索,也有具体问题的讨论,还有对以往观点的反思和辨析。赵永春近年来一直关注这一领域,连续发表多篇

2、文章,在“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宋辽金都自我认同为“中国”,中国古代各个国家政权的名称虽然多而异,但都用“中国”国家的统称连接起来,才使“中国”国家历代相承、连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古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国家;在继承性中国:从后人看“中国”中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后人承认辽、金、元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依据辽、金、元自称“中国”的“历史本来面目”，以及辽、金、元均为后来“中国”所继承的“继承性中国”原则而上溯历史得出来的结论。王善军1013世纪中国日常生活中的中华一体意识（光明日

3、报2018年4月23日）认为,1013世纪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各民族相处时自认为“一家”的意识,这种认同观念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钟熔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讨论了蒙古国一处女真文摩崖石刻中“中央金国”与汉文中“大金”的对应关系,认为汉文对译语相当于中国之义的“中原”,反映了“中国意识”在北族王朝政权的国家观念中的传播。狄宝心仕金辽士诗之夏夷君国理念及人生志趣（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分析了金初燕云归顺金朝的辽士所持的中国观,认为他们超越了以中原模式为衡量标准的贵

4、夏贱夷藩篱,认可汉制国制并行、夏夷文化兼容的多族一体,这种不辨夏夷、多族一体的中国观,顺应了北族入主中原、同华不同汉的历史大势。安北江地缘政治与王朝秩序:813世纪“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演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认为,辽宋金各朝打造正统中国的措施,是中国古代“天下中国观”多元化的表现,这也是中国多元一体理念的一次尝试,为元代“中华一体”理念奠定了基础。关于辽、金王朝的“中国性”与“正统性”，从古到今围绕“华夷之辨”一直存在着争议。江湄从出使辽金行记看宋人“华夷之辨”（文汇报2017年4月14日）认为,在辽、金士人眼中,宋朝是“南朝”，辽、金是有着与宋朝争正统之资格的“北朝”

5、，不赞同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一一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中所论,宋代具有近代国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辨”及其“中国”意识,是“中国”认同意识的历史源头和基础的看法,认为宋代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中国”意识并非历史上“中国”意识的主流,更不是现代“中国”认同的基础。程尼娜从自称“中国”到纳入“正统”：中国正史中的金史（南国学术2019年第4期）认为,金、元“正统观”一脉相承,蒙元历朝修金史皆为传统的纪传体正史，金史被纳入中国正史,标志着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被纳入中国正统王朝的体系。明清以来古今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正统之议未决”是辽、宋、金三史直到元末才修成的原因,是一个误解

6、。二、内亚传统、内亚性近年来区域性历史研究越来越热,与北族政权、王朝相关的内亚传统、内亚性、内亚视角成为辽金史研究中具有较大争议的学术热点。作为积极推进“中亚视角”研究的学者,钟焰（郑诗亮钟熔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上海书评2016年5月10日）认为,提倡内亚史的研究,有助于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隔阂、缺少交流的封闭局面,内亚史和中国史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大幅度的重合部分,研究内亚史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透视中国史的发展走向,亟须一种能够将内亚史与中国史合二为一的历史观,尝试将内亚史打造成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一座桥梁。孙昊从“内陆欧亚”到“东部欧亚”：区域视域与契丹一辽史研究（魏志江主编欧亚区域史研

7、究与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认为,从内亚史视野审视辽史不是简单寻求契丹与“内亚”民族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共同之处,亦非将辽史置于“内亚性”的解释框架之内,而是要注重探讨游牧一渔猎综合体作为一种社会元素,在辽朝社会体制的建构与维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辽朝是古代中国向内陆欧亚地域扩展历史影响的主要中介者之一。还有一些对中国学界现行的“中亚视角”“内亚传统”研究持保留态度的学者,江湄怎样认识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认为,“内亚史观”有助于我们打开重新观察中国历史的视野,认识中国的多种文化因素。但它或多或少质疑、解构着作为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

8、中国”概念及其连续性的历史叙事,忽视或较少强调贯穿于中国史的超越具体政权的“中国”认同,把那种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甚至多文明的复合型社会看作是人为的、强制的,这与中国学者的情感、政治立场有所冲突。祁美琴、陈骏中国学者研究中的“内亚”概念及其问题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指出,目前国内学界对“内亚传统”概念内涵的过分简化的表达与其外延使用并不相符合,即可能导致所谓的“内亚传统”变成一个只是相对于“汉文化传统”或“华夏传统”的伪概念。在亚洲中部地带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社会和经济组织及民族,这样广泛的地区很难以一种均质的“内亚特征”加以概括。可见,如何吸收国外的理论、视角研究

9、中国北方民族的历史还需加大力度不断探索。三、古籍校注和文字辽金文献资料匮乏,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期间辽金古籍校注取得了重大成果,文献学研究呈上升趋势。陈述辽史补注（10册,中华书局,2018年）的出版堪称辽金史学界一大盛事,该书始撰于1935年,直到1992年陈先生去世前夕,虽部分书稿已经交付中华书局,但仍未完全定稿。陈先生用毕生精力对辽史进行全面订补,采取逐段补注的形式,取材详备,广征博引,不仅有传世文献,亦有碑志石刻、考古资料、民族调查资料凋思永辽史补注征引文献统计辽史补注引用各类文献多达九百余种（景爱陈述学术评传，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全书共240万字。陈寅恪早

10、年给辽史补注写序称：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松之注之附丽于陈寿三国志，并重于学术之林。中华点校本辽史修订组成员邱靖嘉（邱靖嘉评辽史补注：辽史研究的丰碑，上海书评2018年6月19日）说，辽史补注为我们修订辽史点校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校勘信息,是一部值得辽史研究者备置案头时常翻阅的经典之作。苗润博辽史补注与史注传统（文汇报2018年6月15日）认为,这部书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辽史研究史料体系的基本确立。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成果,刘浦江主持的中华点校本辽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以百衲本辽史为底本,重新覆核全书,对于版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进行校改,对原

11、点校本的部分校记、标点进行增、删、改,据修订组统计,此次辽史修订本附有校勘记1716条,改动标点四五百处（单颖文辽史修订:一门学科的传承，文汇报2016年5月6日）。程尼娜主持的中华点校本金史修订本于2019年底也已付梓,据其中华书局标点本金史修订成果概述（新果集（二）:庆祝林江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介绍,此次修订金史仍以点校本金史所采纳的百衲本为底本,通过全面系统的版本复核、文本校订,删J、改原校勘记一百多条,新增校勘记数百条。付梓前最后统计，金史修订本附有校勘记2780多条,新增校勘记占32%左右,纠正失误标点200多处。这期间出版了三部金代文献的点校本,马振君点校、

12、金人王若虚著王若虚集上、下两册（中华书局,2017年）,对源南遗老集作了全面标点、校勘,整理了尚书义粹残本,是目前录文最全的王若虚著述整理本。另两部,一是孙德华点校、金人赵秉文撰闲闲老人淡水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二是任文彪点校、金代佚名著大金集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此外,辑校宫词、诗文、舆服、医药等各类资料的成果也相继推出,陈高华点校、柯九思等著辽金元宫词（北京出版社,2018年）,胡传志校注金代诗论辑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李薨历代舆服志图释辽金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李良松主编房山石经医药养生文献集成（隋唐至辽代）五（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

13、7年）,薛瑞兆金代“国朝文派”蔡珪佚文辑校（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等。关于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邱靖嘉金史纂修考（中华书局,2017年）论述了金代的修史制度,蒙元时期金朝旧臣及元人编纂金史之始末,元修金史的史源问题。范学辉俄藏黑水城金代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新探暨重命名（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对俄藏黑水城文献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形成年代、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应当对该文书重新命名,并探讨了金朝后期的兵制问题。邱靖嘉晓山老人太乙统宗宝鉴所见金朝史料辑考（文史2016年第2辑）在这部编纂于元大德七年的数术文献中,发现有3000余字关于金代历史的记载,这些金朝史料主要转抄自金实录，可

14、视为一篇简明的金朝编年史。宋人的辽、金行程录是研究辽金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近年又有新的整理、修订和研究,如徐苹芳整理、胡娇等著辽金行记九种辑本揽辔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出版,通行本揽辔录仅为此辑本的十分之四,且对辑本进行了标点、校勘,对史实的年月进行了严谨的考证。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在原来所辑37篇的基础上,新增加了10部出使辽金“语录”和出使诗。相关论文有李贵楼钥北行日录的文体、空间与记忆（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研究宋人史籍中辽金史料的文章有苗润博说郛本王易燕北录名实问题发覆（文史2017年第3辑）、孙昊宋会要蕃夷类辽门研究（文史20

15、18年第2辑）等。在被称为绝学的契丹文和女真文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亦是辽金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契丹文方面,在蒙古学家清格尔泰的指导下,由清格尔泰、吴英吉吉、吉如何编著的契丹小字再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共收录迄今发现的453个原字,从各家研究成果中归纳出比较可靠或值得重视的解读语词3156条,收录39篇小字碑铭及17件零星资料,收录图版262张,索引部分收录了迄今发现的契丹语词汇共10407条,是国内外契丹小字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女真文方面,刘凤翥、张少珊、李春敏编著的女真译语校补和女真字典（中西书局,2019年）以明朝四夷馆编写的女真译语罗福成类次本为底本,校以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

16、补充国内外研究女真文字的成果,并将该书中的女真字整理、编号编纂而成,是一部女真语言文字工具书。学界普遍认为契丹文、女真文的文献、碑刻是研究辽金史的重要史料,运用契丹文、女真文正确解读辽金文献中少数民族语词则是辽金史研究的一个难点。近年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努力学习契丹文和女真文,将其运用到辽金史研究之中。史风春辽朝后族诸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依据出土墓志和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对辽朝后族几个主要家族的族源、房属划分、发展脉络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证,提出的新认识对学界长期存在争议的辽史外戚表的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探讨了契丹语和汉

17、语相互匹配的规律。这期间发表的论文多是对契丹文和运用契丹文资料进行研究的论文,这与契丹文的碑刻资料比较丰富有关,主要有张少珊辽代耶律李胡与和鲁斡的封号（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苏航幺L音义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唐均“札兀惕忽里”的契丹文还原（语言学研究2018年第1期）、彭勒茹罕契丹文史料所见安团将军及割烈司徒名讳考释（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女真文研究的文章不多见,有孙伯君神木县花石崖女真文题刻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四、制度与政治、外交辽金制度与政治、外交研究历来是辽金史研究的重点,这期间既有新领域的开拓,又有老问题的新认识。制度史研究成

18、果显著,出版了7部著作,其中两部著作对辽金两朝某种制度进行了通贯性研究,武玉环辽金职官管理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从职官选拔、考核、监察、奖惩、俸禄、致仕等方面对辽金王朝的职官管理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辽金王朝的职官管理制度,既有与中原政权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孙建权守本纳新:辽金赦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将辽金王朝的赦宥划分为大赦、曲赦、德音和录囚四类,从赦宥的角度阐释了辽金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王朝所不同的特色。相关论文有关树东辽金元贵族政治体制与选官制度的特色（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辽朝制度史以官制研究为主,林鹄对

19、辽代前期政治史、制度史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南望:辽朝前期政治与制度研究（三联书店,2018年）一书中,认为自辽初太祖至圣宗六位君主,契丹政权始终坚持从传统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转变,汉化不断走向深入。辽代前期的汉化程度,要远比学者们此前认识深入得多。张国庆辽朝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探愦（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钩沉相关石刻文字及文献史料发现,辽朝官员职阶迁转实行的是“双轨制”，任期考绩”秩满”迁转与未经考绩且非“秩满”迁转并存,并无规律可循。此外还有何天明辽代大惕隐司探讨（朔方论丛第5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李忠芝辽代郡王封授初探（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康鹏说“头下”

20、（文史2018年第4辑）等。地方建置研究有杨军辽代州县体制的形成及演变（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期）、陈俊达和杨军辽代节镇建制的发展与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等。金朝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突出,官制研究在机构、职能、职官研究的基础上,注重考察制度的运作和官僚集团的民族特点。出版的著作主要是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反映了目前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模式。孙孝伟金朝宰相制度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通过对金朝宰相制度的研究,认为金朝宰相制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宰相多级多员,种族交参,坚持女真至上的原则;二是议政和行政合一;三是君主臣辅,君定臣行。郭威金代户部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年

21、）对金代户部的确立、沿革、机构设置、职官配备和官员群体进行了整体、系统的研究,认为金代的户部制度沿袭唐制为多,终金一世,户部职官是以汉人为主,女真人在户部长贰官上并不占优势,这与户部的职能和女真官员理财能力不及汉族官员有关。王雷金代吏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在考察金代吏员的类别、数目、选任、职责、出职等制度的基础上,探讨了金代吏制的民族特质,以及吏员对金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陈志英金元之际转运司制度的变迁（新华出版社,2018年）从转运司的设置、职能、任职官员三个方面考察了金元转运司制度设置及变迁情况。相关论文有任文彪金代社稷之礼再探（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

22、、田晓雷金朝中央政务研究一一以尚书省左右司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孙佳金熙宗以后多重路制的司法分工与互动（史学集刊2018年第4期）、乐日乐金代郎君考（宋史研究论丛第23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等。政治史研究的热点是围绕着多民族国家的主题,探讨辽金时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王朝定位及不同政权之间的互动,同时注重辽金王朝特有政治现象的研究。李秀莲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中华书局,2017年）认为,金朝“异代”文士与女真人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历史互动过程,推动了女真政权由“夷狄”向“华夏”的转变。王耘金代从地域到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中国社

23、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论述了金朝女真人从地域性的政治认同到国家政治文化认同,以及金末各族士大夫的国家认同。韦兵完整的天下经验: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从观念和实证两方面论述华夏天下世界的多元一体,认为农耕、游牧两个世界既互动又共生共融。李大龙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研究一一宋金时期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第二次对峙和重组（暨南学报2017年第5期）认为,在南北对峙中,辽、金占据了明显优势,并最终取代农耕王朝成为“天下（中国）正统廖寅1013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度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4期）认为,辽、金、宋、夏虽各自独立,但近世诸

24、元素的合力造就了各自社会的深度统一,从而决定了元朝以后中国核心区再也不会走向分裂。高福顺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定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认为,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朝代,它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林鹄辽穆宗草原本位政策辨一一兼评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认为,穆宗朝契丹政权之汉化及部族之农业化均有深入发展,其对外转向稳健,是中原重趋统一的结果,并非出自所谓草原本位政策。陈晓伟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一一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论证了“四楼”是北族王朝行国政治的鲜明体现。外交史研究领域内,这期间受关注的是

25、辽与中原政权、辽金与西夏的关系。蒋金玲辽朝对中原王朝外交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9年）分四个时期论述辽朝外交思想内容及其演变,认为这种外交思想及其支配下的外交实践,使辽在与中原王朝争雄角逐中独领风骚。蒋武雄宋辽人物与两国外交续论（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收录六篇与宋辽外交有关的论文,论及宋辽交聘活动、划界交涉、宋臣使辽行程及相关人物。史金波西夏、高丽与宋辽金关系比较刍议（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王万志辽夏封贡关系探析（史学集刊2017年第5期）、马旭俊金夏交聘礼仪考述（西夏学总第16辑,廿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分别讨论了辽金各时期与西夏关系的实态,揭示出辽金与西夏的关系存

26、在由封贡关系向交聘关系的变化。五、社会、经济、文化辽金社会史研究仍然呈现方兴未艾的势头,出版一批新著,研究视角触及更为广泛的领域。符海朝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认为在历史关键时期,北方汉人中有影响的官僚、宗教领袖、土人的心态和选择,常常对社会有巨大的引领作用。齐伟辽代汉官集团的婚姻与政治（科学出版社,2017年）主要利用出土石刻资料研究辽朝汉官集团的婚姻关系、婚姻特点及其对辽代社会的影响等。李月新辽朝社会群体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探讨了汉、契丹、奚及渤海四个社会群体在政治境遇、社会地位、文化面貌等方面存在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胡娟、童立红主

27、编蒙古贞辽代墓志及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年）利用本地出土的辽代耶律休、萧罕、萧和三个家族的墓志,探讨其家族世系。高福顺教育与辽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19年）从辽朝教育与辽朝社会生活互动研究出发,试图揭示“契丹辽文化”形成的内在因素与民族特色、北方游牧民族“华夷同风”的文化认同本质。李玉君金代宗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论述了金代宗室的管理机构、教育科举、政治、社会地位、婚姻关系、文化成就,进而认识金代社会和金朝的兴衰史。杨忠谦金代家族与金代文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将金代文学家族放在金代社会生活变迁、文化形态转型的过程中加以考察,阐明了由此引发的家族文学地位

28、、文学观念和文学风格的转变。相关论文有陈德洋金朝女真移民与中原乡村社会控制研究（宋史研究论丛第18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党斌金代墓葬、墓志与陕西社会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5期）等。城市与政治、经济、社会、交通皆有密切关系,王明薪辽城一一中国北方草原城市的兴起（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探讨了辽朝复合体制的城郭之治,认为其既具有北方游牧传统的行国之制,又有道、路、州、军、县、城的城国之制,草原广布州县之治始于辽朝。诸葛净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辽金元时期北京的城市空间秩序,国家制度建构、日常生活状态与城市形态变迁间

29、的关系。顾宏义在金代永安析津府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金史地理志称辽南京幽都府于“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此说之误缘于元史臣将金完颜亮改名永安之事窜乱至辽开泰元年。有两篇文章讨论了辽朝城市与西域交通的关系,康鹏马卫集书中的契丹“都城”一一兼谈辽代东西交通路线（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考察了从西域至契丹的交通线,认为终点或为“御帐”，即捺钵。白玉冬“可敦墓”考一一兼论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认为突厥语大词典所见“可敦墓”是指漠北的镇州可敦城,漠南地区存在连接喀喇汗朝与契丹、宋之间的贸易通道。相关论文还有王昊汴京与燕京:南宋使金文人笔下的“双

30、城记”（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都兴智沈州与东丹国（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9期）,魏坚、周雪乔阴山以北的金元时期城址（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等。辽金经济、文化研究稳步推进,程嘉静辽代商业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对辽代商业的基础和货币、辽代境内外的商业、辽代商业管理与影响进行了梳理和考察。张婿中国货币文化传承与发展一一金代交钞视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叙述了金代交钞的发展过程、发行情况,金代的交钞思想及交钞过量发行对社会的影响。张国庆辽朝工匠及其管理初探一一以石刻文字为中心（史学集刊2019年第4期）爬梳石刻资料得出辽朝工匠的类别,有“木匠”“石匠”“

31、砌匠”“铁匠”“瓦匠”“锻匠”“贴金匠”“画匠”等,政府对工匠的管理至少分为三个层面。李明华辽代冶金业的发展及其管理制度（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对辽代冶金业进行了初步探讨。夏宇旭生态环境与契丹畜牧业（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3期）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探讨了辽朝畜牧业放牧方式的选择及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认为这些都体现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张晨光吴松弟辽代人口新考驳议一一兼谈辽代的“丁”（史学集刊2018年第6期）指出传世文献所载的丁数实为兵数,吴文推算户均丁数的前提和计算过程都存在问题。王星光、郑言午也论金末汴京大疫的诱因与性质（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认为,李杲内外伤辨惑论关于大疫为肺鼠疫

32、的观点的确难令人信服,此次大疫死亡近百万人,与战争、高密度人口流动、反复异常的天气及粮食的短缺等因素密切相关。相关论文还有刘锦增金代山东盐业初探（盐业史研究2017年第3期）、王德朋金代佛教寺院经济生活探析（中国农史2016年第5期）、李志鹏出土钱币窖藏所见宋辽货币经济交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等。文化研究有明显的进展,吴凤霞辽金元史论思想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论述了辽金元史论的历史基础、特点与成就、思想价值,及其所体现的历史文化认同思想。刘辉金代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梳理了金代儒家思想发展脉络、经学与理学、三教合一思潮、儒学特质等。裴兴荣金代科举

33、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对金代进士的辨正与增补、地理分布、科举考题对相关文体的影响、状元的文学成就、政治品格、科举诗词的文化意义进行了研究。王万志金代学术文化区域性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年）将金朝辖区划分为金源、辽海、燕云、豫鲁、陕甘五大区域,梳理各个区域的人才类型与数量,厘清各区域的教育、哲学、文学成就,进而探讨了金代学术文化演变的区域性特点与规律。常新金元时期关学的学术面向（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3期）认为这一时期的关学是融汇了诸多学术思想的“新理学”。王永王若虚的“辨惑”体（光明日报2018年6月18日）认为王若虚“辨惑”体著述以破为立,代表了金代学术的高峰,与汉

34、、宋学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话效应。赵宇金朝中叶科举经义、词赋之争与泽潞经学源流（史学月刊2016年第4期）认为,金朝经义科考以大义,主试义理而非注疏。这一时期,道教是宗教史研究的亮点。钟海连金元之际全真道兴盛探究:以丘处机为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认为丘处机的全真心性论、圣贤提契的修道思想形成了全真道特色的他力救度论,启发了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形成。张方金元全真道（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认为,全真教以道家哲学为依托,吸收、融摄儒学和佛学的思想营养,打破前期道教追求肉体长生和热心外丹的局限,转而追求真性的保全,提倡内丹学和性命双修,开创了道教发展的新阶段。此外,彭瑞花论辽代菩萨

35、戒的流行（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1期）考察了辽代佛教,认为菩萨戒主要流行发菩提心戒，成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普遍受持的戒律。邱冬梅契丹萨满信仰的基本形态及特点（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和马晓林金元汪古马氏的景教因素新探一一显灵故事与人名还原（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史的新可能性:首届中日青年学者辽宋西夏金元史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8年）,对这一时期萨满教和景教进行了研究。六、民族、边疆辽金民族史、边疆史研究相对上述研究领域虽然略显沉寂,但两部奚族研究著作的出版,弥补了辽金民族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凋峰奚族史略（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运用文献史料和石刻资料分别探讨了北魏到金

36、元时期奚族的历史,首次对奚族历史进行了贯通性的研究。毕德广奚族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对北魏至辽金时期奚族的居地范围及其变迁进行了考证,并试图复原这一时段奚族居地的生态环境,探讨奚人的生业方式、文化习俗,以及奚文化与契丹文化、汉文化的基本关系等问题。其他民族史研究,如齐伟辽代“白雷”考（宋史研究论丛第18辑,2016年）认为,白雷随着部族的不断南迁,种族概念逐渐弱化,代之为地域名称。边疆史研究涉及边政、地缘政治、边疆民族治理等问题,周峰五代辽宋西夏金边政史（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叙述了五代、辽朝、宋朝、西夏、金朝等各政权的疆域、治边机构、治边思想、治边措施与边疆发展。郑

37、毅辽朝的建立及其边疆经略:契丹与漠北、中原、东北的地缘政治变迁（东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论述了辽初期边疆和边政的草创,中期边疆与边政,以及后期内乱与边疆危机。田晓雷、王万志辽朝对阻卜各部的治理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讨论了辽朝授予阻卜豪酋官号、统辖机构及统辖形式的变迁。程尼娜金朝与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考察了金朝采用剿抚结合的手段对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羁縻统辖的实态。总之,20162019年辽金史研究无论是宏观的理论探索,还是传统的基础研究,以及古籍整理都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和多种语言资料的运用为辽金史研究注入了新的

38、活力。但在求新、创新的过程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对以往国内外辽金史基础研究成果重视不够。这里举两种现象:一是因辽金皆为北族王朝,便认为契丹、女真都是游牧民族,或认为金代女真人是狩猎民族,尤其是“中亚视角”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金与辽、元都是“中亚政权”。以往研究已从各方面对契丹和女真的差异进行了考察,从地域看,女真起源地与金朝的直辖区不在中亚;从经济类型看,辽代女真人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和狩猎,金代女真人是农业民族;从政治文化看,金朝的女真传统和“中国性”都远大于“中亚性:不可仅从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冲突的角度,简单并错误地将金朝划为游牧政权,应充分注意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二是研究辽

39、金史的资料既有辽金宋元及后代的文献资料,有石刻、考古资料,还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如何正确地综合利用各种资料,是辽金史研究者面临的课题。有的研究存在只注重一种或一方资料的倾向,对以往基础研究成果和其他相关资料知之不多,想象成分大,将推论作为定论加以论述,其结论可能是偏颇或错误的。目前辽金史学界正处于新老交替时期,一批中青年学者日益成为辽金史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思维活跃,受国外学界与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的影响,不断推出具有创新性的成果。然而,如何吸收国外理论、视角在辽金史前辈学者的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拿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创新成果,建构和完善中国历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与辽金史

40、相关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当代辽金史研究者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20202021年辽金史研究述评2020-2021年两年间辽金史学界见诸报刊的文章有600余篇，整理出版古籍、专著、论文集、年鉴、图鉴等60余部，成果颇丰。纵览近两年之研究，其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道路方面，辽宋夏金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交融的高峰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阶段，学界也各展所长，以梳理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为研究方向；二是研究领域方面，陈垣首倡的史源学近年来颇受古代史学者推崇，这几年辽金史方面有多篇重要论著问世，并拓展到文本编纂过程、历史书写（史料批判）等领域；三是研究资料方面

41、，随着考古活动的进行，尤其是辽代帝陵考古进入资料整理阶段，不少重要的墓志碑刻得到刊布，引起了学界关注，而近两年来学界在民族语言文字释读上也有斩获，丰富了辽金史研究的文献材料。受篇幅所限，本文将以这三个特色为切入点对两年中辽金史的研究成果加以述评，难免挂一漏万，还请学界同仁海涵。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的辽金史研究近几年来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历史进程，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历史内涵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如何将辽金史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之中，寻找辽金史研究的新定位，学界有不少思考。史金波认为从宋辽夏金的历史贡献来看，此一时期，中国境内的各族政权互学互鉴，为构建“中华民族

42、多元一体”格局，共同缔造中华文明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也为此后中国的大一统准备了条件（深入推进宋辽夏金史研究的思考，河北学刊2020年第5期）。王文光、江也川指出辽夏金三朝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贡献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超越了民族界限，有力地推动了辖境内的民族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积聚了力量（辽夏金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烟台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袁琮蕊、于涌泉认为辽宋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辽宋间政治地位的平等及双方都认可“中国”是此一时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体现，也是元代得以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论辽宋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西北民族

43、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高福顺则着眼于“内聚性二认为辽宋夏金近400年间和战关系的本质就是内聚性，战是统一之战，战与和始终处在“一个中华”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辽宋夏金时期内聚性不断增强，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从学界现有解释看，“内聚性”指的是我国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在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中，自觉向中华文明靠拢，并融入其中的一种历史现象（王大华论中国封建社会分裂时期的内聚性，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赵轶峰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内聚性及其演进的模式特征，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11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与传统的“华夷”观念类似，这种解释也有将中国古代民族间的多边关系简单归纳为中原（

44、华）与周边（夷）双边关系的倾向。值得关注的是，高福顺所言“内聚性”,不仅注意到了辽夏金等周边政权向中原内聚的趋势，同时也指出了辽夏金之间相互交融认同的历史。除整体归纳IO-13世纪辽宋夏金王朝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贡献外，也有学者自觉将社会史、制度史、文学史等研究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阈之下。王善军辽代族际婚试探（史学集刊2020年第6期）认为辽朝境内各民族间广泛存在的族际通婚所引起的婚俗习惯变迁，是辽代文化多样性和兼容性，乃至中华一体观念和认同意识的产生原因之一。张先革等视西辽政权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和中原文化的传播者，认为西辽不仅确立了中原政治制度在西域的主导地位，而且以政权为依托，积极传

45、播中原文物制度，使西域各族文化打上了中华烙印（西辽对中华文化在西域传播的作用，新疆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汤勤福从金朝礼制的儒家化进程着眼，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形成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接受中华传统礼制是金朝自觉进入中华文化圈的关键一步（金朝“民族礼仪与汉化亡国说“辨误，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宋卿则以金朝的功臣配享制度为切入点，认为金朝独具特色的配享制度，不仅展示了金朝作为一个北方多民族王朝的特质，同时也发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金朝功臣配享述论，史学集刊2021年第6期）。沈学英则聚焦于辽代的礼乐制度,认为“辽乐承唐的基本事实体现了契丹族“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辽代大乐与礼

46、乐制度探微，人民音乐2020年第7期）。胡传志系统阐释了宋辽金时期中华文学的一体化进程，认为在这一进程中辽金文学对中华文学卓有贡献，不仅改写了中华文学南重北轻的地域布局，也重塑了中华文学刚柔兼备的风格大局（宋辽金文学与中华文学一体化，文学遗产2020年第1期）。和谈等探讨的是契丹文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认为契丹文学呈现出二元同构的特征，即双语创作与翻译的二元并行、双语合璧的二元共生、思想文化的二元混融，其所反映的是契丹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谈、郭佳楠论契丹文学的二元同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和谈等的另一篇文章则从契丹的图腾崇拜入手，认为契丹图腾的变化是不同时期各部族文明融合的结果

47、，其中龙崇拜更是体现出契丹人对中华文化的吸收与认同（论契丹神话传说中的多图腾崇拜与文化演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2期）。此外，学界继续深化如“汉化”“中国观”“民族交融”等既有命题，并借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的丰富理论内涵，近两年也有显著的成绩。“汉化”可简单概括成向中原学习。辽朝方面，学界更多强调的是“蕃汉杂糅的文化特色。肖爱民辽朝皇帝庙号三题（河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认为庙号作为中原王朝的封建宗法祭祀制度之一为辽圣宗所采纳，但辽朝的庙号、先庙、祖庙制度与中原不同，仍体现了其蕃汉杂糅这一特殊社会面貌。孔维京辽代“七庙”与皇家宗庙祭祀考论（史学月刊2021年第6期）也将“汉契杂糅”视为辽代礼制的特点,指出辽代的宗庙制度既学习中原王朝天子七庙，也因俗制宜确立了以斡鲁朵行宫庙为核心的祭祀体制。吴翔宇注意到了契丹姓氏的演变历程，认为契丹接受姓氏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在契丹文语境中姓氏却不常出现，体现了契丹人对于姓氏的疏离，这种若即若离反映的就是辽朝统治集团对中原文明有限度的吸纳（双重语境下的辽代契丹姓氏研究，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与辽不同，金朝则是全盘趋向汉化，乃至有“金以儒亡”之讥，并引起了学界讨论。汤勤福金朝“民族礼仪与汉化亡国说“辨误就指出金代灭亡，一是未能跳出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