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蔡襄《荔枝图》考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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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荔枝图考辨一、北宋蔡襄荔枝谱的创作背景北宋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人。宋史蔡襄传称：“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由爱之。”其所作荔枝谱是存世文献中最早关于荔枝的著述。在其之前的唐末宋初，郑熊曾撰广中荔枝谱，已佚。蔡襄的荔枝谱版本较多，最早的版本应为初刊刻时蔡襄手书的家刻本，同时期的莆田书坊刻印的蔡忠惠公集将其收录。可见，荔枝谱在宋代时期已有家刻单行本和坊刻文集本同时流传。此后的流传版本较多，据四库全书统计，主要有：宋刊本、明刊本、明汪氏刊本、百川学海（咸淳本）癸集百川学海（弘治本等）癸集山居杂志说郛（宛委山堂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古今说部丛书三集、丛书集成初集应用科学类艺术丛

2、编第一集、百部丛书集成癸集艺圃搜集本、闽中石手刻迹本闽中荔枝通谱十六卷本闽中荔枝通谱八卷本（万历本）、邓道协荔枝通谱本。在荔枝谱的开篇中，蔡襄先介绍了荔枝的分布和由来：“荔枝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后交代创作荔枝谱的动因：“予家莆阳，再临泉、福二郡，十年往返，道由乡国，每得其尤者，命工写生，萃集既多，因而题目，以为倡始。”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五日：“汉永元（89105）间，岭南献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在后汉书中亦有：“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蔡襄荔枝谱中也说：“汉初，南粤王赵佗以之备方物,于是始通中国”。可见，荔枝的主要生长

3、地为岭南地区,自汉朝时便成为受欢迎的贡品。蔡襄荔枝谱分“原本始、标尤异、志贾粥、明服食、慎护养、时法制、别种类”七部分。在类别中，蔡襄对其中的“宋公荔枝”的故实作了详细的交代：“世传其树已三百岁，旧属王氏。黄巢兵过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树号泣求与树偕死，贼怜之不伐。宋公名诚，公者，老人之称。年余八十，子孙皆仕宦。”而在写荔枝谱之前三年，至和三年（1056）,这棵近三百岁的荔枝树结果后，宋公送了些给蔡襄，蔡襄吃后赞不绝口，乘兴书了谢宋丈诗帖记录此树：“世传此树己三百年今虽老矣，实益繁滋，味益香滑，真佳树也。”以示谢意。止匕“宋公荔枝”至今仍存活，成为福建莆田宋氏宗祠中名物。蔡襄可谓是历经了整个宋仁宗

4、朝的统治时期，而宋仁宗赵祯在历史上是被评价为“，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的皇帝。宋仁宗时期经济文化异常发达，名家辈出，是文人的天堂。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六位是在仁宗朝活动的，而闻名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中，除了造纸术以外，另三项均为仁宗时期的产物。蔡襄在这种文化气息浓郁的环境中，专于书法，其书法之精在当时便为世称道。苏东坡评论日：“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欧阳修评价蔡襄书法：“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表达了对蔡襄书法艺术造诣的-Lkir2HaEo在福建任职期间，蔡襄常见荔枝成熟之图景：“城中越山（即今屏山），当州

5、署之北，郁为林麓。暑雨初霁，晚日照耀，绛囊翠叶，鲜明蔽映，数里之间，焜如星火，非名画可得。”蔡襄是北宋时期精于书法的文人，在古代又有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事能名，可为大夫”的情结，面对着如画的荔枝图景，用文字和图像记录是作为文人的本能。另一方面，蔡襄又发现当地的荔枝“列品虽高而寂寥无纪”,实际的应用中缺少这种谱录类的书籍来指导种植，这也是蔡襄编撰荔枝谱的另一个原因。在作谱过程中，亦感品类之多，便命人写图，以便认知，荔枝图便在这种需求下得以创作。“王世贞四部稿乃谓白乐天、苏子瞻为荔枝传神，君谟不及，是未知诗歌可极意形容，谱录则惟求记实。文章有题，词赋与谱录殊也。”表达了荔

6、枝谱为谱录类的工具书，而非蔡襄所作艺术品。二、荔枝图作者考辨1 .荔枝图作者的三种观点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刘保、李旻、王逵、周鼎、顾复等。刘倡题诗云：“高宗写此图，六种颜色奇。移兹工巧心，治国谅无亏。鼎湖龙去远，展卷令人悲。”他甚至以此图绘制之“巧心”见高宗治国之“无亏”，此评恐是爱屋及乌。李旻则批评高宗在烽烟刚去之际、于王室多难之秋，竟然还有闲情“写此图，王逵更是批评他“宴安之际，不鉴覆辙，犹图口腹之奉，以自玩而忘不共戴天之88,何其忍哉”。但周鼎却认为高宗题写荔枝，乃是“天机出孝思”。顾复认为荔枝图绢卷，“思陵所作荔枝，爰得乃翁笔妙”。吴升认为此图并非如清河书画舫所云如“进呈诸图:其根据蔡

7、襄尝进茶录例断定，“此荔子六种若果补图进呈”，前当有序，如札子。“自必详释某种何名，产自何地，决不仅此累累丹实，令观者识其状，莫别其名也工又云蔡襄文人雅士，岂肯“以食之微，流为丹青进奉耶”？且言刘儡乃正统状元，岂无鉴裁，张丑所言“殊抵捂也”。韩崇也认为张丑以为是蔡襄所作乃“想当然耳，实无确据”，所以他在道光丁酉（1837）六月重加装背时，标籁仍题为思陵。张丑在书中宣言：“守约诸公，漫不加考，因见绍兴御书等印，遂题为思陵所作，例不满焉”，认为他们认陶作阮，非真赏者也。且言：“丑虽不敏，直掳鄙见如右，定为君谟真迹，纵未敢日破千古之疑，沾沾自喜，较之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差堪轩轩豪举也耶！”辛丑销夏记记

8、齐彦槐所作题识，虽然未直接言明为蔡襄所作，但其语意颇值得玩味。“端明曾进荔支（枝）图六段，红衣裹玉肤，痛诋思陵，了无谓，不如题作蔡君谟图作荔支（枝）六种赋，色绝佳。自刘侃、周鼎、王逵诸公皆谓思陵所绘,肆意诋讥，殊杀风景，惟张青父据欧阳公与蔡忠惠手书定为端明进呈谱图，绍兴等印盖思陵鉴藏耳，未知孰是。”蔡襄曾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杭州府事，又著有端明集。因此，“端明”即为蔡襄。在此语境下，荔枝图被认为是蔡襄作。齐彦槐是应韩崇所请乃作是评，而此前韩作记与张丑持不同之见。所谓“不知孰是”恐系碍于友人之面的搪塞之语。其首言“端明曾进荔支图”，又批评刘偏等人“诋讥”高宗“殊杀风景”，且从张丑所言“绍兴等印盖思陵

9、鉴藏耳”。显然，其本意当是赞同荔枝图系蔡襄所作。清人彭蕴璨集载宋本传福建通志宣和书谱闽画记墨池编清河书画舫欧阳文忠公集宋诗纪事有关内容，认为“（蔡襄）所绘荔枝图卷，南渡后重修宣和故事，尚存六种书，为当时第一，吴荣光首次于道光戊戌（1838）中秋后三日作跋，认为张丑小注“起龙牙讫蜜荔支”为非：“今按谱七篇，首列陈紫，次方红，次游紫，次即小陈紫，次宋公荔支，又次方为琉黄龙牙蛆壳，谱如此而卷中画即如此方是忠惠真本:他怀疑图上“金字标题”为后人附会旗作，或为重裱者所汰，以至于“以琉黄为蜜荔支，或以佛桑浆渍色本殷红而附会作蜜渍”。吴荣光曾“四至三山，两任闽藩”，对荔枝品种知之甚深。虽然蔡襄原题已失，但较

10、之张丑与吴氏二人经历及所论，恐以吴荣光所言为是。道光辛丑（1841）四月廿有日，吴荣光又跋，“图六种不全，想犹是崔熬等人传写，不知何时入绍兴御府，以致头巾诸老横肆排诋，亦足鉴矣!”有鉴于此，吴荣光认为：绍兴御府之印，乃是鉴藏之章，并非作者明证，是图乃崔憋等人传写。2 .荔枝图的真正作者刘保等人认为是宋高宗所为，张丑和吴荣光已作辨别，此处不再赘述。张丑认为是蔡襄所作，主要是根据欧阳修与蔡襄手书：“治平二年（1065）二月，某启：遂尔大暄,不审气体何似？承已对谢，应已渐治装，无由诣。前日剧瞻企荔枝图，己令崔忠（慰）传写，自是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箧。今又于拣退中得此数十本，勒李扬送上，因出，过

11、门为幸。不宣。修顿首。君谟端明侍郎，二十六日。”从回复的手稿可以看出，蔡襄来信“企荔枝图”，欧阳修回信说已经让“崔恚（熬）传写”，且言成就一段佳事。考蔡襄于嘉祐四年己亥（1059）秋八月二十四日作荔枝谱，第二年（1060）三月十二日于泉山安静堂作书。是书为七篇，首篇述福建荔枝故实及作谱之由；次二篇略说兴化、福州荔枝情况；第四篇至第六篇述荔枝用途、栽培及贮藏加工方法等；第七篇录荔枝32种，详载产地及特点。谱后有欧阳修嘉祐八年（1063）七月十九日题语：“余少游洛阳花之盛处也，因为牡丹作记。君谟闽人也，故能识荔支而谱之，因念昔人尝有感于二物，而吾二人者适各得其一之详，故聊书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谟谱之末

12、。”从以上手稿及欧阳修谱后附文可以推断，欧阳修当对蔡襄所作荔枝谱一事甚为了解。蔡襄荔枝谱篇首言：“予家莆阳，再临泉福二郡，十年往还，道由乡国，每得其尤者命工写生，粹集既多，因而题目以为倡始。”由此可知，在作谱之前，蔡襄已让人为荔枝之尤者作图。欧阳修在嘉祐八年（1063）附文中没有提及该谱有其他附录或插图，但蔡襄却在1065年2月前写信向欧阳修“企要荔枝图据此可作一大胆假设,蔡襄所为荔枝谱虽然文字详实，但涉及具体品相，恐非常人所能区分，故以图形之。如其记江绿“大较类陈紫而差大，独香薄而味少淡”；方家红“可径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支之大者，皆莫敢拟；缘核“颇类江绿，色丹而小，荔支皆紫核”；圆丁香“皆

13、旁蒂大而下锐，此种体圆与味皆胜，凡此种种，更有“虎皮以下二十品”，虽然记之甚详，但肯定没有图文并茂给人印象深刻。而蔡襄身处北宋时期尚书画的氛围中，又是恪守法度的书法大家，很有可能对此前“命工写生”的荔枝图并不满意，故再求新图，以附其后。邓庆家曾作闽中荔支通谱，对荔枝可谓是知之甚多，但当孙不伐问其“荔支（枝）之状何若”时，他亦答曰“难言”。后邓庆家仿白居易与蔡襄例，“亦貌陈紫、宋香以示”“共得四十五枚，色泽肤理与生无别，但不能香味耳”。可见，荔枝之难绘。崔然,字子中，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图绘宝鉴均载其事迹。安徽凤阳人，乃崔白之弟，曾在宫廷画院任职，官至左班殿直,与兄相类，擅长画花鸟，画兔自成一家。

14、以欧阳修、蔡襄及崔慈之间的关系来看，请其补图之说当系实有其事。张丑据欧阳修所复书信认定荔枝图为蔡襄所作，乃理解之误，实为崔熬所为。自己作文而请人图之者古有其例，如白居易曾作荔枝图寄朝中亲友，乃是道士毋邱所为作。因树屋书影云：“白乐天别驾忠州，为荔枝图寄朝士姻旧，或干以财，率不答，但画荔枝图与之。”白香山诗集云：“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邱元志写。”只是白诗更多的是以物喻人，感慨白己流落蛮荒，不为朝廷重用而已。清代学者潘奕隽也认为荔枝图为崔慧所写，其三松堂集诗云：“貌得新图态逼真，涪州品逊福州纯。写生也拟烦崔惠（憨），输尔芳香味入唇。”蔡襄作为著名书法家，虽然擅长用笔，但并未见其有画作传世。且画工

15、之技，时人多鄙之，以蔡氏所居之高位，恐不屑为之。清河书画舫云：“君谟绘事朴茂尔雅,而其传世绝少”，想来只是猜测之言。以“陈仲醇之博闻广见，尚以弗克一遇为歉”，蔡襄绘画之艺，恐非如其所言。欧阳修所谓“一段佳事”，亦当是指蔡襄作谱，崔熬写图，合作为一本也。至于崔恩所作之图以何种方式出现在荔枝谱中，现不得而知。从上文论述可知，所谓蔡襄荔枝图实是崔憋所作。但此图与清河书画舫所载蔡襄“进呈谱图”是否为同一本，还需再行考察。张丑所藏荔枝六图，“起龙牙讫蜜荔支”，吴荣光指其与荔枝谱不合。显然,此本荔枝图并非“进呈图谱”，但也不能据此否定此六图并非崔慰所为。荔枝谱所载荔枝有32品，至于一卷六图所为几品，以及是

16、否有重新装裱题签导致的顺序错乱等，皆无从得考。况且荔枝图早在张丑手中已经“糜烂”不堪，至于是否流传下来，今己不得而知。另，据九钥集所载，宋懋澄言其家“先世相传有宣和皇帝绘荔枝图，题日“赐宋殿直，识以玺书”。二图是否有所关联，文献亦无明确记载。三、荔枝图的流传1 .宋代流传崔然应欧阳修所请，为蔡襄作荔枝图，原图首先当为蔡氏所有。荔枝谱成书后的第二年(1060)蔡襄将荔枝谱进呈朝廷，借由仁宗皇帝之手，刻印刊行，得以普及。其中荔枝图应在谱中，一同进入北宋宫廷。今观莆田县蔡襄纪念馆藏宋拓本荔枝谱(图1)及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古香斋宝藏蔡帖(图2),上有“政和”EL“政和”印为北宋徽宗所用“宣和七玺

17、”印鉴之其中一种，这足以说明此谱在北宋时期已为内府所藏。但考清河书画舫及大观录等文献，所记荔枝图上仅有“绍兴”“御书”等印，不见北宋内府收藏印记。究其缘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此图与谱原本分开，荔枝谱为内府所收，荔枝图则由其家宝藏。另一种可能是二者共同为北宋内府所收藏，在流传的过程中历经各种磨难，尤其是遭遇兵火之灾流落民间，原有流传印记受损，或经重新装裱遗失原貌，后又为南宋御府收藏。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称此图虽“遭靖康兵火得不化为乌有先生，足称幸甚，似乎难免前后之残阙矣”，认为荔枝图为北宋宫廷收藏，历经靖康之难，后因南宋高宗皇帝重修宣和故事，潜命搜访图书，而又进入南宋内府，这是极其幸运之事。2

18、.明代流传荔枝图元代无考。明初有王逵识云：“右宋高宗绘荔枝图一幅，吾友于以诚之所藏者，而求题于余。正统四年(1439)春二月上吉甲午，乡贡进士襄阳经卫据李王逵。天顺二年龙集己卯（1458）仲秋朔吉，苹川周鼎客石湖陈忍斋所跋云：“曩余尝作宋思陵荔枝二绝句，恐非诗教矣。予欲得藁毁之，弗及，尚与画同藏于于松岩所。余二十载，空前纸待余书，欲却之则似乎靳，应其求则贰过焉，为补二十八字，微与之讳，并书之后纸。”由此二跋可知，此图明初，至少在1439年至1458年间曾为于以诚所藏，王逵所云“于以诚”与周鼎所说“于松岩”当为一人。明代收藏家张丑作清河书画肪记录其家族收藏以及所见所闻之书画作品中，蔡襄名下载荔枝

19、图一，绢本六卷，大刷色，“前有复古殿宝，后有绍兴御书之印，复古殿宝凡四印。后有守约刘偏、纳斋李旻、榴李王逵及苹川周鼎跋。这是张丑所见荔枝图的流传印记。清河书画舫卷七记庚戌（1610）开岁三日，张丑于真赏斋动笔题识，妄议诸家，鉴定失真，将荔枝图定为君谟真迹，沾沾自喜，自以为破千古之疑，为方家所笑。当时此图止存六段，虽然“刷色鲜丽，笔意高古”，但张丑“第以糜烂细，故易去，由于清河书画舫记之甚略，也不知流入谁手。据图后韩崇手记，中间原有李雯一诗，后失去。不知是否曾为其收藏。3 ,清代流传清初顾复平生壮观所记荔枝图与张丑所见无异。吴升大观录记荔枝图题为高宗荔枝图卷：“上用乾卦EU,晚居北内，（高宗）多

20、用太上皇帝之宝”德寿殿宝“御府图书此卷澹黄绢本，高八寸，长五尺，绢止一幅，因荔枝有六种，故为六图，押绍兴长方玺，御书之印玺，刘守约诸家诗跋书瘴纸。”与清河书画舫所记“于松岩”不同，大观录作“王松岩”,此或系刊刻之误，当为同一人，即“于松岩工张丑题跋云是图“笔墨精谨，绢素缜密”，而吴升言其“绢粗”，不知孰是。清代吴荣光辛丑销夏记所记“末御府荔枝图卷，绢本，高八寸一分，长五尺二寸二分”,尺寸与大观录所记亦微有出入，中间失去李雯一跋，后有韩崇抄录清河书画肪所记张丑跋语，以及韩崇手记、吴荣光题跋。清后期，此图为韩崇所藏。韩崇（1783-1860）,字符芝、元之，一字履卿，人称南阳学子，苏州元和县人，乃

21、韩是升幼子，韩方之弟，也是汪鸣銮与吴大激外祖父。韩崇酷嗜金石，工书诗，相关著述较多，传世的有书画题跋江左石刻文编江右石刻文编宝铁斋书录录德录义门先生集三节合编等。道光丁酉（1837）六月，韩崇为其重加装背，标仍题作思陵，抄录清河书画舫张丑之语，并作跋云。道光戊戌（1838）中秋后三日，韩崇还请齐彦槐为之作题识，书于沧浪亭之石秤精舍。次年，时年六十九岁的吴荣光亦两次为之作跋。结语蔡襄荔枝谱为实用之谱录，系统全面地记录了荔枝的科学知识，因有感于文字之记录无法直观地呈现荔枝原貌而作图辅以认知。由此荔枝图得以面世，然古之书画作品能流传至今实为难得，对于荔枝图作者之辨一直伴随在流传过程中。从蔡襄自己在荔枝谱中所述的情况来看，蔡襄亲自作图的可能性很小，而宋高宗之说亦不可信，综之文献资料，其真正的作者应为崔恩。在流传的过程中，仍有新的版本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也成为后续的研究值得关注之处。书画作品的流传，伴随着材料的糜烂、兵火之祸、好事者的作伪、书画爱好者的精于临仿等，都给今天的辨伪带来困扰。然荔枝图并非作为绘画作品而作，而是为了辅助荔枝谱帮助人们更好地认知。荔枝谱是作为工具书的谱录类书籍，实用性是第一位的。因此，从功能的角度来说，荔枝图亦非艺术作品，这完全符合蔡襄编撰荔枝谱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