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卷》再认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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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甦子送子天王图卷再认识一、研究送子天王图卷留下的疑团我是1995年后半年开始研究送子天王图卷的。1995年我第二次去四川广元、剑阁、嘉陵江一带考察,发现广元千佛崖第806窟龛中的护法天神像和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卷中的护法天神像有相似之处,因此怀疑美术史家和鉴定家们认为送子天王图卷不是吴道子作品,而系吴道子传派高手的一幅作品的意见是错误的,这样我便着手研究送子天王图卷。但我一直认为现藏日本大阪美术馆的送子天王图卷应是吴道子真迹,其主要理由是前辈学者说上面有南唐曹仲玄的题跋。李浴先生在中国美术史纲中说:“可惜的是吴道子的画迹在今天的人世间难以找到了。虽然流在日本的一件送子天王图卷一般都说是他的作品,卷
2、尾也有五代曹仲玄的跋文,说是吴生之作,就作风与工(功)力来看确也很好,并是吴派作风,但是否出自吴生之手尚待各方面的研究鉴定。”在他出版的中国美术史纲(修正本)中还是说:“流传到日本的一件送子天王图卷卷尾有五代曹仲玄的跋文,说是吴生之作。就作风与功力来看确也很好,线描确与其书法笔迹遒劲如磔相类似,人物衣冠以及写实程度都类唐人”由王伯敏先生担任中国美术通史主编,由薄松年先生担任中国美术通史第五编执行主编,在本编中国美术通史中也说:“世传吴道子送子天王图(纸本、白描、无款,旧为口阿部考次郎所藏,现归大阪博物馆),卷后有南唐待诏曹仲玄题及宋李公麟书瑞应经语,一直被认为是吴的作品”所以我一直认为日本大阪
3、博物馆所藏送子天王图卷上有曹仲玄题跋,又有李公麟题写的瑞应经语。既然上面有曹仲玄题跋,李公麟没有提出曹仲玄题跋有假,现代的鉴定家也没有任何人说上面的曹仲玄题跋有假,那么就应该是吴道子真迹了。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始终没有见到曹仲玄的题跋。我曾经给日本大阪博物馆去过信,希望他们能将送子天王图卷中的曹仲玄题跋拍照下来发给我,但没有发过来。我买了一套徐建融先生编的历代名画大观题跋书法,上面有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卷的题跋,但也没有找到曹仲玄的题跋。我又给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先生打电话,问他有没有送子天王图卷上的题跋,结果也没有。我非常纳闷。怀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哪一位多事的装裱师,将曹仲玄的题跋割了下来。所以此
4、时我还是认为现藏日本大阪博物馆的送子天王图卷系吴道子真迹。因为我认为现藏日本大阪博物馆的送子天王图卷原本是有五代曹仲玄题跋的,只是不知什么时候装裱时被割了下来。我的吴道子研究(修订本)于2014年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辽宁省海城市三鱼泵业公司董事长戴喜东先生在北京琉璃厂买到一本我的吴道子研究。他看到我在吴道子研究中讨论了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卷,便给我寄来他编著的中国古代书画精品考,并邀请我去他那里看他所收藏的送子天王图卷。在他的精品考中看到了他所收藏的上面有五代曹仲玄题跋的送子天王图卷。这时我才看到了曹仲玄关于送子天王图卷的题跋。原来,现藏口本大阪博物馆的送子天王图卷本来就没有曹仲玄的题跋,只是
5、因为张丑清河书画舫、吴升大观录中说到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卷卷尾有五代南唐曹仲玄的题跋,所以李浴先生、薄松年先生一直认为现藏日本大阪博物馆的送子天王图卷卷尾有曹仲玄的题跋。而其他鉴定家也没有一个人说到在上面没有找到南唐曹仲玄的题跋。(当然这些鉴定家有的没有去过口本大阪看这幅画。但有的是去日本看过这幅画的。杨仁恺先生就看过这幅画。)戴先生所收臧的送子天王图卷的出现,使我们找到了曹仲玄的题跋,使我们对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卷的研究峰回路转,进入一个新天地。二、两本送子天王图卷之异同2015年9月4日,我们全家乘K902次列车离开临汾。5口早上8时56分到达秦皇岛,在秦皇岛停留一天,参观了山海关和老龙头,晚上
6、7时乘车到海城。戴先生派车到车站接我们。2015年9月6日,戴先生把我们接到他的工作室,取出他所收藏的送子天王图卷。从9月6日到8日,我们大部分时间是看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卷。我们认真察看送子天王图卷上的每一个人物形象;认真察看这卷送子天王图卷究竟是新纸做旧的,还是旧纸的;认真察看上面所盖的每一方印;认真察看上面的每一段题跋;认真核对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和日本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之异同(图1Aa、图1Ba)现将二者之异同分述如下:(一)两本送子天王图卷相同之处1 .就人物形象来说:二者所描写的人物个数完全相同,所处位置完全相同,人物身上的线条多少与长短完全相同,人物造型也基本相同。2 .画幅的尺寸:
7、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画幅高35.4厘米,长337.2厘米。画幅和题跋全长780.1厘米。日本大阪送子天王图卷没有看到原作,但从两幅送子天王图卷的造型、位置,可以看出一本是另一本的摹本,或者都是另一祖本的摹本。所以可以断定其尺寸是大体相同的。(在制作插图时,发现每个单个的人物形象对得合适,而把几个距离较远的形象放在一起对照,就出现了错位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女儿袁欣解开了这一疑点。放在电脑里的无论是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还是大阪本,都是用照相机分段拍摄下来又连接在一起的。连接的时候,裁多裁少就说不清楚了,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位现象。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全图最左边的那个跪在地上的天神的头上右边的蛇头
8、缺了一小截,应该是连接照片时裁掉的。我们把原图扫描的这一天神的头部形象取出来察看,就没有这种现象。说明我们找的原因是合理的。)3 .画幅题跋:两本送子天王图卷都有李公麟题写的瑞应经语,都有明代洪武年代王廉的题跋,都有明代书画著录家张丑的题跋,都有清代姜宸英、禹之鼎题跋,都有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孔广陶的两段题跋(图1Ab、图1Bb)。4 .画中收藏鉴赏印:两本送子天王图卷都有乾卦印、“图书”半印、“绍兴”连珠小玺、曲脚“封”字半印、“悦生”葫芦印、“慧辩图书”、“慧辩图书审定”、“慧辩知贤印章”、“此山图书”、“魏国世家”、“朱芾印章”、“安阳老圃”、“上虞杼基本初”、“重鼎”E、韩世能印”、“张
9、丑之印”、“姜宸英印”、“岳雪楼印”、“至圣七十世孙广陶印”、“少唐审定”印、“少唐翰墨El1、“西溟”EJ1、“孔”字印、“袁氏家藏子孙永保之Eh“神品”联珠印、“三十六螺书屋珍藏之印”、“丁贾私印”、“罗文俊印”、“清忠堂”Eh“贾静轩印”、“鉴古堂印”、“寿春世家”、“长洲开国”印、“文俊信印”、“忠孝传家”印、“个中人”印、“萝邨秘笈”EFI、“合于道乐得之”印等。总之两本送子天王图卷上所铃印鉴完全相同。5 .两本送子天王图卷都是四接纸接起来的。接口处也一致。(一)两本送子天王图卷不同之处1 .墨色深浅不同: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的人物脸面、人物衣纹、帽子、部分道具用淡墨勾。天女头发、部分
10、人物的鞋、右端伏跪的天神的飘带、山石用重墨画成。而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所有的线条都是用重墨画成。2 .两本送子天王图卷艺术水平都相当高,但相比之下,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较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更显得飘逸潇洒。从右起卷首数第三位天神左腿右边的那根线条就有明显的区别(图1Ac、图1Bc)。大阪本这根线条稍有折度,而戴臧本这条线却是很自然地按照人物造型的需要画下来的。记得2002年12月参观上海博物馆举办的72件国宝展览,一位湖南画家在参观李公麟的摹韦偃放牧图卷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李公麟摹韦偃放牧图没有他画的五马图好。”李公麟生于1049年,卒于1106年。他所画的五马图是宋哲宗元祐年间外国进贡的名马。李公
11、麟画五马图是在宋哲宗元祐元年到元祐三年之间。元祐三年是公元1088年。此年李公麟三十九岁。李公麟画摹韦偃放牧图时大概也应在三十八九岁或四十多岁。太早了,功力达不到,太晚了精力又有限。五马图和摹韦偃放牧图都是李公麟所画,时间相距又不是太远。为什么摹韦偃放牧图不如五马图艺术水平高呢?关键在于五马图是李公麟直接照着真马写生的作品。写生时精力高度集中,全神贯注,感情灌注到了每一根线条之中。而摹韦偃放牧图是李公麟摹写韦偃放牧图的作品。摹写时,时时要对照韦偃放牧图的线条,精力不能高度集中。一般来说,临摹的画都会出现线条板涩的现象。就是吴道子传派高手也不可避免。单看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发现不了这样的问题。把
12、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和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放在一起进行比对,就能看出这一点。3 .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有南唐画家曹仲玄的题跋,而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却没有曹仲玄题跋。4 .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中的李公麟题写的瑞应经语是题写在送子天王图卷画幅左边的画幅上的,而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李公麟题写的瑞应经语,却是题写在画面之外的另一块纸上的。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中李公麟题写的瑞应经语,下面没有铃印。而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中李公麟题写的瑞应经语下面铃了一方“龙眠居士”Eh5 .戴臧本送子天王图卷上有郑板桥题签,而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上没有郑板桥题签。6 .戴藏本和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虽然都有王廉、张丑、姜宸英、孔广陶的题跋,
13、但书写的笔迹、风格、格式显然不同(图1Ab、图IBb),所铃印记也显然不同(图1Ad、图1Bd)o7 .最近因制作本文的插图,发现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没有“南海孔广陶审定金石书画印”、“少唐”印、“吴宽”E印“岳雪楼”E限而较戴藏本又多出了“少唐心赏”Eh“岳雪楼印”。三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应是吴道子真迹我们将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与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作了一番比较,那么这两本送子天王图卷究竟有没有真迹呢?如果说有真迹,那么究竟哪本是吴道子真迹呢?通过比较,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当系吴道子真迹。理由之一,前面说过,两本送子天王图卷就技法而论,都画得不错,若不作比较,却不太好说谁高谁低,然:
14、者作一比较,就觉得戴藏本更显得飘逸、潇洒。理由之二,米芾书史中说:“画可摹。书可临而不可摹。惟印不可伪作。作者必异。王诜刻勾德元图书记,乱印书画。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伪。木印、铜印自不同,皆可辨。我们先来看看两本送子天王图卷中的明清印鉴。两本送子天王图卷都有王廉、张丑、姜宸英、禹之鼎、孔广陶题跋。题跋的字数、时间完全相同。这显然是不合实际的。这两本送子天王图卷不可能同时出现在王廉面前,让王廉在洪武乙丑(1385)三月的同一天在这本送子天王图卷上题跋,又在另一本送子天王图卷上题跋。又在另一个同时都在张丑的面前出现,让张丑在泰昌纪元(1620)八月在这一本上题跋,又在另一本上题跋。又让这两本送子天
15、王图卷同时在姜宸英、禹之鼎面前出现,让姜宸英在康熙辛未(1691)闰七月的同一天在这本送子天王图卷上题跋,又在另一本上题跋。也不能让两本送子天王图卷同时被孔广陶收藏,让孔广陶在咸丰八年(1858)仲夏的同一天在两本送子天王图卷上题写字数相同内容相同的题跋,又让孔广陶在同治癸亥(1863)孟复的同一天在两本送子天王图卷上题写字数相同、内容相同的题跋。退一步讲,即使非常巧合地使两本送子天王图卷在各个时间段都是同时出现在以上几位题跋者的面前,那么这两本上的题跋应该从笔迹、风格、位置安排上完全相同,而这两本送子天王图卷上的这几个人的题跋就字体来说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差距很大。这说明肯定是一真一假。哪本的
16、题跋是真,哪本的题跋是假,这就需要看看后面的铃印哪本是真哪本是假。在这一点上,戴先生已做了很好的工作,在他编著的中国古代书画精品考一书的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卷一节中将张丑的“张丑之印”,姜宸英的“西溟”、“姜宸英印”,孔广陶的“少唐审定”印、“少唐翰墨”印、“少唐”E/“孔”字印、“岳雪楼”E1、“岳雪楼印”、“至圣七十世孙广陶印”、“南海孔广陶审定金石书画印”原大扫描下来,又将上海博物馆编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所收的相同的印鉴放在一起进行对照,丝毫不差。我女儿袁欣将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这些有关的印鉴在电脑上放大和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的相应印鉴进行对照,一个也对不上。这说明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后面的王
17、廉、张丑、姜宸英、孔广陶的题跋是真,而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后面的王廉、张丑、姜宸英、孔广陶的题跋全部是伪造出来的。可见鉴别印鉴之真伪对鉴定书画作品之真伪至关重要。我们将张丑、姜宸英、孔广陶等人款识下面所铃印鉴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所收相应印鉴相对照,足以说明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中的王廉、张丑、姜宸英、孔广陶题跋是真,而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中的王廉、张丑、姜宸英、孔广陶的题跋是假。这个假是何时造出来的呢?孔广陶第二段题款的时间是清同治癸亥孟夏,系公历1863年阴历的四月,这样可知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几个人的题跋是按照孔广陶著录岳雪楼书画中所写内容造的假,根本没有看到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中张丑等人的真跋,所
18、以连格式都与戴藏本后面的张丑等人的题跋不同。题跋的真伪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肯定地说王廉、张丑、姜宸英、孔广陶的题跋以及吴升的大观录中所记载的送子天王图卷当是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而非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我们再看看送子天王图卷上的元代印鉴吧。送子天王图卷中的元代印鉴有“魏国世家”“慧辩图书”“慧辩图书审定”“慧辩知贤印章”“朱芾印章”“此山图书”等印。从张丑的题跋中我们知道,所谓慧辩乃子固老友。子固是赵子固,即赵孟坚,是赵孟的哥哥。“魏国”是仲穆所使用的章。仲穆是赵孟JW的儿子赵雍。朱芾系孟辨之章,此山是赵子昂的老朋友。这几个人的印鉴在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没有收入。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虽
19、收有赵雍的印鉴,但没有收“魏国世家”一印,我们只有通过查赵雍的书画作品来找这方“魏国世家印了。为了找赵雍的“魏国世家”这方印,我在图书馆查阅了好多书法和绘画集子,没有找到。后来在九州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山水名画鉴赏二第119页所收赵雍的松溪钓艇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找到了。但此画画面太小,看不清楚。我又到图书馆找北京故宫博物院所编的中国历代绘画。中国历代绘画没有收编此画。后来在中国美术全集第5册第79页所收赵雍的松溪钓艇图中找到了较清晰的“魏国世家”印。袁欣将这方印拍照下来,和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中的“魏国世家相比对,有多处差异,说明并非一印。但从两方印的风格来看,可以看出两方印的风格非常一致,说
20、明两方印出于一人之手(图2)。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中的“魏国世家之印当系赵雍另一方“魏国世家”印,只是赵雍的书画作品发表得太少,我们无法找到这方印罢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将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和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中的“朱芾印章”、“此山图书”印、“寿春世家卿、“重鼎”印、“忠孝传家”印、“魏国世家”印、“慧辩图书审定”印取出来放在一起相比对,除慧辩图书审定”印是铃在接缝上的,装裱时裁多裁少不一致,因此不太对得上,其他的印鉴却对得很合适(图3)。这就说明在元代这个时间段内,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和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两幅画又落在同一个收藏家手里,所以才会铃上同样的收藏印。这又说明元代的收藏鉴赏印是真而非
21、伪。我们再看送子天王图卷中几方宋印。宋高宗的印鉴有乾卦印、“绍”“兴”连珠小玺,贾似道的印鉴有曲脚“封”字印,“悦生”葫芦印。这些印在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都对不上。对不上不见得就不是宋高宗和贾似道的印。理由是宋高宗的“绍兴”玺就刻了好多。宋徽宗的“宣和”玺、“政和”玺也是刻了好多。而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并没有把他们所有的印鉴都收进来。贾似道的“秋壑”EL赵昌的写生蝶蝶图有“秋壑”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所收的“秋壑”E,基本相同,而有差异。在黄筌写生珍禽图卷中有“秋壑”印。在王献之地黄汤帖中有“秋颦”印。这说明贾似道同样形式同样内容的印鉴也是刻了好几方。这就告诉我们,贾似道的曲脚“封”字印、“悦生
22、”葫芦印绝不只有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所收的那两方。以上理由虽然也可以说通,但毕竟不是实证。于是我查阅南宋之前的书画作品,看看是否能找到送子天王图卷中所铃的宋高宗、贾似道的有关印鉴。居然在中国法书全集2第135页所收虞世南临兰亭序之后左下角查到与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左下角“绍”,兴”连珠玺相一致的“绍”,兴,连珠玺。因为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的“绍”“兴”连珠小玺、虞世南临兰亭序中的“绍”“兴”连珠小玺和其他“绍”“兴”小玺,很不相同,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中的“兴”字玺,铃玺时蘸印色又不匀,所以我曾怀疑此连珠小玺是否“绍兴”小玺。我查了古籀汇编。“绍”字篆作等,争”旁没有篆作的。而“舒”字却篆作“孑系”
23、字篆作等。可见古人也有将号”旁篆作”的。这样,戴藏本的“”就应该是“貂”To戴藏本的“绍”的下一印铃时蘸的印泥不均匀,铃得不全,装裱时又割掉了下半印,成了,和大阪本送子天王图卷中的应该是一致的。虞世南临兰亭序的此印也铃得不全,装裱时对此印又有损伤,成了的样子。我在古籀汇编中查了一下“兴”字。“兴”字篆作等形式。从“兴”字的这些篆法可以断定虞世南临兰亭序左下角“绍”字玺下面铃的印应该是“兴”字玺。戴藏本中的“绍”字玺下面的印也应该是“兴”字。我让袁欣把虞世南临兰亭序后面左下角的“绍”“兴”连珠玺拍照下来在电脑上放成与戴藏本送子天王图卷的“绍”“兴”小玺一样大小相比对,没有对上。但虞世南临兰亭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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