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后现代主义与文论重建-MandatoryInterpretation,PostmodernismandtheReconstructionofLiteraryTheory_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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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制阐释、后现代主义与文论重建MandatoryInterpretation,PostmodernismandtheReconstructionofLiteraryTheory作者:李自雄作者简介:李自雄,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山东威海264209;李自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李自雄,男,湖北天门人,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文学博士。原文出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0163期第21-29页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引入,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权的解构,但也存
2、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这既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文论存在的所谓“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解构,也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文论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建构主义”思路与“关系主义”思路及其理论重建,都存在“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并没有也未能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与文学理论知识,而表现出理论构建的无力。当代中国文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进行一种“本体阐释”的理论重建,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及其现实问题,重新建立其应有文学指涉与理论品格,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现成思想”的诠释,
3、以切实推进中国文论的建设及其创新发展,构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与实践根基的文学理论,并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TheintroductionofpostmodernismintothecontemporaryChineseliterarytheorycircleshasacceleratedtheprocessofbreakingawayfromstereotypedthinkingandthedeconstructionofdiscoursehegemony.However,thereexistsomebiasedviewsandproblems,suchastheprecedenceofthe
4、oryoverpracticeandmandatoryinterpretation,whicharemanifestednotonlyinthecriticismanddeconstructioncharacterizedbythemeta-narrativeorgrandnarrativeaboutal1kindsofEssenceofLiterature7andtheessentialismwayofthinkingthatisUnhistorical,butalsointheconstructionofpostmodernismliterarytheory.Thereconstructi
5、onthinkingofpostmodernismliterarytheory,includingtheconstructivismthinking,relationalismthinkingandthereconstructionofthethesetwotypesofthinking,hasseepedintothetheoreticalmisconceptionofmandatoryinterpretation/7,andnonewliterarytheorypropositionorknowledgehasemergedfromtheconcretepracticeofChinesel
6、iterature,furtherdemonstratingtheimpotenceoftheoryconstruction.Thus,forcontemporaryChineseliterarytheory,ifwewishtodispelthemisconceptionandlimitationofmandatoryinterpretation77andreconstructontologicalinterpretation,weshouldbaseitontheconcretepracticeandrealisticproblemsofChineseliterature,reconstr
7、ucttherightfulliteraryreferenceandtheoreticalqualityandeliminatetheblindfaithofWesterntheoryandtheinterpretationofstereotypedthinking”.Onlyinthiswaycanwepr期刊名称:复印期号:文艺理论2016年09期关键词:强制阐释/本体阐释/后现代主义/文论重建/MandatoryInterPretatiOn/OntoIogicalInterPretation/PostmodernismzZRecMnstnictionofLiteraryTheOry标题注
8、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问题视域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研究”(15BZWoI1)中图分类号:I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16)03-0021-09近年来,张江先生针对西方文论存在的根本缺陷提出强制阐释”的观点,并进行了卓有创建的系列论述,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正如张江先生所说的,用它“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口而更为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超越强制阐释的局限,勾画讨论重建当代文论的有效路径,2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提供可能的思路。就现在的讨论来看,如何更为有效地联系当代中国的文论实践来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显然是亟待深入的话题。新时
9、期以来,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代中国文论遭到了解构,这种解构是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并已构成了我们对中国文论进行深刻反思与重建思考的理论语境,不能也不容回避。正是鉴于此,笔者拟结合张江先生提出的“强制阐释观点,联系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理论实践对其作出考察与反思,以期推动问题的深入探讨。一、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解构及其强制阐释问题后现代主义作为上世纪中期开始活跃于西方的理论思潮,在80年代初开始引介进入中国,经过三十余年持续不断的译介、批判、争论和接受,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事实上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探讨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实绩和问题,是无论如何也绕
10、不过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这一块的重要影响的。3对当代中国文论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有其积极意义的方面,诚如有学者所言,后现代主义崇尚多元和谐,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CentriSm),主张差异性、非同一性,否定绝对同一性和总体性的独断和霸权,强调世界的多元性和多义性,强调视角的多面性、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多元性,4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权的解构,为新的知识空间的拓展和多种理论话语提供了可能,而有利于多元、平等对话机制与学术生态的形成。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领域的引入,也存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与问题,既体现在对“他者”的批判解构上,也表现
11、在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先看对他者”的批判解构。显然,后现代主义视域中的他者,也就是其所质疑、批判与解构的对象是有特定所指的。用利奥塔简化到极点话来说,就是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5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用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来指称在现代性状况下具有合法性功能的叙事,这是一种提供知识合法化的叙事,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即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为代表的关于思辨真理的思辨叙事与以法国启蒙主义传统为代表的关于人性解放的“解放叙事。利奥塔认为,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以一种总体性、普遍性遮蔽了在社会历史中发生并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差异与复杂性,因而这种提供知识合法化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是值得质疑
12、的。在利奥塔之后,不少西方后现代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作出了自己的解读与阐释,尽管这些解读与阐释在许多具体的方面也存在种种的分歧与争议,但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反思,大多放在对其总体性、普遍性的质疑上,并主要表现为对这种总体性、普遍性诉求的本质主义观念的清理与批判,比如罗蒂后哲学理论对所谓“大写的哲学、大写的真理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拒斥和解构,6显然也是这样一种理论体现。而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也正是通过对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及其普遍性诉求的本质主义观念的质疑和清理来展开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批判与解构,并倡扬其后现代主义文论观点的。以这种主张与观点来看,当代中国文论存在“
13、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坚信绝对的真理,热衷于建构元叙事或宏伟叙事(利奥塔)、大写的哲学(罗蒂)以及绝对的主体,认为这个主体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超历史的、绝对正确的对本质的认识,创造出普遍有效的知识,而总是把文学视作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实体,它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并相信只要掌握了正确、科学的方法,就可以把握这种普遍规律、固有本质,从而生产出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这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
14、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这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的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力妨碍其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使之无法解释当代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还导致文艺学在研究的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新近出现的审美及文化现象,而将它们拒斥在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之外,8而对于新近出现的文艺活动的深刻变化的一味回避或拒斥,又反过来强化了文艺学中原有的本质主义倾向。9从这段表述,不难看出论者所持有的利奥塔的元叙事理论、罗蒂的后哲学等理论依据。张江先生指出,强制阐释”也就是一种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
15、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口0显然,结合上文的分析,以张江先生强制阐释”的观点来看,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也是从利奥塔的元叙事理论、罗蒂的后哲学等理论出发,并以之为前在立场与分析模式,对当代中国文论所存在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作了符合论者主张与观点的阐释分析,尽管这一阐释分析似乎也非常重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及文学审美的实际状况,表现出致力于文学文本话语与现实关系重构的理论动机。这里并无意质疑或是否定上述论者的这种理论动机,尽管对于他们的理论动机也曾有多方的揣测,但我们宁愿相信,他们对当代中国文论所存在
16、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进行清理与批判,是出于上述理论动机,因为他们也的确道出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现状令人深感忧虑而不能忽视的一面。诚如他们所认为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不仅束缚了自身的创新发展,而且致使文学理论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及其文艺实践活动作出有效的回应与理论阐释,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很明显,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正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要使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走出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对那种关于各种文学本质及普遍真理的元叙事
17、或宏大叙事特征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进行清理、批判与破除是势在必行。这对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恢复它与现实纬度不可或缺的应有联系,从而走出割裂现实与历史的本质主义迷途,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也要,并且往往要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实际状况,来对他们批判的对象进行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存在着语境抽离的错误JlU而这样的错误,正是他们要避免的。然而,问题是,他们机械地将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照搬挪移到中国,而导致了这种理论在具体语境上的误置。由上述可知,利奥塔、罗蒂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针对西方现代性知识状况而提出来的,这很明显有不同于中
18、国语境的地方。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文论需要反本质主义,需要反对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所批判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本质主义的思维弊端,对其进行必要的解构,但这种解构显然是有限度的,并要建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语境及现实状况的基础上。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是错把他乡当故乡了。诚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他们从西方引入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理论”所批判的概念、对象与其所操持的理论一样多舶自西方,与中国现实则有相当的疏离感,比如类似主体、真理这样的被颠覆概念在中国语境中还远没有成为事实上的权威J12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及其自主化建设在中国还任重而道远,这些都尚需
19、致力于建构,而不是走向反本质主义的极端解构。因此,“在现代性反思亟须具体深入而成为一个中国式反思的今天,正确理解当下中国具体文化实践中的生长性力量”及其现实依据,而不是与之相疏离,乃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学文论现状及其问题作出分析判断的关键,否则,就恐怕只能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话语,“一味移植文化工业、消费文化、女性主义、后殖民等等术语,而它们既不能与中国现实完全对称,也实际上偏离了对文学本体的建构路径”。13这也再次提示我们,对任何理论,包括西方理论的运用,都必须在“理论与“语境”的关系及其有效性问题上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否则,简单的理论套用也许是容易的,但圆凿方衲的强制阐释也就在所难免。二、后现代主义
20、的文论重建及其“强制阐释”问题在当代中国文论界,正如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所认为的,解构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口4那么,他们的重建思路又是怎样的呢?这也是我们要论及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文论主张者在对当代中国文论界存在的“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进行批判解构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重建思路,具体来说又主要包括建构主义与关系主义两种思路。我们这里先看建构主义”的思路。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建构主义思路的提出,显然是出于对那种普遍性诉求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的质疑与拒斥,这种思路认为,文学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
21、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生成与建构之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口5反对生成的遗忘,主张吸收福柯所说的事件化方法与布迪厄(又译布尔迪厄)所说的反思性”方法(实质上也还包括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一种“历史化与地方化”16的理论建构。这显然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文化生成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张江先生曾对“强制阐释作出了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四个基本特征的概括,其中第一个基本特征场外征用,即是指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口7当然,正如张江先生所言,”指出场外征用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文
22、学理论的建设就要自我封闭,自我循环,在僵硬的学科壁垒中自言自语“,相反,各学科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已成为历史趋势,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已成为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18我们认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文化生成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应作如是观。后现代主义的知识一文化生成理论重视对知识、文化的历史性考察,以揭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这自有其深刻的地方,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但同时这样一种理论却把一切知识、文化都归结为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生成与建构产物,具体到对文学的理解与认识,就如乔纳森卡勒所指出的,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19文学与一切知识、文化
23、一样,都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生成?口建构。这样,就是将文学等同于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而实质上是取消或否定了文学相对于其他知识、文化的差异、属性与特质,这显然是偏离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对于文学征用场外理论,包括上述“建构主义思路对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文化生成理论的运用,正如张江先生所指出的,就其积极的意义而言,”这种姿态和做法扩大了当代文论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和方向,对打破文学理论自我循环、自我证明的话语怪圈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用文学以外的理论和方法认识文学,不能背离文学的特质。文学理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对文学实践的深刻把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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