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馆藏与作家研究空间的拓展-——从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多种穆旦资料谈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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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捐赠、馆藏与作家研究空间的拓展从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藏多种穆旦资料谈起Donating,MuseumCollectionandSpatialExpansionoftheStudyonWriters作者：易彬作者简介：易彬，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18年第201811期第91-99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9年03期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3CZWO84）的阶段性成果。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文献资料的发掘也日益丰富、驳杂。各类原始书报刊的信息得到了反复的检索（毫无

2、疑问，电子化资源起到了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旧书刊市场、网络交易平台以及由此衍生的个人收藏乃至个人性质的文学馆也已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在文献发掘中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公立机构在书报刊征集、作家捐赠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仍值得大力申扬。即以中国现代文学馆（以下多简称文学馆）为例，该馆是国家级重点文化单位，是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学博物馆。1981年由巴金先生倡议建立，中国作家协会随即着手筹建，1985年初正式宣告成立，以收集、保管、整理、研究现当代文学书籍及作家著作、手稿、书信、日记、录像、照片、文物等资料为主要任务。基于巴金先生的号召力、中国作家协会作为主管机构的权

3、威性，文学馆在作家相关资料的“征集收藏”方面已颇具规模：文学馆现共有藏品60万件，其中书籍23万册、手稿22005件、照片16173件、书信25733封、字画1887幅、文物169330件。对作家整批捐赠的文学资料，建立了以其姓名命名的文库。目前已建立的有巴金文库、冰心文库、唐强文库、张天翼文库、周扬文库、俞召白文库、丁玲文库、夏衍文库、阿英文库、萧军文库、姚雪垠文库、萧乾文库、张光年文库、刘白羽文库和李辉英文库、林海音文库、卜少夫文库、周仲铮文库等中国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作家的文库共81座。此外，根据馆藏，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丛书等出版物。相比于其他图书馆或者类似机构,文

4、学馆的最大优势还不在于图书总量，而在于其博物馆属性。根据文学馆网页“馆藏通典”条目显示，馆藏被细分为十类：图书、报刊、手稿、信函、书画、实物、照片、特藏、视频档案和音频档案。除了一、二两种为正式出版物外，其余八种多属非正式出版物（仅有少量被整理出来），因此，相当部分相关材料均属作家集外文之列，且具有手稿学的意义，同时，鉴于相关材料属作家们的捐赠，这对考察文坛生态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注意到文学馆馆藏方面的新动向，首先还是因为两次跟穆旦有关的展出：其一是2009年11月初文学馆在“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期间，展出了部分作家手稿，其中就有穆旦1956年发表的不应有的

5、标准一文，尽管当时仅能完整地看到手稿的第一页，但已可判断是文艺报编辑的批阅稿。其二，根据2015年11月的“文学馆藏九叶派文学名著版本辑录信息，注意到穆旦第一部诗集探险队封面有题词，但图片分辨率低，无法辨认。到2018年，借着穆旦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着手修订穆旦年谱（初版于2010年），深觉这些材料有必要补入，于是前往文学馆查阅，不想在查实上述两种材料之外，还有不少新的一完全可以说意料之外的发现。统言之，文学馆藏有穆旦各时期的著译作品、数种手稿。与一般图书馆馆藏不同的是，文学馆保存了同一图书的副本和各类重印本，这使得所藏穆旦图书总量在300册左右。穆旦早年诗集的藏有量均有数种，数种译著的藏有量更

6、大，如1958年版译著别林斯基论文学，藏有量即多达7册。手稿目前仅见3种，其中穆旦本人所写为两种,一种即前述发表在文艺报的稿子，另一种是从未见刊的翻译稿。再有一种为王辛笛家属所捐赠的理想一诗的抄稿。此外，还有少量相关材料，如穆旦家属所捐赠的“作家墓碑照片等。这些材料或显示穆旦本人新的写作与翻译状况，或浮现出穆旦与相关人士的交游关系，或透露出相关捐赠者的文学素养与阅读视野，均有进一步申说的必要。一、书刊捐赠与作家交游、文学传播等方面的信息文学馆所接受的捐赠数量相当之大，如下仅以其生前所出版的著译作品为对象，计有59种，涉及捐赠者为巴金（15种），沙可夫（6种），汝龙（5种），贾芝（4种），薛汕、

7、侯金镜、周扬、严家炎（以上各3种），冯至、胡风、艾青、袁可嘉（以上各2种），穆木天、李健吾、罗大冈、康濯、秦兆阳、吴伯箫、田仲济、潘际炯、吴福辉，似上各1种）。59种著作中标注了“签名本”信息的有17种，其中9种是穆旦（查良铮）签赠给巴金及其夫人萧珊（陈蕴珍）的，从中可以看出，多半是译著甫一出版，穆旦就签赠，多是单独签赠，也有的是合签。题词多只是简单的一句，也有的内容较多，比如，给萧珊的1954年3月版普希金长诗波尔塔瓦，题词为：蕴珍：你在这本书上的劳苦也许不是白费的。因为这里不只是一个老朋友的谢意，第三章中有几段也许值得为你慰解。良铮一九五四,三月天津。给巴金的1954年10月版欧根奥涅金，

8、题词为：巴金先生：谢谢你使这本书在这种译法中得以出版。虽然，此刻，我对自己的能力不免感到惭愧。良铮一九五四年底。凡此，均浮现了穆旦与巴金夫妇的情谊以及穆旦本人对于译著的某种心理和态度。实际上，这些人物之中,冯至、袁可嘉等人与穆旦有过直接交道，最突出的一位无疑就是巴金。数据如此之多，自然得益于穆旦与巴金夫妇的实际交往。其交往始自20世纪40年代中前期，1953年初穆旦从美国回国之后，最初的十余本译著均是经由萧珊之手，在巴金负责的平明出版社出版。巴金、萧珊当时的通信对查译情况多有谈及，穆旦当时致萧珊的信，以及日后萧珊致穆旦的信、巴金与穆旦间的信，也都有部分保留了下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得益于巴金

9、捐赠给文学馆颇为可观的图书总量。文学馆辟有“巴金文库，藏书近九千册，都是经巴金先生亲手整理之后分十数批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有五千六百余册为初版，初版本的二分之一强是书作者们的签名赠书。上述部分信息已可见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书目卷”之巴金文库目录，但不知何故，该目录所载部分信息目前在文学馆的检索系统中尚无法检索到，如赠送给巴金的探险队穆旦诗集,赠送给巴金夫人蕴珍（萧珊）的布莱克诗选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文学原理文学概论文学原理文学发展过程雪莱抒情诗选，等等。换个角度说，这些签名书的捐赠者亦即当年的受赠者及相关人士。不过也有些签名本没有这种直接的关联。如穆木天的，为“穆木天本人签名；沙可夫的，

10、为其妻子岳慎的签名。捐赠了穆旦早年的全部三部诗集的薛汕（1915-1999）与穆旦似亦无交道穆旦曾在薛汕等人编辑的新诗歌第4号（1947年5月15日）发表诗歌农民兵，但三部诗集均无签名信息,看起来应该不是穆旦赠送之物。不过，其捐赠物也值得单独一说。所赠探险队封面有文学竞赛刘善继同学荣获诗歌冠军纪念林元编赠卅四年X月字样（按：月份无法准确辨认，看起来很可能是一月林元（林抡元，1916-1988）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时是西南联大校园刊物文聚的主要编辑，文聚出至第2卷第3期（1945年6月）停刊之后，林元又与人创办独立周报（约在1945年11月），又辟副刊，名之为“文聚”。文聚和独立周

11、报都曾刊发过一批穆旦的作品，探险队亦是1945年1月由文聚社出版，为“文聚丛书之一一该丛书原计划出版十种（其出版广告可见于当时的多种报刊），但实际仅出版三种，另两种为沈从文的长河（长篇）和卞之琳的亨利第三与旗手（叙事散文译诗）。林元本人的短篇小说集大牛以及冯至、李广田等人的作品集均未能出版，可见当时的图书出版存在不小的困难，亦可见穆旦的首部诗集得到了林元等人的更多看重一将这部新鲜出炉的诗集作为奖品赠送给文学竞赛的诗歌冠军获得者，亦可视作是对于穆旦诗歌的肯定。日后，林元在回忆文之中亦是对穆旦多有赞誉。遗憾的是，查阅林元的叙述以及西南联大文学活动的相关研究资料,并无1945年文学竞赛的信息，也无从

12、获得刘善继的有效信息，此次竞赛、此获奖者是否跟西南联大直接相关，亦无法断定。也即，此次行为原本显示了穆旦诗歌传播的另一种路径，但路径本身已湮没于历史的丛林之中。至于其他的捐赠者，不管是捐赠较多的沙可夫、汝龙、贾芝、侯金镜、周扬、严家炎等人，还是仅一两种的胡风、艾青、穆木天、李健吾、罗大冈、康濯、秦兆阳、吴伯萧、田仲济等人，目前均无法获得其与穆旦交往的明确信息。比如汝龙（1916-1991）,与穆旦相似，亦是能同时操持英文和俄文的文学翻译家，1952年-1953年间曾任平明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一年，但与日后穆旦在平明所出版数种译著应是没有交集。不过，从捐赠书籍来反观原所有人当初的阅读状况，当是一个很

13、有意味的角度，购阅同行的译著，至少显示了其对于同行研究动向的关注，但这方面的材料往往比较零散，较少见于公开的书评或学术论争，而多散见于书籍上的批注或相关书信、日记等。这方面，穆旦本人的材料倒可提供参照。其所遗留下的藏书不算多，但也有不少当时的译著，其中就有汝龙翻译的高尔基著作回忆安德烈叶夫（平明出版社，1949年12月初版，1954年2月第4版）。在一些译著上，穆旦留有阅读记录，比如在魏荒弩翻译的涅克拉索夫著作严寒，通红的鼻子一书（作家出版社，1956年）的版权页上写有：”应译为红鼻子的严寒“。在蓝曼翻译的马尔夏克诗选一书（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的扉页上有批注：枯燥，无味，而又装作各种花样

14、。毫无一丝人情味，毫无感情。完全是用脑袋写诗。”在1954年6月19日致萧珊的信中，穆旦也谈到了对于卞之琳翻译拜伦诗歌的看法。而在1963年，穆旦还公开发表长文谈译诗问题一并回答丁一英先生（郑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对译诗应该采用什么原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与辩驳。凡此，均显示了翻译家穆旦与同时代的翻译行为之间的关联。反观诸位文学家、翻译家们所捐赠的书籍，他日若有机会仔细翻阅，并结合相关材料，抑或能连缀成篇，获得一些关于彼一时代的人物、文学与翻译活动、时代语境等方面的看法。书刊之外，王辛笛家属所捐赠的穆旦晚年诗作理想的抄稿也可说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辛笛、穆旦的家属暂时都无法辨认出是谁的手

15、迹，但确定不是辛笛和穆旦妻子所抄。比照穆旦的原稿，此抄稿未见异文，版本学的意义不彰显。但就穆旦与友人的交往以及穆旦诗歌的传播而言，也有其意义。目前有信息表明在1947年、1954年、1959年,穆旦与辛笛有明确的来往关系，此后则无联系。理想为穆旦晚年诗作，现存穆旦晚年致近十位友人（非亲属）的信，其中部分谈到了晚年写作的情况，抄录了当时的一些诗作。王佐良论及晚年穆旦时，称朋友们手里流传着他的手写稿，尽管相关信息暂时只能阙如，但此一抄稿应能显示穆旦诗歌传播的效应。另有信息表明，2004年辛笛逝世之后，因其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有着深厚友谊，他的子女遵照老人生前遗愿，将近17000多件珍贵的文物文献资料无

16、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目前，辛笛的相关资料亦在逐步整理、披露中,新近披露的即有杜运燮1980年致辛笛的信，其中多涉及九叶集的出版以及友人们对穆旦诗作的推介、发表、收录等方面的情况。（11）可以想见，随着更多材料的整理，包括穆旦在内的更多人物与历史语境（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九叶诗派如何成型的问题）的研究将能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二、手稿的三个向度，手稿（再）发掘的意义署名良铮的不应有的标准一文，2006年穆旦诗文集（第2卷）首次收录入集。所见手稿未标注捐赠者，为2520的方格稿纸，竖行书写，共9页。稿纸本身也未印单位名称，但有几页的右上端有“文蓼辍字样，正文则有大量修改的痕迹。细察之，修改有两类：一

17、类是文艺报编辑的批注；另一类则是穆旦本人的修改。综合来看，应该是当初穆旦向文艺报投稿之后，编辑对稿件进行了批阅和删改，并反馈给了穆旦本人，然后，穆旦又进行了一定的文字增补和说明。也就是说，这份原始手稿包括了三个向度：最初稿、编辑批阅稿和穆旦的反馈稿。文艺报所发表的也即在目前通行的穆旦作品集中所看到的，是最终的改定稿。不应有的标准所针对的是关于天津相声作者何迟的买猴儿的相关批评。根据文艺报1956年第10期所载关于相声买猴儿的争论（署名本刊记者），1954年11月买猴儿初刊沈阳日报之后，曾在数家刊物发表，出版单行本，并在多个电台广播，影响很大。文艺报从第10期开始设讨论专栏怎样使用讽刺的武器?一

18、关于相声买猴儿的讨论，旨在通过对买猴儿这个争议很多的作品，联系到如何创作和评价讽刺作品的问题，来展开自由讨论”。该专栏一直持续到第15期。总体来看，这是一次相对自由而成功的讨论，共发表讨论文章近20篇，参与讨论的作者范围很广泛，包括相声界人士、知名作家、漫画界人士、作者以及TS性的读者，如老舍、侯宝林等。文艺报第10期即有孙玉奎的试谈相声买猴儿的夸张手法、匕戈的相声买猴儿有严重的错误、丁洛的略谈相声买猴儿等文。其时的文艺报为半月刊，第10期的出刊时间为5月30日。穆旦的不应有的标准一文所著写作时间为6月11日，于本月30日所出版的第12期的讨论专栏刊出，算是较早即参与讨论的文字。其所针对的即第

19、10期所载3篇论文，其核心观点是，这3篇文章“使用了一些对相声来说成为疑问的标准：由于反映的对象、方法和媒介（或材料）的不同，而有艺术的不同类型。”相声本质在于：以荒诞及夸张的材料获得生动、活泼、鲜明性的可能，但在严格的生活逻辑方面，在全面、细致而现实地反映生活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以此衡量，买猴儿是“有意夸张，它没有糟蹋、诬蔑现实社会，所尖锐讽刺的是官僚主义和马大哈”。而这几篇文章，要么不了解相声的艺术的特点；要么不知道相声如何处理“特有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要么把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等同起来，取消了艺术的真实。这样的标准是不应有的。不应有的标准的手稿自然有更多的信息。鉴于篇幅,这里无法全面展开

20、讨论，仅择要述之。编辑对于穆旦来稿的处理，多的是字词、标点的细微调整，有好几处为大段增删。比如开头部分，即有段落被直接删除：【看了文艺报第十期对于相声买猴儿的讨论“中孙玉奎、匕戈和丁洛三同志的评论后，使我对各该论文中所持的标准生出一些感想，想写在下面，就正于读者。】我们都知道，艺术是一种生活反映；由于反映的对象、方法和媒介（或材料）的不同，而有艺术的不同类型。因此，艺术既有一般的法则，概括整个的艺术领域；也有特殊的法则，就是只适用于各个类型的法则。【举例说，悲剧和喜剧同是戏剧，自然同受戏剧的一般性法则所控制；但同时，它们又是不同的类型，有其各自的特殊的法则，因此,在这种地方，就不能以悲剧的法则

21、去衡量喜剧或以喜剧的法则衡量悲剧。我想这是极为普通的道理，无需多赘的。】按照这个道理，在评论作为艺术类型之一的“相声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应该确定的是，相声是怎样的一种艺术类型，它的特征应该是什么，也就是说，是哪一些特征使得它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同于别种类型一例如喜剧的。（图例说明：编辑所作删除：【XXX】；编辑所作替换：【XXX】XXX；编辑所作卜入：XXX;作者所作补入：斜体。所有涉及修改的文字均加粗处理,下同）第一段为套话，且所提到的三人评论随后即出现，删去属正常。但随后删去关于悲剧和喜剧属不同的类型有其各自的特殊的法则”的观点，似无必要。又如：孙玉奎同志只在理论上允许夸张，而作品一进入夸张

22、的时候，他立刻就要以过火来制止，因为他所害怕的，是相声情节的不真实。他把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等同起来。请看他所赞成的夸张是什么呢?例如：香油漆桌子，桐油炒菜J恐怕才是夸张，才是相声的精彩【的噱头】之处【，】。可是孙玉奎同志却要制止这些。【固然，现实中【也许不会】已经有过桐油炒菜【、】的事，香油漆桌子【的事情，这一细节虽无他所谓的真实性，但却】虽未听说，但在相声中，这样的细节完全可以写，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它以奇幻的形式突现了贴错标签这件事的恶劣后果。编辑将“也许不会改为已经，并用完全可以写这样的措辞来明确相声对于细节”的处理，穆旦本人则进一步补充了关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内容。两相综合，

23、论述逻辑更为合理。又如：我们笑得越是多，对反面现象就越是不利;对相声来说，所谓热情的愤懑的讽刺和新与旧的斗争”的积极性不正包含在这里面吗？【又有人要相声中的生活材料（亦即它的媒介或体现形式）具有严格的生活逻辑，周密而全面，从而可以更好地、现实地反映现实。我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不过，恐怕那就是以别种艺术的标准来衡量它了,结果会不会为了改正所谓“缺点，而取消它的形式特具的优点，使它变得非驴非马呢?】我记得苏联某作家说过，他不相信有所谓“严肃的笑，这句话【会】多么确切地答复了人们给相声提出的错误标准呵!是的，别让我们作“严肃的笑”吧，因为那是笑不出来的！与开头段落中关于悲剧和喜剧有其各自的特殊的法则”

24、被删去的情形相似，此处所提到的关于生活的真实（严格的生活逻辑）以及别种艺术的标准的说法被删去，对原有的批评话阖以有窄化之势。又如结尾：我们在批评相声的时候，还应该注意一点，就是：它是一种舞台艺术，不能只就文字批评它，须要使它呈现在舞台上，才能获得它的全貌。善于说相声的人，知道把真的地方说真，把荒唐的地方以动作、表情和语调的帮助把它说假，这样，就会使听众完全意识到哪儿真，哪儿假，哪儿严肃，哪儿逗趣，不致颠倒黑白。只看印成文字的相声，在这方面是受到损失的。六月十一日于天津【不过，如前指出,何迟同志在这一相声的编写上，已经尽可能以他的艺术手法来突现他所要讽刺的目标，并摒除了其余的东西。这是一篇角度成

25、功的相声,马大哈”名字的流传就是一个证据。】【编辑同志：谢谢你的意见。我已找到“买猴儿”细读并补写了一些意见，补写的部分似与题目不够切合，但也不想改题了。如觉补写部分多余，可以删去。查良铮十一日】最末关于“编辑同志的部分，可明确见出是穆旦在收到编辑批阅稿之后所写的说明文字，原本就不在正文范围之内，理应删去。但删去之前关于买猴儿是一篇角度成功的相声”这一结论性段落，而让全文止于”在这方面是受到损失的，却是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穆旦写作此文的用意。还可提出的是，原稿倒数一、二两段间是连贯的，未见空行，而且原稿均是逐格书写，”六月十一日于天津”这几个字却是插写在两行之间、稿格之外，因此，可以判断该落款是

26、文稿最终修订完成之后添加上去的。以此来看，此文的实际写作时间比原先认定的6月11日更早又根据手稿首页右下端的两行盖印的时间1956年6月8日和“1956年6月13日，大致应该是穆旦在读到5月30日出版的第10期之后,旋即写稿、投稿，8日编辑给出批阅反馈稿，穆旦于11日定稿，编辑于13日收稿，整个过程非常之紧凑、快捷。提出此一时间细节自有其意义。此前，笔者曾结合此文的写作而提出时代语境对于穆旦的激发。大致情况即是，1953年初穆旦回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仅以本名查良铮或良铮发表翻译（译介）文字，未见诗作发表；且很快即遭遇外文系事件肃反运动”等政治层面的打击，对时代语境多有警惕。此一状况随着19

27、56年上半年双百方针的提出而改变，不应有的标准一文的写作即肇示了穆旦”在新中国重新出现的信息：”从篇名到对讽刺艺术的强调再到对几篇文章的批评，穆旦都没有施用任何曲笔，这透现出他对于时代语境的理解：这样一种直接的表达方式能被时代所接纳一一如文艺报号召展开自由讨论，时代已经是自由的；参与讨论的较多作者的自由文风无疑也能加深他对于时代的理解。”随后，以穆旦之名发表九十九家争鸣记平衡把我变成了一棵树有多少生之呼唤都被淹没一类诗作，均显示了相对宽松的时代语境对于穆旦写作的激发效应。（12）由此反观不应有的标准一文的写作时间穆旦对于自由讨论的不同寻常的快捷反应，实可谓进一步夕M七了穆旦对于时代语境的感知。

28、现当代作家的手稿历来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现象，重要作家如鲁迅的手稿即已得到非常深入的研究。（13）在现今旧书交易市场、网络交易平台，作家手稿更是受到各路藏家和研究者的热捧。（14）有学者呼吁：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作家手稿研究的日益勃兴，使得建立现代文学研究的手稿学的提出成为必然。进而认为，提出此一概念，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供一种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而且是为了建立一门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15）现代文学手稿史的（学科）概念能否最终成型，自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但从目前情形来看，手稿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相当多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地展开。即如不应有的标准所示，文艺报编辑对于原稿的批阅，总体来看并没有太多出格之处，

29、未改变穆旦的写作意图，但繁密的小改动和多处大段删改终归显示了编辑对于作者写作的较大程度参与。廓大到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编辑参与作品修改参与文学的生产过程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的例子并不少见，而相关文献距今尚不算太远，现今存世的类似具有多重向度一多重历史效应的手稿当不在少数，广泛搜罗，细加剥索，当能引出很多关于作家写作、文学生产、时代语境等方面的话题来。三、翻译手稿、穆旦的翻译者形象以及译稿的处理相较于具有多个向度的不应有的标准手稿，穆旦的长篇译文父与子和六十年代的文学及政治的斗争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本手稿。此稿也是巴金所捐赠，其首页有附录二字样，但此前未见面世，也从未见诸穆旦家

30、属及作品整理者的相关文字_读秀学术检索也仅仅显示唯一的一条信息，即舒乙曾谈及巴金所捐赠的四份手稿一1997年，巴金在家中找出四份保存了半个世纪的手稿，托人带到北京，郑重地交给现代文学馆保存。四份手稿都不是他本人的，是替别人保存下来的。查良铮译稿译自俄文，原作者叫毕阿雷。稿子很长，520字的稿纸有24页之多。译于1949年，是屠格涅夫父与子一书的附文。(16)父与子为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相关译本不少，巴金本人的译本即有多版。但循此线索，查找巴金本人所译屠格涅夫父与子的各个版本，并未见此一附录。巴译父与子的最早版本为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版，该版早于翻译时间，自可忽略。之后则是平明出版社1953

31、年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前者未见附录，后者有附录，但均为屠格涅夫本人的相关文字(且这些附录也不见于人文社1978年和1993年版）。（17）以此来看，附录二可能并非指中文译本的附录，而是指原书的附录。还值得注意的是落款，多有涂改之处，初看之下，该稿似是1949年翻译，前述舒乙的文字即是如此认定。但仔细比对，这段文字应该是：“一从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俄国长篇小说丛书版父与子中译出（直良铮译）”。也就是说，此稿并非译于1949年，而是依据1949年俄文版译出。实际上,1949年的穆旦，其俄语程度如何还是一个问题。尽管有资料表明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就随俄国教授葛邦福（GaPan

32、OVitCh）以及刘泽荣先生学习过俄语（18）,但目前没有确切材料表明穆旦1949年就已熟练掌握俄语并能进行长篇翻译。（19）真正学成应该是1949年至1952年在美国留学期间。而且，也没有资料表明穆旦留学期间与巴金夫妇保持联系，他们重新建立联系,已是1953年初回国之后。（20）因此，可以推断此译稿是1953年之后译出，具体为何时，是穆旦主动翻译，还是源自巴金的约稿，而止嘱何以又被弃置不用，相关记载阙如，目前均无法确断。父与子和六十年代的文学及政治的斗争一文为.A.毕阿雷所作。父与子为1862年初次发表,该文所称“六十年代即指19世纪60年代，一个历史的转变期在六十年代的批评及政论文字中，所

33、谓老T弋和年青一代（父与子）这些概念有其一定的政治的含义。前进的政论家们讲到老T弋时，他们是指反动的或自由主义的，赞助过时的贵族观点的那些人们。当他们把年青一代作为和老T弋对立的人物提起来时，读者们也立刻了解他们所指的不仅是年青的人，而且还指新的社会力量，那些和贵族阵营斗争的平民民主主义者。因此，父与子小说的名称就透露了：它的主题是描写旧的贵族观点的拥护者和年青的平民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此文主要是评述围绕父与子所发生的种种争论。其中既有处于自由主义阵营”的屠格涅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之间的争执与分歧屠格涅夫尽管在观点上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及杜勃罗留波夫有所分歧，他

34、对他们无疑地感到一种吸引力，就好像对自我牺牲的英雄战士一样。也有反动的统治集团的阵营以及有些屠格涅夫的民主主义的友人”对于小说的责备。屠格涅夫对于自己的主人公的两面看法一深刻的敬佩和意见的歧视也没有逃过锐的批评家的眼睛，并被用作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著名的小说怎么办?中所塑造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青年们（即新人）相比较而被认为是确实做得不够的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屠格涅夫的历史的功绩在父与子中表现了新人的伟大的道义力量和动人的品质，使这本小说有力而真实，成为俄国古典文学中卓越的著作之HO就屠格涅夫及父与子的评价而言，此文今日看来自是已无新意，但就穆旦的翻译而言，也还是可以结合其他译品提出看法。此文虽是各

35、家观点的评述，但总体上还是倾向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些著名的革命民主派人物，在穆旦的译品中,还另有一位俄罗斯革命民主派批评家的作品,即别林斯基论文学。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据夏中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观察与分析，”从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十七年间，没有哪位西方美学家能像别、车、杜刃瞬深刻而广泛地影响我国的文学思潮及政策；而后来，也没有哪个西方美学流派竟如别、车、杜那样被十年动乱蛮横地钉在耻辱柱上。在如此大起大落之后，在对外开放、各色西方美学新潮纷至沓来的今天，曾在我国独树一帜的别、车、杜却反而淡泊落寞，这更耐人寻味。更具体到十七年间，文坛似乎是在1956年才正式

36、发觉别、车、杜的巨大价值的，即随着双百方针的颁布，以高扬别、车、杜为前导的全国讨论不过是个信号，其实质是酝酿一次不大不小的文艺政策调整，亦即在坚持毛泽东文艺方向的前提下作局部性的美学修正。（21）以此来看,尽管穆旦的这篇未刊稿的具体翻译时间尚难确定，但这些对于出版时间非常切近的俄语著作的翻译行为（22）构成了别、车、杜在当时中国的回响，也显示了翻译者穆旦对于当时占有显赫地位的美学潮流的积极应和。但由此所关涉到的穆旦各类译稿的处理问题却可一说。目前收录穆旦译文最为齐全的穆旦（查良铮）译文集（8卷本）为非全集式的处理方式，所辑录的均是新中国成立后翻译且已结集出版或大致成型的文学作品，但别林斯基论文

37、学不在此列，另一种当时已结集出版且多次重印、影响很大的文学原理（季摩菲耶夫著）也被遗弃一看起来，译文集的编撰者着意展现了穆旦作为“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23）的译者形象，而挨弃了那个趋近主流文艺话语、契合时代需要的文学理论译介者形象。各类零散的译作也是一律未录。统合近年来数位学者的发掘材料，穆旦零散的译作至少已超过十种，字数至少当有数万字。学界此前已经整理穆旦翻译的文学作品，即路易麦克尼斯（LoUiSMacNeice）.麦可罗勃兹（MiChaelRoberts）,台路易士（C.DLewis）、印度泰戈尔、爱略特、美勃特麦耶斯、印度阿里沙尔特霞弗利、匈牙利班雅敏拉斯罗等人的诗文作品，并叙及其

38、所参与翻译的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24）新近则有学者发现了穆旦翻译、1944年上半年发表的数篇时事类材料，如美国人眼中的战时德国法国的地下武力等（25）,这与穆旦稍早的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学院学员的身份正相吻合。鉴于穆旦（查良铮）译文集自2005年出版后再未增订出版，这些零散的译作仅前三者已被收入穆旦作品集（26）,可见穆旦作为翻译家的整体形象、其翻译与时代语境之间更为内在的关联，尚有待进一步地聚合。此外，还有一点可待进一步地追索。此手稿由巴金捐赠，巴金是著名作家,也是T立长期从事文学出版事业、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文学活动家，其经手处理和保存的文本手稿数量庞大，对相关人物往往也有着独特的意义。（2

39、7）包括报刊和出版社编辑、文学活动策划者和组织者在内的文学活动家往往藏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近年来，笔者对晚年彭燕郊的文学活动做了比较系统的清理，对此即颇多感受。彭燕郊虽非出版中人，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他积极筹划、组织乃至主编数套外国文学翻译丛书（刊），与文艺界、翻译界人士广泛联络，存有大量的书信和其他材料，这对于认识相关人士的文学行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化语境（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都有特别的效应。（28）廓大来看，各类文学活动家多有作家交游、写作等方面的线索，而其所存留的各类作家文献资料亦当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值得持续深入地关注一但Ifc事亦面临着特殊的难度，考量近年来的一些相关出版物

40、，如著名出版人范用编订的书信集存牍辑览（三联书店，2015）,从所存两千多封作者的来信中辑录103位作者的375封信,效应自是非常明显，但此类资料获寻和整理的难度原本就不小，而从旧书市场和网络交易平台的信息来看，文学活动家的资料流入坊间早四E个案。这些资料颇受藏家追捧，但资料被拆整为零且多落入藏家手中，这为研究者的资料利用、整体性研究视野的获得都平添了更大的难度。余论：关于文献工作的协作机制如上所述穆旦的各种资料均由他人（而非家属）所捐赠，尽管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全部馆藏中仅占极小的比例，但它们均是不见于他处也不（少）被提及的新材料，或能直接揭示穆旦的诸种状况，或能昭示相关人事、文学传播等方面

41、的多种可能性，充分体现了相关捐赠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效应，亦可见出公立机构在作家文献保存方面所具有的天然优势。据此，有理由相信文学馆所藏其他作家的文献，亦能在不同层面拓宽作家研究的空间。而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知识理念兴起的历史脉络来看，”作为现代文学资料一档案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也还具有独特的话题意义。早在2003年12月清华大学召开的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座谈会上，与会者所达成的8条共识之中，第四、五两条均涉及文献工作的协作机制”，且明确提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四、与会者认识到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刊布是一项牵涉面很广的公共工程，不仅需要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不懈努力，还有赖于健在的作家及其家属和各

42、级图书馆、档案馆系统的支持，需要学术基金组织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扶持，以及私人收藏家的慷慨奉献和出版界的大力参与。因此与会者呼吁各界人士加强协作，尤其期望各级图书馆、档案馆系统打破封闭和垄断，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协助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五、与会者一致同意并呼吁首先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建立起文献工作的协作机制，即各高校现当代文学学科点与各科研机构如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博物馆等之间建立文献信息的互通一共建一共享关系，群策群力，分工协作，合力建设，资源共享，以推动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存档、发布工作，并争取使这种协作关系制度化、数字化。为此，希望作为现代文学资料一档案中心的中国现代

43、文学馆能承担现代文学文献资料的集中、存档及其数字依口查询服务，并在经费和物质条件上提供必要的支持。(29)第四点提到，希望包括“私人收藏家”在内的各类人士与各级机构能助力现代文学研究，对照前述关于旧书交易和私家收藏的状况，这一点仍有重提的必要。第五点则是希望现代文学学科点与各科研机构能建立起文献工作的协作机制，中国现代文学馆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如本文开头部分所述，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书刊征集、接受捐赠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也根据馆藏整理出版了一批文献类著作。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这种特殊优势至今似乎尚未在学界引起足够多的重视，相关文献的利用率还比较有限。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也可能只是笔者个

44、人的体会实际上，我就是因为此次搜集、整理文学馆所藏穆旦相关文献才对馆藏情况、相关制度以及文献数字化等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从这半年来我与一些研究者的交流来看，大家对于此方面的情况显然都还不甚了然。因此，我很愿意借此机会，重提十多年前诸位现代文学研究界前辈的积极共识与热切呼吁，希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外部间能真正(加快)落实”文献工作的协作机制，并使这种协作关系制度化、数字化，诸如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的公共机构能建立起更为有效、更为开放的公益查询与服务机制，以更好地惠及学林。而且，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量还在不断增加，而研究者个人的精力终归有限(30),也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关注文学馆的馆藏情况

45、，希望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这项文献整理的工作中来。2018年10月10日注释：比如，近年来引起较多关注的王秀涛对于包括第一次文代会在内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制度方面的研究，即得益于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所提供的大量原始材料。实际上，从2017年第2期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即与该馆合作，推出了第一次文代会档案”等内容（王秀涛辑录）。根据中国现代文学馆主页“历史沿革”栏目的介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1月16日所发布的信息，来源为中国作家网，作者为郑敏。徐建辉：后记，陈建功主编：巴金文库目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28-329页。陈建功主编：巴金文库目录，文化艺术出版社，

46、2008年版，第173页，第177页，第214页，第227页，第233页，第236页。林元：一枝四十年代文学之花回忆昆明文聚杂志，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根据2018年10月7日、11月12日，王圣思致笔者的邮件。在后一封邮件中，王圣思老师发来了穆旦长子查英传的邮件，明确了也不是穆旦本人所写。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第152页，第186页。王佐良：论穆旦的诗，穆旦著、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根据现代文学馆纪念王辛笛诞辰百年报道，新京报2012年10月17Bo(11)王圣思整理：1980年杜运燮致辛笛书信，点滴2018年

47、第3期。(12)参见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2-372页。(13)鲁迅手稿历来受重视，已有一批相关出版物，最新动向则是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被列入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担任首席专家。(14)实际上，基于电脑写作日益普泛、手写稿近乎绝迹的现状，图书出版附印(赠)手迹册子(影印本)的现象已较多出现；同时，基于某种商业目的，作家重抄当年的文稿用以出售的情形也已不在少数。(15)赵献涛：建立现代文学研究的“手稿学”，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16)舒乙：巴老再捐四份手稿，大爱无边，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335页。按：另三人为孙毓棠、俞铭命曾卓。(17)感谢上海巴金纪念馆周立民先生提供的相关版本资料。(18)赵瑞藤：南岳山中，蒙自湖畔，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79页。(19)穆旦同学赵清华在忆良铮中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