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的生活美学-——杜威与李泽厚思想比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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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体论的生活美学杜威与李泽厚思想比照TheComparisonoftheAestheticIdeasbetweenDeweyandLiZehou作者:张宝贵作者简介:张宝贵,复旦大学中文系。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17年第20175期第75-81页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7年09期一、问题的提出生活美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值得深思的理论现象。从现实层面看,20世纪90年代消费文化的兴起与繁衍无疑是基础推力。随着80年代现代性的追索向90年代后现代的过渡,审美迅速走出朦胧诗、先锋小说、学院艺术的圈子,向消费社会逐渐渗透,从博文到网络小说,从艺人走穴到超女,从画廊个展到个人收藏,从街头雕
2、塑到美容时装,如此等等,毋庸讳言,经济因素为身后最深的推手。美学理论尽管时间上反应延后,但在观念上也受到现实的刺激。2002年浙江社会科学刊发出一组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稿子,其中陶东风的文章敏锐察觉到这种审美泛化现象,指出学院化的文艺学美学已经僵化,非但为学生厌腻,本身也在失去对文艺活动的解释力。由是,他提出一种非“庸俗社会学式的文化研究策略。从宽泛意义上讲,这可算是生活美学的一种声音。此前和之后,刘悦笛等人正面提出了“生活美学”的主张,并试图在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支援。应该承认,生活美学是种很好的提法,它试图解释今天消费文化中新兴的审美现象,并在理论上予以规导,这当然是中国美学研究应尽的本分
3、。同时也应注意到,生活美学的理论建构远未成型。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多采用西方后现代的思想审视中国大地上衍生的审美泛化现象,这的确击中了以往精英主义、本质主义、自律美学的某些弱点,让美学研究对象超出传统学科边界,将日常生活众多领域纳入旗下,让人看到,美不专属于殿堂的歌手,普通大学生甚至幼童,也能唱出让人沉醉的“好声音。这是消费市场衍生出来的审美民主,也是生活让美学能继续生存下去的活力泉源。问题是,这种生活美学理论更多借用了当代西方后现代诸如鲍德里亚、布迪厄、韦尔施等的话语理论,横移到中国的消费语境之下,操其批判精神武器,”建构一种具体的政治批判话语,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在现代物质文明建设刚刚起步尚在
4、建构中的中国,挪用早已走出这一经济时期处于解构阶段的西方后现代思想,究竟能有多大的适用性。别的暂且不论,政治批判有如其他论者所讲,在西方仅限于学院院墙之内,实为西方体制的装饰;在中国呢,恐怕就未必可行,至少在物质经济水平远不能支撑、化解这种话语的当下,这种挪移过来的主张并不具备足够的生存土壤。这样讲,不是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全然游离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与现状之外,它对庸俗社会学、自律美学等理论的批判的确有的放矢,对审美泛化的现实也显示出足够的机敏;也不是说西方的后现代理论不好借用,它们对消费社会负面精神因素的批判极富见地,完全可以拿过来审视我们现代化经济自发衍生出的文化问题。然而,如同马克思所讲,
5、理论出于实践,更要回到实践。而我们眼中所看到的更多是西方各路后现代理论的符号繁衍、话语权的滥用与争夺,更多是甘愿被夕谏话语操纵自己的灵魂,简单套用在中国的审美现象之上,不是用理论解决问题,而是让问题迁就理论。这恐怕本身就是消费文化语境下随审美泛化而来的理论泛化,二者处在两条平行线上,尚未真正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由于未能真正筑基于中国自己的审美现实之内,众多盛行于中国的生活美学理论实际上并未走出自己批评的自律美学,让审美或是成为生活的点缀,或是给生活提供某种乌托邦的田园牧歌,沦为某种装饰美学或牧歌美学。装饰美学无是给日常生活打上一块艳丽的补丁。周末与好友参观美术馆、欣赏交响乐,携儿带女参与电视台
6、综艺节目,闲来写字涂鸦、把玩古玩字画,在网上晒晒,或犹如建筑工地上的女工,下班后换上时装拍几张造型发布在朋友圈。于是,单调、苦累的日子就涂上一抹亮色,疲顿的身体在艺术的光环下得以浸润,工作的乏味乃至怨怒在轻歌曼舞中消散遗忘。或者如牧歌美学,在节假休闲的日子,携家带子、呼朋唤友挤出城市,或走入深山荒漠,或漫足水乡古镇,添加上点滴地理风物、异域风情,疲顿的精神在乌托邦式的出逃中自由舒放。在这两种情形下,审美表面上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走进的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休闲的部分,至少生活的主体工作,非但没有丝毫触及,反倒成为审美需要克服、对抗的对象。生活美学如做此解,就是个伪命题,又踏回了自律美学及本质
7、主义的老路,美还是美,生活还是生活。若有不同,也招E是墙内之花三两朵,洒落墙外生活的有限空间而已,生活本身和审美仍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有,也无非是过去反映论美学老调重弹,生活充其量成为艺术和审美的“源泉,美之花一旦结出,和滋养它的生活泉源仍有本质不同。劳作依然是劳作,科学依然是科学,本身不可能是美的,只能是作为美的来源或养分,介入不到美本身的构成当中。因此,有论者提出要建构生活美学的本体论,这确有必要。不过,我所理解的生活美学本体论是将生活当作不可分解的一个整体,也就是将李泽厚先生讲的“活着(生存)当作第一事实。同时,在“如何活方面(生存意义)又将约翰杜威的科学理性作为考量中心。最后将二者都赞成
8、美的终极性作为生活的本有之义。所以李泽厚和杜威的思想是我所讲生活美学的两个重要理论来源,当然在一些理解上也有很大不同。二、生活美的本体性标题用“本体论(Ontology)来限定生活美学,实为不得已。因为“本体(being)这个词的意思尽管在其古希腊的语源中指涉繁复,但在后来的使用中多指共相本质之义,对应着殊相的经验、现象层面,比如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就是这样。放在缺少这种“二分传统的中国语境之下,本就有南橘匕枳、水土不服之嫌,加之本文所讲的生活本体不可二分,并不意味着生活之内或之外有什么东西和它有所对应,容易令人误解也不足为奇。好在海德格尔溯源此词时考索出存
9、在之义,意指生活靠自身力量的呈现及生长、涌现”,并不同他物对应,那本文就无妨在这层意思上使用本体一词,用来强调生活对所有人而言的根本性、普遍性。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讲,将人活着这个生命历程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或原始现象”。在这层意义上,所谓本体论的生活美学无非是说,根本性的生活即审美生活。杜威和李泽厚的哲学思想都将美学摆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准确地说,都置其于本体地位。在1925年的时候,杜威哲学代表作经验与自然将“经验(生活)视为本体的同时,在怎样生活这点上,就已把审美当作生活的理想底本,所谓艺术既代表经验的最高峰,也代表自然活动的顶点经验就是艺术。1930年的特质思想及1934年的艺术即经验无
10、是这种想法的具体展开。萨弗雷说“杜威哲学的王冠就是他的美学理论”,所指当为此意。李泽厚不但将人活着的日常生活当作基本事实,而且在活法上,1981年讲自己的主体性哲学时就提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最完满的展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最高级的巅峰。”QI)后来在他整理巫史传统、儒家原典及庄禅等思想,包括解读冯友兰人生四境界”时,通过对“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美代宗教”的阐释,不但将审美当作人生的最高境界、哲学的最终归宿,后来又将这种代表中国智慧”的本体论生活美学思想作为西方乃至中国工具理性的解毒”剂,解的就是科技理性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给人性带来的伤害之毒。不过在对生活美学一些关键环节的理解上,杜威与李泽厚
11、又有很大不同。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普适性与阶段性的不同。讲生活美的本体性,本身就意味着所有的生活类型都是美的,范围绝不仅仅限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美的艺术,而是涵盖了所有的生活领域,穿衣、吃饭、工作、聊天等等。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将纷繁复杂的审美生活类型概括为三类,一个是狭义的审美经验,自然毋庸赘述;一个是科学家或哲学家的“思想经验,即侧重于动脑的经验,完全可以“拥有自身的审美特质,其与狭义审美经验的不同”无非是材料上的不同;三是实践经验,囊括人们所有的动手活动,工作、旅行、家居、交往,当然也包括政治与道德行为,均包含独特的审美性质”。(12)杜威将审美素质赐予这三种经验类型所代表的所
12、有生活方式,没有遗余,这就是本体论生活美学应有的题中之意,他讲得很明确。李泽厚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在独立提出其审美形而上学”的同时,他也试图将审美素质铺衍到广阔的日常生活领域。讲庄禅、讲孔颜乐处时,相信他分明感受到审美绝不仅限于狭义的艺术活动,在人生中有其更深邃的舞场。所以早在1981年谈美感二重性等问题时就说,美学远远不只是艺术哲学人的生活怎么安排都与美学有很大关系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也是如此。人对世界的改造、把握、安排就包含了很深刻的美学问题在里面“,甚至说科学领域中也有美的问题科学美是存在的“,所谓以美启真(13)。后来他还明确讲“把美和审美引进科技和生产、生活和工作(14)。但同杜威比较起来
13、,李泽厚对现实的考量明显重于杜威的思辨性。他更多看到了现实中工具理性(历史主义)同人性伦理(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看到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看到情感建设的漫长性,因而进入新世纪后多次强调,我认为美学将作为第一哲学,但这是未来时态。(15)一个将生活审美贯穿于历史,一个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时期。这并不意味杜威更为深邃,但至少说明李泽厚在本体论问题上的审慎、犹豫乃至不彻底。或许,这就是思辨与度势的区别。其次是功利与修心的不同。国内对杜威的本体论生活美学一直有个定论,说他将艺术、审美”和人的一般生活经验完全混为一谈了”,很长一段时间李泽厚也持有相同看法。(16)这当然是种误解。生活即审美,这只是一
14、种理论概括与推断,并不是说现实的生活已经都是美的,杜威不至于短视至此。相反,他对生活美的动态结构有专门而完整的阐述。简单地说即是:人的具体生活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过程,有个问题激发、理智介入、问题解决的时间结构。其间基础特质(underlyingquaIity)即情感起着控制、统一的作用,保证着某次生活经验的完整性,这就是所谓“整一的经验(anexperience)。这样一个经验过程在共时维度上由相互联系中的做(doing)和经受(UndergOing)构成,即行为和结果感受。(17)由问题出现到问题解决,由行为实施到行为结果,体现的是种注重实效的功利态度。杜威曾举一个招聘的例子说明这种整一
15、的经验。经验从应聘者在特定问题“情境(sitUation)下或自信或忐忑的“原初情感(primaryemotions,即基础特质”的最初呈现)开始,每个姿态、表情、言语(做)既要按照原先的预想计划(理智)来执行,同时也要考虑到雇主、场景等预料不到的因素,比如雇主的长相、语气过度凶悍或过分谦和,都会引发原初情感的浓淡变化,当然期盼成功的基础情感始终是主控性的。这样,他根据原来的准备,也根据自己言行在雇主那里的反应(经受)交替不断调整自己的言行,最终取得令自己感觉满意的结果,即杜威所讲的“完满终结(consummation),这就是一次“整一的经验,即艺术经验或审美经验。(18)取得这种经验并不容
16、易。缺少知识(预想计划),缺少意志上的自信坚定又不至于傲慢随意(情感),缺少推己及人的敏锐判断(理智、智慧),缺少足够的真诚和心手合一(自发性),缺少其中任一环节,经验就会失去自己的整一性,导致招聘的失败。可见,对艺术即经验的论断不能望文生义,事实没那么简单。在对生活审美本身结构的分析方面,李泽厚和杜威一样看到了情感的基础功能,即其“乐感文化中的情本体,但他似乎更注重个体人格的培育,归结为某种超越性的人生境界,达到天人合一、同构或物我不分的陶然状态。取自儒家资源,这即是“孔颜乐处”,身处人间”一箪食,一瓢饮”,却能安贫乐道,或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决然高蹈,这自然是仁不拘于物的道德境界、审美境界
17、;取自道家,则是“非逻辑认识,也非宗教经验的忘物我、同天一”的至乐天乐,是在人的经验之中又超越经验的积淀本体和形上境界(19)o这两种为李泽厚所推崇的审美境界是人生经验的呈现结果,无论儒家的修身养气,还是道家的心斋、坐忘,均为生活经验中修心的功夫。修心的内圣经由外王到审美的人生境界,这恐怕就是李泽厚生活美学的基本模式。对人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杜威和李泽厚有个看法非常值得重视。杜威说危难与安宁、偶然与必然、动荡与稳定、不测性与规律性因素,”给人深刻印象并不可抗拒地掺杂在一起(20),人只能协调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在困厄中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生活可以改善,但一个只有安宁、稳定的世界过去没有,将来
18、也不可能出现。所以杜威的本体论生活美学将危难、偶然、动荡等均视作生活中必然存在的“问题,视作生活“完满终结”的必要因素,所谓苦难成人之美。审美遍及人生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只要你能做出一个整一的经验.所以事在人为,美不是生活之外张贴在生活身上的装饰,更不是逃避苦难遁入深山的田园牧歌,他的生活美学是生活靠自身之力的自然生长,没有柏拉图理念之类任可本体的招弓I,美的生活自成本体。从20世纪90年代起,李泽厚开始反对各种乌托邦的社会图景和社会设计,因为世界是不完美的,(21)”人类和世界永远不会完善,永远有冲突,永远在悲剧中进行,只是悲惨程度不同。(22)这和杜威的看法并无二致,他也看到了生活中偶然、苦
19、难因素的不可避免;若有不同,也只在于李泽厚对中国特殊历史语境的深刻体悟,是对乌托邦总是制造灾难”的经验总结。但这种总结显然没有上升到“体用不二”的本体层次,有时会把苦难看作阶段性可以排除的东西,而不是像杜威打解,将之视为生活之美得以升华的必要条件。所以对他而言,美学是种未来时态;所以面对工具理性技术官僚”的控制,他的解决方案是缩短工作时间,工作时间越来越缩短,人也就越来越自由。(23)结果生活之美不可能呈现在工作当中,只能出现于工作之外的“自由时间。这当然就滑向了牧歌美学,说明乌托邦仍潜存于不自觉的灵魂深处,不管这是种内圣抑或外王心灵投射式的乌托邦,还是寄情山水、心与物游的田园梦想。然而,生活
20、能完全抛开乌托邦吗?恐怕不能。正如李泽厚对现代时期中国的冷静剖析,杜威实用主义为何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争锋中败下阵来?一是它不讲客观规律,二是它没有乌托邦。(24)杜威的这个短处,却正是李泽厚生活美学的长处。三、工具与价值的合与分必须承认,李泽厚对杜威的描述抓住了后者的要点,杜威的生活美学的确不允许任何客观规律和乌托邦的存在。他IL目中的生活世界就像一排没有尽头的齿轮环环相扣,永远向前转动。一切知识,一切意愿,都要接受实验的拷问,问它们在生活中能带来什么实际的效果。这自然容不得任何客观规律和乌托邦”的存在。真若存在了,那便是人为制造的幻象。根据这种认识,他清算一切传统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的根基,说它
21、们共同的错误就是出于道德上的兴趣,(25)把认识到的规律、确定性当作不容触碰的真理,当作最后的实在和最高的善;不确定、变化、充满偶然性的生活则是现象或虚假的存在,它们的存在无非是自我否定,向那种固定不变、永恒实体的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都是这样的东西。人们用二分法认识自然界和生活世界的规律,这是科学的认识旦认识的结果必须服务于人的生活,要产生实际效果,要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它们是手段,是工具,但绝不是目的。这便是杜威哲学被称为工具主义、实验主义及改良主义的由来。一切知识和由此而来的信仰、意愿,都没有独立的地位。从理论上讲,杜威错了没有?当然没错,马克思也讲过,人的思维是否
22、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无论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还是当代中国,由于高度注重科技生产力,重视自然科学知识作为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物质文明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极大改善,均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始终坚持他的“吃饭哲学和工具本体”,这一点毫无问题。人毕竟要活着,要更好地活着,知识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就是保障。这是他和杜威相同的地方。然而,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为信仰而信仰,无视其生活应用和效果的现象也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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