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的《封神演义》研究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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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闿运的封神演义研究J科斤王闿运是晚清大儒，著名的诗人、经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但其主要成就，恐怕仍在于文学，清史稿就将他列入“文苑”而非“儒林”，认为其是“文人”而非“学人”。于此，其子王代功在为其父撰年谱时也多有辩驳，称“昧者不察，或以为滑稽玩世，或以为高远不中事情，莫知微妙玄通，薪传之所自来，徒赏其文辞，目为文士，而府君通经致用、悲天闵人之衷，自弱冠以至旄期，无一日而或息者Tl348-349,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氏的文学影响。当然，王氏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旧体诗文的创作和评论方面。不过，他兴趣非常广泛，对当时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多有涉猎，其日记对红楼梦儒林外史野叟曝言螂史花月痕西

2、游记平山冷燕封神演义，甚至林译茶花女遗事等都有记载和评论。这些散金碎玉式的评论，对我们今天的小说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是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和成果。这些评论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传统文人关于“小说”的认识和看法，而且有助于我们检讨今天小说的研究理路，反思其得失。但遗憾的是，这些资料评论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这不仅不利于当下小说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不利于全面了解王氏其人其学。因此，本文拟对王闿运的封神演义评述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抛砖引玉，让学界更好地了解王氏的小说研究，全面认识王氏其人其学。利用电子变频器进行调节，改变电机的转速。目前国产变频器大都是两相象或三相象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功能，功率方

3、向只正向输出功率。美国AB700PowerFlex700交流变频器采用电流型变频器，是真正的高一高四相象变频器，主要用于控制三相感应电动机，从最简单的速度控制到最苛刻的转矩控制，满足应用系统的要求。首先，王闿运认为封神演义在创作方面学习、借鉴了水浒传西游记及三国志诸作，其曰：“封神演义者，本拟水浒传西游记而作，亦兼袭三国志。”21839王氏这一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鲁迅先生曾批评封神演义说：“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3249鲁迅先生此言，虽有颇多封神演义艺术不足的批评，但也恰当指出其“志在于演

4、史，而侈谈神怪”方面，对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借鉴和模仿。现代学者黄毓文、王振星也分别有封神演义抄袭水浒传例证怪、力、舌I、神：论水浒传对封神演义的影响专门探讨封神演义对水浒传的学习。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林辰神怪小说史等则认为封神演义的创作学习、借鉴了西游记。黄永年、方胜也专门有文探讨封神演义对西游记的学习借鉴。至于三国演义对封神演义的影响，陈鹏录封神演义）对三国演义的模仿与创新、李建武三国演义对封神演义的影响等论文也多有探讨。可见，王闿运一百二三十年前的论断，颇有价值。其次，王闿运还对封神演义的成书时间作了重要考证，指出“其文有狼第，在明嘉靖以后”01839。现代学界关于封神演义的成书时间主要有

5、三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代表人物是鲁迅先生；第二种观点认为成书于天启年间，代表人物是李光璧、章培恒先生；第三种观点认为成书时间要早一些，约在嘉靖、隆庆年间，以柳存仁先生为代表。对照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封神演义的准确成书时间现在还很难确定，但一百二三十年前，王闿运以考据的方式为其确定的时间上限，是惊人准确的，至今对学界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再次，王闿运对封神演义在民间的影响也进行了探讨，其日：“而俗间大信用之，至以改撰神号，至今言四天王、哼哈、财神、温痘，皆本之，已为市井不刊之典矣。”01839-1840可见，封神演义的神怪系统对民间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方面，聂绡弩

6、先生也有类似论述，认为封神演义“在中国旧社会里面，占着它确乎不拔的支配地位”4。除影响外，王闿运还认为，封神演义的神怪系统，当别有所本，但所本为何,却无从考证。其日:“至其神名，盖别有所本，非由此始,则无可考矣J21840这就给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空间。现在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封神演义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考证，如关于杨戳、哪吒等传说和人物原型的考证等，但这还远远不够，关于封神演义神怪系统的分析研究，仍有巨大的空间。首先，在艺术方面，他们多侧重经典示范分析而不是理论探究，如王氏认为“封神演义者，本拟水浒传西游记而作，亦兼袭三国志:这是传统文人分析艺术作品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与中国古代的“典范”文化传统有

7、密切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四民”以“土”为典范，“土人”以“圣人”为典范，“百官”以“天子”为典范，所谓上行下效也。艺术方面也主张以“经典”为典范，通过经典摹拟来实现创新，如刘勰倡导“征圣”“宗经”，文选强调“选文以定篇”，都非常注重“经典”的示范作用。所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复古摹拟”之风，也长盛不衰，而王闿运更是这方面的典型。在文学方面，他倡言复古，主张摹拟，甚至以“优孟衣冠”为荣，称“优孟足贵，因而，王氏从“经典摹拟”的角度分析解读封神演义的艺术特征，也就不难理解了，它也反映出传统文人关于艺术学习和创新的基本认识。其一，王氏认为封神演义故事“各有所指”，其日：“明人喜为传奇演义之言，而此独

8、恢诡不平，多所指斥。”01840例如，其认为“太极图有焚身之祸，盖意在讥明太宗杀方正学诸君”01840,封神演义中殷洪违背誓言，助纣攻周，最终入太极图而四肢成灰的故事，是在讥讽明成祖朱棣诛杀方孝孺之事；“其言猪狗佐白猿总戎，以讥李景隆诸将”01840,封神演义中梅山七怪守孟津阻挡周兵，讽李景隆等无能诸将；而封神演义中“闻仲”形象，则是在影射明代首辅张居正，“而闻仲者，又以拟张江陵不学而跋扈也”；姜环诬陷姜皇后事，则是隐喻明代梃击案，“其言姜环又明斥梃击事”01840。这种“索隐”式解读的研究思路，现代一些学者也有继承，如柳存仁提出“纣王多年不上朝可能讽明代皇帝之不亲朝政（成化、弘治已如此，嘉靖

9、尤甚），首辅商容辞归林下后又赶返朝京死节，影射夏言之被害，盖以商射夏，以容射言，颇见巧思，非袭自高士传所言老聃有师名商容者也。闻太师名仲，闻仲疑为陶仲文名字故为颠倒”51397-1398。当然，这种影射坐实的“索隐”研究法，颇有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之弊。不过，封神演义对明代昏庸的政治、腐败的生活以及嘉靖崇道的史实，多有影射，也为学界所公认。通过王闿运的封神演义研究，可以看出传统文人对小说的基本认识和研究理路。其三，王闿运认为封神演义是“甚恶道学”的“愤时嫉俗”之作，其日：“十绝破而杀仙，万仙诛而沐猴冠矣。此由庶人以至天子，不可以太极图自陷于落魂也。故必以太极图易草菅人，不可以太子入太极图，乃愤时

10、嫉俗者之所为。21840他认为“万仙诛而沐猴冠”，是黑白颠倒；太极图世间至宝，却只能交换草人，是贵贱不分；太子乃人间至尊至贵，一入轮回也只能化为烟灰。其又日：“大要言贤智皆助逆，谗邪皆为神，唯禽兽乃可通天，甚恶道学之词。”所以，王氏认为封神演义是甚恶道学的愤世嫉俗之作。根据这种创作旨趣和风格，王闿运还对封神演义的作者做了大胆的推测，认为此书“疑李卓吾之所为也01840。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至今仍然是个谜，目前学界有许仲琳、陆西星、李云翔诸说影响较大，但也皆非定论。此外，还有刘伯温、王世贞等名士创作的诸种传说，而王氏根据封神演义的“抨击道学”的旨趣和风格推断为李贽所作，虽无确凿证据，亦可聊备一说

11、。其二，王闿运认为封神演义还蕴含以财色为戒的创作旨意，其日：“大致以财色为戒，故独重赵公明兄妹，财为兄，而色为妹，未有无财而能耽色者也。”王氏认为封神演义中赵公明兄妹的形象，是财、色的象征。赵公明死后被封为“财神”，而其妹也被敕封执掌控制生育的混元金斗，故王氏之说，也似乎并非空穴来风。而且，王氏认为赵氏兄妹的出场穿插于“十绝阵”之中，其罪孽也远甚于“十绝阵”，至“历代之门徒”，“削三花之元气，后转凡胎”，其意为“置之十绝之中者，戕生多端，中年尤在财色也”01840。王氏对封神演义中赵氏兄妹的特殊地位、出场和布局，进行的结构、叙事方面的解读，独到而合理，前所未闻，颇值得学界注意。引进外部资源，共

12、建实验室近三年，辽宁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利用中央地方共建项目经费及与企业合作，新建及改造了一批测控专业实验室，包括集散控制实验室、西门子工业自动化技术实验室、DSP应用技术实验室、单片机技术实验室、传感器实验室、测控电路实验室等。依托上述实验室，满足各种实训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各种科技竞赛项目等实践环节需求；先后增开S7-300、DSP应用技术等各类实验项目80余项，使得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比例提高到40%。唉，现在想这些也没用，我要做的，是找一个歇脚的地方。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李大头，他的大名我不知道，他的浑名更适合他，更让我刻骨铭心。他有一个奇大无比的大脑袋，那只脑袋让他看

13、上去没有脖子，脖子上的肉，像都长在脑袋上了。村里人说，一般人的头，大概有十斤左右，十一二斤的头，就很大了，李大头的头，有十四斤。到底多重，没人敢砍下来称一下，估重而已。最后，王闿运对封神演义创作旨意进行了集中论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许多地方科技期刊主要采取纸质发行的方式，网络数据共享跟不上数字化发展进程。对于在基层工作的科研人员来说，一方面自身没有意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成果交流与展示；另一方面单纯的纸质发行和内部刊物的形式无法使科技成果在更大的平台上进行共享和交流。地方科技期刊虽然品种繁多，但期刊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并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树立期刊品牌意识，其中具备期刊独立网站和数字化采编系统的更

14、是屈指可数。1-3,6其次，内容方面，王氏倾向于对封神演义的“索隐”式解读。这种解读方法固然有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之嫌，但也反映出传统文人的历史趣味及其对小说的“基本态度，我国向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史官文化非常发达，明清时期更有“六经皆史”之说。而小说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它要增加价值，得到认可，就需要向史学靠近。所以，传统文人特别喜欢以“索隐”的方式，探究虚构故事中隐含的历史真实，这不仅有利于小说的价值增重，也可以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增加小说的“传奇性”。而且，传统文人对待小说的态度也并不认真，将其与“街谈巷议”同类视之，所以可以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必认真追究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于是，

15、敷衍故事的索隐式研究也就比较盛行了。至于，后来胡适掀起的严肃的小说“考证”之风，那是人们对小说的态度转变以后的事了。当然，王闿运对封神演义的索隐式解读，还与其小说主旨的基本判断有关。他认为封神演义是“愤时嫉俗”之作，那么其故事必然是讥讽、影射现实的。而王氏对封神演义主旨的这种判断，又显示出其特有的学术关注和文化背景。与今天强调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要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同，传统文化认为“人”，或者说“人心”，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根本要素。所以，古人强调“心性”之学，治理国家注重“世道人心工他们试图通过“心性修养，建构一个以“德性”为主导、以“礼乐”为规范的完美的人伦社会。而言为心声，“文章”不仅

16、是个人心性的反映，而且是社会风气的折射，所以“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正是出于传统学术对“世道人心”的特殊关注，王氏断定封神演义是“愤时嫉俗”之作。如果对比一下现代学者关于封神演义主旨的判断，就可窥见其背后的文化传统转换及学术理路演变。1959年，刘世德先生指出封神演义“所表现出的民主思想的因素，是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的”；1962年，黄秋耕先生认为封神演义“是一本混杂着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的古代小说”7109；1978年，北大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称其“总的倾向是反动的8155；1999年，袁行需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肯定了其“以仁易暴，以有道伐无道9137的积极思想。不同时期，学者的兴奋点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清晰可见，跃然纸上。总之，王闿运的封神演义研究，反映出传统文人的小说看法及研究理路，颇具启发意义，是弥足珍贵的封神演义研究资料。今天我们的小说研究，非常重视开发、挖掘晚清以来报刊上的资料文献，实际上，传统文人的日记、笔记和别集中的研究资料,也应引起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