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宾何以封神-——基于景德镇风火仙师传说个案的方法论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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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童宾何以封神基于景德镇风火仙师传说个案的方法论反思WhyCanTongBinBeaGod?MethodologicalReflectionsBasedontheCaseoftheLegendoftheWindFireImmortalMasterinJingdezhen作者:胡蓉作者简介:胡蓉,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3)o原文出处:民俗研究(济南)2020年第20204期第74-84页内容提要:明代以前,景德镇并无风火仙师传说的记载。明清以来,文人士大夫为了振兴官窑的瓷业,以明万历年间童宾投火祭窑事件为蓝本,在传统冶炼人祭主题的基础上,建构了风火仙师的形象,并
2、大力推广。经过文字的传播和象征物的塑造,至清中后期,风火仙师已成为景德镇家喻户晓的神明。时至今日,景德镇民间留存的风火仙师文本多以唐英的火神童公传为源,足见清代督陶官员唐英及其文学作品给予童宾形象重塑的功效。伽达默尔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前见”观念,开启了作者与创作文本互动性命题的关照。基于此观念,唐英在风火仙师传说个案中的历史视域得以进一步呈现。期刊名称:造型艺术复印期号:2021年02期关键词:童宾/人祭传说/母题/唐英/文化建构DOI:10.13370ki.fs.2020.04.008-有关童宾传说的研究风火仙师童宾,是景德镇地区所崇拜的窑神之一。目前,国内学界在以景德镇为区域范围的
3、传统瓷业文化史研究中,多以关注风火仙师等行业神历史与瓷业经济、社会T亍业、民间信仰等命题为主,其研究路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从瓷业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视角分析,阐明景德镇地区的行业神信仰对地方社会控制的有效性。刘朝晖在博士论文中对官方介入风火仙师崇拜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苏永明则强调通过风火仙师崇拜达到对明清时期景德镇各类行帮的管控目的。再者,陈靖、詹嘉、王小军、李兴华等人的研究都以历史文献法阐述景德镇地区瓷业神灵的发展历史及社会功能,其中前两位还对风火仙师神化立祠的过程进行文献考据,并以翔实的史料证明童宾被塑造”的历史过程。另外,聚焦于风火仙师童宾的个案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大体从图像学、比较文
4、学以及符号学等理论视角梳理童宾封神的“历史材料。纵而观之,通过文献探讨风火仙师与行业神的关系,已然成为研究景德镇地方社会史与民间信仰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笔者认为文献称4自身存在着或残或缺的局限性。目前研究者以清代文献为主进行分析,无法客观”地显示明代发生的童宾投火及封神历史本真。研究者在运用风火仙师传说的文献材料时,仍然存在着版本之间的差异性。另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刘毅便开启了对国内行业神传说和窑神崇拜历史的研究,其研究对童宾封神传说所涵盖的人物神与殉窑神话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宗教人类学、民俗学等研究常将神话传说中的神灵划分为人物神(或人格神)与自然神。笔者也认同多数研究提出的将风火
5、仙师童宾归类在行业保护神或人物神的范畴,并以此探讨风火仙师与整个行业神体系,以及景德镇地方神灵信仰体系的建构关系。比如,在对景德镇陶瓷传说及行业保护神的相关研究中,龙红针对造物设计主题及传说内容的研究,提出一个传统性的命题人殉是决定造物工艺传说的关键要素。该文明确了行业保护神、造物工艺以及人殉传说的研究思路,对本文的个案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综上所述,风火仙师个案研究所依据的文本文献与民间传说之间的关系并未被全面揭示出来。因此,本文将工艺传说与风火仙师童宾个案进行视域融合,结合民间文学及民俗学所关注的人殉主题、人祭传说,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文本与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该个案研究从方
6、法到理论的反思。首先,笔者以工艺传说为视角,把童宾的“历史信息置入人祭母题及其功能的范畴中进行分析,以阐明工艺行业中存在的人物神及人死封神传说的象征意义;其次,在投火的叙事命题下,笔者把童宾化神的故事过程分解为数个更小化的单元母题,结合现存文本进行历时性的对比分析,从而解决童宾封神传说的清代文本起源性问题,同时通过对文本比较和童宾投火功能性的再解读,指出历史人物唐英及其作品对童宾形象重塑的重要作用。最后,笔者将对风火仙师传说研究的文本局限性加以反思。二、童宾封神的传说在古代中国,包括瓷器在内的青铜器、铁器、砖瓦等烧制器物”的生产制造基本依赖于手工的把控。明清两代景德镇官窑曾多次修缮瓷业神祠,某
7、庙碑记曾提到“夫天地间生育民物惟五行,五行之运各有神司。陶司于火,取成于烈焰锻炼之中,入奚容其力,非神之功,其曷能济。可见,陶瓷工艺行业对神佑十分看重。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只有清代的景德镇官窑设有供奉风火仙师童宾神位的“佑陶灵祠”,这说明童宾是在清代获得官方重视的,且有清代诗歌陶阳竹枝词为证。二者皆说明当时景德镇民间有夏初“拜风火仙”的习俗。陈连山在再论中韩两国陶瓷、冶炼行业人祭传说的比较一文中把人祭”界定为献给神灵的“祭品”以获得神佑的宗教习俗,并对陶冶人祭传说”这一S题进行研究。他表示有必要“用人祭这种原始信仰来解释此类传说中神奇情节的根源,以及人祭传说在中国社会各种主要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变异
8、(U)。故事情节传说原型”等命题对研究民间故事传播及流变性有着关键作用。笔者认为,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童宾封神作为人祭传说与行业习俗的共同探讨对象,再以人祭母题”的对比视角来展开民间传说文本的起源性探讨。(一)工艺传说与人祭母题民间文学涉及的母题类型颇丰,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曾在其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列举出数个遍布世界各地的“人祭母题(12)。顾希佳在行业民俗专题研究中梳理出冶铁行业传统民俗中有关“以身投炉”母题的传说。她强调在传统手工行业习俗中存在着在后世的典籍记载和口头传说中看到以身投炉所留下的历史轨迹(13)。例如,最早的干将、莫邪夫妇铸剑传说;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的“孝娥投炉”
9、传说;明代遵化的“金火二仙姑”传说以及清代广东地区的涌铁夫人传说,都具有这一特点。(14)另外,在北京铸钟娘娘庙流传着金炉娘娘”传说,与其相类似的还有南京的“钟神传说。Q5)实际上,陈连山及顾希佳的研究是以某类工艺行业中的传说为视角展开探讨。自宋至清以来,民间传说中的女性投火祭窑多被封为夫人或娘娘,虽其文本关注女性身份较为特殊,但它与原始神话的人祭母题相通,并形成枝干式的知识谱系。这反映出在传统手工艺行业中存在共同的心理特征:传统社会对民间信仰文化的认知层面包括祭祀、神话人物等文化寓意及象征。Q6)在景德镇流传着瓷器行业神崇拜的习俗,包括风火仙师在内的众多人物神、自然神、祖师神等等都体现着神灵
10、对瓷器行业的“保护”作用。Q7)唯有童宾化神的故事情节有着投火牺牲”的内容。因此,风火仙师传说属于具有“人祭文化寓意的神话系统。下文将结合投火母题的功能对童宾投火封神的过程进行分析。(二)投火母题的功能在民间文学的研究话语里,母题常界定为构成故事的成分、要素(theelementsoftales)wo吕微在神话叙事的研究方法中指出“母题总是与故事的具体叙述难解难分(18),母题作为语言文学的基本概念涉意较广,或主题思想,或意象语式。(19)母题同时具有“具象的特征,以及“较多地展现出中性、客观性,正由于这母题(或意象,或不止一个意象)的呈现及有机组合,而显示出某种特定意义(20)。因此,在理论
11、上,叙事者自由地组合无限数量的母题以创作类型迥异的叙事文本(21)。在古籍文献中,童宾的投火祭窑存在着不同的表述,唐英所撰火神童公传描绘到“愿以骨作薪而遽跃入火,其编著的陶冶图编次则描述为“神跃身窑火(突)中捐生(22)。总的来说,文本主题并未脱离投火身祭的核心。以汤普森的观点来界定投火母题,它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可分为角色情节和事件”(23)本文个案探讨的“投火身祭自然是囊括在其三大归类中:一个明代御器厂的投火事件,或童宾投火的“情节故事。因此,投火是一个可以最小化的母题,即故事中主角的重要动作行为。假定笔者把在风火仙师传说的叙事文本中的母题概括为投火入窑”的动作,那
12、么,其地域文化特征自然建立在童宾如何“投火身祭”的叙事中。对比中国神话中投火祭天的“母题,最早如淮南子描绘的汤在占卜后通过焚烧自身的祭天仪式达成求雨目的。(24)在汤为民而祈天求雨的过程中,包含着祭天仪式中的两个核心内容:一是求雨的目的;二是求雨使用的方式。“投火”的行动是汤求雨时自焚以祭天”的方式,于是,“投火祭天”的目的与行动的关系影射出在叙事文本中同母题一样重要的概念,即叙事功能。刘魁立将母题的功能比拟为肌腱的作用,母题含有进一步展开叙述的能力,具备相互连接的机制(25)。刘魁立的阐释进一步强化了母题对情节的链接能力,诚如普洛普把功能解析为人物行动对于整个故事所产生的意义(meaning
13、或SignifiCanCe)(26)。既然古代祭天目的指向文化自身的寓意,因此,传说中汤祭天的目的是旱季求雨造福于民,这与明代童宾的祭窑事件产生的作用一致,两例人祭都带有上古人祭风俗的文化特征。上文历时地分析投火母题的功能,明确古代“自焚祭天与童宾投火入窑的目的相一致,或求雨,或成器的目的都是叙事文本中对故事产生意义的重要部分。回顾陈连山的“陶冶人祭传说”和顾希佳对“冶炼民俗”的类型母题的研究,人祭与行业习俗之间缺少对远古神话、宗教信仰等文化层面的再探讨。笔者认为风火仙师传说在叙事意义”的关照下还需要把握所谓“人物神的文化特征。(三)人死封神”的文化信仰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在法律创神说和恐惧
14、造神说中提出神是因地而异的,这是由于每一个(民族)在建立自己的风俗习惯时创立了自己的神(27)。由于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处于社会底层,有结构组织松散的特点,造成它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横向化的民间造神运动。中国历史上也陆续出现过“相似”的传说。金泽指出,除了常见的各类自然神、祖先神等神明以外,还有两种造神方式,其中一种是人死封神论”(28)。因此,人们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封为神灵是符合传统社会文化语境的。在河南神屋镇,钧瓷业也存在着对金火圣母”的崇拜,与景德镇瓷业的风火仙师崇拜同属于“殉窑高匠”的类型。当地传说红釉钧瓷久烧不成,老窑工之女嫣红以身投窑,窑变红瓷终于烧成(29)。而且在其他手工艺行
15、业也有同类型的传说叙事,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详细记载着干将、莫邪铸剑的神话,描绘他们”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的行为。(30)这两个行业神传说都指出投火行为的象征意义,投火入窑才能达到红瓷烧成和铸剑成物”的良性目的(实现愿望),与淮南子中汤祭天求雨为民”的目的一致。在古代社会祭天以求神佑的心理作用下,产生的“人死封神”或者造神的行为都是基于对神话人物的共性认知和信仰。在古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火的烧制和冶炼工艺技术是封建文明的重要标志。陶瓷烧制技术虽然多以人工创造为主,却不能在某些重要的环节对成品或烧制完器给予保障。故而在造物方面形成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31)
16、的敬畏之心。诚如赵利中所描述的刃阱羊,”在众多因素当中,火是最神秘、最不可控,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所谓“火候”不仅仅体现出制陶者的技术经验,还掺杂着希望天时、顺而求得神灵保佑”的思想观念。(32)也就是说,无论当时社会制缸艺水平是高还是低,必然伴随着形制创新过程中技术的不稳定性。于是,这种人力与天意的不可逆性,为这一制造行业的宗教与神话经久不衰的流传创造了条件。因此,瓷器行业神嫣红以身投窑与童宾遽跃入火”的行为过程,都展现了“投火祭天”的象征意义。所谓惊天地、泣鬼神,无论主动还是被迫,投火祭天乃是各种意义(价值)的集合体,也可释读为献身的“诚意”及敬畏自然的决心。总之,它承载着远古宗教
17、祭祀仪式的神圣意义,随着瓷业发展过程的投火事件而进一步演化为文化叙事的想象空间。三、童宾封神与文化建构受西方理论对民间文学、民间传说研究的影响,母题在民族性及传承性的理论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在进行个案或区域性研究时,我们仍然需要厘清某类型文本与文本起源的关系。明代童宾投火的历史通过清代“文本”叙事为今天的我们呈现出可描述的情节画面,或可以理解为历史的形式从来就是传说故事,从海登怀特所述观点理解,历史所呈现给我们的只是叙事的话语,至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其实已经过历史学家以及无数的历史叙述者们的过滤,从而不再是客观的事实”(33)。远古史的叙事、上古神话传说或无法明证其本来之面目,清代遗址风火仙师祠
18、的瓷匾是实物证据,童宾投火入窑的文献也易于查证。由于童宾投火入窑并化神的传说涉及到历史文献与民间信仰等研究范畴,因此,把相关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是现实所需。诚如户晓辉所论,我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文献记录的国度,民间文学的文献研究或文献中的民间文学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广阔领域(34)。有鉴于此,笔者搜集、整理了有关风火仙师传说的文本,以下将从两个方面对引用的文本结构及体裁形式进行系统归纳和分析。(一)童宾投火传说的文本比较在以风火仙师作为专题的民间文学的研究里,牟学苑(35)把清代世界科技交流中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理解的菩萨(童宾)及赫恩版本的中国瓷神故事进行对比研究,从还原历史中景德
19、镇窑神的故事来关注其不同版本在传播中的流变性。下文通过地方志、家谱、碑记等文献材料,把童宾投火过程分解为从“身亡到良性结果,再到神化的叙述,用投火成器立祠的单元性母题进行差异性对比。清代火神童公文献比较表年代文献名称投火(身亡)结果(良性)立祠(神化)雍正七年唐英火神童公传(36)或火神童公小传(37)愿以骨作薪、遽跃入火果得完器立祠祀之雍正八年唐英祭风火仙师登座文(38)七尺愿投灰炉灵观陶甄“维神正位丙子,专司蜒埴”;“座祀惟是观瞻敬礼,已历两朝”。雍正九年年希尧重修风火神庙碑记神举身歼焉器成“成神而举之”“神尝祀之于官矣”雍正年间唐英陶冶图编次之图二十祀神酬愿(39)神跃身窑(突)中捐生缸
20、成“厂署内建祠祀oV雍正年间唐英龙缸记(40)激而舍生乃成事乾隆年间浮梁县志中收录唐英火神传重修风火神庙碑记龙缸记道光年间浮梁县志中收录唐英火神传重修风火神庙碑记龙缸记I光绪年间江西通志记载风火仙师其事;并收录唐英龙缸记以身赴火同治七年沈三曾定新公神腹记(41)将身赴窑龙缸遂成“立祠御器厂左,塑像祀之”“恢弘庙宇,复整金身”童氏宗谱卷首铭十五公长子宾公(42)将身赴火龙缸适成“立祠厂左”“复建庙祀”童氏宗谱卷首投窑身殉器成“被后人尊奉为神”历时观之,最早记载童宾从“身亡而产生良性结果再到“神化”的文献是唐英的火神童公传。该文记载为“遽跃入火使启窑(时)果得完器,人们因感其诚而立祠祀之。这与其他
21、文本的记载有细微差SU,比如清光绪和同治年间的童氏宗谱记载相似,只是在用词上稍有区别,比如以身赴火或将身赴窑将身赴火。另外对神化童宾的过程,“立祠御器厂左与立祠厂左的表述差异也不大。再者,记载着风火仙师传说的文献都是清版文本以及地方志的转载或收录。因此,笔者认同郑岩的推断:唐英所说的童氏家牒今已不存,我们无从确定其是否真的存在,抑或只是唐英为了证明于史有据的一种说辞唐英为童宾所写的新传记,是这个故事的升级版。(43)(二)历史人物唐英与火神童公传在窑神新造:唐英在景德镇的御窑新政与风火仙崇拜一文中,周思中提出风火仙师崇拜与唐英的推动有关。唐英重塑了风火仙师形象,这表明清代的童宾封神就是“窑神新
22、造(44)。接下来,笔者以历时性视角梳理清代唐英参与的窑神新造”过程:清雍正六年(1728),四十六岁的唐英奉命去景德镇官窑协理窑务(时任督陶官为年希尧)。第二年,唐英因缘得到童氏族谱记载的童宾传记有感作火神童公小传,文章记录了他对风火仙师童宾的第一次评价,卒能上济国事,而下贷百工之命也腺壮乎!(45)雍正八年(1730)五月唐英作祭风火仙师登座文,再次提及童宾的感人事迹。(46)次年,唐英在景德镇御窑厂内为已经开始修缮的风火仙师祠题字,并将监督烧制的瓷匾“佑陶灵祠”挂在御窑厂西院墙的门楣上。景德镇督陶官年希尧在重修风火神庙碑记中提及“唐侯节公财、惜人力,以徼惠归美于神,时来修祀。则俯仰上下,
23、叹其栋字圮级之弗葺也(47),描述出唐英对神庙修缮过程的亲力亲为。接着,唐英撰写的龙缸记提到此器之成,沾溢者,神膏血也;团结者,神骨肉也;清白翠璨者,神精枕猛气也。其人则神,其事则创,其工则往古奉御之所遗留,而可不加之珍重乎(48)。文中再一次表现出他对风火仙师的肯定,并用被弃置的前朝龙缸的器物灵性来咏叹童宾的神性意义。乾隆初年,唐英被正式任命为景德镇的督陶官。今日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所复建的风火仙师庙,仿造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的形制修建,说明童宾是被清廷敕封为广利窑神”。(49)清初景德镇官窑中的神祠是明代遗址,火神童公传记载:问神姓氏封号,卒无能知者,在清雍正年间修建火神庙时,官员对供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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