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之死探考-OnXiaoYemu'sDeath.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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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萧也牧之死探考OnXiaoYemu,sDeath作者:邵部作者简介:邵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17年第20174期第16-25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17年07期萧也牧是一个50年代的故事,但是它被拉到了80年代的舞台上。80年代对萧也牧事件的再认定,是新时期文学逻$8对50年代文学逻辑之反冲的历史结果。然而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提醒我们说:所谓史德,乃是对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仅有史德还不够,要忠实地去寻找材料,对之进行反复比较考证。因此,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比如有些人在历史上“做了很多事业
2、,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种种不同的批评。我们史家不必问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譬如王安石变法,同时许多人都攻他的新法要不得,我们不必问谁是谁非,但把新法的内容,和行新法以后的影响,并把王安石用意的诚挚和用人的茫味,一翔实地叙述,读者自然能明白王安石和新法的好坏,不致附和别人的批评。”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萧也牧的真正死因还难做实。家属及其朋友一方和当事人一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但双方都拿不出无法推翻的铁证。所以,写这篇文章我想采取并列叙述、小心求证的方法,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暂时做一个阶段性的探考工作。至于以后有人再做此项研究,也可
3、按这个路径再找材料。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萧也牧之死”肯定是一个悲剧。假如从小历史的角度看,死因材料;仍有继续开采挖掘的必要。因为凡历史研究,一定得有孜孜以求、不肯放弃的精神。为把材料脉络梳理清楚,本文拟分萧也牧之死关于萧也牧死因的争辩和历史纵深视野的再探寻三部分,力求叙述上相对清楚完整。一、萧也牧之死萧也牧的死亡,与1969年下放农场有一定的关系。1969年4月15日,团中央系统的1500余名干部和工勤人员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下放前的誓师大会。随后队伍挥着红旗直奔火车站,包乘9节火车硬座,历经10余小时到达河南信阳,又分乘40余辆解放牌卡车,从信阳到潢川,最终到达黄湖农场,安家落户。萧也牧作为中国青
4、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一名普通编辑,也被裹挟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黄湖农场位于潢川、淮滨、固始三县交界处,淮河支流白露河、春河在此交汇,属于淮泛区,常年受到水灾的威胁。但是这里地点大,土地近2万亩。而且,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建起一个国营农场,便于管理。于是,在1968年,本着“干部要到基层才好艮,不会期锻炼,子孙后代都可能在那里待下去的思想,王道义、路景(一说金)栋、辛克高(时为团中央办公厅处长)、武如春(时为团中央机关群众代表)以及张立顺一干人等对此地做了考察,比较满意。得到团中央批复后,干校最终在黑龙江、安徽和河南三地多点的选择中定址黄湖。为了迎接“大部队”的到来,团中央在3月17日派
5、遣一支先遣队到黄湖农场提前做准备。但是农场现有的基础设施只有农工留下的一批简陋住房,而且多为土坯茅草屋,住宿条件简陋,显然无法满足下放干部的需求。初到黄湖的第一个夜晚,出版社数十名“牛鬼蛇神”挤在一个里外三大间的简陋房子里。在其中的一个里间,六张单人床从南到北拼成了一个通铺,萧也牧和陪他同来的三子吴家刚与中青社的同事顾均正、张羽、覃必陶、唐锡光、陈斯庸、王康等人挤在一起。后来,随着基建的展开以及对“牛鬼蛇神”历史问题调查的落实,许多人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有的还因为家属的迁入分到了单独的住房。萧也牧却没有这么幸运,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一直与右派叛徒等有问题的“牛鬼蛇神”住在驻地最北边的受审人员
6、室”里,在东面贴墙的一张床上孤独地死去。从干校建校初期大大小小的干部会议的议题来看,相对政治运动而言,生活问题,包括房子、伙食、基建、农牧业以及卫生医疗等,是摆在干校领导层面前更为切实的问题,政治氛围较为宽松。在团中央进驻五七干校的当天,军代表张立Ill页对干校工彳仔是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大意是:已掌握材料的,进行认真分析,区别对待,目前一般不做外调。敌我矛盾的,按照扩大教育面的精神,可以不给处分的就不给处分,可以不戴帽子的就不戴帽子。面对崭新的生活环境,萧也牧在一种除旧布新、从头做起的气氛里,重又抖擞起了精神。在不久后的劳动分工中,萧也牧因为年纪较大,身体不好,被分到了以老弱妇幼为主的牛组
7、,当起了牛信。这段时间,萧也牧对自己当时的处境,相当满意,整天笑嘻嘻的,见面时常说几句俏皮话。他甚至还乐观地对重回北京抱有期待,希望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表现得好一些,尽快结束这一段苦难生涯干活固然外行,那股劲头还是很感人的”。当然,放牛工作的轻松也是相对菜组、大田组而言。1969年11月,与他同在牛组的叶至善在一封家书中,向叶圣陶介绍了放牛的工作安排,这个十人小组每天五时一刻起床,顾不得洗脸,第T牛事就是把牛牵出牛棚,免得它们在棚里多拉粪。晚上九点半给牛把了屎尿,一条条牵进棚去,然后洗脸洗手洗脚上床,大概已经十点半了。真是睁开眼就是牛,待牛睡了我再睡。我们现在又增添了牛,水牛有了十四条,黄牛有了六
8、条,加上一条毛驴,一共二十一条而且,干别的活,总有个间歇期,能够得到休整。类似于放牛这种服务性行业却没完没了,即使已经在床上睡下,一听见外面有牛走动的声音,也得起来看看情况。因而,即使对于放牛的工作,萧也牧也是在勉力维持,后来因为他放的牛吃不饱而挨了连队的批评,受过一次“常规批斗。此处之所以说“连队,是因为当时干校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连排班编制。以原单位的组织形式为底子,中国青年出版社、少儿出版社被编为七连,驻地在李竹围孜,是整个农场最为低洼的地段。萧也牧所属的七连二排由文学编辑室和政治理论编辑室组成。排长为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阙道隆。干校由12个连队组成,七连却分管水稻五百亩,占全
9、校的四分之一,小麦500亩,占全校的十分之一,农业任务相当重。而且,还承担着诸如修建五七干渠、平整大寨路等繁重的基建任务。Ql)可想而知,劳动的繁重对萧也牧的健康是一大挑战。进入1970年,政治氛围愈加紧张。1月31日,农历春节前夕,张立顺对干校的阶级斗争工作做了新的指示:当前有很多工作,以什么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极左思潮,狠抓五一六分子,能不能成为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首先是看政治思想好。政治思想好,首先看对敌斗争Q2)。清查五一六分子主要针对的是“文革初期极左的造反派,萧也牧并没有受到波及。但是,大学习、大批判、大揭发、大调查的运动形式还是营造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氛。面对突然加紧的政治氛
10、围,人心浮动,彼此之间在交往上多了几分戒备,有意以敌我之分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为日后更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做了预热。(13)3月初,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还没有结束,革委会就开始酝酿落实“一打三反(14)的指示。萧也牧在下放干校前因为红岩战报事件有为毒草红岩翻案之实,背负着不光彩的结论,是“问题人员。在打击反革命”的新形势下,他的未来不容乐观。尤其是在七连出现了马期企图谋害军代表案件Q5)之后,连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武斗之风更炽。作为没有澄清问题的牛鬼蛇神,萧也牧因此经常受到革命群众不同程度的殴打,想必十分落魄。(16)8月9日连队召开评审会,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17),认为萧也牧抗拒改造
11、,释放了进一步整他的信号。对于此后的经历,张羽在萧也牧之死中有较为详细的讲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要再度提及的是萧也牧10月6日下午的被打事件。萧也牧因身体不济,难以完成晒草工作,被认为是“磨洋工,接着受到群殴,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收工后所有人都走了,直到吴家刚从学校回到干校,在受审人员室”里没有看到父亲,才听说此事,赶去一号稻田寻找。在一份申诉材料中,吴家刚记述了当时见到父亲时的情形:在离一号稻田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一个黑影在晃动。我走近才看清爸爸佝偻着身体,拄着木杈,双脚连鞋也没穿在呻吟。当他看到我找来,就再也不出声了。但是我看得出爸爸是很痛苦的。Q8)被打后,萧也牧小腿肿得和大腿一样粗了,脚也
12、肿得把鞋紧紧地绷住了从这一天开始,吴小武下不了床了,整天整夜哼叫不止Q9),又得不到营养和及时的治疗。这也是在萧也牧死后,他的爱人李威与四个儿子,不认同连队做出的“病死的推论,不断申诉追究打人者责任的原因。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病重的萧也牧又碰上阶级斗争的新高潮。第二天,边春光在连长、指导员会议上介绍七连的阶级斗争,指出七连的阶级斗争划出了重点人物四个,重点人物,要边揭、边批、边落实,还要搞一个三反的高潮.(20)10月11日,七连的“一打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对几个戴帽子和没戴帽子的“阶级敌人开了斗争会,揭发和批判了一些人的反动言行,大字报贴了一批又一批,点名的有五六个,都要开大会批判。至于这些
13、人是否属于敌我矛盾,大概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确定。(21)其间,连长、指导员曾来受审人员室”看望萧也牧,嘱咐做点流食给他吃。伙房端来一碗藕粉。萧也牧几天吃不下从伙房端来的饭菜,这时却贪馋地把一晚藕粉都喝光了。可能这样又激起了他活下去的力量,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可是,好景不长,可能有人对为他做病号饭,有了意见,藕粉又不冲了,仍然端来大食堂的饭菜。在吴小武身上,出现的一点生机,又消失了。等待他的,只有死亡。(22)同屋的虽然有张羽、孟庆远等平日与萧也牧交好的出版社同事,但是由于同为受审人员,自身难保,在人前都会避讳与萧也牧交谈,只有在私下无人时才会小心翼翼地对他予以照顾,和他说几句话。吴家刚在地方中学
14、读书,离学校很远,对于处境不堪的父亲所能助益的也微乎其微。(23)作为一个父亲,他极力忍着病痛在儿子面前隐藏自己的不堪。可是他的遭遇,在后来还是对吴家刚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24)肉体的病痛加上孤立无援的处境最终造成了萧也牧精神上的破产,一篇疑似为病重期间写的检讨书上弥漫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因为自己的罪行,到黄湖来已经快两年多了。你到黄湖是干什么?说是为了赎罪、改造自己呀!但是看一个人,首先看他的行动。到黄湖来,一点也看不出是为了赎罪、改造自己。而正好是为了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十分突出的矛盾现象。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竟然有人如此,该当何罪?这在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但阶级斗争是不以
15、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回想起这个问题,非常恼火。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总觉得需要再三思索。我自进黄川医院以后,总觉得心虚,自知身上的病愈来愈多,一心想逃避劳动,他的目的是怕死。再加上自己懒得出奇,在劳动上更不行。有人说,我干活就像一个新鲜活死人,”只还有一口气.自思把身体养得好一些再说。同时今后的事,口要清醒一些,平时少说话,凡事要想一想。在受审人员屋子很少说话,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中没有话要说。受审人员对我提过这个意见,才想起这件事来,但是仍然回答不出来。自己对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也是十分讨厌。根据自己的情况,放在自己面前的问题是该怎么办?这样下去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曾经自己苦恼过。首
16、先,带着自己思想中的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具体措施,从行动上取得改正。学一点,用一点,在用上下功夫。同时在其他各方面,要严以待已。大问题不放松,小的问题也要改正。大事的根源常常是由小事引起的。特别要自己注意的是说得到做得到。这是我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历史经验值得注意,我很有必要把自己的经历做回顾,从而解决现在的问题。我怎样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人?这里也有深刻的教训。否则说是说,做为做,归根到底还是并不好的,五七年是分界线,怎样地犯下了罪,又怎样屡教不改。这个问题是考虑过的,但是始终在枝节问题上,而不是从根本问题上去考虑。于是一错再错,终于犯了更大的罪行。这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始终是没有解决的。
17、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终于又跳出来。这都是由自己的反动本质原来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因此,自己的反动的世界观的改造,应该是口不放松,毫不原谅自己,把自己当立足点彻底地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对我来说,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这件事,是头等大事,而且要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能像过去那样说了不算,毫不见行动。在这问题上一方面在大的问题上多下功(25)更令我震撼的是,在纸张的背面,有这样一行文字: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不长的残稿之中一连出现了七个罪字,可见,我怎样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人?”成为在生命晚期不断困扰着萧也牧的根本问题。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一生热忱地拥抱革命,做革命的队伍中人(26),
18、为何在革命成功之后却疏离于正统,不断被边缘化,直到现在被革命完全抛弃。从我们夫妇之间开始,他便开始检讨自己的“罪行,不断赎罪,结果却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创作和编辑是他事业的主线。写作我们夫妇之间的本意是看不惯身边同志革命成功后抛弃发妻的离婚热潮,想要干预生活,保持革命肌体的纯洁,却被革命阵营的同志认为是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27)。在编辑的岗位上创办红旗飘飘、编辑红旗谱、保卫红岩为的是教育青年,传播革命理想,结果不外是检举、揭发、审查、批判。对于这种差异,他实在难以从内心的自省中找到答案,解决自己为什么会是一个“反革命”的问题。故而他只好追溯到自己的出身,认为是自己的反动本质原来的
19、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于他而言,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文本上的叙述策略,更重要的是能够寻找一个勉强说服自己的理由,以便在面对外在的和自我的质问时,搪塞过关。在这个层面上,萧也牧之死就呈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怕与爱,使我们有可能再度审视知识分子的当代”遭遇,尤其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这一话题。10月15日,萧也牧燃尽了生命的余热,在干校的这间“受审人员室”里带着问题含恨而逝。在他弥留之际,没有目击者,没有遗言,更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在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究竟想了些什么。梳理在他10月6日被打之后,与他有过短暂交谈的当事人的回忆,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怨恨和不堪:一天,他看见房里只有我一人,就把我喊到床头,满
20、怀伤感地对我说:我完了,奄奄一息,众叛亲离。如今又把我交到这个人(指排长)的手下,他已经带了头,我算活不下去了。(张羽:萧也牧之死)也牧有气无力地说:我现在身心不堪重负,看样子活不了几天了。杨永青,你身体还好,还年轻,要挺过去”他喘了两口气,再继续说:听说天主教有一个传说,人死前,要饶恕曾经得罪过他的人,对某某某,我绝不饶恕(黄伊:五十年代中青社政治运动管窥)在爸爸临去世的前二天的下午,我去看爸爸,他的伤势一天比一天重。含泪问爸爸觉得怎么样了,爸爸慈祥地看着我断断续续地说: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做一个对党对人民有用的人。我在革命队伍里奋斗一生,现在阙道隆带头毒打我,要我死看来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21、。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听爸爸这番话,我心里十分难过,一边抽泣,流泪。爸爸又继续说:你要相信党,我的问题终究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吴家刚:关于我父亲吴小武同志去世的经过)吴小武把我叫住了,他那瘦得像骷髅似的脸上,露出了惨然的笑容,很平静,很自然,对我说:老孟,你力气大,能扛起百多斤的口袋。你就把我当个口袋,让我坐起来。我屁股上已经烂了。”据说,那天中午他就去世了。(葛蔷月编著:孟庆远回忆录,第120页)二、关于萧也牧死因的争辩10月18日,李威与长子吴家刚、二儿媳赶到黄湖干校料理萧也牧后事。此前,他们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京留守处的赵世权的通知,称“吴小武因心脏病已死,他的问题是敌
22、我性质的,你们去了影响不好,要和他划清界限(28),动员他们听从连队安排,不要再去河南了。李威是老工农干部,15岁参加革命,在晋察冀边区军工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因萧也牧的问题受到牵连,从北京市总工会妇女部部长,调到同仁堂人事科科长,再后来又调到崇文区,一路走下坡路。此时,李威正戴着走资派”的帽子在原大兴县的东方红公社五七工厂下放劳动。但是她最终还是决定带着子女到黄湖看看情况。在他们到来之前,连队同事得到了吴小武死因的统一口径,就是:吴小武是病死的。(29)1985年中国青少年出版社做出了最后一次正式的结论,延续了此前的说法,认为:吴小武本来患有重病,不能坚持劳动,但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下,没有得到
23、应有的照顾,有时反认为他表现不好,抗拒改造,加重他的劳动,使他在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使他的病情恶化,以致死亡。(30)对于此说,萧也牧的家属始终不予认同,坚持认为萧也牧之死与10月6日一号田发生的群殴事件直接相关,追究时为二排排长的阙道隆的责任。那么,萧也牧之死与这件事有何关联?当时的一号稻田是怎样一幅场景?身为排长的阙道隆又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李威之所以认为萧也牧是被打死的,在于18日她到干校后坚持验尸,”将吴的遗体摸了一遍,发现吴的双腿青肿未消,脸部半边,也有青肿的伤痕(31)。李威自称“文革前长期在基层做纪律检查工作和人事保卫工作,又经历过战争,死人见过不少,能够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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