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公刘与《阿诗玛》-PoetGongLiuandAshima.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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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人公刘与阿诗玛PoetGongLiuandAshima作者：吴思敬作者简介：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21年第20217期第154T63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1年11期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项目批准号：17JJD750002）中期成果。主持人的话百年新诗学案是由吴思敬教授主持，经教育部批准立项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学案这一名目，借鉴了古代思想史著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又根据百年新诗的发展及研究现状，赋予其新的内涵。它不同于以诗

2、人诗作为中心的诗歌史写作，而是以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的事为中心，针对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事件、社团、刊物、流派、会议、学术争鸣等，以学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凸显问题意识，既包括丰富的原生态的诗歌史料，又有编者对相关内容的疏理、综述、考辨与论断。这是一种全新的对百年新诗发展的叙述，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在新诗与社会的关系、新诗对不同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从叙述形式上说，它以事为核心来安排结构；从方法上说，它强调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让事实说话，寓褒贬于叙述。它的意义不只是在诗歌美学上的，而且也是在诗歌社会学、诗歌伦理学、诗歌文化学上的。本期百年新诗学案”专栏推出三篇文章：吴吴的王贵与李香香的诞生及其经

3、典化过程，描述了李季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到群众中去，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创作出王贵与李香香，以及这首长诗在政治的作用下实现经典化的过程。吴思敬的诗人公刘与阿诗玛介绍了公刘参与阿诗玛整理工作付出的艰辛劳动，阿诗玛整理本出版的曲折过程，阿诗玛整理者所经历的坎坷，以及公刘的阿诗玛电影文学剧本的遭遇。胡亮的莽汉俱乐部详细考察了莽汉诗派”的命名、形成、聚合与离散的过程，并指出莽汉主义运动并非仅仅是诗的变革，还是行为和生活方式的革命。阿诗玛是云南彝族支系撒尼人口头流传的美丽而动人的长篇叙事诗，被撒尼人称为我们民族的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诗玛已流传千余年，它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藏

4、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维*的音乐说唱十二木卡姆等并列为我国少数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瑰宝。阿诗玛尽管不是诗人公刘原创的作品，在公刘文存诗歌卷中只是作为附录保存下来，却是公刘参加搜集、整理与加工，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公刘曾先后在阿诗玛的整理工作有关阿诗玛的新材料会见阿诗玛的妈妈被遗忘了的平反阿诗玛琐忆，以及与其他三位整理者共同撰写的阿诗玛整理的真相阿诗玛第二次整理本序言中，多次谈及阿诗玛的搜集、整理过程以及自己的体会，这种情况在公刘谈论自己作品的时候是从未有过的，足见公刘对阿诗玛这一艺术瑰宝的珍惜,以及对自己参加搜集、整理B可海马工作的重视。公刘除去

5、参加整理长诗阿诗玛外，还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阿寿马。这个剧本虽已在人民文学上公开发表，却由于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而被打入冷宫，未能拍成电影。公刘参与阿诗玛的整理，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诗人参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整理的最早的一次尝试，距今已有70余年了。公刘参与阿诗玛整理工作付出的艰辛劳动，阿诗玛整理本出版的曲折过程，阿诗玛整理者所经历的坎坷，以及公刘的阿诗玛电影文学剧本的遭遇，构成了当代文学史上围绕阿诗玛的一个特殊的学案。解读这一学案，对于理解少数民族文学遗产发掘与整理的必要与艰难，了解阿诗玛整理本的诞生与传播的曲折，以及特定时期诗歌文化受政治文化的干涉与影响，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一、公刘参加

6、阿诗玛整理工作的过程1949年，诗人公刘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新华社记者身份随部队进入云南。1953年调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任文艺助理员。几年之内，公刘走遍了云南边疆。云南雄奇的自然风光与少数民族的多彩生活，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使他写出了西盟的早晨山间小路格朗和情歌等带有浓郁的边疆色彩的诗作，同时也为他参与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整理工作创造了条件。撒尼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及其周边地区。撒尼人居住的地区有雄伟奇峻、秀美壮丽的圭山，有神奇的地下溶洞，有群山怀抱中的长湖，有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的石林，那高大挺拔的剑状、柱状、蘑菇状、塔状的石灰岩柱，鬼斧神工，妙趣横生，引人

7、遐想。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启迪了撒尼人的智慧，开拓了他们的胸襟，塑造了他们的诗人气质。撒尼人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古老而灿烂的民族文化，他们能歌善舞，喜欢用歌声表达对客人的欢迎。1953年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词作家范禹和作曲家麦丁，来到石林县圭山区的一个撒尼人聚居的村寨深入生活，借鉴撒尼民歌放羊调的曲调，融入当地流传的阿诗玛叙事歌的衬词，写出了著名的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把这首歌收入人民大会堂的迎宾曲目，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唱响，传遍全世界。叙事长诗阿诗玛正是在雄奇独特的自然环境熏陶下,在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滋润下，撒尼人世代相传的一首真情而美丽的歌。主人公阿诗玛是一位

8、聪明美丽、勇敢坚贞的撒尼姑娘。当地有财有势的头人热布巴拉的儿子阿支，软硬兼施地追求阿诗玛，阿诗玛坚决不从。阿支贼心不死，央媒人带着厚礼前去逼婚，又被断然拒绝。于是，阿支趁阿诗玛的哥哥阿黑去远方牧羊之机，派人将阿诗玛劫走。阿黑获讯赶回救援。途中被大山所阻，他用神箭射穿大山，开出通道，纵马驰骋，快速前进。阿支用尽种种威胁和利诱手段，都不能使阿诗玛屈服，他恼羞成怒，正要举鞭毒打阿诗玛，阿黑及时赶到。阿支提出要与阿黑赛歌，一决胜负。阿支赛输，但仍不甘心，又企图用暗箭杀害阿黑。阿黑愤怒地用神箭射穿寨门和大厅的柱子，箭射在神主牌位上，阿支命令众家丁用力拔箭，箭却纹丝不动。阿支慑服，只得将阿诗玛释放。阿诗玛

9、和阿黑喜悦地同乘一骑回家。他俩来到溪边，下马小憩。阿支派人偷走了阿黑的神箭，放洪水将阿诗玛淹死。阿诗玛被水冲走了，变成了回声。撒尼人怀念她，呼唤她的名字，山谷里就传来她的回声。多少个世纪过去了，阿诗玛”化成一尊与世长存的石像，挺立在石林深处，正像当地民间歌手所咏唱的：“十二崖子上，站着一个姑娘，她是天空中一朵花，她是可爱的阿诗玛。”阿诗玛是活在撒尼人口头的文学，阿诗玛的传说已经成为撒尼人日常生活、婚丧礼节以及其他风俗习惯的一部分。撒尼人最早是生活在“阿着底，后来才迁到路南（石林）圭山区一带。一般读者对“阿着底了解很少，但幸运的是撒尼人有了口口相传的长诗阿诗玛，才保留了撒尼人的根一阿着底。而长诗

10、的叙事，也正是从开头的“在阿着底地方展开的，阿着底”是阿诗玛与阿黑的成长环境，也是长诗叙事的深广背景。20世纪文学人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对文学创作观念的变革与文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精英作家与精英文化的局限，也越来越重视民间文学、民间文化值得挖掘的丰富内涵。由于阿诗玛是由撒尼人以口头讲述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讲述人不同，讲述的时间不同，就会有多种叙事、多样的故事流传下来，把它们记录下来，就会出现多种“异文，同时自然也就会伴有口头文学的芜杂与粗糙。由口口相传的阿诗玛，到以文字定型出版、传播的阿诗玛，要有人搜集、调查、加工、整理，公刘参加的就是阿诗玛的整理、定型的

11、工作。公刘说，他最早知道阿诗玛是在1950年。当时昆明的刊物诗歌与散文刊登过杨放记录、翻译的阿诗玛片段。1953年，西南文艺发表了朱德普整理的阿诗玛的简略文稿。同年，西南军区的京剧团，还曾把阿诗玛的故事搬上了京剧舞台。1953年5月，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黄铁责成省文工团组成圭山工作组，深入撒尼人聚居的圭山区,进行阿寿马传说的搜集和记录的工作。起初的目的是创作一部歌剧阿诗玛。因此，参加工作组的十位同志中，包含了文学、音乐、舞蹈各方面的专门人才。经过了两个半月的艰苦努力，得到了二十份“异文、三百多首民歌和若干音乐资料。在初步归纳文字素材方面，时任云南省文工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的杨知勇和时任圭山工

12、作组组长的刘绮提供了长诗阿诗玛的雏形。这项工程的发起者黄铁，亲自参与了第一稿和第二稿的讨论和修改，是动过笔的。黄铁、杨知勇、刘绮就是与公刘一起参加长诗阿诗玛整理工作的三位合作者。黄铁、杨知勇、刘绮在前期整理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把调查来的散文体的韵味淡薄的口译笔录变成诗。因为撒尼人没有发育完满的文字，所有的传说故事全凭口口相授，搜集工作异常艰难，只能通过粗通汉语而毫无文学修养的农村干部口译，生硬、粗糙难免，初稿虽然整理了出来，却遇到了许多困难。于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就出具公函给西南军区，商量借调诗人公刘去帮忙。此时公刘正在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任文化助理员，冯牧时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是他的顶头上

13、司。公刘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当时的情况：1953年，我的第一本诗集边地短歌，在中南文艺出版社一版再版，决定的因素固然在于本身的质量，但，无可讳言，冯牧的郑重表态也是起了作用的，而我之所以借调地方，参加阿诗玛的整理工作，当然就更和冯牧的睿智、热情和慷慨分不开了。可见，正是由于冯牧对公刘才华的赏识，相信他能出色完成阿诗玛整理的任务，军区政治部领导最终答1953年，公刘开始介入阿诗玛的整理工作，为了掌握第一手的感性材料，他独自去了撒尼人生活的圭山，包括石林。其实公刘对石林并不陌生。1950年，公刘在进军云南的路途中，第一次来到石林，迎面”赫然横立着一块块巨大的石头，仿佛一支队列密集的古代军队，身披铠

14、甲，头戴金盔；又像一束束长长的箭杆，每一支箭杆顶端，都安放了有棱有角的箭镶，直刺青天。听人说，当地人管它们叫作石林就在这片黑色石岩的大背景下，衬托着两个杂居的尚白的古老部落阿细人和撒尼人，他们身着破衣烂衫，面黄肌瘦，却兴高采烈地沿路欢迎大军，自发地弹三弦，吹芦笙，抚月琴，献歌献舞这就是日后风靡全国舞台的有名的节目：阿细跳月。”正是在对圭山、石林，以及撒尼人民间文化有了相当了解的基础上，公刘参加了阿诗玛第三稿、第四稿的修改和后来的全篇“诗化”的定稿工作，经过反复的讨论、争论、修改，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1800余行的阿诗玛就这样在公刘笔下最后成形、诞生了。1954年8月23日公刘在大理驻军营房写出

15、阿诗玛的整理工作一文，详细谈及了他与黄铁、杨知勇、刘绮在阿诗玛整理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对异文”内容的整理。阿诗玛由于是口口相传，不同的传承者所讲述的阿诗玛的故事，肯定会有出入。圭山工作组前期搜集到的原始材料，即据不同传承者讲述的内容翻译过来的“异文”，有20种之多。这期间，有的在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合理性上有缺陷，有的地方流露了与全诗基调不合的宿命论的绝望情绪，这都需要在整理中予以调整。特别是在长诗的结尾部分，20种异文各不相同，有的差别大些，有的差别小些，有的甚至截然相反。由于撒尼人长期受到统治者的压迫，苦难深重，看不到希望，以为神在冥冥中主宰着一切，人是无能为力的

16、，这样才出现了诸种不同的结尾：有的是岩石坍下来，把阿诗玛压死；有的是山洪暴发，把阿诗玛淹死；有的是说阿诗玛的耳朵与岩石粘在一块，分也分不开了等。整理者认为，这一类型的结尾只能导致将人民引向消极悲观、丧失信心，因而是不可取的。异文中也有一类过分光明的结尾，如讲述人普育南，是以阿诗玛出走、找到自己理想的爱人，共同劳动为结尾的。这是根据他本人在爱情上遭遇的不幸和他现在的愿望来加以发展的。整理者认为，在阿诗玛产生的时代，这种“光明”的结局并不存在。经过一再的研究、分析,整理者决定运用另一个民间传说的素材,即关于应山歌姑娘的民间传说加以改造，以阿诗玛遇救，变为回声作结局。整理者认为这种结局不但符合人民的

17、愿望,而且显示了人民的预感一对于未来必将属于人民的预感，在圭山石林中，在撒尼人的心田中，回声是永远缭绕不绝的，它是对旧生活的勇敢的反叛，也是对新生活的乐观的预言。第二，对长诗中人物关系的确定。在阿诗玛整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阿诗玛和阿黑是兄妹关系，还是爱人关系。有人认为，如果是爱人关系，改编为歌剧时，剧情容易展开，抒情成分也可以更深厚些。还有人提出阿诗玛和阿黑用吹口弦对话，以此作为爱人关系的依据，因为在云南的兄弟民族中，口弦作男女传情工具的，要占半数以上，包括撒尼族本身在内。整理者最终肯定了阿诗玛和阿黑是兄妹关系，这是由于在20份异文中，没有一份肯定他们是爱人关系的，整理者接触到的撒

18、尼人朋友，都愿意看到阿诗玛和阿黑是兄妹关系。而且，现今撒尼人当中流行着舅舅为大的观念，撒尼人传统中的兄妹关系，凡是妹妹遇难或遭遇到其他困难，哥哥总是尽力援救，甚至不顾倾家荡产，这也与阿诗玛传说中主人公是兄妹关系不无关联。第三，对长诗语言的加工。阿诗玛是撒尼人世代相传的集体创作，他们用撒尼话口口相传；从事搜集与整理的人员,又没有一个是懂得撒尼话的。而当地担任翻译的人员，一般说来，汉文程度不高，更缺乏诗的修养。所以调查得来的20份异文”语言的粗疏，距离真正诗歌的遥远是可以想见的。因而，整理工作要做到使译文准确、流畅和富有诗意。同时，整理工作又绝不只是单纯的翻译。整理者要做到像熟悉自己的手指那样熟悉

19、需要整理的对象，糅合各家不同唱词的长处，融会贯通，然后才有可能在最大限度上表现它们的美。有时，整理者要在原诗的基础上，作适当的补充、发展。如：路边的养叶，/像飞蛾的翅膀，/长得嫩汪汪，/阿诗玛高兴一场。阿诗玛像养叶，/长得嫩汪汪，/只知道高兴，/不知道悲伤。路边的玉米，/叶子像牛角，/长得油油亮，/阿诗玛高兴一场。阿诗玛像玉米叶，/长得油油亮，/只知道高兴，/不知道悲伤。这四节引诗中，第二、四节就是根据第一、三两节加以引申的。用意在于借此衬托出阿诗玛这一善良、纯洁、天真无邪的少女的无忧无虑的心情，从而作为一根伏线，与突然覆盖到她头上的命运的乌云作鲜明的对比，唤起读者对女主人公的深厚同情。有时，

20、整理者要对原诗加工、改写，如写阿诗玛的诞生，原诗是这样的：没有割脐带的，/陆良有白犁锌，/割断了脐带，/没有盆来洗，/去到泸西城J盆边用银子镶，/盆边用金子镶，/用这个盆子洗小姑娘。经整理者加工和润饰后，成为如下的两节：没有割脐带的，/去到陆良拿白犁锌，/没有盆来洗，/去到泸西买回家。泸西出的盆子，/盆边镶的银子，/盆底嵌的金子，/小姑娘赛同金子、银子。无疑地，经过整理的这两节诗，不仅真实地呈现了阿诗玛出生后的洗儿的场面，而且更鲜明地表达了撒尼人民对阿诗玛的无比珍惜与热爱。第四，对撒尼族民歌表现手法的继承与发扬。撒尼民歌为了便于歌唱和吟诵，迭复手法运用十分普遍。这与民歌的歌唱性分不开。一人唱，

21、万人和，这和的部分往往采用的是迭复的形式。从内容上说，迭复便于抒发强烈的感情，凡迭复之处，正是诗人感受最强烈、情绪最激动的地方。从形式上说，迭复可以增强诗歌的音乐性，迭复的部分就好像乐曲中的主旋律，回环往复地出现，便于吟咏，便于记忆，便于歌唱。在阿诗玛的原始材料中，迭复的手法就运用得很多，整理者经过适当的加工，便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在写阿诗玛的成长过程的时候，长诗便集中运用了迭复的手法：小姑娘日长夜大了，/长到三个月，/就会笑了，/笑声就像知了叫一样。/爹爹喜欢了一场，/妈妈喜欢了一场。小姑娘日长夜大了，/长到五个月，/就会爬了，/爬得就像耙齿耙地一样。/爹爹喜欢了一场，/妈妈喜欢了一

22、场。小姑娘日长夜大了，/长到七个月，/就会跑了，/跑得就像麻团滚一样。/爹爹喜欢了一场，/妈妈喜欢了一场。像这样的迭复手法，在长诗中可以说俯拾皆是，既强化了诗人所要传达的情感，又可以让人反复吟咏，有余音绕梁之感。撒尼民歌又特别喜欢使用夸张手法。”天空闪出一朵花这一章，写的是阿诗玛的出生，其中办满月的场面是这样的：这天，请了九十九桌客，/坐满了一百二十桌，/客人带来九十九坛酒，/不够，又加到一百二十坛。全村杀了九十九头猪，/不够，又增加到一百二十头“亲友预备了九十九盆面疙瘩饭，/不够，又加到一百二十盆。针对这种夸张、铺排的描写，公刘解释道：”在撒尼族和其他许多兄弟民族中间，我们都可以听见，三、九

23、、九十九、一百二十这些数字常被使用，这些数字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仅是代表一种观念，而且是成为一种习惯了。有的同志曾经提出意见，说阿诗玛诞生时，格路日明家请客的排场太大了，似乎富裕得很，不符合那盘三块地的身份。我们的看法是，这是一种艺术的夸张，用意在于造成隆重、热闹的气氛，来说明婴儿（阿诗玛）的百般受人宠爱。同时散尼族还有互助的习惯，哪家生了孩子，全村人会自带食物来庆贺。运用这些为撒尼族人民所惯熟的数字，还能起到便利记忆、流传的作用，这是不足为病的。因此，我们也就保持了原诗的本色，没有加以改动.撒尼民歌善用比喻，而且喜欢用明喻。如写阿诗玛出生后，“洗得小姑娘又白又胖”时，用的是一系列的明喻：脸洗

24、得像月亮白，身子洗得像鸡蛋白，手洗得像萝卜白，脚洗得像白菜白。又如写阿诗玛成长”一章中，阿诗玛跟着阿黑下地：哥哥犁地朝前走，/妹妹撒粪播种紧跟上，/泥土翻两旁，/好像野鸭拍翅膀。像这样的比喻,喻体来自生活，朴实，刚健，明快，深受读者的赞赏。第五，诗的形式的建构。在二十份原始异文”中，本来是不分章、段、节的，也没有设置/标题，也不是四句一小节。这样看起来不像诗，有必要做一番调整与建行的工作。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了应该怎样唱呀在阿着底地方”天空闪出一朵花成长说媒抢亲盼望哥哥阿黑回来了马铃响来玉鸟叫比赛打虎射箭回声这样十三个标题，也就相当于有“十三”章，每一章又分为若干小节，每个小节四行，双行押韵

25、，韵脚比较宽松，押的是大致相同的韵。凡是遇上内容与形式发生矛盾时，整理者不会削足适履，而是试探去创造适应内容的新形式。这使得全诗富有鲜明的节奏，便于记诵。公刘在阿诗玛的整理工作一文的最后说：总之，阿诗玛是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我们幸运地参加了它的整理工作，不能不特别深切地受到感动.我们站在丰富的民族遗产面前，还是一群幼稚而又惶悚的小学生。我们注意到，这篇文章尽管是公刘写的，但由于参加整理工作的不止一人，所以这篇文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尽管如此，如果对比一下此前，黄铁、刘绮于1954年6月28日所写出的阿诗玛一撒尼族叙事诗前言，不难看出公刘在阿诗玛的整理工作中所写内容，其实更多的是他个人的

26、体会与发现。1955年8月14日，公刘又写出有关阿诗玛的新材料一文，内称：最近，我再次有机会去云南圭山撒尼人居住地区住了一个半月，在与群众、干部、青年学生接触中，又对阿诗玛做了一些了解，发现了若干新的有趣的材料。过去我们不曾收集到这些材料，因而在我写的阿诗玛的整理工作一文中，也就没有提起。我个人认为，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对阿诗玛的研究工作和今后将阿诗玛写成其他文艺样式的改编工作，都有参考价值。因此，我愿意择要加以介绍，并且以此作为阿诗玛的整理工作一文的补充。在这篇文章中，公刘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材料，一是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问题；二是几种与阿诗玛有关的风俗习惯。公刘说：以上两方面的新材料，给我们提供

27、了一些线索，使得我们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故事的全部矛盾和情节。我想，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这些新材料加以注意。”由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于1979年10月编选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撒尼族叙事长诗阿诗玛专集,在关于阿诗玛的搜集和整理”的标题下，共收了五篇文章，即：写于1978年10月20日的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的阿诗玛整理的真相；写于1979年5月26日的署名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杨知勇执笔）的B可诗玛）第二次整理本序言；写于1954年8月23日的署名公刘的阿诗玛的整理工作；写于1959年7月26日的署名李广田的阿诗玛序；发表于1978年第1期的署名刘绮的撒尼人民与长诗阿诗玛谈谈我参加整理阿诗

28、玛的体会此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撒尼族叙事长诗阿诗玛专集，在其他”的标题下，还收了公刘写于1955年3月14目的有关阿诗玛的新材料。从上述有关阿诗玛的搜集和整理的署名文章来看，最早的有关阿诗玛搜集与整理的两篇文章，全是公刘写的，另外两篇即阿诗玛整理的真相与阿诗玛第二次整理本序言，公刘也是作者之一。由此可知，公刘参加了阿诗玛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是毋庸置疑的。二、阿诗玛整理本出版的曲折经过公刘和黄铁、杨知勇、刘绮在阿诗玛搜集和整理工作方面的艰苦劳动，1800余行的阿诗玛整理稿诞生了。阿诗玛整理稿先后在云南日报和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即得到了各民族读者和人民群众的肯定和赞扬。1954

29、年署名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整理”的阿诗玛一撒尼族叙事诗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相继出版。这即是第一次整理本。紧接着，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外文版本。画家黄永玉为它绘制了精美的插图。至此，阿诗玛作为我国多民族文学遗产中的T牛珍品，已为举世公认。1957年，一场政治风暴袭来，公刘被卷进了旋涡。在阿诗玛的整理者当中，公刘、黄铁、杨知勇被打成“右派”，只有刘绮幸免。公刘在被遗忘了的平反一阿诗玛琐忆一文中说：“个人的吉凶祸福，姑且不论，莫名其妙的是株连了并非右派的刘绮同志，株连了阿诗玛这部撒尼人的长诗。根据前云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的指定，把我们四个人的

30、名字一笔抹去，而代之以体现集体主义精神的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我们由于没有经验而造成的少数失误，一夜之间也全都变成了罪行。为了进一步肃清我们的流毒，他以组织的名义要求前云南大学校长、作家李广田同志在原整理本上略加修订（见李广田序）,就公然宣布这是重新整理本。在这位宣传部负责人导演的一场动用报纸、刊物、漫画和广播的闹剧中，先用剽窃的罪名把整理者通通打倒，然后，再用革命的剽窃去推行剽窃的革命,委实有趣得很哩。对于李广田同志，我历来是很尊敬他的，我想，黄铁、杨知勇、刘绮同志也是很尊敬他的；李广田同志后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我们更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怒。平心而论，他的确是被别人，更准确地说，是被一股

31、政治力量推进这样一种不愉快的处境中来的。如果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还活着，他一定也有许多话要说的在有了1960年的所谓重新整理本之后，我们的嘴巴就彻底被堵起来了，我们连自己动手改正自己某些过失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公刘这段回忆中，对I960年的阿诗玛重新整理本来龙去脉，已经做了比较清楚的说明。由于四名整理者中，公刘、黄铁、杨知勇三个人成了“右派，连带着刘绮的署名权也被剥夺，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的重新整理本”，其署名标为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前边有李广田写的“序”.李广田是20世纪30年代的与卞之琳、何其芳齐名的“汉园诗人，他没有因整理者中出现

32、了三个“右派，就把原整理稿批得体无完肤，他说：必须肯定，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的这一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是值得热烈欢迎的。通过了他们的劳动，流传在撒尼族人民口头上的这部长篇叙事诗才能?广大读者见面，才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是这样丰富，这样瑰丽。李广田的序”肯定了圭山工作组和整理者的成绩，一是圭山工作组经过三个月调查，搜集到关于阿诗玛的传说异文二十种，这是很可观的。对这二十种异文，原整理者付出了许多的劳动，他们为了突出主题思想而运用原材料进行较为完整的安排上，是基本上符合撒尼族劳动人民的愿望的。二是原整理本在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是塑造阿黑和阿诗玛的形象上，应当说是相当忠实的。

33、三是这部叙事诗字句间处处放射着撒尼族人民特有的艺术光辉，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基本上被保留下来To李广田的序”也指出了原整理本的缺点。一是认为阿黑的射箭放在打虎之前，是不够恰当的。应放在“打虎”之后，因为把箭射在祖先桌上，是某种意义的决斗，非他项冲突可比。二是长诗的结尾，阿诗玛死后变成回声，这是很好的，但引入的应山歌姑娘卡都勒玛的故事，造成了混乱，破坏了艺术的完整。三是认为既是整理，就不能一字不易地把原材料塞给读者，但如创作太多，就势必损害撒尼族人民口头创作的特殊风格。值得注意的是，李广田的序”数处引用了公刘的阿诗玛的整理工作及有关阿诗玛的新材料的论述，但回避了公刘的名字。像前述李广田对原整理本长诗

34、结尾的批评，便引用了公刘阿诗玛的整理工作的原文，但删去了公刘的名字,而用整理人之一”取而代之。再如像这段话:据调查材料，撒尼族人民有一种古礼，名叫恩杜密色达”。凡遇新婚妇女头胎怀孕，为了保护婴儿平安落地，须在旷野中举行恩杜密色达礼。由孕妇的丈夫采摘株树枝、柏树枝一捆，分别插入土中，象征热布巴拉家的大门、柱子和神主牌，然后将祀神的饭、菜、酒一摆好，请巫师念经，念毕，丈夫连射三箭：第一箭表示射穿大门，第二箭表示射穿柱子，第三箭表示射穿神主牌。至此，邪气已被震慑，就可以确保生育顺利。这段文字，完全抄自公刘写于1955年8月的有关阿诗玛的新材料，按正常情况，应注明作者及材料来源，但由于公刘成了右派，他

35、的名字只能隐去，而用据调查材料一语含混过去。这些地方，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风欠严谨，而是时代使之然。粉碎四人帮以后，公刘、黄铁、杨知勇三人获得平反，阿诗玛也迎来了重生后的春天。1979年，公刘在完成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西线部队的采访任务后,他来到阔别二十四载的昆明城，与黄铁、杨知勇、刘绮重新开始了阿诗玛的修改工作。我们四个人聚首会晤，发现彼此早生华发，只能无言以对!那一些日子，我们不是在黄铁同志住的招待所逐字逐句地讨论，就是在刘绮同志住的嚷上研究新的序言。其实，长诗本身的增订工作早就开始了。黄铁同志1978年因病住院期间，已经考虑了一个方案。这时，刘绮同志正是根据这个方案，对照所有二十份异文，仔细

36、选择当年被我们遗漏了或者看差了的珍宝，写成了真正的重新整理本的初稿，然后交由我最后改定。而在这一道工序中，我又把所有的素材，连同李广田同志删改本，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正反两个方面的评论文章都找来一认真阅读过，其目的在于吸收其中的任何一点合理的正确的见解。大家公推杨知勇同志作序，序文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上述的类似过程.1979年6月，公刘从昆明来到上海，带来与黄铁、杨知勇、刘绮三位原整理者再次合作、精心厘定的阿诗玛新定稿。上海文艺出版社主持民间文学编务的钱迅获悉此讯后，竟毫不迟疑地电话约见，并索去了这份我们四个人（其中，黄、杨及我均被打过右派）一致感到比较满意的本子，连夜披阅,翌日便决定从已经付梓的

37、书集中抽出那份所谓最权威的实际上是稍事改动的本子，毁版另排。像这等过人的胆识，真正令人钦佩。当我将此事经过分头函告黄、杨、刘时，他（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回信中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简直忍不住要掉泪了。QD至此，署名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黄铁、杨智勇、刘绮、公刘整理的阿诗玛第二次整理本，于1980年首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中国民间长诗选（第一集）中推出，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等也跟进，按这个最新的版本重版了阿诗玛。三、公刘与电影文学剧本阿诗玛上边说的是公刘参加整理长诗阿诗玛的遭遇，下边再说一下公刘所写的电影文学剧本阿诗玛的遭遇。1954年秋天，主持文化部电影局工作的陈荒煤，请冯牧转给公刘一封

38、信,建议公刘将阿诗玛改编成一部音乐片，最好全部对话都是诗.公刘接受了这个任务，再到圭山，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实地考察，体验撒尼人的生活。1955年初到北京西单舍饭寺电影剧本创作所开始写阿诗玛剧本。不久，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开始，公刘被迫中断了起草提纲的工作。直到1956年秋天，才遵从文化部电影局的意见去上海写作阿诗玛电影文学剧本，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出剧本，并且获得通过。公刘执笔的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在1957年4月号人民文学上，篇末注明写作时间为1956年11月12日五稿于上海，1957年2月21日修订于北京。公刘的剧本，以1954年阿诗玛整理本为基础，调动丰富的电影艺术手段，以形象鲜明的电影语言，

39、成功地把长诗阿诗玛改编成一部优秀的可供拍摄的电影文学剧本。影片的开头，是个特写镜头：一只干瘦多皱的手，瘦削的手指下面，有两根颤动着的弦。接着出现了一位须眉皆白的老者，屈膝盘腿地坐在用芭蕉叶子搭成的窝棚内，弹着古旧的雕花月琴。老者闭目冥思，唱着古代的谣曲，歌声苍凉而低沉：爹妈曾经教过，/子孙也曾经听过，/一代一代传下来，/故事越唱越多。此后，随着情节进入关键时刻，老者的形象数度出现。如当阿黑离家去放羊之后，还是那个用芭蕉叶子搭成的窝棚。还是那位须眉皆白的老者。还是那把古旧的雕花的月琴。还是那种苍凉而低沉的歌：哥哥阿黑啊，/S远远的地方放羊去了，/别人不去的地方他去了。/别人不到的地方他到了，/翻

40、过十二座大山，/一直放到大江边。当阿诗玛被抢亲的人马抢走后，又出现了那位老者、那种苍凉而低沉的歌：没有了阿诗玛，/草木不发芽”没有了阿诗玛，房子不开花。影片的结尾，在阿诗玛的回声中，老人再度出现了。还是那个用芭蕉叶子搭成的窝棚。还是那位须眉皆白的老者。还是那把古旧的雕花的月琴。还是那种苍凉而低沉的歌声：啊/阿诗玛，/山林中的姑娘，/山林中的花开头、结尾和剧中反复出现的这位老者，是公刘全新的创造。这位老者既是民间长诗的传承者，又是电影中故事的讲述人。有了这位老者，有了他的演唱，就进一步强化了电影的抒情色彩，彰显了阿诗玛口口相传的特色，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与沧桑感。为了突出阿诗玛的美丽和阿黑的神勇，

41、公刘在剧本中还增添了长诗中所没有的场面与情节。比如写到阿诗玛与阿黑去赶街、阿黑与阿支斗牛、阿黑与小伙伴摔跤等。为了发挥电影艺术的特点，公刘还描绘了青年男女跳月的场面：暮色苍茫。草坪。晚霞像一结彩色的羽毛,漫天飘浮。青年男女双乐歌舞（跳月），热烈的曲调，粗犷的呼喊，舞步如醉如狂。姑娘们个个头戴山茶花，衣裙飞扬,花瓣抖动。阿诗玛的乌黑的头发，衬着一朵红艳欲滴的山茶花。一圈跳舞的姑娘们，围着阿黑。圭山的树木青松高，/撒尼小伙子阿黑最好，/万丈青松不怕寒，/勇敢的阿黑吃过虎胆一队国瞬的小伙子，趋向阿诗玛。老鹰落在高山上，/好花开在清水旁，/阿黑的妹妹阿诗玛，/是个可爱的小姑像这样的大型歌舞场面，既适宜

42、用电影镜头表达，发挥电影艺术的优势，又突出了撒尼人民乐观、热情、淳朴的民族风格。公刘的电影剧本是充满诗意的，这既表现在叙述的语言上，也表现在人物的对话上。公刘的叙述语言是高度精练、高度形象、有画面感的，比如写阿诗玛的出生：玉鸟（布谷）的叫声由远而近。屋檐滴水。彩虹。雨过天晴。忽然一声霹雳，蔚蓝明净的天空中绽开了一朵瑰丽绝伦的大山茶花。婴儿的嚓亮的啼声。画外歌声：那一天，天空闪出一朵花，鲜花落在阿着底，阿诗玛生在格路日明家。这样的叙述语言，充满诗情画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刘的这部电影剧本是可以当成诗去读的。剧本中人物的对话也是充满了诗意，这里有的是直接引用经公刘整理过的长诗阿诗玛，有的则是公刘根

43、据剧本的要求重新改写或创作，从而达到了陈荒煤提出的要求：最好全部对话都是诗。公正地说，公刘创作的电影剧本阿诗玛，是一部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充满诗意的优秀的电影剧本。剧本完成后，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成立了摄制组，导演是凌子风，他给公刘打来电话说要去云南看外景。大众电影向全国观众做了报道：阿诗玛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影片。似乎一切都在有节奏地进行，公刘也去了敦煌，着手写另外一个本子了。然而，不久在反右运动中，公刘成了右派，他写的电影剧本阿诗玛，也自然没有人再提起，悄悄地被埋葬了。直到1964年，另一部电影阿诗玛出世，人们才知道，当初宣传过的那个阿诗玛已经夭折了。其实，1964年拍成的阿诗玛也是生不逢时

44、，命运多舛。公刘成了“右派”，他写的电影剧本尽管已经发表,也不能再用。于是另起炉灶，导演由凌子风换成刘琼。编剧为葛炎、刘琼。文学顾问为李广田。女主角阿诗玛的扮演者为杨丽坤，男主角阿黑的扮演者为包斯尔。参加演出的是云南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可以说，这部片子的导演、作曲、演员的阵容是强大的。编剧葛炎是著名作曲家、刘琼是著名演员和导演，他们不是诗人，也没有参与过阿诗玛的整理工作，但他们读过公刘参加整理的长诗阿诗玛，读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公刘的电影文学剧本阿诗玛，受到公刘参加整理的长诗阿诗玛和公刘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阿诗玛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只是那个年代，公刘成了“右派”，他的名字消失得干干净净。电影阿

45、诗玛片头只注明根据同名长诗改编“，没有长诗的整理者的名字。葛炎、刘琼的电影剧本与公刘的电影剧本在人物关系与情节上最大的不同,是公刘的剧本是按照撒尼人流传的民间长诗的说法，阿黑与阿诗玛是兄妹关系；而葛炎、刘琼的剧本则把阿黑与阿诗玛写成是情侣关系，当然这也是影片文学顾问李广田的看法。尽管李广田I960年推出的阿诗玛”重新整理本依然遵照1954年的初版本，把阿黑与阿诗玛写成兄妹关系，但李广田在阿诗玛长诗的讨论中是曾有过阿诗玛与阿黑是情侣关系的主张的。公刘在被遗忘了的平反一阿诗玛琐忆一文中回忆了讨论文学剧本时的情况：在讨论文学剧本的时候，也有过一种关于是不是可以把阿黑与阿诗玛的兄妹关系改为爱人关系的意

46、见，我没有同意这种意见。记得在讨论阿诗玛长诗的第二次稿的一个座谈会上，李广田同志也提出过这种意见。他的根据是，有一份异文中把阿黑比做帽子，盖在妹妹阿诗玛的头上，这是不是性行为的隐喻？他还认为，在人类的远古时期兄妹是可以结婚的。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因为，第一，长诗阿诗玛明明写的是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封建社会，不存在血缘婚媾的可能；第二，帽子与头的关系只是说明保护，而并非另有暗示，这是从通贯全篇的叙述中都能得到旁证的。改编电影时，有人旧话重提，尽管我在圭山区也曾了解到额勺衣村有一种把阿黑和阿诗玛当作情人来歌唱的说法，可我还是坚持了必须忠实于长诗的原则；如若不能，就大可不必改编，索性另起炉灶创作一

47、个好了。（12）不过,当拍电影的时候,公刘成了右派，再没有话语权,既然电影的文学顾问主张阿诗玛与阿黑可以是情侣关系，而把阿诗玛与阿黑写成一对情侣，更宜于抒情，更有戏剧性，更适合用电影来表达，这样电影阿诗玛最终就以爱情片的面目出现了。电影阿诗玛拍成的时候，是1964年，此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当时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已经遭到批判。上影怕此时推出阿诗玛会撞在枪口上，拍出后只能冷存起来。紧接着便是“文革，公映阿诗玛更是断无可能。这样，不仅是一般观众，就连建议拍摄电影阿诗玛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都没看过这部片子。1978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陈荒煤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内称：一九六四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长诗改编摄成彩色宽银幕电影片。但影片受到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