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的文献学成就撷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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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斤一、钱谦益生平简述钱谦益（15821664年）,江苏常熟人,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雯、牧翁等1。在文献学方面有所成就,收藏古籍,著录目录,校勘古籍版本,为明末清初的文献学发展发挥承上启下之功。他在佛学方面的贡献为历代称颂,其编撰的佛典目录,不仅是佛教疏解的代表作,也是佛典目录中的经典之作。钱谦益自幼好读史书,才思敏捷。万历二十四年（1956年）,他随父亲前往无锡的东林书院,拜访东林党名家顾宪成。钱谦益在顾宪成的教导下,开始学习东林学派的政治思想与学术观点,为之后成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十八岁后,他遵从父命研读楞严经，这为他参研佛学经典奠定了基础,使其与佛典结下不解之缘,并终生致力于

2、佛学文学文献学研究,终获建树1。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钱谦益进京参加会试,考中探花,同年五月为父丁忧回乡。当时宦官把持朝政,钱谦益不得补职,赋闲在家11年。此间他守丧服制、遍读群书,还与当时的名家大儒、修道高僧,如程孟阳、高僧憨山大师等交游。这段时间的经历不仅对其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佛学理论研究也日益精进。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他重新入朝为官,几经离任,后又复职。至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钱谦益辞官南归。几年后钱谦益又遭人诋毁未能入阁,此番经历对其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于是,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文献典籍的研读和整理上。作为明末清初的文人,钱谦益在文学风气上起到了承明启清的作

3、用。他出生于虞山钱氏,师友中不乏奉佛者,自幼耳濡目染,对佛学有着自己的理解,中年遭逢改朝换代的大乱,眼见生灵涂炭,便乐得寄情于书籍和佛理,晚年更是以佛教的护法居士身份,揭露了禅宗内部的种种问题。他曾提出“反经明教”佛教改革的论点,通过研究义理和阅读经典来改变教内空虚的习气,在益佛与尊经的双重作用下逐渐趋向儒禅合一。二、钱谦益藏书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藏书家,藏书数量极为宏富,“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2。想要研究钱谦益的文献学思想就要了解其藏书,而研究其藏书,就有必要追溯其藏书源头。自古欲成藏书之业,凡三要素,其一是对图籍的喜好;其二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其三得故家臧书散落之机会。此三点

4、钱谦益悉数皆备。历代名家藏书的来源大多有迹可考,一般来说首先为家族传承,即父子相承或祖孙、叔侄相传。如位于浙江宁波的天一阁自建成之初,便是范氏祖传的私家藏书楼。如果某家族的藏书传至某代子孙,突遇人生变故,不得已需散书,藏书便流向别家。通常这种大宗的藏书变动会先为本地大藏书家购得,去时愈久远,流传地域会越广、越分散。钱谦益的藏书数量众多,并非一次性购得,亦非来自家传,与钱谦益过从甚密的曹溶在绛云楼书目题辞云:“虞山宗伯（钱谦益）尽得刘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古板木,书贾闻风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物,几埒内府。视叶文庄、吴文定及西亭王孙或过之。”3可见其藏书大宗来自于

5、刘、杨、钱、赵四家藏书。作为东林党魁,钱谦益丰厚的藏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数十年广为求索之功,其文坛地位突出,加之家道殷实,在具有深厚文献学功底的同时又爱书、惜书,故书贾们“闻风奔赴,捆我无虚”4。郑子运先生认为,钱谦益大范围的藏书、购书行为,大抵于明朝天启年间开始,至明崇祯年间结束,此间其声望地位达到顶峰,在进行藏书活动时有一定优势。清兵入关后,其家道逐渐中落,康熙七年（1668年）绛云楼大火引发书厄,自此之后,无论财力亦或影响力都无法支撑他继续大宗购书和藏书。虽然自大火之后,其藏书规模逐渐减小,但他的购藏活动,带动当地形成良好的藏书氛围,使得当时的常熟乃至全国涌现出了很多藏书楼,开创一时之风

6、气,“自宗伯倡为收书,虞山遂成风俗”4,由此可见一斑。钱谦益的藏书地点很多,按照先后顺序有荣木楼、拂水山庄（包括朝阳榭和秋水阁）、半野堂（包括之后修建的绛云楼）和红豆庄等处,藏书地点的变化与其生平居所的变动一致。钱谦益出生在荣木楼,他生于此长于此,这里亦是其早年读书的处所,万历十年（1582年）前后,其藏书大多存于荣木楼中。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后,钱谦益购得拂水山庄,常与友人唱和于此,在这里度过了青年时代。明崇祯六年（1633年）,钱丧母,遂在明发堂内为双亲守墓两载有余。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钱谦益购得明正德年间张文麟所筑半野堂,并举家搬入其中。之后,钱谦益与柳如是于此结维,应

7、柳如是提出的“婚后不入本宅，不与他人共居”的要求,钱谦益遂在半野堂之后西北处筹建“绛云楼”。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绛云楼落成,他在这里收藏、整理典籍八载有余,这里也成为钱谦益最为著名的藏书阁。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初二日,正值子夜时分,绛云楼藏书因意外失火被焚毁,钱谦益搬回半野堂居住。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钱柳“移居白的之芙蓉庄,即碧梧红豆庄”5。钱谦益半生藏书连同其所裒辑的明史稿，大多毁于绛云楼大火中,藏书剩余不多，但仍有书目可寻。藏于他处的典籍只占其藏书的一小部分,通过爬梳相关文献,虽也可以看出其递藏源流和轨迹,但本文仅就其文献学成就做具体论述,其他存藏内容不做过多赘述。

8、三、钱谦益文献学成就文献学服务于文史研究,是传统校雕之学的延伸,主要包括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一）版本学成就古籍有版本之分,盖因其在传刻过程中,有讹、脱、衍、倒等情况出现,因此藏书家大多追藏较早的版本,不仅求其年代与祖本时间接近,同时需要是足本,且精校精勘,才具有收藏价值。藏书家爱书惜书,若想购藏珍本便一定要了解版本学。在这一方面,钱谦益可谓大宗,从其绛云楼书目可以看出他的藏书在版本上大多是经过严谨筛选才购买的。如有两部宋版,钱谦益极为珍爱,分别是汉书和后汉书,两部书的购藏经历见载于跋前后汉书中“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为宋桀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

9、赎出,藏皮二十余年。”6不惜千金购得,可见其对于好的典籍版本的珍视和重视。钱谦益开创了注藏书目录之风气,为版本学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他“通经汲古”的主张则开启了明末清初新的学术潮流。（二）目录学成就1 .绛云楼书目编纂特点关于目录学的学科意义,章学诚在校锥通义中就曾有论述:“校Itt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7此亦可看作是对于目录学作用的阐释,可以此标准来验看绛云楼书目的学术成就。绛云楼书目可以看作是一部私人的藏书分类索引,而非官方背景修撰的目录书。故对于绛云楼书目多有编纂草率之讥,张之洞认为“非切要”8,严佐之认为“

10、其学术价值是不高的9。虽然绛云楼书目屡遭讥讽,但若以私家藏书目录的标准视之，则不必过于严苛。就部次的分类而言，绛云楼书目中的类目分类较为混乱,且分类标准不一。其体例之混杂,在绛云楼书目与钱谦益学术思想刍议一文中李小博和靳伟燕已有相关论述。首先,书目中有一书归入两部类的情况,以子部为例，酒经一书同时归入“子部农家类”和“子部杂艺类”,还有的书在书目中重复出现,如道德经传在“子部道家”中出现两次。归其原因,大抵源于其所藏之书有副本,没有挑拣而重复著录。其次,其类目划分与现在普适意义上的类目划分不同施多典籍的归类受个人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如史部中,将穆天子传赵飞燕外传等志怪传奇类小说,列入“史部传记类

11、”,而子部中,又将本应归入“子部农家类”的耒耙经和蚕经归入了“子部,杂艺类”,这样的归类方式导致了目录的组织顺序混乱,排列规则不甚明确。自古藏书家大多偏爱宋元刻本,钱谦益也不例外,他的书目中宋刻本往往著录于书目最前,依年代而视,这样排列无可厚非,但在“经部礼类”中,元版的礼记注疏却排列于宋版礼记之前。可见其书目在编排上并不严谨,另有部分条目似是对书中内容不甚了解,视书名而划分类目,显得不够严谨10。再次,其类目编排的体例较为杂乱,在著录时没有统一标准。现代再出版古籍在著录时大多会标注典籍的书名、作者、朝代、行款、篇卷数等,但绛云楼书目的著录极为简单,除包含书名和作者外,只标注册数,少数书目标注

12、了朝代信息。其目录编纂体例较为杂乱,盖因绛云楼书目的编纂时间是钱谦益辍官失意后,至绛云楼遭逢大火被焚毁之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钱谦益“每及一书,能言旧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几悉不爽,盖于书无所不读,去他人徒好书束之高阁远甚”4。可见他编纂书目的方法是以他当时读书顺序来记,读一本记一本,而非刻意编成,在编撰之后,大概还会回翻,以便于查考所需图籍,是以体例上有所疏漏也在情理之中。绛云楼书目的部次编纂虽然不甚严谨,但就同时期的民间目录书成就来看,仍有可圈可点之处。从目录学角度视之,其编纂思想颇有新意,对于目录学的学科发展有一定贡献。如书中最早收录了“天主教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部次条

13、列即引用这种分类方法,开创了近代目录学分类的先河。另外,钱谦益在著录书目时,将题跋附于目录之后，题跋中不乏对典籍版本的鉴定之词他读书并撰写题跋,以此作为一种排遣失意的手段。在继承旧学的基础上,将题跋创作与自身收藏结合到一起,将用题跋抒发个人学术主张变为可能,为目录学在清代成为一门显学奠定基础。可以说,钱谦益为目录学在明末清初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2 .从楞严经疏解蒙钞看其佛典目录的编纂特点钱谦益在佛典目录学方面有重要贡献,他崇佛礼佛,完成了楞严经疏解蒙钞这一佛学著作,对佛教的经意阐释和佛典目录的编撰作出了贡献。楞严经疏解蒙钞是一部佛学疏解,佛家传至明清之交,宗派林立,对同一教义的疏解常有偏差,

14、对经意的阐释也大多有独到的见解,著疏解者在进行疏解时会加入自己门派的观点。为此,常出现观点的碰撞,为维护自身观点,各派之间亦常有纷争,如何于著作中展现各家学说之长,而又不引起纷争,便成为佛典目录著作的难事之一。钱谦益一生参禅,与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和净土宗等宗派的居士交游甚密,对佛教学派的学说都有所了解，晚年著成楞严经疏解蒙钞，将其一生所学群集一处。其卷首的古今疏解品目，可视为其佛典目录代表作,不仅著录了经书题名,还在提名后附以解题,充分体现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作用11。（三）校勘学思想首先,钱谦益在校勘时忠于典籍原文,极为谨慎。在典籍流传过程中,大抵会出现讹、脱、衍、倒等情况

15、,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如传抄和刻印者的疏忽大意,或刻书者水平一般。在校勘楞严经疏解蒙钞中的异文时,钱氏旁征博引,将可见材料收集汇总,文中异文一一校出,并且逐条罗列至文章之后,写清校记。若两者有相通之处,则单独罗列各本之间差异,不予取舍,若可明确正误判别,则注明取舍和取舍缘由;在遇到因他人不严谨而致文章疏漏时,也在校勘过程中一一指明,可见他对于自己所藏之书均严加校勘。其二,在校勘材料的选择上,他钩沉辑佚,取材广泛。清初的通理在著录疏解蒙钞时云:“先生自称蒙叟,盖谓取诸家疏解而以蒙义钞之。上取崇福已下诸师,以长水为司南。仍复网罗多家,衷其得失,其搜剔之心良苦”12,是对钱谦益搜罗诸家材料校勘的最好诠释,可见其对于材料的搜集取材之广,校勘之严。结语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他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颇丰,无论是在版本、目录,还是校勘方面,均显现出深厚的文献学底蕴。他的绛云楼书目及由潘景正先生整理的绛云楼题跋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成就均不容小觑,同时该部分也是现阶段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而楞严经疏解蒙钞在佛典目录分类和收录体例方面的价值,亦值得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