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的互动衔接路径探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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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的互动衔接路径探究经过十几年的孕育和酝酿，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生效实施。这不但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更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反垄断法共8章57条，确立了一系列崭新的制度一一不但反经济垄断，也反行政垄断；不仅有域内效力，还有域外效力；不但确立了公共实施，也肯定了私人执行。所谓反垄断公共实施(PUbliCenforcement),即指国家赋权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开展的反垄断行政调查执法活动；所谓反垄断私人执行(PriVateaction),那些自身利益受到反竞争行为影响的法人或自然人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执行反垄断法的。在过去五年中，反垄断公共实施和私人

2、执行共同构建和促进了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这两者相辅相承、相互补充，共同承担着反垄断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反垄断法确立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与专门机构的反垄断行政执法相结合的“双轨制”符合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反垄断法实施的普遍做法和明显趋势，也是能够更为全面的在实践中切实落实反垄断法。然而，“双轨制”在实践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同一反垄断事件既在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又进行行政审查，难免有需要协调的方面。对于两个程序之间的协调，目前的一些规定虽然有所涉及，但仍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本文意在对这些问题作一个梳理，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同时也期待

3、题述问题得以在实践中被司法机关和行政机构探索解决。行政调查和民事诉讼的启动交叉和衔接我国反垄断法并未明确行政执法程序为民事诉讼的前置条件。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反垄断民事诉讼无需以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执法为前置条件。对于反垄断行政调查和民事诉讼同时进行时，目前的立法尚无明确规定。在当事人一方面向行政机关举报涉嫌违法行为，一方面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实践中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分别会以怎样的态度处理呢？是否是只要达到法定要求，就会分别立案、受理，是“相互观望”，还是先受理的一方处理，另一方暂停？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

4、解释第二条规定,“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从这条规定看来，即使反垄断执法机构尚未作出生效行政决定，人民法院依然会受理案件。但是，如果两个程序同时进行(无论哪个程序先开始)，一个程序是否需要先中止，等待另一个程序有结论后再继续进行？对于上述问题，现有法律框架中并无明确答案，实践中也尚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草案第十六条曾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被诉垄断行为进行调查的，在确有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中止诉讼J不过，这一条并

5、没有被纳入最终发布的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根据我们的理解，如果出现两个程序同时被提起或一前一后被提起的情况，行政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有权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进行调查和审理。当然，如果两个程序“双轨”并行，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行政和司法的处理结果不一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行政机关和法院可能会制定相关规定，或者在实践中采取一些措施。例如，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兜底条款中止审理，等待行政调查的结果。行政调查对民事诉讼时效的影响在当事人同时寻求公共实施及私人执行的情况下，在先的行政程序会对在后的民事诉讼的时效产生影响。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当原告

6、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虽然上述条款的文字表述明确，但在实践中，认定“知道或应当知道”仍有难度。例如，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对调查的行为做出认定时，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做出决定之时起算。然而实践中，除了反垄断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了商务部应当公开对经营者集中行为的禁止决

7、定或附条件批准决定之外，对于其他决定，反垄断执法机构没有义务公开其处理决定。如果仅有媒体披露了发改委或工商总局对某一反垄断调查的查处，但反垄断执法机构并未公布任何官方处理决定，是否属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此外，当没有当事人举报涉嫌垄断行为，或反垄断执法机构未进行反垄断调查时，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如何计算，也存在很多问题。我们理解，在现有的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例中，尚未存在“诉讼时效”作为争议点的。但相信随着未来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的多样化，如何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中断、重新计算等问题极有可能成为法庭上的争议点之一。民事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与行政调查中执法机构的认定标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

8、看，由于反垄断民事诉讼本身的复杂性，原告作为提出诉讼请求的一方，往往面临比较重的举证责任。同时.，受到取证手段以及可获得的数据和信息的有限性，原告往往面临着取证和举证的困难，这使得目前反垄断诉讼中原告胜诉的案件数量非常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反垄断法司法解释对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框架进行了一定突破，针对不同类型的垄断行为，对原告的举证责任进行了区分。特别是，对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明文列举的横向协议，司法机关根据对此类协议的一般经验，推定其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转由被告对其行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这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但是对于纵向协议，司法机关认为

9、，由于其对竞争的影响效果并不确定，原则上仍应适用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也即，由原告对该纵向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承担举证责任。司法机关认为，对于大多数纵向协议，只有在品牌间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竞争问题。市高级人民法院（“高院”）于年8月1日刚刚宣判的锐邦诉强生案正是贯彻了这一理念。在二审中，高院确认了原一审法院（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以下两点审理思路：第一，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应当以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构成要件；第二，原告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承担举证责任。在衡量固定转售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时，高院在判决书中明确了以下几个考量因素

10、：（1）相关市场竞争是否充分；（2）被告市场地位是否强大；（3）被告实施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动机；（4）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竞争效果一一限制竞争以及促进竞争。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明列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都属于维持转售价格方面的协议，其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是不言自明的，在这点上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列出的五种横向垄断协议没有区别。因此，不应由原告方就反竞争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而应由被告方就其行为不具有反竞争效果进行举证。也就是说，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列出的类型化的反垄断协议，都应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上述观点似乎与反垄断行政执法的实践操作相吻合。反垄断执法机构近来启动了数起针对纵向垄断协议的行

11、政调查案件，虽然反垄断执法机构官员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其采用“合理分析原则”来对待纵向垄断协议，但在其发布的决定中，对维持转售价格的纵向协议所具有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一般都是直接进行认定，而不会如强生案那样进行详细的分析。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发改委所采取的态度是认为维持转售价格价格的行为本身违法，而无需进行竞争分析以认定维持转售价格属于具有反竞争效果的纵向垄断协议。如果法院和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同一行为的反竞争效果采用不同的评判标准和分析路径，可能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中间引起理解上的一些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企业要严格要求自己，避免遭到行政处罚。而作为个人或公司在起诉时则要仔细衡量是否达到举证标准

12、，不打无准备之仗。反垄断调查与后续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从反垄断执法机构获取证据。那么，在反垄断调查中反垄断执法机构获得的证据，是否可在后续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由法院依职权调取？特别是，在申请适用中止，或申请适用宽大制度的情况下，当事人向行政机关作出的承诺和自认，是否可被法院依职权调取？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反垄断实施的政策考量。一方面，如果不允许法院调取相关“证据”，在特定案件中可能导致原本就“举证难”的原告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宽恕制度和申请中止制度的设置本身就是为了鼓励违法行为人及早主动的停止违法行为、减少不良影响，同时可提高执法效率、节约行政资源。如果法

13、院可“轻易”地调取反垄断执法机构在中止或宽恕程序中获得的当事人的违法“证据”，则可能会在实践中影响当事人在反垄断调查中适用中止或宽恕制度的积极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反垄断行政执法。此外，在反垄断后续诉讼中，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已认定的事实和作出的结论，法院是否可以直接认定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的行政决定中已查明的事实，而不再要求当事人举证证明？在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草案中对此问题曾有涉及。比如，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草案第二稿第十一条就曾规定，已为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效力确定的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主张该事实成立的，无需举证证明，但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

14、以推翻的除外。此外，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基于被调查的经营者的承诺决定中止调查的，不得以该经营者的承诺来直接推定垄断行为的存在。不过，上述规定在最终稿中被剔除。对此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之前存在着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认定决定，而且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拥有提起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本着节约资源和维护反垄断法执行权威性的考虑，法院应当在民事诉讼中承认行政机关所作的认定决定的效力，不再要求原告就己经行政执法机构认定的事实进行举证。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决定是依据行政程序作出，不应对法院具有约束力。虽然存在上述争议，我们认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决定在反垄断后续诉讼中无论如何都会具有相对重要的作

15、用。根据证据规则第七十七条，行政执法机构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较其他文件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因此，如果反垄断执法机构发布的决定中，对被调查公司的违法情况进行了认定，则该决定中认定的事实相较其他书证的内容被法院所采纳的可能性更大。虽然反垄断执法机构业已查处多起垄断案件，但目前尚未出现后续反垄断民事诉讼。因此，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处理决定，在民事诉讼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力量，让我们拭目以待。反垄断行政处罚对后续反垄断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的影响另一个与后续反垄断民事诉讼相关的问题是，在确定侵权之诉的损害赔偿金额时，法院是否应当考虑、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所做出的处罚决定。例如，在发改委于年

16、初查处的液晶显示屏生厂商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发改委对违法者的处罚包括三部分：向受损害的电视生产商返还1亿7200万人民币（大约2700万美元），没收违法收入人民币约3675万元（大约美金580万元），以及罚款人民币1亿4400万元（大约美金2300万元）。也即，上述处罚中包含返还对受损害的电视生产商的过高收费产生的违法所得。虽然此案件是依据价格法第十四条作出。但是，反垄断法也赋予了反垄断执法机构没收违法行为人违法所得的权力。中国的民事诉讼采取填平原则，因此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行政处罚已经认定违法所得为一个数额并返还给电视生产商，是否意味着生产商已经没有损害，因此无法满足“损害”要件？而液晶显示屏

17、生产商已经将其所获得的违法所得返还给了直接购买者，那么对于间接购买者，也即最终消费者，能否继续向液晶显示屏生产商起诉,还是只能以“将损害转递给消费者”的电视生产商为被告起诉？一般认为，行政处罚与民事赔偿具有不同的目的。因此，当事方如因反垄断行为受到损害，应有权获得民事赔偿，不应因为同一行为已经受到行政处罚而受到影响。不过，如果不考虑电视生产商已经获得赔付的事实，似乎也有悖民事诉讼的“填平原则”，以及民事诉讼案件所要求的损害要件。如何解决和解释上述问题，根据现在反垄断法框架仍是未知数，只能留给未来的行政和司法实践。对于未类型化的垄断行为的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除了反垄断法中明确列举的垄断行为，反垄断

18、法第十三条、十四条和十七条的最后一款都规定了兜底条款，表明“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认定其他类型的垄断协议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上述条款似乎意味着，对于反垄断法未明确类型化的垄断行为，除非反垄断执法机构已作出认定，否则司法机关无法进行司法审查。也即，对于一些在其他法域也可能被认定为垄断行为的行为，比如，纵向限制销售地域等，除非反垄断执法机构发布行政规章进行明确说明，或者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情况下，经营者或消费者无法依据反垄断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发起单独诉讼（stand-alonelitigation）o当然，法院根据其司法审判职能，未必会认同这种观点。如果有当事方以反垄断法兜底

19、条款为依据进行起诉，法院可能会根据所诉行为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是否属于反垄断法下所禁止的垄断行为等直接进行审查。但是这种审查是否符合反垄断法，还有待将来的实践作出解答。2013年是反垄断法实施的第五个年头，无论是公共实施还是私人执行,都已出现典型案例并有了一定的经验累积。但是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留待立法或实践加以解决希望反垄断行政执法与司法实践的协调统一和顺畅衔接，能够对于经营者日常合规及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起到更大的指导作用。在反垄断法的运行过程中，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是两个必不可少的实施机制。2020年年底提出“强化反垄断”以来，国家在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行政执法方

20、面，执法机构调查、处罚了一批涉嫌垄断的典型主体，如阿里巴巴“二选一”案、扬子江药业案等。司法方面，全国法院审理了大批垄断案件，最高院发布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近年来受到特殊重视的行政执法和司法为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和解决涉垄断纠纷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行政执法与司法脱节、冲突的问题仍待解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对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下的反垄断工作做出了指引，也对新形势下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促进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和相互配合，是促进反垄断工作推进的关键。因此，应当对司法

21、与执法衔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完善建议。一、反垄断司法与执法衔接的逻辑行政执法和司法为反垄断法的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两者的性质不同，在主体、程序、作用、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我国反垄断执法是市场监管局直接针对市场垄断问题，立案、调查取证与研判，并最终做出相应的处罚决定。体现了对市场竞争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而反垄断司法的启动通常是由受到垄断行为侵害的私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或由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反垄断执法一般针对垄断行为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对其进行处罚，但是，垄断行为不仅影响了竞争秩序，还损害了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他竞争者和消费者可以通

22、过提起诉讼来寻求救济，对其所受的损失获得赔偿。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的作用是行政执法所难以实现的。此外，反垄断专门执法机构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垄断问题因为涉及经济学等领域而具有复杂性，专业执法机构在反垄断时有更强的调查能力。而反垄断司法中没有专门审理竞争案件的法庭，相关案件分散于各法庭，在专业性和人员数量上相较于执法机构有所不足，无法有效地审理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竞争案件。虽然反垄断专门执法机构的专业性更强，但是国家的执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所有的案件都依赖执法机关主动调查执法，会造成执法资源不足。如若将执法资源集中于一些复杂和影响较大的案件，一些普通的案件由司法机关被动处理，可以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起到

23、提高执法和司法效率的作用。由于行政执法和司法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在反垄断实施过程中，执法和司法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配合不足甚至是冲突的问题。这两种模式互相存在优劣，将行政执法和司法有效衔接，能够促进反垄断法的实施。二、我国反垄断执法与司法衔接的不足（一）法律制度不尽完善，执法与司法冲突留存。我国第一部反垄断法施行于2008年，与美国欧盟等相比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对于反垄断实施和市场竞争的认识仍存在局限性。同时，由于反垄断法的专业性、政策性，其中存在一些原则性规定，容易导致侧重维护公共利益的执法机关和侧重解决双方当事人纠纷的司法机关在面对同一情况时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例如，在新反垄断法实施以前，对于转

24、售价格维持的违法性认定问题，我国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常常采取不同理解。行政执法中，通常认为该垄断协议只要不符合豁免范围就构成违法，而法院在审理时通常适用“合理原则”，进而认为其具有合法性。新反垄断法对此做出了回应，对于纵向垄断协议的违法性认定问题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同时引入“安全港”制度，但是对于该规则的具体实施，仍待法规的进一步明晰。（二）执行机关在证据方面未发挥应有作用由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专业性和垄断行为的复杂性，在对垄断行为的调查过程中，相较于单独的原告，反垄断机关的证据搜集能力具有显著优势。如果执法机关搜集的证据能够在司法程序中得到充分的利用，避免证据不足的情况，不仅有利于权益受损的主体

25、维护权利，也有利于制裁垄断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是，在现实中，不论是执法机关相关信息的披露，还是司法程序中对执法机关证据的使用，仍存在不足。例如，2023年2月2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公开了辽宁省市监局对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左卡尼汀原料药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处罚决定。在处罚决定书中，仅公布了违法事实而对相关证据进行了省略。事实上，整理总局官网近一年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几乎都省略了证据材料。对于相关交易价格、交易对象等信息，如果能够披露，对于受到违法行为损害的经营者、消费者或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开展后续索赔维权，或者有管辖权的检察院启动后续公益诉讼都有很大帮助。反垄断法以

26、及现行其他相关规定并没有就法院如何调取行政机关已取得的证据、证据有效性的认定等做出明确规定。（三）执法和司法程序衔接机制不足在实践中，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已经由司法机关受理的反垄断诉讼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大量损害市场竞争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而仅靠司法程序无法处理这种违法行为，需要执法程序的介入。二是反垄断执法过程中，需要通过诉讼程序才能更好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这种在执法过程中需要启动司法程序以及司法裁判过程中需要行政执法程序弥补相互不足的情况，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明确、可施行的衔接机制。由于司法的被动性，在没有具体受害者、受害者不知权益受损、受害者认为胜诉无望而放弃诉讼等情况下，司法程序可能

27、不会启动，侵害其他竞争者、交易相对人以及消费者权益的垄断行为可能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我国目前反垄断司法的启动存在不足，执法机关对司法程序启动的支持也存在不足。三、反垄断执法与司法衔接的进路（一）丰富法律法规体系，明确价值目标，减少执法与司法的冲突反垄法的原则性以及相关配套法律规范的不足是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对同一问题的态度存在冲突的原因之一。需要不断完善配套法规，指导反垄断法施行中的实践问题。可以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制定新的司法解释来细化指导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同时需要明确，由于执法与司法这两种程序天生的不同，难以追求两者完全不存在冲突。司法程序相比于反垄断执法往往更加重视谦抑性，对于复杂垄断行为的处理

28、更为谨慎。但是，无论是反堇断司法还是执法程序，两者的价值追求都是同一的，即保护市场公平竞争，鼓励创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减少执法和司法的冲突，促进二者的合作，更好促进反垄断目标的达成。（二）增加反垄断执法机构证据义务由于执法机构在收集证据方面的天然优势，应该更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首先，在信息披露方面，执法机构应该在处罚决定书中披露更多的相关证据，如相关交易价格、交易相对人等信息，受垄断行为损害的主体可以以这些信息为依据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一些不宜公开披露的信息，执法机构可以给予当事人阅卷权，由当事人向反垄断机构申请，查阅案件相关信息。或者由当事

29、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调取和保存信息。其次，在司法程序进行过程中，可以借鉴域外经验，规定反垄断机构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如欧盟规定成员国法院可以请求委员会移交其所掌握的信息；美国规定FTC（联邦交易委员会）的卷宗不允许私人查阅，但是可以通过政府诉讼将有关违法的信息披露给可能的原告。（三）构建多种反垄断诉讼启动机制由于反垄断诉讼不仅涉及个体纠纷，也与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在私人诉讼无法启动时，应该丰富反垄断诉讼的启动机制，构建国家诉讼与私人诉讼并行的启动机制。首先，可以借鉴域外立法中由私人诉讼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提起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被称为“后继诉讼”。如美国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私人诉讼紧随在

30、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的诉讼之后。英国规定公平贸易办公室或竞争委员会对违法行为的决定对竞争上诉法庭具有约束力。这样既可以证明违法行为的存在，也可以从先前的案件中获得有关的证据。其次，可以完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考虑到私人民事诉讼对公共利益保护的不足，以及检察院具有的法律监督职能，可以建立检察机关启动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通过该制度衔接行政执法与司法程序。新反垄断法补充规定了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这一制度对损害公共利益的垄断行为进行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目前该规定仍处在起步阶段，在诉讼程序的运行、与行政执法程序的衔接问题上有着完善空间。结语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执法和司法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31、新反垄断法的实施以及市场形势的新变化为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提出了新路径和新要求。以明确价值目标、丰富诉讼启动程序、更好发挥执法机构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等措施来促进反垄断执法和司法的衔接，有利于克服两者单一运行的弊端，提高反垄断法实施的效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保护消费者利益。参考文献UI孙晋：反垄断法修订背景下设立竞争法庭的理据和进路，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2孔祥俊：反垄断司法的逻辑与经验，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3黄勇：论我国反垄断司法实践的新挑战及其应对，载法律适用2022年第9期。4王晓晔：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规制适用“合理原则”之批判，载法商研究2021

32、年第1期。5王健、吴宗泽：反垄断迈入新纪元评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数字化市场竞争调查报告，载竞争政策研究2020年第4期。6胡旨铳：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探索与完善路径以新反垄断法实施为契机，载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22年第12期。7时建中：私人诉讼与我国反垄断法目标的实现，载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6期。8陈云良：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消费者遭受垄断损害的救济之路，载现代法学2018年第5期。9李剑：反垄断私人诉讼困境与反垄断执法的管制化发展，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10王健：关于推进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思考，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11吴波：建议在反垄断领域引入检察公益诉讼，载人民检察2020年第13期。112人民法院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新闻发布会113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行政处罚决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