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及西汉前期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风探析——以简牍材料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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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及国又前期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风探析一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秦汉时期的奴婢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是对未成年奴婢的研究则稍显薄弱。傅举有曾指出小奴是未成年之奴婢(1)傅举有：考古资料中所见的汉代奴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学会合编：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岳麓书社,1987年,第145页。，然仅止于此;王子今深入辨析了汉初的卖子现象参见王子今:汉代“女子”“耦子孙”现象与“卖人法”，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9-104页。，并有专文论述汉代“略卖未成年人口的相关史实,不过对私家未成年奴婢大量出现的原因着眼甚少(3)参见王

2、子今：汉代“幼孤为奴”现象刍议，南都学坛2017年第4期。；高士荣概括了秦及汉初奴婢制度的主要特征,尽管文中多处涉及未成年奴婢,但是内容较为零散。(4)参见高士荣：简牍文献中秦及汉初奴婢制度的特征，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总的来看,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阶段，对秦汉时期始终存在众多私家未成年奴婢的原因,尚有进步探析的余地;对秦汉简媵和传世文献中有关未成年奴婢的资料,亦缺乏较为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事实上,中国古代私家未成年奴婢的广泛存在有其深刻原因,理应予以重视。其中,秦及西汉前期的相关情况尤其值得关注,这一时期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的风气,不仅比先秦时期更为突出,而且在总体上奠定了秦汉时

3、期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风较为炽盛的基调。故本文不揣浅网,主要以秦及西汉前期作为考察时段,对彼时颇为盛行的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风略作分析。一、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现象秦汉时期以傅籍为成年的标志。孙闻博认为秦及汉初的大“小”之别或以“傅”为界限划分。(5)参见孙闻博：秦及汉初“徭”的内涵与组织管理一兼论“月为更卒”的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5期。张荣强提出,战国时期小”大以男子身高六尺五寸(150厘米)、女子身高六尺二寸(143厘米),相当于标准年龄的17岁为界限。而汉代有所不同：小”指14岁以下,“大”为15岁以上。(6)参见张荣强：“小大之间一战国至西晋课役身分的演进，历史研究2017

4、年第2期。凌文超主张秦汉时期存在两类“小”“大”身份。类以“身高6尺=年15岁为界划定“小“大”身份,这类“小大”身份的属性偏市自然身份。第二类是以傅籍为标志划定的“小“大”身份,这类“小“大”身份一开始主要用于徒隶。(7)参见凌文超：秦汉时期两类小M大身份说，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2期。综合以上观点可知,秦汉时期“大”并不完全等同于成年,但“小与未成年(未傅)相对应则没有太大疑问。以此为基本认识,我们在秦及西汉前期的出土简腆中可发现不少有关私家未成年奴婢的内容。如里耶秦简有“小奴一人,小婢一人(8)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小婢五人”(9)陈

5、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33页。，西汉早期的沅陵虎溪山汉简有“小婢廿一人”(1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20页。，汉文帝时期的江陵凤凰山8号墓道策记录随葬奴婢木佣共四十三人,其中包括小奴二人(11)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涕23、35页。，等等。传世文献中亦可见私家未成年奴婢的相关记载。史记外戚世家日:“窦皇后兄窦长君,弟日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12)司马迁：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

6、，中华书局,2013年,第2380页。窦少君年仅四五岁就“为人所略卖,之后又被转卖十余次,从“为其主入山作炭”来看,少君可能早已在转卖的过程中沦为奴婢。这种情形在社会动荡时期也许并不罕见。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13)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673页。司马相如向蜀父老阐明通西南夷的意义时,曾提及西南夷地区的未成年奴婢买卖现象。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律马、焚僮、媾牛,以此巴蜀股富”(14)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603页。这里的嘤附应指出身契人族群的奴婢,他们或

7、即“幼孤为奴”的具体实例。汉书地理志下亦有:“(巴蜀)南贾滇、焚俺。”颜师古臼:“言滇、燹之地多出俺隶也。”(15)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5、1646页。此外，汉书严助传还有“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的记载,颜注引如淳语日:“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日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J(16)班固: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9页。可见,未成年奴婢买卖在汉代不少地方已成风俗。未成年奴婢的主人既有权贵豪门,如吕不韦“家他万人”,嫁再“家便数千人(17)司马迁：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0、3031-3032

8、页。，张良“家僮三百人”(18)司马迁：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屋中华书局,2013年,第2457页。；也有富商大贾,如蜀卓氏高至僮干人”(19)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948页。秦汉时期“僮与童相通。说文人部日:“僮,未冠也。从人,童声。”段玉裁注云：在此基础上,王子今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僮”“童”相通的实例指出：“汉代文献所见僮,有时可理解为童作为被奴役人等的僮,有时就是未成年人。”(21)王子今：汉代幼孤为奴现象刍议，南都学坛2017年第4期。依此,吕不韦等人蓄养的家僮中应包含部分未成年人。除了权贵和富商,不少平民也畜养未成年奴婢。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载：乡某

9、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Fl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2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慕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49页。某里士伍甲的房屋、妻、子、奴婢、衣物、牲畜等被官府查封,爰书提及甲有两名奴婢,其中“妾小女子某就是一名小婢。甲作为未成年奴婢的主人,本身是没有爵位的土伍,这一点值得注意。又里耶秦简8-1554载:出五年七月戊子朔己酉,都乡守沈爰书:高里士五(伍)广自言:谒以大奴良、完,小奴喘、饶,大婢阑

10、、愿、多、口,禾稼、衣器、钱六万,尽以予子大女子阳里胡,凡十物,同券齿。典弘占。(23)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6-357页。迁陵县都乡高里土伍广同样有“喘、饶”两名未成年奴婢。不难发现,这两名小奴同其余大奴、大婢都是广的私人财产,可任由广分予他人。综上,秦及西汉前期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的风气颇盛,而且并未局限于某一特定阶层。上至权贵,下到平民,均存在畜养未成年奴婢的现象。似乎不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少,凡是条件许可,人们都会畜养未成年奴婢,只不过数量有别而已。二、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风盛行的原因众所周知,秦及西汉前期总体是一个由动荡不安走向繁荣稳定的时期,

11、司马迁曾言:“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24)司马迁：史记卷二五律书，中华书局,2013年,第1477页。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的现象在秦及西汉前期乃至整个秦汉时期始终存在,证明这并非特定环境和背景的产物,它的延续和盛行当有其普遍性原因。首先必须说明的是,秦汉时期户籍登记制度的严格执行,是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风气得到直观体现的重要基础。这时期奴婢登记在每户的最下方,写作“户下奴M户下婢。所谓户下,亦即奴婢并非以户内人的身份而是作为特定的财产附注在主人户籍的最下面(25)张荣强:从户下奴婢到在籍贱民身分转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如里耶秦简K27载：第一栏

12、: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第二栏:妻臼味第三栏:子小上造口第四栏:子小女子鸵第五栏:臣日聚伍长（2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第203页。这是秦代洞庭郡迁陵县一枚内容较为完整的户籍简,其中第一栏登记的是户主,第二栏登记的是户主配偶,第三栏、第四栏分别登记的是户主的子、女,而第五栏登记的就是一名名叫聚”的男奴。汉代户籍登记同样包括奴婢。张家山汉简奏献书：“媚日:故点婢,楚时去亡,降为汉,不书名数。点得媚,占数复婢媚。”（27）张家由二四七号汉茶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慕竹简二四七号慕（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悌92页一点”在抓获其逃亡的奴姆“媚”后,

13、按照奴婢的身份将“媚”登记在户籍上。乂湖北荆州高台18号墓出土过一件汉文帝时期关于移户的木牍：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乡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与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谒告安都,受名数,书到为报,敢言之。十月庚子,江陵龙氏丞敬移安都丞。亭手。新安户人大女燕,关内侯寡。大奴甲,大奴乙,大婢妨。家优,不算不颗。（28）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高台秦汉墓:宜黄公路荆州段田野考古报告之一，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4、227页。尽管这只是一件模仿阳间户籍的木牍,性质属于“告地书”,但新安大女燕的三个奴婢“大奴甲,大奴乙,大婢妨”都附在其户籍上,体现出汉代私家奴婢须登记入户的特点。为何秦及西汉

14、前期始终存在大量私家未成年奴婢？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一）小农经济难以克服的脆弱性小农家庭经济来源较为单一、物质基础薄弱,导致其抗压能力低下。于琨奇估算秦汉小农家庭全年经济收入的平均数为19200钱,在疾病死丧、社祭尝新、嫁女娶媳、人际交往等支出项目不计算在内的前提下,扣除基本的生活费用12800钱和赋役费用2374钱,结余3536钱。（29惨见于琨奇:战国秦汉小农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4-147页。另据刘鹏推测,战国后期秦国至秦王朝时期,小农家庭每年的农田产出结余“一般不会超过2000钱,低者只有200到300钱,甚至可能更低”（30）刘鹏：简牍所见秦的粮价与百姓生活

1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2期。在此情况下,一旦受到天灾和战乱影响,小农家庭本就沉重的生活压力势必进一步增加。为求得生存,鬻妻卖子成了自耕农不得已的选择之一（31）按,于琨奇总结秦汉小农破产后的出路主要有六条:一是成为流民;二是当博客;三是当奴婢;四是当依附民;五是沦为盗贼;六是组织武装起义。参见于琨奇:战国秦汉小农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1-322页。，因此未成年人往往被卖为奴婢。贾谊论积贮疏：“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牌、子。针对1请卖倒、子”,颜师古引如淳语日:“卖爵级乂卖子也。”（32）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中

16、华书局,1962年,第1128、1129页。吕思勉精辟总结道:“奴婢之始,盖以异族为之。维以罪人充之。终则因贫而鬣卖者亦入焉。”（33）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76页。乂放马滩秦简日书：“平日:可取（娶）妻、祝祠、赐客,可以入黔首,作事吉。”建日:良日股。可为尚夫,可以祝祠,可以南大生（牲）,不可入黔首。”（34）孙占宇：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67、99页。“黔首”是秦对百姓的称呼。高士荣认为,这里的“黔首”是用来买卖的,具体指的就是破产农民及其家属。（35）参见高士荣：简牍文献中秦及汉初奴婢制度的特征，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考虑到日书

17、的使用者以社会中下层民众为主,并且其实用性较强,简文反映的破产农民自卖为奴婢的现象在当时应颇为常见。汉初农民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劣,经年战乱给天下苍生带来深重的创伤:“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馍。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面对令人惊骇的灾难景象,汉高祖刘邦不得不同意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36）以上皆见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7页。张家山汉简二年御令盗律:“略卖人若已略未卖皆磔。智（知）人略卖人而与贾,与同罪。不当卖而私为人卖,卖者皆踪为城旦舂;买者智（知）其请（情）,与同罪.（37）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

18、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18页。按,年代为西汉文帝时期的胡家草场汉简盗律载:“略实人若已略未卖皆磔。智（知）人略卖人而与贾,与同罪。不当卖而和为人卖、卖者,及智（知）其请（情）而买者,皆弃市。”（荆州博物馆、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著: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18页）比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胡家草场汉简盗律对人口买卖中的被卖者、卖者和知情的买者的处罚更为严厉,由“皆数为城旦舂”改为“皆弃市:参见陈伟：胡家草场汉简律典与汉文帝刑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可知汉初不得“略卖”平民,非法抢掠和买卖人口会受到严厉惩处

19、。“令民得卖子”当是汉高祖为应对紧急情况而采取的非常举措。（38）参见王子今：汉代“女子”“耦子孙”现象与“卖人法”，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即便在被后世广为称颂的文景时期,由于灾祸频仍,类似情形也时常出现。晁错论处粟疏日：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爱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乂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勒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

20、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贲者矣。（39）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2页。这充分说明,由于农业生产艰难、农作物产量不高,加之繁重的赋役负担以及商人与高利贷者的盘剥,汉代小农家庭抵御天灾人祸的经济能力极其有限,被迫成为人口买卖的卖方。在此过程中,许多未成年人沦为私家畜养的奴婢。（二）买卖奴婢的市场广泛存在王莽曾说:“秦为无道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40）班固：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中华书局,1962年,第4110页。清人沈家本亦称:“买卖奴婢,实始于秦,有莽传可证。汉接秦敝,其俗未改。”（41）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

21、点校：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393页。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更有这样的记载:“人良日,乙丑、乙酉、乙巳、己丑、己酉、己巳、辛丑、辛酉、辛巳、癸酉、癸巳。其忌，丁巳、丁未、戊戌、戊辰、戊子,不利出入人。男子龙庚寅,女子龙丁。（42）睡虎地秦慕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94页。所谓“人良日”,即买卖奴婢的吉日二在秦及西汉前期,官方只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对买卖奴婢予以禁止或限制。例如,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汉高祖五年（前202年）诏日:“民以饥饿自实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43）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54页。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

22、令户律：“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卖。”（4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5页。律文强调孙子同祖父母共同生活时,要让孙子的奴婢服侍老人,不得将奴婢卖掉。但在通常情况下,买卖奴婢是合法行为。岳趣书院藏秦简金布律载：金布律日:黔首卖马牛勿献（谶）廷,县官其买股（也）,与和市若室,毋敢强。买及卖马牛、奴婢它乡、它县,吏为（?）取传书及致以归及（?）免（?）,弗为书,官通夫吏主者,览各二甲,丞、令、令史弗得,费各一甲。其有事关外,以私马牛羊行而欲行卖之及取传卖它县,县皆

23、为传,而欲徙卖它县者,发其传为质。黔首卖奴卑（婢）、马牛及买者,各出廿二钱以质市亭。皇帝其买奴卑（婢）、马,以县官马牛羊贸黔首马牛羊及买,以为义者,以平贾（价）买之,辄予其主钱。而令虚质、毋出钱、过旬不质,宽吏主者一甲,而以不质律论。（45）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33-135页。律文详细规定了奴婢的买卖程序及相应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可见不论对私人还是官府而言,买卖奴婢都是合法行为,而且如果百姓想到外地买卖奴婢,官府还要替他们出具传书。（46）参见王勇：岳麓秦简金布律关于奴婢、马牛买卖的法律规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乂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24、J7:3木牍载：四年四月丁亥朔丙申,都乡守嫌敢言之:仓变、掌长区为县使汉长安长沙邸。自言与私奴婢偕,牒书所与偕者三人,人一牒,署奴婢主者名于牒上.谒告过所县,即（正）乏用欲卖听为质,敢言之。/四月丁酉,益阳夫移过所县、长安市,令史可听为质,它如律令。/处手。辰手。（背）（47）张忠炜：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J7:3木牍考释一兼论“徐偃矫制，文物2021年第6期。这是一份申请获取通行凭证的文书,言及益阳县使者“区”自长沙出使长安,由于担心途中1乏用”,特意携带三名私家奴婢以备质卖。为确保质卖顺利进行,文书还为三名私家奴婢乃“区”合法拥有并可质于各地提供了证明。（48）参见曹旅宁:汉唐时期律令法系中奴

25、婢马牛等大宗动产买卖过程研究一以新出益阳兔子山汉简所见异地买卖私奴婢传致文书为线索，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张忠炜综合诸家观点,认为文书中的“四年四月丁亥朔”即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四月（49）参见张忠炜：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J7：3木牍考释一兼论徐假矫制，文物2021年第6期。，由此可知,买卖奴婢在西汉前期是私人的合法权利。买卖奴婢的市场广泛存在,还可通过官府与私家之间相互购买奴婢的情形得到证明。（50）参见张佼：从秦简看秦代奴隶买卖问题，许昌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此外,官府的未成年奴婢有时亦被准许借予百姓,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臼:“妾未使而衣食公,百姓有欲服（假）者,限（假）之,

26、令就衣食焉,吏辄极事之。（5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2页。这里的“妾未使”,即未到役使年龄而由官府给予衣食的幼年女奴。更甚者,奴婢还被统治者当作（有功者的）奖励,即将官奴婢通过赏赐的形式变为私家奴婢,从而形成又一种变相的奴婢买卖。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载:“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系）投书者鞫审之。”（5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06页。高敏、刘汉东据此指出:1这种以隶臣妾充赏赐的作法,实际上,也等于是一种奴隶的卖买。（53）高敏、刘汉东：秦简“隶臣妾”确为奴隶说兼与林剑鸣先生商榷

27、，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类似的情形在传世文献中更是屡见不鲜，如汉武帝赐修成君“奴婢三百人（54）司马迁：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第十九，中华书局,2013年,第2389页。，便是明证。综上不难发现,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的现象之所以广泛存在,与奴婢买卖的畅通无阻、大行其道是密不可分的。（三）秦汉律令对奴婢所有者权利的保护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曰:1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5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5页。此处的“奴婢”“马牛羊”与“它财物者”属并列关系

28、,可见当时的私家奴婢具有财产属性。除此之外,秦及西汉前期律令中还有不少保障奴婢所有者权益的条款。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曰：“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56）睡虎地秦慕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主人可假官府之手刑杀不听命令的奴婢。睡虎地秦简封诊式1告臣爰书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又“短妾爰书曰:“某里五大夫乙家吏。丙，乙妾段（也）。乙使甲臼:丙悍,谒魏则丙。”（62）睡虎

29、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幕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悌154、155页。主人因奴婢“悍”而谒请官府将奴婢“斩以为城旦”或像剜，传世文献亦有相关记载，史记也僧列传云:“田僧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集解引服虔注曰:古杀奴婢皆当告官。偷欲杀令,故诈缚奴而以谒也。（63）司马迁：史记卷九四田僻列传第三十四，中华书局,2013年,第3189页。这与张家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1其悍主而谒杀之,亦弃市;谒斩若刑,为斩、刑之”（6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悌14-15页。的规定相吻合。总之,秦汉律令针对奴婢所有者权利的一

30、系列倾向性明显的保护措施,营造了更加便于买卖和畜养奴婢的制度文化环境,这对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风的盛行无疑起了催化作用。（四）未成年奴婢的平均售价明显低于成年奴婢里耶秦简8-1287是考察秦代奴婢售价的第一手材料,其文日：迁陵县式:春乡守于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十月朔日向上级汇报购买“大奴”小奴”各一人,价格分别是4300钱和2500钱。值得注意的是,“大奴”“小奴”在被官府购入前是普通奴婢,购入后身份才转变为徒隶。里耶秦简8-154: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迁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日恒以朔日上所买徒隶数。问之,毋当令者,敢言之。（66）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31、年,第93页。据此可知,郡所辖各县在每月第一天上报前个月购买的徒隶数量,当是项固定的制度。因应于此种常态化的制度,官府购买的徒隶（奴婢）似乎也应当有较为稔定的价格,这或许便是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令少内某、佐某以市正贾（价）贾丙丞某前,丙中人,贾（价）若干钱（6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筒，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中提到的“正贾（价A前揭岳麓秦简金布律规定“皇帝其买奴卑（婢）、马,以县官马牛羊贸黔首马牛羊及买,以为义者,以平贾（价）买之,辄予其主钱（68）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34-135页。，也强调官府向百姓购买奴婢,必须按

32、照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由此不难推知,迁陵县式:春乡购买的“大奴和“小奴”,其售价当属市场上的一般价格。依此,每名成年奴婢的价格大约是同性别的未成年奴婢的1.72倍,即接近2倍。居延汉简中亦有关于未成年奴婢和成年奴婢售价的记录：候长解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小奴二人直三万,用马五匹直二万,宅一区万,大婢一人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田五顷五万,辂车.二乘直万,服牛二六千,凡皆宜十五万。（69）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始：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1页。小奴每人值15000钱,大婢每人值20000钱,后者的售价仅为前者的1.33倍。究其原因,未成年奴婢与成年奴婢之间的价格比,也会根据

33、个体情况发生变化,如未成年奴婢过于幼小、成年奴婢过于衰老,抑或是性别差异,都可能导致二者的价格比出现浮动。但无论如何,未成年奴婢的平均售价较之成年奴婢更为低廉,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未成年奴婢在体力、劳动技能和经验等方面不及成年奴婢,但对奴婢主人而言,未成年奴婢的某些特点也使之具有购买的吸引力。一方面,相对廉价的未成年奴婢的使用门槛较低,更易解决奴婢的有无问题,还可通过数量优势弥补未成年奴婢的自身不足。另一方面,随着未成年奴婢年龄的增长,他们会逐步具备承担更多工作的能力，并最终成长为大奴、大婢.因此,购买未成年奴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理解为“商品”价格处于低位时的抄底行为。（五）未成年奴婢可分担成年

34、奴婢的部分工作江陵凤凰山汉简8号墓遣策记载共有43个奴婢木佣随葬,其中包括23个大奴,18个大婢和2个小奴。从小奴的职事来看,他们主要做的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如简87小奴多（刍）牛（7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35页。释文从章水根：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犊集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66页。，即负责给牛喂草。又167号墓遣策简16“小奴二人持舒”（7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157页。，即手持锄头,其工作内容可能与8号墓遣策简63“大婢益操相，简64“大婢豹操相以及简65“大婢幸操相（72）湖北

35、省文物考古研窕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29页。等相近,但是持与操毕竟有所不同。这似乎说明,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例,某些大婢承担的要求较低的工作,可让小奴参与其中,甚至尝试独立完成。除了从事农业生产,服侍主人是大婢的主要任务,这方面的工作同样有一些是小奴或小婢可以胜任的。比如8号墓遣策简40“小奴坚从车”（7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涕23页。，即担任车后随从;167号墓遣策简14“小奴人持侍”（7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2年,第157页。释文从章水根：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集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

36、论文,2013年,第281页。，即担任侍者。此外,据王子今总结,汉代未成年人的劳动形式包括驾车、耕田、从事畜牧以及手工制作等(75)参见王子今：两汉社会的“小男“小女”，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我们或可由此推知,这些也属于未成年奴婢承担的工作。同未成年奴婢相比,大奴往往能够独当面,承担某项工作的主要部分。如凤凰山汉简8号墓遣策简71有“大奴师将田,操0(7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胺，中华书局,2012年,第31页。释文从章水根: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集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60页。，俞伟超即认为大奴师是“领班的农业男奴(77)俞伟超：

37、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一)，文物1981年第5期。或许正因为大奴有这样的特点，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周寿昌日:大奴,谓群奴之长也。”(78)王先谦撰:汉书补注(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1250页。劳蛛也说:“奴之帅领者称为大奴。”(79)劳蛛：汉代奴隶制度辑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分,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页。虽然他们对大奴的理解并不准确,但从侧面反映出大奴在沉重的体力劳动中具有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说明了其相对于其他奴婢尤其是未成年奴婢具有更高地位的原因。这同时揭示了未成年奴婢另一方面的价值,即可以分担成年奴婢的部分次要工作,使之得以专注于其主要工作,从而在

38、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资源的浪费,最大限度地保证工作效率。三、结语秦及西汉前期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风颇盛,以至于超越阶层界限,上至权贵,下到平民,在史籍中均能找到其畜养未成年奴婢的佐证材料。这一现象得到直观体现的重要基础之一,当是秦汉时期户籍登记制度的严格执行。造成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风盛行的原因,则主要有小农经济难以克服的腌弱性、买卖奴婢的市场广泛存在、秦汉律令对奴婢所有者权利的保护、未成年奴婢的平均售价明显低于成年奴婢、未成年奴婢可分担成年奴婢的部分工作五个方面。这当中既有一些原因与秦及西汉前期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包含了导致奴婢群体规模扩大的根本性因素;也有一些原因同未成年奴婢自身的特点息息相

39、关,展现了吸引人们畜养未成年奴婢的个性因素。从长远来看,上述因素对秦汉时期私人畜养未成年奴婢之风的绵延不绝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总的来说,畜养奴婢原本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反映,而畜养未成年奴婢更体现了时人对不同类型奴婢的具体要求。这种要求之所以能够提出,正是以大量自由人口沦为奴婢作为前提的。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同样面临破产威胁的社会中下层民众,也由于上行下效或实际需要的关系,为畜养未成年奴婢风气的愈演愈烈而推波助澜。此种残酷的社会现实1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80)班固：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中华书局,1962年,第41104111页。，然而在秦及西汉前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却屡见不鲜。我们认为,这不能简单归因于人们对未成年奴婢的冷漠无情,而是冷酷的奴隶制度的产物。以往学界曾对秦汉时期是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有过长期争论,本文无意对这一问题作出新的判断,但秦汉时期是一个存在多种经济关系的混合型社会却毋痛置疑。从这个方面来说,奴隶制度作为一种不属于某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范畴,它所具有的历史普遍性,当在此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受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支配,众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未成年人在走投无路之下沦落为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可能、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