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困境与前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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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困境与前景(提要)自1999年举行首次领导人会晤以来,中日韩在内生需求、政治引领和外部危机的共同驱动下,逐渐形成“峰会一部长级一工作级”三级合作模式,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在中日韩自贸区设想和“RCEP+”框架等多种路径下的合作。同时,中日韩合作的发展也面临严峻的现实困境,包括美国干扰牵制增强、合作收益预期受损、集体认同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如此,中日韩合作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和显著的政治意愿,仍存发展潜力。为更有效把握中日韩合作的回暖势头,三国应致力于深化沟通交流,调适相互认知;扩大共同利益,增强相互依赖;加强战略协作,实现机制对接。历史经验证明,三国相互影响、彼此互动,
2、是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的核心变量;三国和平共处,合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融合,符合三方国家利益与地区合作需求,也是东北亚地区合作共赢、构建和平与稳定东亚的前提条件。(关键词)中日韩合作、区域一体化、东北亚秩序中日韩地理位置相邻,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三国合作机制进程自1999年开启以来,为三国发展、地区繁荣及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政治极化与对立加剧,地区安全问题频发,全球产业链重构,全球化进程受阻,全球治理失序。在此背景下,强化多边合作成为化解逆全球化困境的重要方案。在三国共同努力下,中日韩合作在2023年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23年11月26日,第十次中日韩外长
3、会在韩国釜山举行,这是三国外长自2019年以来时隔四年再次会晤。三方一致认为中日韩合作可以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加紧相关筹备工作,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本文符在梳理中日韩合作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剖析三国合作的现实困境,并就推动三国合作提出思路。一、中日韩合作的持续发展自1999年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以来,中日韩合作在内生需求、政治引领和外部危机的共同驱动下,逐渐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长足进展,形成更为综合立体的合作体系。(一)中日韩合作的发展成就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日韩逐渐形成“峰会一部长级一工作级”三级合作模式,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
4、拓展在中日韩自贸区设想和“RCEP+”框架等多种路径下的合作。合作机制持续强化。虽然东亚地区尚未建立欧盟那样高度一体化的机制,但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亚洲合作对话(ACD)与中日韩合作机制等都是为实现东亚稳定进行的地区制度性创造。1999年11月,三国以“10+3”领导人会议为平台,实现中日韩领导人首次会晤。2008年12月,中日韩峰会首次独立于“10+3”框架,在三国内部举行。2011年9月,中日韩合作秘书处(TCS)成立,这是首个由东北亚国家主导的制度化合作尝试,其核心目标是促进三国间的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和共同文化。该秘书处由来自中
5、日韩三国的工作人员组成,秘书长和两名副秘书长由三国政府轮流任命,任期两年。秘书处的主要职能包括支持三国领导人会议和各领域的部长级会议,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推进各类三方合作项目。此后,中日韩开始积极巩固合作体系,三国合作得以持续发展。目前,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正在实施的合作项目高达120个,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中日韩企业家论坛、三国记者交流活动是合作秘书处的代表性项目,打造了三国定期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中日韩合作机制呈现“峰会一部长级一工作级”的三级合作模式。其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相互交流的最高层次机制,成为三国合作议程的核心引擎,对推动三国合作具有决定意义。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共识通过峰会
6、向各层级拓展和延伸。在峰会级别之下,三国建立了20多个部长级会议、70多个对话机制,积极落实了100多个交流合作项目。三级合作机制已逐渐发展成熟,成为中日韩合作中极富韧性的活力因子。合作领域日益广泛。中日韩在经贸、科技、环保、非传统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重点合作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首先,经贸是中日韩合作的突出领域。自中日韩合作机制开启以来,三国间贸易总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左右增长至2022年的近8000亿美元,经贸关系升温;三国共同建立“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NEAL-NET),启动“中日韩加强供应链联接合作”联合项目,建立三国运输与物流联合网站,物流效率显著提高,供应链安全
7、持续增强;三国通过海关合作行动计划,设立相应工作组,加强海关事务合作,区域贸易便利化程度上升。其次,科技和环保是中日韩合作起步最早的领域。三国通过“中日韩联合研究计划”和“A3前瞻计划”,在节能、水循环、人工智能和核物理等方面实施联合项目;创立三边环境部长会议合作机制,共绘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TJAP);举办沙尘暴合作司长会和合作指导委员会会议,设立联合研究工作组,在沙尘暴监测、预报、预防和控制方面加强合作;举行以环保为主题的青年论坛、企业圆桌会、政府官员培训、教师交流项目。最后,非传统安全以及地区和平与稳定是中日韩合作稳步推进的领域。多年来,三国积极尝试拓展安全合作,在朝鲜半岛无核化
8、问题上通过多层次对话与协商机制保持密切沟通,在六方会谈陷入停滞后仍坚持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及相关国际义务和承诺;成立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机制,共同致力于加强三国核安全监管信息和技术交流,提升三国核安全合作水平;通过各项具体工作机制,不断扩大在打击网络犯罪、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合作路径逐步拓展。目前促进中日韩经贸合作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02年,中日韩自贸区的设想首次被提出。2012年5月,三国签署中日韩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同年11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迄今为止已举行16轮。多年来,日韩在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方面有所保留,
9、缺乏推进三国自贸进程的积极性,中国倡导的以尊重合作国政治经济体制为前提的自贸机制与日本强调的发达国家主导的歧视性“高标准”自贸机制不同,因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易受双边或三边关系波动的影响,一直在持续而艰难地进展中。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采取了同时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双轨”方式。2012年5月,中韩自贸协定政府间谈判启动。2015年6月,中韩自贸协定签署。自2015年12月协定正式生效以来,中韩在最长20年内相互实现零关税的产品均超过税目的90%,双方已先后进行8次关税削减,协定项下享惠进出口均大幅提升,拉动了双边贸易投资的显著增长。2022年7月,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取
10、得实质性进展。二是“RCEP+”框架。2019年4月,中日韩在第15轮三国自贸区谈判中一致同意打造“RCEP+”自贸协定,三方将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基础上推进在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以及规则标准三个领域的合作。正如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时任秘书长欧渤苹所言:“RCEP封中日韩合作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它首次将三个国家纳入同一自由贸易安排,并为它们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红利。”2022年12月,RCEP相继对包括中日韩在内的多个东盟和非东盟成员国正式生效。RCEP在关税优惠、市场准入、区域供应链调整等方面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其生效显著增加了三国以贸易和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关系。(二)合
11、作取得进展的动因中日韩互为近邻,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一直保持紧密联系与交流。这种地理与文化的亲近性使三国在推进合作上具有更多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发展的内需驱动。中日韩合作符合三国自身利益,经济增长是密切中日韩合作的基础动能。三国同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均坚持出口/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过去二十余载,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往来已证明合作对三方贸易增长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传统美西方市场疲软的背景下,中日韩相对稳定的三边经贸关系构成了三国合作持续推进的内生动力。以2022年为例,中国与韩日的贸易额分别达到3623亿和3574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韩
12、国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对日本而言,中国连续16年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国,也是最大进口来源国和最大出口对象国,韩国则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国。对韩国而言,中国连续19年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国,也是最大进口来源国、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日本是其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当前,三国已在经济合作领域形成强互补态势,共同构成全球较为完整和先进的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日韩企业在中国建立的工业基础和供应链,已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合作的关键环节。中韩两国则是日本科技和核心组件的主要市场、中高端产业转移的目标国以及日本投资的重点国家;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合作促进了日本经
13、济增长和企业盈利。而中国和日本不仅是韩国特色工业和供应链灵活扩展的区域,而且成为“韩国制造”及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孵化器。根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KITA)报告,随着中国经济在2023年第二季度进一步复苏,韩国进出口贸易量将增长0.55个百分点,GDP将增长0.16个百分点。同时,自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诸多国际机构纷纷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5%以上。这表明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的复苏和发展将为日韩等邻国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实现区域繁荣的政治引领。回顾历次三国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成果,中日韩在促进
14、东亚一体化方面具有共同担当,在携手推动东亚全面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首先,中日韩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活力,充分发挥自身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的大国优势,三国合作惠及本国、地区甚至世界。根据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的统计,2021年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全球的GDP排名分别位列第二、第三和第十,2022年中日韩的经济总规模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4%,约占东亚经济总量的90%。目前,中日韩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欧元区,与北美自贸区规模相当。在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趋势上升的背景下,三国积极引领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多次重申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强化国际规则,确保公平竞争。其次,三国高度互补的产业链
15、和活跃的经贸交流,引领东亚治理框架的完善,推动东亚治理效能的上升,持续促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加强。近年来,虽然中日韩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有所上升,但三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互补性逐渐增强。中国对日韩两国的服务贸易总额由2012年的480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638亿美元。作为RCEP的关键成员,中日韩三方合作的成功运作不仅将发挥“稳定器”的重要作用,还将大大加快RCEP实施进程,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后,中日韩密切的人文交往也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冠疫情之前,三国之间的人员交流在高峰时期超过3000万人次。应对危机挑战的外力催化。突发性外生危机通常能够促使中日韩暂时搁置
16、政治猜忌、历史纠葛和领土争议,思索现有制度安排的适用性,协同改革合作机制和创建合作议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成了首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举行。日韩成为这场金融风暴的受害者,韩元、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暴跌,诸多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作为此次金融危机受害最大的国家之一,韩国迫切希望通过中日韩经济合作尽早走出阴霾。基于此,中日韩自1999年开始实质性推动三方合作进程,围绕金融危机,加强金融政策协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合作进程。作为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美国国内经济动荡使其与各国的贸易交往减少,中日韩对美欧的消费品出口额随之骤降,三方
17、由此形成深化区域内贸易合作、加强贸易风险管控和减少对西方市场依赖的共识。2008年11月,中日韩举行三国财长会议,决定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次月,三国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签署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加强在应对金融和经济挑战中的协调合作。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朗普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大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将中国界定为“汇率操纵国“,开启对华贸易战,同时对日韩施压,逼迫两国在“公平贸易”和“防务分担”问题上对美让步。共同的外部压力促使三国加强合作,达成广泛共识。2018年5月,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东京举行,三国坚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2019年12月,中日韩合作20
18、周年之际,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会议发表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三国表示将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强化现有国际规则,确保公平竞争。二、中日韩合作的现实困境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发起对华遏压,日韩不同程度采取对美追随政策,加之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中日韩合作受到严重冲击。(一)美国干扰牵制增强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日本和韩国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存在依附关系。尽管时有追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但两国大多数时候仍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视为其对外政策的支柱,在美国诱拉下不断向美倾斜。伴随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不断加大对华遏压力度。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和拜登政
19、府的“印太战略”,美国始终试图塑造中国崛起的环境,以维护自身霸权利益。拜登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指出,“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又具备经济、外交、军事以及技术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将中国定位为正在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的“竞争者”。拜登奉行“联盟优先”路线,延续并扩展前任政府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联合盟伴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搅乱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地区局势。推动日韩共建“印太战略二拜登积极联合日韩实现美日韩“印太战略”的对接,以遏制中国、维护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体系。日本作为迎合美国“印太战略”的急先锋,敏锐观察到美国对印太的关切并愿意追随美国。2021年10月岸田政府上台以来,开始
20、牵引域内外国家深度“浸染”印太事务,将“印太战略”塑造为更加综合立体的地缘政治战略。2022年2月,拜登政府颁布美国印太战略,将扩大美日韩合作列为美国的十项核心战略之一。同年11月,尹锡悦政府提出韩版“印太战略”,宣称以“自由、和平、繁荣”为原则,以维护“基于普世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为目标,打造繁荣的印太地区。日韩不断推进“印太战略”,配合美国对华遏压。打造美日韩三边技术联盟。拜登上台以来,以限制对华科技投资与合作为核心议题,构建包括日韩在内的各种小多边机制。2022年5月,美国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包括日韩在内的14个国家参与其中。该框架由供应链、清洁经济、公平经济和贸易四个
21、支柱构成,成员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超过RCEP,高达40%。2023年2月,在美国主导下,由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组成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正式成型。同月,美日韩在檀香山举行首次三边经济安全对话,出台首份三边经济安全合作方案,讨论在量子技术和太空科技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旨在加强关键领域技术保护和数据转移。2023年11月,美国举行“印太经济框架”首脑会议,各成员国在除贸易以外的三个支柱下签署了协议。在一系列小多边机制推动下,美国企图通过强化与日韩等盟伴的合作将中国从数字经济和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链中剥离,将对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干扰中日韩产业合作。施压日韩挑战中国国家
22、利益。2022年2月,美日韩三国外长在夏威夷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首次提及“台湾海峡”问题。同年11月,美日韩三国首脑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会谈并签署联合声明,强调“重申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2023年6月,三国安全顾问在东京举行的会晤中讨论台海局势以及东海、南海等议题,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同年8月,美日韩首脑举行会晤,在涉台涉海问题上对中国大肆抹黑,针对或影射中国的内容触目皆是。(二)合作收益预期受损收益预期是影响国家合作的重要因素。所谓的收益预期,即一国对国际合作产生收益可能性的认知,这种认知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之间是否具有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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