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docx

《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docx（21页珍藏版）》请在课桌文档上搜索。

1、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提要)拜登政府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出发，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拜登主义”外交理念。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一拜登经济学、内政一外交互联思维为内涵逻辑，致力于因应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拜登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产生多方面战略影响，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制约因素，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历史遗产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拜登主义都代表了美国主流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有其重要意义。

2、关键词)拜登主义、美国外交政策转型、大国竞争、跨国挑战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历史传统，以历届总统命名的各类“主义”通常成为不同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拜登政府执政后，从美国面临的时代变局出发，以一系列新的战略理念为指弓I,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由此推动“拜登主义(BidenDoCtrine)渐趋成型并在实践中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从2022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SUniVan)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专访时首度在官方层面提出拜登主义的概念并赋予其“为未来十年的美国外交定向”的定位，到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时代变局背景下美国外交政策既有别于传统自由

3、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一整套目标愿景、战略路径和优先事项的布局，都表明拜登主义具有值得关注的中长期战略意涵与较为鲜明的转型特征。随着拜登政府执政进入第四年以及2024年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对拜登主义这一业已成型并可能产生持续战略影响的美国外交政策理念进行探讨正当其时。一、拜登主义的生成背景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宗明义指出：“后冷戟时代无疑已终结”,“我们现在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未来的世界是走向冲突失序还是变得稳定繁荣”。这一首次来自美国官方的对后冷战时代终结的判断表明，把控世界政治拐点的战略需要成为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理念生成的背景。该背景由美国政治精英所认知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意识形态

4、三维重大结构性变化组成。（一）地缘政治背景：大国竞争与跨国挑战交织加剧在拜登政府看来，时代变局首先体现在变化了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地缘战略并非聚焦大国竞争，而是在威胁评估基础上将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尽管奥巴马政府通过“亚太再平衡”等战略调整谋求在应对大国竞争与打击恐怖主义间的平衡，特朗普政府执政后进一步突出了应对大国竞争的重要性，但大国竞争全面回归的标志却是拜登政府执政后的两大里程碑事件：一是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宣告其以全球反恐为重心的时代彻底终结和以大国竞争为重心的时代正式开启；二是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首度冲击了后冷战时代

5、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使大国竞争成为时代变局的催化剂。上述两大地缘政治变化构成世界政治走出后冷战时代的拐点和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出台的背景，在该报告中，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底色和优先事项。一方面，该报告提及中国超过60次，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地缘政治挑战”和“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中美竞争将迎来“决定性的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总目标是“竞赢”(Outcompete)中国。另一方面，该报告也强调“俄罗斯选择采取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其目标是推翻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俄罗斯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紧迫持续的威胁:由此可见，应对大国竞争在冷战结束三十

6、年后再度回归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议程。如果说美国政治精英对大国竞争全面回归的认知标志着一种完全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政策理念正在生成，那么拜登政府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跨国挑战加剧的强调，则意味着这一新理念亦非是对美国冷战外交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更为精巧的战略设计。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新冠疫情、气候危机和粮食安全等跨国挑战不仅被列为与大国竞争并重的外交政策议程，而且二者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即美国在同中国等大国竞争的同时,还将不得不与之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以应对各类跨国挑战，否则这些挑战将持续加剧。这一复合型压力相互交织且彼此矛盾的特点，使美国外交政策制定面临的地缘环境远比冷战和后冷战时代更为复杂，也使

7、“新冷战”无法成为现实政策选项。(二)地缘经济背景：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从地缘经济层面看，近年来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内部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对后冷战时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为内核的主流地缘经济理念形成颠覆。肇始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两大政治事件的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起初被认为是一股情绪化的边缘力量,无法对后冷战时代的地缘经济格局造成根本冲击，甚至直到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和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民主党建制派一系列充满自由主义和“去特朗普化”色彩的国际经济政策主张，如修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一度让国际社会对拜登政府重返奥巴马

8、主义的外交政策路线抱有期待。然而，正如美国学者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指出的，拜登主义让人感到紧张，原因是拜登政府上台后推行的经济政策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无论是沙利文对二战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否定和拜登政府对经济事务越来越深的介入，抑或是拜登政府在削减对华关税和调整贸易政策方面的蹦蹦不前，都表明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在美国产生的影响是跨党派和持久的。有学者认为，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理念本质上是民主党建制派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再包装，体现的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原则。当然，这种改头换面一一如将“脱钩”调整为“去风险化”一一的确体现出作为建制派精英的拜登团队与极端的特

9、朗普主义的差异。然而总体上看，尽管拜登政府在言辞上高举自由国际主义大旗，在政策实践中却无法摆脱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的事实，进一步确认了全球地缘经济格局正面临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一样的拐点，这成为拜登主义生成的地缘经济背景。（三）意识形态背景：“历史终结论”终结与西方民主困境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变化外，时代转换拐点还存在于后冷战时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共识的崩解及其民主体制日益加深的困境中，这导致美国不仅面临经济和安全等硬实力相对衰落的挑战，还出现价值观号召力和国内治理能力下降的软实力衰落态势。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提出“历史终结论”，成为后冷

10、战时代美国自由民主神话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基础。然而，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和特朗普现象的出现，连同全球民主衰退的加剧，使“历史终结论”被历史所终结。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将民主困境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二2021年11月，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所（IDEA）发布报告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民主政体”过去10年都经历了民主退步。而围绕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合法性的纷争曾酿成一场美式民主危机，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冲击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并引发骚乱。该事件被拜登定性为“对美国民主的致命攻击和对宪法的严重威胁二因此，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强化国内民主基础、重新发挥美国“榜样力量”视为重要目标，并将大

11、国竞争归结为所谓“民主与威权的较量拜登宣称，美国面对大国战略竞争时“必须证明民主是管用的布林肯指出，“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竞争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竞争，“威权国家”试图证明其行事方式比民主国家更能满足公民需求。面对全球意识形态变局，拜登政府正在构建一个“民主一威权”竞争性叙事框架，这被美国学者布兰兹(HaIBrandS)理解为拜登主义的突出要义。二、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上述三重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多维度、深层次挑战，推动拜登政府将探索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作为中心任务，因此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植根于对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的因应之中。(一)以“务实的现实主义”因应地缘政治之变与特朗普主义

12、展现的唤醒美国民族国家意识并突出国际政治竞争本质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realiSnI)相比，拜登主义对美国国家特性和国际政治本质有着更加多维的理解。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主义的极端和狭隘损害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难以发展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有效模式。同时，拜登主义也与二战后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它“拒绝自由国际主义的假设，尤其是以军事手段向海外输出民主制度、推广普世价值和进行国家建设:正如拜登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讲话中强调，“除非美国本土或我们的盟友遭到攻击，否则美国将不会在海外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不会以此改造他国J因此，拜登主义既背离了美国的“自由霸权”传统，又

13、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民族国家”视野，对拜登主义的理解需要从其对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跨国挑战”双重地缘政治挑战的认知入手。该认知不仅比“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表现出更具多维特征的外交政策思维，也表明当前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冷战及后冷战时代均存在明显差异，因而自由国际主义同样无法因应新的时代关切。由此，拜登主义试图以“务实的现实主义(PragnlatiCrealiSln)对“自由霸权”和“民族国家”进行调和以因应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其基本认知有三点。一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认知回归现实。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目标已变得不切实际，尤其是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这

14、一认知在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撤军决策、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背后作战”方式以及拒绝实际下场卷入新一轮巴以冲突等行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务实的现实主义”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建立在民族国家认知上的做法，认为美国应广泛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共同利益纽带增进盟友体系凝聚力以强化自身全球领导地位。概言之，“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其对外交政策目标的界定有助于美国同时推进大国竞争和应对跨国挑战。二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相对客观。长期以来，“现实利益一意识形态”的美国外交政策二元分析框架一直存在两个变量重要性的争论。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是同等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但在“有原则的

15、现实主义”看来，现实利益是唯一重要的目标。上述分歧归根到底在于“自由霸权”与“民族国家”两种定位存在张力。对此，“务实的现实主义”主张淡化意识形态以低成本维护美国霸权，但同时坚持发挥意识形态的应有作用，将其作为服务美国现实利益的工具。例如，拜登政府在应对大国竞争和强化盟友体系时尽管采用意形态的叙事方式，但其政策实践却以现实利益为导向。三是对国家间合作与竞争关系的认知更趋均衡。自由国际主义强调国家间合作及其对国际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稳固美国霸权,“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则指出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竞争。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务实的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合作理念已不适应当下以大国竞争为内核的国际关系现

16、实，同时也反对“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完全以竞争界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做法。为同时推进大国竞争与应对跨国挑战，“务实的现实主义”提出对华政策“三分法”一一竞争、合作、对抗。特别是经历2023年初的“无人飞艇事件”冲击后，拜登政府开始强调对华竞争的同时应维持中美对话与合作，使双边关系摆脱此前的失衡状态。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成功举行，进一步表明了中美两个大国推动合作与管控竞争对于两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二）以“新华盛顿共识”一拜登经济学因应地缘经济之变面对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带来的地缘经济变局，拜登主义致力于为走出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经济政策建章立制，重振美国经济霸权，其内涵逻辑体现在“

17、新华盛顿共识”和拜登经济学两大理念中。一方面，沙利文以“新华盛顿共识”为内核的演讲（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宣告了后冷战时代“华盛顿共识”的消亡，提出了一套新的经济政策主张。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项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宣言，其历史地位堪比马歇尔计划。“新华盛顿共识”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地缘经济格局掏空了美国制造业、帮助了竞争对手崛起、加剧了气候危机和贫富差距。因此，拜登政府主张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施新型产业政策，强化与盟友伙伴的合作以构建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技术及工业基础，同时更新国际多边经济制度并通过“小院高墙”维护美国技术优势。不难看出，“新华盛顿共识”既充斥着服务产业回流美国的保护

18、主义思维，也体现出助力美国应对大国竞争、护持经济科技霸权的泛安全化思维。另一方面，拜登经济学旨在以沙利文在界定拜登主义时提出的“投资美国”方式因应地缘经济之变。2023年7月，拜登正式签署总统行政令，内容包括推动联邦科技研发、助力本土制造业繁荣、促进就业增长、服务美国工人利益和增强供应链韧性，白宫称之为拜登经济学的写照。如果说“新华盛顿共识”重在利用霸权优势重塑美国外部经济环境以打压竞争对手、提升自身经济相对竞争力，那么拜登济学则致力于重构美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尤其是产业结构和技术优势，以增强自身经济绝对竞争力。两种政策思维内外配合、互为补充，构成了全球地缘经济变局下拜登主义的经济内涵逻辑。(

19、三)以内政一外交互联思维因应意识形态之变面对美国国内民主危机和西方民主衰退困境，拜登总统反复强调要重振民主这一美国的“国家之魂”(Soulofthenation)并推动全球民主复兴。为实现上述目标，拜登主义提出内政一外交互联思维。2019年7月，拜登在纽约举行的竞选集会上便首次宣称“内政即外交，外交即内政2020年春，拜登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进一步提出应将美国外交政策建立在国内中产阶级利益基础上的理念。执政后，从题为“美国的世界地位”的总统首次外交政策演讲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拜登政府始终将国内政治置于整体外交政策构想的中心。“以外促内”是拜登主义因应全球意识形态变局的思路，它致力于以外交政策为

20、抓手助推一系列深层内政问题的解决，从而修复美国民主制度和重塑意识形态优势。具体而言，一是“内因外导“，运用所谓“民主一威权”竞争性叙事框架进行国内政治动员，以在高度极化分裂的政治社会中通过外部压力倒逼形成国内共识，甚至寻求复制“冷战共识”经验，这与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极端主义试图强化对立的做法相反。二是“内病外治”，通过“新华盛顿共识”等建立在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基础上的政策理念重构全球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解决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层内在问题，因应中产阶级诉求，重新发挥该群体“民主基石”的作用。三是“内责外担”，通过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在联盟体系内强化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掩盖其以盟友伙伴利

21、益为代价服务自身霸权的本质，这一点也与特朗普主义的单边主义倾向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拜登政府近年来主推的一系列双边和小多边倡议，尤其是“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内含的不对等开放市场条款，都是单方面满足美国私利的体现。三、拜登主义的政策支柱在上述内涵逻辑支配下，拜登主义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发展出五大政策支柱。（一）以遏制为底色的多维度大国竞争政策。在大国竞争重新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要关切的背景下，拜登主义“务实的现实主义”思维在实践中体现为其大国竞争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多维特征，包括竞争与管控竞争（”负责任的竞争”）、强化制衡与建立“护栏”、军事威慑与战略稳定、必要的合作与“该对抗时的对抗”等，

22、但其政策底色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遏制。就对俄政策而言，拜登主义利用乌克兰危机加大对俄遏制打压力度,通过对乌军事援助、对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以及拓展强化北约等手段，试图在欧亚大陆构建起对俄长期遏制的新战略架构。就对华政策而言，拜登主义以遏制为底色的多维度竞争政策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军事安全领域的“一体化威慑”，一方面加强对华遏压，另一方面注重防范冲突。同时，拜登主义致力于印太和欧洲两大地缘要地的安全联动，加大对华制衡力度。二是经贸和科技领域的“去风险化”，一方面加快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关键产业与核心技术的对华精准脱钩并将其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另一方面则因美国本土制造业产能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而致

23、力于维持中美经贸关系以服务自身利益。三是在意识形态和全球治理领域，一方面与中国争夺国际影响力，将所谓“民主一威权”叙事运用于“重建更好世界”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中，另一方面又在气候变化等重大跨国挑战领域谋求对华合作。显然,上述复杂的战略设计不仅与冷战时期美国基于自由国际主义和遏制原则的大国竞争政策不同，更有别于特朗普主义“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所表现出的极端、狭隘的大国竞争理念。（二）应对跨国挑战和重振美国国际领导力的“重返外交”政策。寻求推进大国竞争与应对跨国挑战间的平衡是拜登主义值得关注的重大新理念，后者在实践中表现为通过“重返外交”重振美国国际领导力。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在全球治理上

24、大搞“退出外交”的做法不仅破坏了国际合作，也损害了美国软实力和国际领导地位。拜登政府推动美国重返旨在应对气候危机的巴黎协定和其他一系列国际组织，并试图在粮食安全、清洁能源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上重新发挥领导作用。在此过程中，美国在国际组织层面的对华竞争日益深化。正如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的，“面对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美国必须保持和增强在应对共同挑战方面的国际合作不同国家将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负责任地竞争，在利益趋同的地方合作J总的来看，拜登主义重视跨国挑战的背后有三重动因：一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发清洁能源技术等过程中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提升经济竞争力；二是通过应对跨国挑战重振美国全球

25、领导地位并将国际发展打造成重要外交工具；三是以应对跨国挑战为抓手重塑联盟体系凝聚力。实践中，拜登主义的“重返外交”着眼于四方面重点。第一，以通胀削减法案和“领导人气候峰会”为内外抓手力推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与清洁能源转型。第二，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重振美国领导，通过为他国提供新冠疫苗、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和推动全球卫生机制改革增强美国国际影响力。第三，提升美国在全球粮食安全上的可见度，以乌克兰危机为背景发起“全球粮食安全路线图”、出台“全球粮食安全战略”，动员100余国共同行动。第四，通过“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机制在国际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强化对华竞争、提升美国影响力。拜

26、登主义在应对跨国挑战方面与特朗普主义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认知逻辑和行动方向。（三）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拜登政府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不仅致力于因应全球地缘经济变局带来的挑战，还意在通过投资美国、重振中产阶级以修复国内民主、因应全球意识形态变局。因此，这一政策反映出拜登主义独特的内涵逻辑，尤其是“新华盛顿共识”一拜登经济学、内政一外交互联思维。同时，它还反映出拜登主义试图修复特朗普主义及其背后的右翼极端主义对美国民主与全球领导地位的破坏。实践中，第一，该政策旨在打破外交与内政间的界限，提升美国经济社会竞争力，通过现代产业战略增强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优势，从而在为中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同时巩固美

27、国霸权。拜登政府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加强对美国国内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科研创新的投入，认为“经济优先”是凝聚中产阶级政治共识、弱化特朗普主义及其右翼极端主义发起的“文化战争”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分裂的最佳路径。第二，通过“公平贸易”和供应链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和实现“友岸外包”、改善中产阶级就业机会。拜登政府的公平贸易政策通过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等行政令力推“美国制造”的复兴。拜登政府的供应链战略则试图以内政外交相互配合的方式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使其结构和规则有利于美国及其中产阶级。第三，在延续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重视民主人权的同时减少海外军事干预、与其他国家

28、分担责任。这一做法一方面意在彰显美国作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社会的道义优势，另一方面则试图减轻自身战略负担和为国内中产阶级“止血二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撤军行动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四）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是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实主义”因应地缘政治之变和以内政一外交互联思维因应意识形态之变相结合的独特产物。相较于自由国际主义的“民主扩张”战略，该政策更强调民主国家的“内聚力”和“防御力”，以此推动“全球民主重振”和应对大国竞争。相较于特朗普主义及其背后右翼极端主义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取向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损害，该政策致力于以价值观为纽带凝聚美国同其盟友伙伴共识、重振美国软实力和全球领导

29、地位，同时也蕴含着修复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到破坏的美国与其盟友伙伴间的关系、服务大国竞争并推动盟友伙伴分担责任等基于现实主义的具体利益考量。实践中，除构建“民主一威权”竞争性叙事框架外，拜登政府还通过举办“全球民主峰会”、打造价值观联盟和将打击腐败视为优先事项等追求上述目标的实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主义在价值观外交推进中还将意识形态与经济、技术和安全等结合，使得这一理念的现实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例如，在供应链问题上拜登政府反复炒作所谓“民主供应链”和“价值观导向的供应链”，力图使价值观成为掩盖美国谋求自身经济私利和扭曲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合理化外衣。（五）构建多层次与互嵌型联盟体系政策。拜登政府执政

30、以来，构建多层次与互嵌型联盟体系不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也被视为拜登主义与特朗普主义的最直观分野之一。首先，就传统安全联盟而言，拜登政府利用乌克兰危机扩展和增强了北约这一“跨大西洋联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一方面，瑞典和芬兰的加入扩大了北约的地域范围；另一方面，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进一步增强。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拜登主义推动“印太北约化”和“北约印太化”，增进印太和欧洲两个区域的联动以使联盟体系运转更加有效，如推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欧盟、英国深入开展安全合作，新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AUKUS）和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共同深化对华安全竞争。其次，拜登主义还致力于在传统

31、安全联盟之上打造各类多层次、互嵌型联盟，推动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转型以因应时代变局。拜登政府意识到，在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相互交织的背景下，传统安全联盟已不足以帮助美国有效应对各类挑战，特朗普主义背离盟友伙伴的做法更是对美国全球战略利益造成根本损害。基于此，美国需要在安全以外构建经济、技术和价值观多层次联盟并与安全联盟形成互嵌，以大幅增强联盟凝聚力和多元化。实践中，拜登政府先后发起包括“芯片四方联盟“（CHIP4）、“关键矿物联盟（CMMI）、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在内的经济、技术和供应链联盟以及“全球民主联盟”等价值观联盟，并将它们与美国在欧洲和印太的传统和新兴

32、安全联盟（如“五眼联盟”、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相结合。四、拜登主义的战略影响及制约作为美国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拜登主义特有的内涵逻辑和以此为指引形成的五大政策支柱，在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产生了值得关注的战略影响一一尤其是它提出了一整套既有别于自由国际主义，又不同于特朗普主义的来自美国主流建制派精英的政策思路和应对方案，可能在中长期意义上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并产生深远的国际战略影响。当然，拜登主义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结构性、深层次制约因素。有鉴于此，它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持续动力甚至历史遗产，尚需进一步观察。（一）拜登主义的内外战略影响在美国外交政策和

33、国内政策联系日益密切、界线日益模糊的背景下，拜登主义不仅在外交也在内政领域产生了相应战略影响。从理念层面看，拜登主义所具有的“中间主义”特征将有可能重塑美国的外交政策理念，进而产生中长期战略影响。拜登主义在因应全球变局中吸纳和扬弃了自由国际主义和特朗普主义的要素，形成了一系列既符合美国现实战略需要又避免与传统彻底割裂的更具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间主义”理念，力求在时代转换背景下兼顾美国现实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从吸纳角度看，拜登主义试图延续和拓展自由国际主义的重要遗产一一国际制度、多边合作及联盟体系对美国霸权的支撑，同时认同特朗普主义以美国的现实利益（尤其是经贸、产业和科技利益）为优先的理念，

34、致力于寻求两种外交观念的平衡并对其进行融合。从扬弃角度看，拜登主义看到了自由国际主义和特朗普主义的内在缺陷，试图避免在美国自由霸权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过度扩张与孤立主义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尽可能对二者进行调和与统筹。最终，”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一拜登经济学、内政一外交互联思维作为拜登主义的理念产物，反映出美国建制派精英的战略转型意识。相较于过时的自由国际主义和极端的特朗普主义，“中间主义”取向的拜登主义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基础更为稳定，有可能在中长期意义上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理念。从实践层面看，由于拜登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各个主要领域都形成并发展出因应时代变局的转型性政策，因而其战

35、略影响将广泛地体现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意识形态和国际格局等诸多方面。在地缘政治方面，拜登主义进一步确立了深化大国竞争尤其是对华竞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同时也将应对跨国挑战视为当前和未来中长期的外交政策主题并突出中美合作的重要性。这就表明美国对华战略遏压已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探索期和试水期步入定型期和深化期，拜登主义的对华政策框架将对中美关系走向产生更具持续性的影响。在地窿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拜登主义在助力制造业回流美国、重组全球供应链格局、重塑多边贸易规则以及推动世界格局朝着意识形态阵营化方向发展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初始性影响，因此其后续演进十分关键，尤其是这些领域都关乎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

36、外部政治、经济环境，而这恰恰是美国通过重塑中国外部环境以在“决定性的十年”实现“竞赢”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拜登主义通过经济和意识形态双重手段重振美国民主特别是壮大国内中产阶级力量的做法，则有可能推动形成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共识，实现重塑民主党国内政治联盟和弱化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双重目标。在国际格局方面，拜登主义构建的多层次与互嵌型联盟体系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深化传统安全领域的大国博弈,也将使经济、科技和意识形态领域大国博弈复杂化。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借助联盟体系力量占据大国博弈主动权，同时应对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挑战，在时代变局中护持霸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登主义

37、重新找回了“西方”，巩固了美国的联盟体系，使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推动大国博弈向纵深发展并形成远超安全领域的外溢效应，催生出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发展的更多不确定性。（二）拜登主义面临的内外制约拜登主义因其一系列具有时代拐点特征的生成背景被赋予鲜明的中长期、转型性意涵。然而正如布林肯在2023年6月访华时针对中美关系提出的“高强度竞争更需要高强度外交”反映的道理一样，拜登主义中长期、转型性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相应内外因素的配合。从美国面临的内政外交环境看，拜登主义战略目标的实现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从内部看，拜登主义面临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经济困境和社会压力三重制约因素。首先也最重要

38、的是，美国政治极化与其全球领导地位之间存在日益显著并且难以绕开的巨大张力，这成为拜登主义的首要结构性制约因素。对此，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HaaSS)评论称，“美国的民主和政治凝聚力出现自19世纪中叶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一个内部分裂的美国将越来越不愿意且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J尽管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多种手段重构国内共识，但其面临的极化鸿沟几乎不可能被彻底逾越。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将会给其外交政策带来冲击，尤其是会削弱美国盟友伙伴对其承诺的信心。其次，美国国内经济困境，尤其是债务危机、巨额赤字和通胀高企将制约拜登主义的有效推进。例如，美国联邦债务和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

39、扩大将导致拜登政府“重返外交”的资金投入受限，难以满足推进大国竞争和应对跨国挑战的战略需要。又如，国内通胀高企会抬升美国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尤其是“去中国化”努力的经济成本。2022年中期选举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联邦债务上限的分歧和斗争一度使国会众议院处于无序状态，甚至引发政府关门危机，这给拜登主义谋求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蒙上了阴影。最后，拜登主义的落实还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社会的深层压力，尤其是其内含的一系列经济安全化、政治化理念将受到美国国内强大的产业资本和科技利益集团的抵制。在美国的政治体系和制度环境下，社会力量无法长期承受牺牲经济利益服务外交政策的代价。例如，美国在供应链领域以“去风

40、险化”为名的对华打压和脱钩使包括半导体企业在内的美国商界利益明显受损，它们纷纷开始通过院外游说等各类手段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经贸政策并迫使其进行调整，这将使拜登主义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贸易规则的努力受到重大掣肘。从外部看，拜登主义则面临美国与其盟友伙伴间的龊志吾、国家利益与全球承诺间的张力、国际经济理念与市场原则和经济规律间的矛盾以及逆历史潮流而动带来的“失道寡助”困境等四重制约因素。第一，尽管经过了价值观包装和过滤，拜登主义隐含的民粹主义立场依然会使美国与其盟友伙伴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分歧，这会导致美国重振全球联盟体系的效果不及预期。例如，拜登政府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打造供应链安全联盟

41、的核心目标是围堵打压中国并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而非向其盟友伙伴开放美国市场，因此其政策本质是不对等和非互惠的，很难具有长期持续性。第二，拜登主义虽然试图对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与特朗普“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进行调和，但二者之间的深层张力会制约拜登政府“中间主义”外交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一旦其具有自由国际主义色彩的政策承诺沦为服务自身现实利益的工具，美国与其盟友伙伴之间的信任很容易再度遭到破坏，进而削弱美国重振全球领导地位的效果。对此，美国学者琼斯(PeterJones)撰文指出，拜登主义需要处理国家利益与全球承诺之间的深刻矛盾。第三，拜登主义的国际经济理念有违市场原则和经济规律，因而其政策努力难以取

42、得满意结果。例如，拜登政府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试图破坏印太地区既有的经贸合作机制和供应链体系，但中国在这一机制和体系中的地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地区国家对此有着清醒认知。因此，这一框架的不少成员国都对拜登政府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的做法持反对态度。就在2022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启动该框架时，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在内的地区成员国均表示印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不应被政治化”“不应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从根本上讲，拜登主义对全球大变局的理解建立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中心主义基础上，固守霸权思维惯性，不符合开放包容的时代大势。因此，这种逆势而为的外交政策转型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和长期支持，最终

43、难免走向“失道寡助”的境地。五、结语以历届总统命名的各类“主义”往往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但历史经验表明，能够在中长期意义上真正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性主义”，如门罗主义、威尔逊主义和杜鲁门主义，并不多见。拜登主义致力于推动的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由于以因应时代重大变局为背景、以调和自由国际主义和特朗普主义两类政策遗产为路径，将具备成为这种“转折性主义”的内外有利条件。因此，拜登主义的内涵逻辑将超越拜登政府的执政周期,对美国外交政策理念产生更为持久的塑造，拜登主义的大部分政策取向将可能被继任者接纳甚至延续。当然，拜登主义也面临诸多制约，因而其前景将根本取决于能否通过进一步调适以推动形成有效的美国外交政策新模式。总的来看，无论拜登主义能走多远，它都代表了美国主流政治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和对外交转型的探索，因而需要予以更多关注。面对拜登主义的这一转型努力尤其是美国对华战略遏压的逐步深化，中国应继续保持应有战略定力，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思考更具主动性和审慎性的应对美国压力之道，尤其是从美国外交政策理念和实践的调整及其背后逻辑中得到启示，从而加深对美国的研究和认识，争取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