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商合流”话盐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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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话盐商虽然中国历史上，士人“就贾”、商人“入仕”的现象并不鲜见，亦非始于明清。但是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势，“士商合流”在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蔚为大观，并对社会结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农本商末”与“重农抑商”的观念和政策一直为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所固守，自春秋以来，就有“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的阶层划分和固化，即使在包容开放的唐代，也仍有“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1的明文规定，在士商之间划出森严的壁垒和难以逾越的鸿沟。历经晚唐、宋、元数百年来士庶阶层的融合、坊市制度的打破和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商人群体的力量勃兴，士商互动乃至“合

2、流”终于在明代中叶以后成为社会阶层变化的显迹和主流。正如清人沈存所言：“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之大较也。”针对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和重大社会变迁，以明清之际两淮盐商为例，大致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考察：一是经济角度的历史考察。晚唐以来，随着城市“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的商业贸易更加兴起，城市的经济职能显著增强，区域市场、边境贸易和海外贸易迅速发达，造就了一批繁华的大都市、兴旺的小市镇，宋代商品经济己成为重要的经济运行模式，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税来源之一，所谓“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人口的急剧增加，对粮食、布帛等传统农业生产

3、提出了更多需求，也为一地生产无法满足、亟需依赖更大区域的商品贸易发展创造了机遇，由此造成了商业人口的增多和商人阶层的兴起。至明嘉靖时，“四民自士农工贾而外，惟牙伶最多，俗云经纪扬州、瓜（洲）、仪（征）经纪不下数万”，其中，“新安最盛，关陕、山右、江右次之。2这些商人群体的出现和崛起与明初盐引制度的创设关系颇深，所谓“开中制”成就山西商帮，“折色制”促兴徽州商帮。盐业自古就由国家实行垄断经营，明初为解决边疆军粮、物资储备问题，洪武三年（1370年），政府募集商人送纳粮食换取盐引，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洪武四年（1371年），制定中盐则例，计道路远近、运粮多寡，考虑中纳商人能否获利等因素，以确定

4、粮引兑换额。这就是所谓的“开中法工但是不久，皇室、宦官、贵族、官僚们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奏讨盐引，再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即所谓“占窝”。这种情形愈演愈烈，破坏了“开中”制度，也严重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盐法改革势在必行。弘治五年（1492年），改开中”为“折色”，即商人以银代米，交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送各边，每引盐输银三四钱不等，以致太仓所收之银逾于百万，国家财政收入赖此骤增，盐商资本也得益于此迅速累积，“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3明清两代盐商之富可见一斑，政

5、府与盐商之互动与依存也可见一斑。二是政治角度的制度考察。自古已然的“四民”等级秩序，以家庭出身禁锢了社会阶层的平等性、开放性和流动性，但是随着科举制的建立和定型，这一制度己成为无排他性的、平民阶层藉由读书考试实现固有身份转换的重要通道，而日益兴起的商人阶层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自唐代开始，商人之子入仕己有迹可循。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八十卷记载毕“太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中”，但其出身却是“世失官，为盐估，五代以降，“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4,士庶界限被进一步打破。宋会要选举记载，宋淳化三年,诏曰：“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政府对商人子弟应举入仕予以确权。正

6、如苏辙在上皇帝书中所言：“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业而为士者。”明万历十三年，“采（巡盐）御史蔡时鼎议许扬州商灶子弟于运司应试，提学官一体选取入学”，更是特地为两淮盐商子弟应举入仕大开方便之门。虽然科举制度为庶民阶层提供了一条平等竞争的社会升迁通道，在这一制度体系之下可以通过个人的资质和勤勉加以实现，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家庭经济条件却是获得良好教育的重要前提。“大抵举选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归羁旅往来，縻费实甚盖亦照其旧产，未及数举，索然以空”5,求学应试之路对于平民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正如汪道昆明故程母汪孺人行状所说：“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沈奇在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中

7、也说：“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显通。”总之，求学应试之路对于平民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己经成为士商两大阶层的普遍共识。明清之际的李贽、徐光启、顾宪成、汪道昆诸贤，皆为大贾盐商之后。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自顺治三年至嘉庆七年间，约有300个左右的盐商家族，共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同期，又约有180个盐商家族成员通过捐纳获官。由此，盐商群体不仅藉由科举考试制度获取了身份转换、阶层晋升的机会，并且进而赢得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政治庇护的可能。三是文化角度的心理考察。宋元之后，特别是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发达虽然促成了商人阶层的兴起，但这一阶层的集体力量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远远不

8、能等量齐观。整个社会的“抑商”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农政全书卷四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曾明确规定：“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明末商业书士商要览的重要训诫之一即是：“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苟或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辱人；倘受其叱挞，又将何以洗耻哉。凡见官长，须起立引避，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从中不难读出，商人阶层对政府威权敬惧交加、于商贾出身尊卑参半的复杂心境。直至晚明李贽代其发出了“商贾亦何可陋之有？挟数万之费，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9、的不平之鸣。可以说，商人阶层对于获得与其经济事功、财富实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的自觉意识和群体诉求日渐高涨。而这一“觉悟”又与元明以来治生”之论、“心学”思潮两相遇合。元代大儒许衡提出了著名的“治生说”，他说：“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治生者，农工商贾。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6许衡强调在“不失义理”的大前提下，先“治生”以资“为学工许衡“治生”之论，不仅引起了明清两代士人的重视和热议，而且直接影响了两代的士商观念和士商关系。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为弃儒经商者方麟所作的节庵方公墓表中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而

10、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时人亦屡有“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及“士商异业而同志”之论。归有光在为徽商所作的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中直言：“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土与农、商相混。”商人阶层对于应有身份、地位的争取至此获得了土人阶层乃至官方的文化认同和理论支持。四是地缘角度的民俗考察。嘉庆两淮盐法志中记载了80位明嘉靖到清乾隆年间移居扬州的商人，其中徽州籍60人，陕西、山西籍各占10人。可见两淮盐商中，徽商所占比例极高，对于“土商合流”这一历史变迁的影响也极深。自南宋始，作为朱熹故里的徽州，儒风昌盛，文

11、教昌明。赵坊商山书院学田记记载，元末明初，“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故四方谓东南邹鲁。”其乡人深受理学风气的浸染而咸有崇儒重道的自觉，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即在其家典中明示：“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徽商每每有“吾虽游于贾，见海内文土，惟以不得执鞭为恨”的感喟，对孔子“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土，吾亦为之”的遗教深以为然，并以“非诗书不能显亲”以及“非儒术无以亢吾宗”的家训族规自警自励。戴震亦以为“徽人虽为贾者，咸近土风”。出身徽商之家的明代学者汪道昆对于“土商合流”有其格外深刻的

12、体悟和经典的论述。所谓“新安保界深阻，地褊而硬，食指滋繁，靡不待贾而足”，首先指出徽人就贾善贾主要是由于地利之不足。海阳处土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则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他声明徽州一地文风甚盛，其人先儒后贾、不儒则贾，以贾齐家、以儒守业，恪守儒家的传统价值观。范长君传云：“儒者以诗书为本业，视货殖辄卑之，藉令服贾而仁义存焉，贾何负也？”这更进一步强调徽商对于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义利观的社会价值评判和自我标榜。由此，也从商人群体的角度，为“土

13、商合流”作了注脚，即在尊崇并恪守儒家伦理观、价值观、等级观的基础上，明清商人特别是徽商通过以“文”修身、以“义”制利、以“学”入仕等途径，努力实现身份转换和阶层晋升，进而与土流合二为一。关于明清两淮商人力图实现“土商合流”的努力，又可以从其大规模营建书院、会馆、园林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先说书院。嘉庆两淮盐法志：“淮扬为人文渊薮，承平之后，渐臻富庶,则教养宜先。是以盐政亟亟振兴文教，修讲舍、延院长、课生徒，泽之以诗书，文之以礼乐，然后疮痍一洗，民气复新。”清代两淮盐运使司设在扬州，巡盐御史等盐政官员除尽忠职守而外,对于文教极其重视。彼时扬州书院多由盐官提议、盐商捐资共同建设并维持。个中，既有盐官、

14、盐商之间相互依赖、倚存关系的主要动因，又有盐商特别是徽商崇儒重教、礼贤下士的乡风族训，更有盐商通过捐资助学从而为子弟获取学籍、应举入仕的现实考虑。其原因就在于，“贡生一途,其目有五，大抵出于学校。明万历中定商、灶籍，两淮不立运学，附入扬州府学”。扬州书院之盛，柳诒徵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评价到：“江宁布政使所属各府之文化，以扬州称首，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顽。”从书院诸贤来看,安定、梅花两大书院“掌院者，有杭世骏、蒋士铃、赵翼、姚鼐等经史大家、文坛巨擘；“四方来肄业者”亦有段玉裁、王念孙、汪中、洪亮吉、孙星衍等一时之选，所谓“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7。两淮盐商与诸贤颇多交游甚至供养，佑文

15、造士功不可没。再说会馆。明代以前多称行会，明代中叶之后亦称会馆、会所。伴随明代后期商品贸易的兴盛，山陕、徽州等各地商人纷纷来到“四方辐辕”的江淮地区行商坐贾，旅居异地的乡人为“敦乡宜，叙桑梓”，积极创建地方会馆。以扬州一地观之，四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公所、安徽会馆、旌德会馆、山陕会馆、湖北会馆、湖南会馆、岭南会馆、浙绍会馆、宁波会馆等二十多个以地缘为基础的会馆的兴盛，也成为全国贸易中心之一扬州商贸兴旺的重要标志。重修浙绍会馆记和建立（岭南）会馆碑记是两篇事关会馆创设的重要史料。两篇文献均首先指明会馆的地缘和乡情因素，所谓“为越州君子客于扬者，往来憩息之所，笃乡谊也”，所谓“因思日久人众

16、，虽萃于一方，而声气无以联络，则于桑梓之谊恐转疏也”，但是前者又提出“于时民物繁华，相见以信，而贸迁利饶，集其羡余，修葺房宇，故不伤财而事易举”，这里“事易举除了“集羡余”和“笃乡谊”的初衷外，应该也有“相见以信”和“贸迁利饶”的深层思考，后者即就此明言：“且醒业关系甚重，非寻常生业可比。虽有一定章程，而于常课之外,或有他项捐输，一奉大府文告，随时筹复，非齐集而共商之不可。”要之，会馆也是商人、商帮就同业交易、政府捐输等会商行情、发布公议、筹划回复、施行善举的公共场所，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集中代表客商群体利益，与政府进行交涉的议事机构，是士商互动“合流”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再说园林。自古以来扬

17、州就有营建私家园林的传统，唐代诗人姚合扬州春词三首盛赞“园林多是宅”，与唐代诗歌、笔记以及后世方志记载两相印证。但宋元两朝私家园林寥寥无几，直至明末清初，以扬州盐商子弟郑元嗣的五亩之宅二亩之间、郑元勋的影园、郑元化的嘉树园、郑侠如的休园和仪征盐商兄弟汪士衡的寤园、汪士楚的荣园为代表，私家园林的营建盛况空前，名甲天下。时人刘大观评价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轻。”7清代扬州盐商园林之盛，虽然有借康熙、乾隆南巡驻碑扬州之机，于北郊瘦西湖构亭筑园以邀宸赏的现实利益驱动，但更有钦羡和仿效传统士人文化生活方式、审美旨趣的强烈主观意愿。传统私家园林也由官员致仕返乡个人

18、化的“娱老消闲之具”，向盐商夸耀富贵、流连风雅的文化沙龙举办之地转变。清人钱升在其西亭记中指出：“夫维扬为四方丛集之地，凡士大夫之为寓公迁客，与夫估人舶贾之流，走鱼盐金缙如鹫者，即修治园圃、亭台之属，率为藻腹曲折，以相矜尚。”盐商不惜重金厚礼，广购四方奇树怪石，并与文士交游密切，不仅延请计成、石涛等园艺大师亲自摹画规制，而且奉养大批海内名流和失意文士诗酒园中。扬州画舫录城西录：“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而孔尚任城东草堂集序则云：“天下之言诗者，莫盛于燕台与维扬。”特别是每次聚会诗成之后旋即付梓，又带动了扬州书籍刊刻、编纂、收藏业的繁荣。明清之际，士商互动乃至“合流”的社会动向，不仅促成了两淮盐商自身素质的极大提高,加速了群体风貌的儒化进程，而且直接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历史婚变,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威权政府和传统士林利益交换式的乐输报效、伙本行盐、联姻换帖，所造成的贪渎丛生、腐败窝案乃至严重侵害政治肌体等后果，也需在“亲”“清”政商关系的关照下予以正视并力纠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