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盐商与地方社会发展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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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盐商与地方社发展研究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盐商为解决当时主要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活动。这些活动对于当时贵州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探讨抗战时期贵州盐商的主要活动及其对地方政务、治安、交通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可以丰富贵州地方史、盐业史,甚至抗战史研究。抗战时期;贵州盐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贵州不产盐,人们所用之盐均依靠外省输入。1949年以前,省内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山路崎岖,运输困难,盐价昂贵,“斗米斤盐”,各族人民饱尝淡食之苦。如遇兵乱天灾,更是盐贵如金,劳动人民苦不堪言。在边远地区,有“吃盐当过年”的现象。由于缺盐,贵州部分边远地区民
2、众用绳子拴住块状食盐放入汤菜中搅拌,使之略有咸味即提起,这就是百姓所说的吃“涮涮盐”或“洗澡盐”。进入贵州的食盐有川盐、淮盐、浙盐、粤盐、滇盐,但以川盐最多,最多时可占贵州食盐的99%。川盐通过仁、泰、涪、永四大引岸进入贵州,对黔民生活具有深远影响。盐业的发展离不开盐商的经营。虽然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占主流,但食盐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物资,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尽管历朝官府对食盐管控甚严,但仍有很多商人从事食盐交易而谋利,甚至有些商人不顾禁令私运私贩。私自贩运销售食盐者是私商;获得政府许可,并向政府定期纳税的经营食盐者为官商。不管是私商还是官商,都共同构成了庞大的盐商团体。盐商
3、有场商、运商和销商之分。作为贵州这个食盐纯销区来讲,盐商主要是运商和销商。盐商们的经营活动,不仅为其创造和积累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且对其所在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关于贵州盐政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颇多。但关于贵州盐商的研究鲜有学者涉及,只是在某些篇章中略有提及,缺乏专门研究。而对抗战时期贵州盐商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笔者不揣冒昧,以抗战时期的贵州盐商为切入点探讨贵州地方历史,以期抛砖引玉。一、贵州盐商概况(一)民国以前贵州盐商概况贵州建省以前(即1413年前),尚无盐政。南宋时,朝廷制定“盐马贸易之法,令商人运盐到云贵换马。
4、元代也承袭此法。明代前期,制盐业仍是几项重要的官手工业之一。官府征发灶户制盐,灶户隶属匠籍,产盐官收官运,实行盐专卖制。此外,明洪武年间曾实行“开中”制。据明鉴纲目载:山西行省,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引赴所在缴之。帝从其请,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备边储。计道里远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这段文字记录了“开中”制的来源,明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鞍粗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位于边疆,距明朝统治中心较远,后勤补给困难,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与山西商人达成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
5、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以所运粮食来获得相应的盐引,即垄断运销食盐的凭证,也即是“开中”之法。然而,“开中”制在内地推行是明洪武六年,贵州、普定卫军食不敷,朝廷开始决定招商“纳米中盐工洪武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三H一年间,先后有普安、普定、乌撒、毕节、赤水(今毕节赤水河桥附近)、层台(今毕节燕子口附近)铜鼓、五开(今黎平)等卫,都因军饷缺乏而实行过“开中”。尤其是明代中叶,贵州东部和中部地区各族人民起义,官军缺粮,依靠商民“纳米中盐”解决。战乱最频繁的正统十四年(1449)至天顺元年(1457)的八九年间,开中连年不断,除前述各卫外,清平、平越、都匀等卫,亦相继推行。在“开中
6、”过程中,大量盐商就开始活动于贵州,尽管大部分盐商来自外省,但也不乏贵州盐商活动其间。尤其是明代晚期,盐法废弛,盐商转手买卖,盐价倍增,就促使更多贵州商人加入贩盐活动中。在“开中”制影响下,明代官员凭借其政治权力,经商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倒卖盐引,走私贩私,使盐法大坏,国课日亏,把名为国家专卖的盐业变为官员个人盈利的工具”。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这种行为不利于国家盐务管理,损害了盐税收入。但从商人发展这一层面来讲,这些官商又促进了商人团体的发展。官员自身性质和身份发生转变,表面上是官员,私下却是商人,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官员与真正的盐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客观上推动了盐商的发展壮大。明代后期
7、,随着官手工业的日趋衰落,盐的产销开始向民营转变,食盐的产销范围也得到较大扩展,食盐的产销权逐渐下放到民间。这也刺激了盐商运销食盐的热情,盐商的活动更加频繁。清代盐法的逐渐松弛,有利于盐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运商和销商的发展,扩大了盐商的活动地域,进入贵州的盐商也大大增加。清代后期,贵州盐税不断增加。咸丰十年(I860),贵州创办厘金,销售食盐除照旧缴纳地方关税外,还要缴纳1/10的厘金。食盐运入贵州所面临的税目繁多,有大厘、半厘、小厘、落地税等项。各州县还私设卡局,层层派索,商人所经处厘卡林立,如布网罗。如此重税致使商贩裹足,百姓深受其苦。另外,咸、同以后,川黔农民运动不断,致使行市糜烂,户
8、口逃亡,盐商遭害。因此,当时商运受阻,盐商的发展也迟滞难前。清代,川盐销黔主要是由陕西、四川商人设号经营,运至省内则多由黔商批零销售。外省商人将盐从省外运至贵州,充当“行商”,到达盐岸后,转运至各盐号,再由黔商从各盐号散运各地集市销售,因此,贵州盐商多为“坐贾工清代川盐入黔,带动了贵州商业的发展,也推动了贵州盐商的活动。(二)民国初期贵州盐商概况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各路军阀忙于抢滩掠地,很难致力于制定和完善并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系统、有效的盐务机构和管理体制,这对于本身就存在盐荒现象的贵州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民国时期贵州盐务长期处于动荡不稳状态,盐商及食盐运销也经常变化不稳。1912年
9、,取消官运制度,听凭人民自由贩运。贵州各岸旧盐商即停止经营,推销存盐,一直持续到1915年。但其所宣称的“自由贩运”,不过是一批新盐商代替旧盐商(有的仅是换了招牌),终归还是官商勾结,盐价并未降低,对百姓无丝毫好处。后来,盐商对人民剥削过重,人民起而斗争,盐商、盐号又纷纷倒闭。此后,盐由场商自运到各岸岸口,再由销商运到贵州内地销售。销商财力、人力均不足,无法由岸口直销终点,因而出现“分段经营”的情况,也即是将食盐运销路线分为几段,各段均有盐商负责运销。这种办法有助于防止少数大商人垄断专利。1915年后,“大小军阀据地称雄,兵连祸结,战事频仍”。军阀对盐商大肆劫掠,派款加捐,对百姓横征暴敛。军阀
10、对盐商管理松弛,盐价由商人决定,伸缩性极大。如遇天灾人祸,有财力的大商人、大地主更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使盐价猛涨。当时贵阳盐业市场操纵于大盐商之手,盐价曾高达十余元每包(一包96斤),零售价每斤达到五六角。其间,盐商相互兼并,如,仁岸盐商由几十家变为十家,食盐也从岸口直销到销区终点。19151926年间,军阀只知收税纳捐,对盐务缺乏管理,各项摊派使得盐价猛涨,盐商将这些费用转嫁到百姓头上,出现“民吃盐一斤,需换大米一斗”的情况。1926年,贵州军阀周西成统治贵州,大肆扩充军队,将盐税作为可靠财源。1927年,周西成召集各岸盐商到贵阳商讨整理贵州盐务事宜。官商双方利益分歧大,开会多次,历时数月
11、,始商议妥洽,定为认商利(实即包税制),规定各岸盐商及销盐数额,并制定盐商销盐纳税数额及缴付办法。还在贵州设盐务总局,各岸口设立督销局,并设盐务统带部,统领盐防军。所需经费、军饷,均附在盐价内。其是、零售价及运费,由督销局统计核定,饬令盐商照核定价格出售,每包食盐给盐商五角利润。1929年,周西成、李晓炎内战,周西成战死,毛光翔继主黔政,盐制仍旧未变。但盐商进一步兼并,仁岸由十家变为八家,恭、永二岸亦有类似情形发生。1932年,毛光翔、王家烈内战,王家烈取代毛光翔主政贵州,盐制仍无改变。但仁岸盐税被赤水驻军师长侯之担把持;紊岸盐税被遵义驻军师长蒋丕绪截扣;而贵阳总局又向盐商追收,致使盐制混乱。
12、至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贵州,黔北一带人民对盐商素含愤恨,遂起而向盐商斗争。各站盐仓被焚毁,盐店亦损失较重。仁岸认商即倒闭四家,仅存半数。其他各岸也有类似情况。(三)抗战时期贵州盐商概况抗战时期,贵州出现很多盐商,他们所经营商品不仅仅只是局限于食盐,还经营布绸、烟酒、茶、油等。此外,他们的经营领域也有所扩大,有的还经营银行,贩卖烟土。总之,贵州商人所营业务名色繁多,但他们经营的业务中大都有食盐一项,只不过盐所占主体业务比重不同而已。下面笔者通过所搜集的资料来分述抗战时期贵州的典型盐商。谈及贵州盐商就不得不提及“华氏家族”,华家最兴盛的时期虽不是在抗战时期,但其对抗战时期的贵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13、,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华家经营盐业主要是从华联辉开始的,华联辉(18331885),字极坞,贵州遵义县团溪人。光绪三年(1877),华联辉经唐炯推荐,出任四川泸州官运局总办,协助丁宝桢整治川盐盐务,取得成效。丁宝桢称之为奇才,并奏请朝廷破格留用知府,但华联辉不受职俸,回到贵州经营“永隆裕”盐号,直至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1885年2月23日)逝世。华之鸿(18711934),华联辉之子,14岁丧父。14岁的华之鸿在母亲和叔父的抚育下,边读书边经营“永隆裕”盐号。光绪十八年(1892),年仅21岁的华之鸿就独自经营“永隆裕”盐号。华之鸿心思细密、经营有方,短短数年时间,华家盐店遍及贵州城乡,
14、收入上百万两银子,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华百万”,“华家的银子”也成为百姓的口头禅。抗战时期,华家由华之鸿之子华问渠(1894-1979)继任。华问渠勤奋好学,善于为人处事,于贵州省宪群政法专科学校毕业后,协助其父经营工商业,改进文通书局印刷设备。抗战爆发后,许多专家学者来贵阳避难,华问渠成立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专家、学者三百多人为编审委员,在上海、长沙、广州、成都、重庆、昆明设立分局,在当时与著名的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齐名。这不仅为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抗战出了一分力。除华家外,抗战时期的盐商还有与刘熙乙一起积极争办仁岸食盐运销权的伍效高、孙蕴奇、帅灿章、丁纯
15、五、邓羲之、邓若符、王竹斋、戴子懦、魏伯卿等。他们先筹办了“聚康银行”,随即又办了“利民盐号,最终取得贵州人承办贵州食盐的权力。此外,以向炳荣为首的赤水盐商向殿卿、张茂久、萧鼎新、赵树清等也是在当地很有影响的盐商。二、抗战时期贵州盐商主要活动抗战时期贵州盐商活动非常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交通建设、治安管理等方面,有时还开展一些慈善活动,如捐资助学、扶贫济困等。现将抗战时期贵州盐商的活动归纳如下:(一)经营食盐运销1935年5月,蒋介石逼迫贵州军阀王家烈辞去贵州省主席职务,国民政府开始主政贵州。1936年,经川、黔两省政府协商后,盐税由国民党中央统一征收,每年拨40万元协助贵州。同时,
16、四川盐务使署召集黔省销商到自流井开会,决定协商承办,一岸一家,于1937年实行。各岸运销商在适当地点设立总店、分支店和站,在产盐地自流井、五通桥购盐,直运贵州各销场。盐运使署在贵州各岸设盐务督销局,核定各岸盐价、运费及盐商利润。1939年开办官运,仅限于川、滇、桂的汽车运输、驿运和都柳江长安至榕江段的水运。1941年4月试行口岸官收代运办法,规定每月官收盐额为四岸月额之半,仍交各岸盐商负责代运。1942年1月实行食盐专卖制度,明定民制、官收、官运、官囤售、商零售等原则。运输采取盐务机关自运、招商代运和委托商运三种办法,四岸盐运属于后两种情况。1946年2月复颁盐政纲领,以民制、民运、民销为原则
17、。抗战期间,随着国民政府迁入重庆,大量人口为躲避战祸西迁,其中就有大量人口迁入贵州。贵州人口增加,食盐需求量也就相应增长。19391945年间,贵州每年输入食盐910万担;最高是1943年,1068408.0担;至1945年降至抗战初期水平。川盐输入量仍保持首位,占全省输入量的95.8%99.9%,其中经仁、泰、涪三岸输入5405.27万担,占全省输入量的54.4%68.9%,仁岸增长较多。从下表可以清晰看出19391945年食盐输入贵州的情况。19391945年食盐输入贵州情况表(单位:担)由上表不难看出,川盐占输入贵州食盐总量比重一直较高,并且大部分是由仁、泰、涪三岸运入。(二)参与地方盐
18、务管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两淮盐务局迁到贵阳,贵阳盐务划归该局管理。两淮盐务局在贵阳设立贵州盐务局,各岸及沿途运销站设督销分支局,掌管运销事宜。当时国民党四大家族财团的势力已渗透到贵州,以大业公司为代理人,向贵州盐商施压,肆意干涉贵州盐务管理、控制贵州食盐市场。1941年,大业公司已接办涪岸全部及紊岸大部分盐务。四个盐岸,该公司己侵占三岸,还想控制整个贵州食盐市场,以便垄断谋取利益。当时,仁岸认商亏蚀巨大,遂告歇业,改由大业公司接办。此时黔省商人不甘坐以待毙,起而向大业公司斗争,积极争取仁岸盐务管理运销权。他们利用政客王伯群出面领头,向国民政府请愿,
19、要求黔盐由黔人自办。然而,大业公司的幕后是孔祥熙,黔人力争数月,毫无效果。王伯群亲自到重庆找何应钦替黔商呼吁,经人调停,孔祥熙才应允将仁岸让与黔省商人经营,但由盐务局将仁岸月销额的六像交由大业公司运销。仁岸即由刘熙乙、伍效高、孙蕴奇等集资接办,牌名为“贵州仁记利民盐号”,月销额二十像。伍效高虽负总经理名义,实则有职无权,又不熟悉盐业的经营,因此,盐号主要由刘熙乙和孙蕴奇主持。由此表明,贵州盐商为争取贵州食盐运销权,进行了多方活动,最终争得了仁岸食盐的运销并成立了一些公司和盐号,这使得贵州盐商有机会参与盐务运销管理。(三)资助交通发展交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贸易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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