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邵力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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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时期邵力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摘要十月革命后邵力子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并将其与职业活动糅合。针对五四时期的受众需求和上海的特殊语境,邵力子通过文本、情感、教育的路径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多重身份的叠加,使其在上海的传播行为呈现出多中心辐射态势,舆论空间的公共性也使其在面对不同受众时表现出“讨论式”与“辩论式”的不同特点。结合邵力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新形势下的理论传播工作要掌握舆论阵地、同时也要把马克思主义拿到社会生活讲。关键词五四时期;邵力子;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上海五四运动爆发时,邵力子已将踏入不惑之年,面对清末民初“礼崩乐坏”的现实境况,邵力子在道路中选择了革命,在
2、众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进行宣扬。同情心与爱国情怀是邵力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感支撑。从家庭背景看,邵家是典型的“书香门第”。虽出身于知识家庭,邵力子却喜欢与劳苦大众打交道,对弱者心生同情,对封建礼教也深恶痛疾,童年的稚嫩情感奠定其决心打破封建礼教的舆论立场。从人文环境来看,绍兴历史悠久,贤才辈出萌发了邵力子的爱国情怀。邵力子聪慧过人,在传统的熏陶下广泛研读绍兴地方志,在名人事迹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中西方的发展落差是邵力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动力。16岁时其父病故,同年八股废除,在巨大变迁中邵力子奔赴上海求学。到上海后不久,叔父为其捐官,邵前往杭州参加乡试,成为“绍兴名人中最后一个举人”。但邵
3、放弃仕途考入南洋公学,后求学于震旦公学,协助马相伯筹办“复旦公学”。大量阅读先进书籍接触先进西学的同时,也目睹了落后招致的民族屈辱,邵力子深切感受到这片古老土地的封建阴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形态是邵力子传播行为的理论牵引力。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顺势进入中国人的视野,邵力子敏锐发觉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救亡运动的巨大意义。随着对理论的深入了解,邵力子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认为“历来各国底行政机关都早已把马克思这段理论证实了,由眼前中国的几件事看起来,尤其使我们相信马克思底说话千真万真”。一、邵力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的背景考察(一)传播受众需求考察施拉姆认为“当我们从事传播的时候,也就是在
4、试图与其他人共享信息一一某个观点或某个态度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其所谓“信宿”指的就是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毛泽东也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传播作为“借助讯息而进行的社会互动”,传受双方要实现有意义的有效互动就不能仅仅注目于传播主体,要意识到正是受众的需求才给予传播者进行意义传递的现实可能。民族危机生成了传播受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需求。20世纪初“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陷入深深的民族危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中国带来了灾祸的同时
5、,也让泥潭中的中国先进人士看到走向现代化的丝丝曙光。历经向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学习,中国付出巨大的血泪却迎来了一个军阀林立的专制政权,中华民族依旧前路未卜,飘零的前途命运让中国人相信需要新的科学理论作为武器才能挽救民族凋零的命运。精神迷失致使传播受众产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争权夺利的丑恶面目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大战后欧洲社会的满目疮痍,也不禁使中国部分先进人士陷入未来道路的迷茫。“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在“环境之变迁”下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心理之感召”的心境变化。徘徊于传统价值消解与国家民族危亡的困境的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与马
6、克思主义恰逢其时地相遇,凭借马克思主义而生成的理论信仰将中国人迷失的“思想进路”导向无产阶级革命,填补了国民心理中的价值空缺。(二)传播语境考察上海是五四期间邵力子活动的主要场域。五四时期邵力子大部分活动都集中于上海,通过对邵力子现存署名文本的统计,五四运动爆发至国民党一大召开,邵力子公开发表文章共2217篇次,其中在上海刊物发表的就有2211篇次。语言学家认为“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出现的意义是很复杂的。有语言本身的意义,有环境给予语言的意义”,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这种无时无刻的语境影响来自时代背景与现实条件。在上海传播马克思主义,必然要面对其特定语境。首先,上海发达的报业满足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
7、求。上海开埠后成为列强侵入中国的重要窗口,在经济企业、思想文化、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得到了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与执政者利益相悖的激进学说之所以能在上海传播,得益于上海新闻传媒事业。一方面,上海先进的报业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稳固的传播空间。上海的报刊在资本主义模式下高速发展,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超越广州、香港等地成为我国一段时期内最大的新闻中心,“就粗略统计的数字看,在辛亥革命前全国所出版的中文报刊,有将近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另一方面,大量现代报纸的涌现不仅丰富了中国人信息传播的经验,更构筑了上海舆论的公共空间,并形成了以报刊为主的集成式传媒事业。其次,上海工人群体的若干特点回应了传播马克思
8、主义的受众需求。,鼠克思说,“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此来观察上海工人群体可以发现,其一,上海庞大集中的工人群体和相对完善的工人组织便利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方面,上海工人数量庞大而且分布集中,粗略统计1919年上海共有机械工业工人181485人,手工业工人212833人,运送业工人116250人,服务业工人3200人。?而同年的另一份统计估算1919年全国工厂工人IIlOoOO人,矿山工人87250人,铁路邮电工人200000,海员工人160000,搬运工人300000人。?据此推算五四期间上海集中了
9、全国四分之一左右的工人。另一方面,1919年至1921年上海“成立的招牌工会有20个左右,民国11年又成立了10来个,总数达30多个“?,大量工会组织使工人在地理上集中,更在组织上集中。其二,上海工人受压迫程度高。资本主义造就经济繁荣时也将生产关系矛盾一同带入上海,出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在资本主义各国陆续确认8小时工作制的形势下遭遇着比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更沉重的剥削。据统计五四时期上海工人”工作时长最高者多达15-18小时大多上海工人“平均每日工作9-12小时,收入低者每日仅达0.1元,多数每日收入不超1元”,这与生活所需相差甚远。其三,上海工人组织中新的组织观念。中国工人多由破产农
10、民演变,从农村辗转到城市的工人热衷参与同行业、户籍的非正式组织,而上海工人发展出了以工人属性而聚集的组织,如早期中共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在发起会时就强调,“不分同乡不同乡,只叫限制绝对的机器工人。我们对于这个会,都要负了极大的责任我们这个会里底会员,都要看做会就是我,我就是会。?强调阶级属性和纪律的组织观念在工人群体中蔓延。再次,上海的思想文化背景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营造了有利的思想氛围。上海是近代几次重要思想启蒙的发源地,十月革命前,有两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发源于上海,一是作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维新变法,其喉舌时务报在上海出版刊发,所宣传的维新思想在全国范围都不同程度地起到思想启蒙作用
11、。二是作为五四思想启蒙开端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的创立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标志,其创办也起始于上海。虽编辑部后同陈独秀迁往北京,但杂志的印刷出版仍在上海完成。总的看来,上海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思想条件吸引着新思想的汇集,而上海也在日复一日直面新思想浪潮的岁月中形成了传播新思想的优势条件。二、邵力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的路径(一)文本路径:构筑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意义空间“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信息的传播要经过符号的中介,这意味着传播也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导致误解。
12、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因此,邵力子要将外来的马克主义进行有效传播必然要面临如此几个问题:首先是将马克主义的理论学说转换成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意义符号,即将各种语言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尽量准确地翻译成中文。其次,在意义符号转化完成后,需要统一传受双方对意义符号的理解,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话语概念的宣传、阐释,保证受众对传播内容的理解与传播者预设的意义传达不发生过度偏离。再次,由于传受双方在社会经济生活、思想文化上客观存在的认识鸿沟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知识分子传播者与劳苦大众受众在社会角色上的巨大势差,不免使受方对传方的意义传递产生认同障碍。因
13、此,要尽可能将意义传播的形式与受众的生活经验与情感心理贴合。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意义空间的构筑,邵力子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完成的。第一,整合各方资源,占据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舆论阵地。邵力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从各方面充分发挥了其独特优势。其一在于邵力子的双重政治身份,一方面邵力子留学时就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参加“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为政的生涯中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这使邵可以利用国民党多年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宣传工具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这一层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范围是扩大了,但仅凭宣传工具和邵力子薄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还无法使马克思主义从学理的角度在公共空间内站住脚跟。因此,在另一方面看
14、,邵力子先后与从北大南下的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见面,与陈望道、李达等人发起组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上海共产党的创立人。邵力子在中共早期党组织成立前后的活动中与许多理论水平较高的马克思主义者交往密切,这为宣传工具提供了高质量的稿件来源与手续上的便利。其二,便是邵力子从民国日报开辟出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副刊一一觉悟,觉悟副刊给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提供了相对独立的舆论空间,并成为邵力子和一众共产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觉悟在承接民国日报读者群体的同时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巧妙地将马克思主义嫁接进上海的新闻报刊群体中。第二,依托舆论阵地,构筑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意义空间。首先,在对日俄社会主义著作
15、的翻译中完成意义符号的初步转化。民国日报和觉悟是邵力子在五四最主要的舆论阵地。十月革命爆发后民国日报先后刊登了诸如突如其来的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1917.11.10).俄过激派之面面观(1919.2.13)、俄都实情目击录布尔什维克政府之真相(1919.6.2)、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1919.4.12T5)等重要报道和评论。受五四影响,民国日报将第八版改版为觉悟,改版后的觉悟先后刊登了施存统、李汉俊、周佛海等人翻译的理论文章如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1919年7月5日TO日)、马氏唯物史观概要(1919年7月20日-30日)、劳动者运动之指导伦理(1919
16、年9月9日-14日)等,“自五四到五卅运动的六年内,刊登介绍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专文约在50篇以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日本、俄国社会主义者著作作为译本的特点在觉悟得到体现,对这些次生态理论的翻译,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概念、思想有效转化为了中文观念,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基本前提。其次,在评论与报道中统一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邵力子常在报刊发表文章、时评,这些文章为统一传受双方认识发挥了积极作用。面对章太炎环球学生会演讲中的责难,邵评价道,“凡提倡一种主义,固然不是素无研究、一知半解的人所可以做的,就是反对别人提倡一种主义,或者批评别人提倡一种主义,也断乎不是素无研究或一知半解
17、的人所可以做的。“呼吁对马克思主义“要经过仔仔细细的研究,方才可以下得断语”。?在外界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遮蔽、歪曲时,邵力子积极报道,努力还原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真相以纠正国民认识。在布尔什维克的真相一文中,其引用大陆报对布尔什维克的评价说道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跟着别人叫布尔什维克是过激党的,并且提起过激党,就觉得真同洪水猛兽一般,现在请他们睁开眼,读一读大陆报这篇文章,不晓得他们有什么话好说?”?此外,邵力子对“劳动神圣”等概念也积极作通俗的解释,“劳工神圣这句话,要几方面去实行,一面尊重现在为劳动者地位,尽力谋他们的利益(包括教育经济种种),一面改造现在没有为劳动者的心理,教他们晓得工作
18、得可贵。换一句话说,就是本来用手的人,要叫他能够用脑,可以用脑;本来用脑的人,要叫他能够用手,情愿用手。”?此外,通过邵力子的努力,觉悟也大量刊登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文章,这些文章在推动传受双方认识统一上发挥了相当的积极影响。再次,将理论传播夹杂于市井生活,有效缩小传受双方的心理势差。民国日报自创办以来除了刊登对军阀政治等的政治声讨和新闻消息外,还设置了如:广告、小说、通讯等大众生活栏目。特别在之后开辟的通讯一栏,邵力子更是与基层读者即时通讯,对关于劳工、婚姻、女子、教育等诸多极其贴近市民生活的问题在报刊上公开给予及时回信,或告诫劝勉,或鼓励关切,在与读者的通讯中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观
19、点对读者的困惑进行有的放矢的回答。正是这样及时、平等的互动,使得广大读者在心理和情感上不自觉倾向于接收传播者所传递的信息。(二)情感路径:利用群体心理传导马克思主义观念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Bon)认为集结成群的人们,会表现出与个体构成极为不同的特性,“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定律的支配。”?五四时期盛行的群体意识为邵力子利用群体心理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绝佳的契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群体行为此起彼优,“六三”发生后,上海学生紧随其后“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到处宣传,并按户动员各商号
20、自五号起一律罢市“。“至十二时,华租各界大小商店,已无一开门者,所余者仅外人所设之洋行耳”。单从群体行为的视角剖析,这种强大的号召力的来源大致符合我们所理解的“群体心理”。群体性事件孕育出趋向一致的群体性行为,群体行为的驱动依靠群体组织与同一趋向的群体心理。五四时期上海学生、工人等群体表现出思想和感情的持续一致趋向,客观上给传播者利用群体心理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绝佳的契机。预设群体角色,产生群体心理。五四运动爆发时邵力子就注意到群众心理的一致,“最足见群众心理者,为一致讨贼”,认为民众在讨贼救国问题上的心理是一致的,而实际上还只是无意识的一致。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感召下,邵力子表现出将爱国主义为基
21、调的群体心理导入民众的倾向。在质问商会领袖中其高呼“夫个人问题,非吾人所欲置论,但以私害公,以一二人贻羞全体,则必有不能容忍者”o对国民大会上商界无所表示的懦弱态度深表不满后,痛批商界“特不如学生之众”,为私利“贻羞全体”,意图将商人引入国民的角色中进行动员。总览五四期间邵力子发表的文本,常以“华人”“中国人”“国民”的群体角色的视角进行叙事。当和议破裂时,“愚以为国民应自负和议破裂之责任今后欲求和平,仍须国民自能负责”认为全体和议的失败是全体国民的责任,“盖国民无讨贼之决心,而后和会无除奸之能力”,高呼“国民其速猛省”。除民族国家等大群体的议论外,“上海人”“学生”“工人”也是更小维度的群体
22、角色,在声讨曹汝霖的动员中其说道,”表示上海的民意,不能单靠着学生,学生既有牺牲的精神,还要望一般市民,都来作一致的行动,然后方能积极做去。”呼吁上海市民要有所表示,并不断提醒读者自己的群体身份。随后又提出“凡是有爱国心的国民,不论他是商人,是工人,或者是军人,都起来帮助学生,共同反对那国贼”。此外,如商人快下个决心国民总要自决上海人究竟怎么样国民还怕强权吗外国狗和中国人等文章都以群体视角展开叙事。进行群体视角的叙事,一方面,报纸面向的是普罗大众,报刊的传受过程实际是报刊编辑部与受众的封话过程,另一方面,在于引导读者代入预设的“群体角色”中以动员民众群体心理作用的发生。利用群体心理,在群体对话
23、中进行观念传导。五四运动持续发展,邵力子也在舆论宣传工作中持续发挥其舆论动员力,推动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传导。1920年初,闸北美华牙刷厂发生起火事件,面对事件中烧死的工人,邵力子震愤万分,在舆论中将事件视角代入“上海人”角色,讥讽道“这样的事情,如果出现在别国,一定要震动全埠的人。上海人却仿佛没有看见一样。”当读者的心理代入群体角色后,为使读者进一步从群体角色出发对所在群体角色社会现实境遇形成更切实的体会,邵发出感叹“劳动问题,已成第一最重要的问题。吾国劳动界,既没有派代表代我国所订的特殊办法,也不晓得何年何月方能办到“。而后,邵将群体角色的范围从“工人”扩充至“人民”引导读者产生更广泛和深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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