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以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为中心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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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以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为中心的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晚清时期中国在外交领域所面临的一种特殊困境，以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为研究中心。晚清时期，中国不仅内部动荡，外部压力亦日益增加，特别是在与邻国的交往中，清朝政府常常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不仅反映了中国在处理邻国外交时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揭示了晚清外交政策的多重困境。本文首先将回顾晚清时期中国的外交背景，分析当时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以及面临的挑战。接着，将详细阐述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的始末，探讨事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本文将特别关注清朝政府在此事件中的决策过

2、程，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将分析这一事件对中国与朝鲜、以及其他列强关系的影响，探讨晚清政府在外交上的策略调整及其成效。本文将总结晚清外交的困境，并尝试从中提炼出对现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制定的启示。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晚清时期中国外交的复杂性，还能够从中看到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这不仅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今国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参考。二、晚清时期的外交环境与挑战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武力威逼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国家。这些条约剥夺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使中国在国际事务

3、中处于被动地位。列强的侵略和割据使晚清政府疲于应对，无法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19世纪末，朝鲜半岛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日本、俄国、美国等国家纷纷在朝鲜半岛扩张势力，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得晚清政府不得不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朝鲜事务。由于国力衰落，晚清政府在朝鲜半岛的外交努力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晚清时期，传统的朝贡体系逐渐瓦解。周边国家纷纷脱离朝贡体系，寻求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使得晚清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边缘化，外交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与此同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迫使晚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主权。晚清时期，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4、。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治腐败导致国力衰弱。在外部压力下，晚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一系列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改革进程缓慢，成效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外交困境。1887年，朝鲜国王李熙派遣使节前往清朝朝贡。此次遣使事件却成为晚清外交困境的一个缩影。一方面，朝鲜遣使事件反映了晚清政府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此次事件也暴露了晚清政府在外交上的无能和被动。在此背景下，晚清政府不得不寻求与列强协调，以维护国家利益。晚清时期的外交环境与挑战表现为列强的侵略、朝鲜半岛的局势、传统朝贡体系的瓦解、内忧外患的困扰以及朝鲜遣使事件的影响等方面。这些困境使晚清政府在外交上陷入被动，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受

5、到严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晚清政府不得不寻求改革和振兴之路，以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三、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的历史背景晚清政府的外交困境：19世纪末，清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清朝的领土和主权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晚清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保守的策略，力图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种策略在处理朝鲜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朝鲜半岛的政治局势：当时的朝鲜半岛，名义上是清朝的属国，但实际上已经受到日本和俄国的觊觎。朝鲜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十分激烈，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887年，朝鲜国王高宗为了平衡国内外的压力，决定派遣使节团访问清朝。东亚地区的大国

6、博弈：19世纪末，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多边博弈态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开始扩张其在东亚的影响力。俄国则在远东地区积极扩张，试图南下寻求温水港口。清朝、日本和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交织，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清朝对朝鲜的政策：清朝一直将朝鲜视为其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但由于国力衰退，清朝对朝鲜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在朝鲜遣使事件中，清朝政府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巩固其在朝鲜的影响力，但面临着日本和俄国的挑战。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影响：19世纪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快速发展的时期。晚清政府在处理朝鲜问题时，不仅要考虑传统的朝贡体系，还要面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新规则。这使得晚清政府在外交上面临着前所未

7、有的挑战。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的历史背景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晚清政府的外交困境、朝鲜半岛的政治局势、东亚地区的大国博弈、清朝对朝鲜的政策以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影响。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晚清外交的困境，也揭示了当时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四、朝鲜遣使事件的经过与清朝的应对在晚清时期，中国的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887年的朝鲜遣使事件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凸显了清朝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困境。该事件起源于朝鲜王朝为了寻求外交上的独立与自主，决定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进行谈判。这一行动直接触动了清朝的敏感神经，因为朝鲜半岛的稳定对清朝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清朝政府在得知朝鲜遣使的消息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

8、应对措施。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朝鲜施压，强调朝鲜作为清朝的属国，其外交行为应当受到清朝的指导和监督。同时，清朝也加强了与日本的外交沟通，试图影响日本对朝鲜的态度和政策。清朝的这些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朝鲜使者最终还是成行，并与日本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清朝在朝鲜的影响力。清朝的强硬立场也引起了朝鲜的不满，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事件反映出晚清外交的困境：一方面，清朝试图维护其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国内外部的挑战和压力。朝鲜遣使事件不仅暴露了清朝在处理属国事务上的无力，也预示着清五、事件影响与晚清外交的困境简述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的起因、过程及其在当

9、时国际政治中的位置。分析事件如何影响了晚清政府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俄国）的关系。对晚清政府在处理朝鲜遣使事件中所展现出的外交智慧与局限进行评价。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晚清外交困境的深层原因及其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启示。此部分内容旨在深入探讨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对晚清外交政策及其在国际关系中所处困境的影响，通过历史事件的分析，揭示晚清时期外交政策的复杂性和历史背景。六、结论本文通过深入探讨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揭示了晚清外交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另一种困境。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晚清政府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与无奈，也体现了其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传统礼制之间的矛盾。朝鲜遣使事件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展现了晚清外交

10、的多重困境。晚清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弱势地位导致了外交政策的被动性。面对列强的压力和干涉，晚清政府难以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朝鲜遣使事件中，清政府虽然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但最终仍无法阻止列强的干涉。晚清外交在传统礼制与现代国际关系之间的矛盾明显。一方面，清政府坚持传统礼制，试图以宗主国身份处理与朝鲜的关系另一方面,面对列强的现代国际关系观念，清政府又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调整。这种矛盾在朝鲜遣使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再者，晚清外交的困境也源于内部政治腐败和体制僵化。晚清政府在处理朝鲜遣使事件时，由于内部腐败和官僚体系的僵化，导致外交决策迟缓和无效。这种内部问题加剧了晚清外交的困境。1887年朝

11、鲜遣使事件是晚清外交困境的一个缩影。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晚清政府在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也反映了其在传统礼制与现代国际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内部政治腐败和体制僵化所带来的问题。晚清外交的这种困境，为我们理解晚清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参考资料：朝鲜和明朝在外交层面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诗赋外交”这一文化交流形式得以加强的。本文将深入探讨这种以“诗赋外交”为中心的交流方式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我们应当了解“诗赋外交”的基本概念。在古代，诗赋是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通过诗歌和赋文的创作，国家间可以传递政治意图、表达友谊或展示文化底蕴。在朝鲜与明朝的外

12、交关系中，“诗赋外交”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对两国关系的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明朝与朝鲜的“诗赋外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明朝皇帝经常通过“赐诗”的方式向朝鲜表达友善和赏识。这些诗歌往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不仅展示了明朝皇帝的文化素养，也体现了对朝鲜的尊重和认同。这样的“赐诗”行为在两国间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诗赋外交”还体现在朝鲜使节的访明过程中。朝鲜使节在出使明朝时，经常通过创作诗歌和赋文来表达对明朝的敬意和对两国关系的期望。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朝鲜使节的文学才华，也成为了传递两国友好信息的重要载体。通过这种方式，朝鲜与明朝在外交层面上建立了深厚的文

13、化纽带。“诗赋外交”在朝鲜与明朝的外交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增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还为政治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诗赋外交两国在外交层面上实现了文化与政治的双赢,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在中国的近代外交史上，晚清使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活动，代表了中国在全球化初期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也体现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艰辛与挫折。本文试图从话语转型与外交实践两个角度，探讨晚清使臣在外交领域的影响及其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晚清使臣的话语转型，主要表现在语言使用和外交理念的转变上。一方面，他们开始使用西方语言进行外交活动，这不仅包括英语、法语等国际通用语言，也包括一些区域性语

14、言如日语、葡语等。这种语言使用上的转变，使得晚清使臣能够更直接地与西方世界沟通，但也带来了理解与表达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晚清使臣的话语转型还表现在外交理念的转变上。他们开始从传统的“天朝上国”理念向现代国家理念转变，认识到中国不再是世界中心，而是一个需要与其它国家平等交往的国家。这种转变在外交上表现为对国家利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重视，以及对平等、互惠、和平的外交原则的接受。在实践中，晚清使臣积极参与了各种外交活动，包括谈判、交涉、签订条约等。他们的活动，对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使臣通过与西方国家的交涉和谈判，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这些条

15、约也迫使中国逐渐开放，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晚清使臣在外交实践中也开始尝试通过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原则来维护中国的权益。例如，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就曾通过国际法抗议英国在华海域内的行动。虽然这种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但这种尝试本身就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进步。晚清使臣在外交实践中还积极推动了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促进中国与其它国家的交流和了解。这种努力虽然初期收效甚微，但在长远来看，却有助于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理解和合作。晚清使臣在近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话语转型体现了中国在外交领域逐渐融入全球化

16、的过程，他们的外交实践则既包含了失败的痛苦，也包含了进步的希望。他们的努力和尝试,对中国的近代化和外交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们无法改变中国近代的命运，但他们的努力和尝试值得我们尊重和纪念。在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文化交流中，新罗遣唐使朝贡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尤其是在七世纪，随着新罗政权的巩固和对外扩张的野心，这条朝贡道经历了诸多变化。本文旨在探讨这一时期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几个问题，以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初。当时，新罗为了加强与唐朝的政治联系，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开始向唐朝派遣使节。这些使节沿着朝鲜半岛南部的海岸线，经由海上抵达中国

17、。这一时期的朝贡道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手段，用于加强新罗与唐朝的关系，获取经济和军事援助。到了七世纪中叶，随着新罗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和国际关系的变动，新罗遣唐使朝贡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使节派遣的频繁度和规模都有所增加。新罗开始更多地派遣文士、僧侣等各类人员，而不仅仅是官方使者。这反映了新罗对唐朝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学习的热忱。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新罗国内政局的稳定为其对外交往提供了基础。唐朝的繁荣和强大对新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其希望通过朝贡获取更多的经济和军事利益。随着新罗对唐朝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其学习唐朝文化的热情也愈发高涨。海上贸易的发展也为朝贡道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七

18、世纪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繁荣，对新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加强了新罗与唐朝的政治联系，提高了新罗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朝贡贸易，新罗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进一步促进了其国内经济的发展。遣唐使的频繁往来也为新罗带回了大量的文化成果，对新罗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唐朝而言，新罗遣唐使朝贡道不仅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也为唐朝带来了丰富的外来文化和商品。这些外来文化和商品的流入,丰富了唐朝的文化生活，促进了唐朝经济的繁荣。同时，与新罗的友好关系也巩固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七世纪是新罗遣唐使朝贡道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朝贡道的繁荣不仅加强了新罗与唐朝的政治联系，更促进了双方的经济与文化交

19、流。通过对这一时期朝贡道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历史，为现代的国际交往提供借鉴和启示。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尤以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随行的第八次遣唐使最为著名。日本政府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每次

20、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五百余人。中国的许多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通过他们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894年由菅原道真建议废止后再没有继续。中间时间长达200多年。使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重大贡献。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而向中国派出了遣隋使。但是因为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对隋炀帝不敬，而引起隋炀帝的不悦。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者给隋炀帝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

21、恙”，称日本君主为“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处天子”。隋炀帝看到后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的书信如果有无礼的，就不要拿来给我看了。”公元618年，唐朝建立，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日本和亚洲各国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过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对中国文化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公元623年，遣隋留学僧惠齐、惠日等人在留学中国多年后回国，同天皇报告大唐国是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建议派使节赴唐学习。为了实现更加直接有效地学习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组织大型遣唐使团、派遣优秀人物为使臣，并携带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从公元七世纪初至

22、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同时，东亚诸国家中的四国一一唐、高句丽、百济、新罗发生了骤变。经过几次国际战争，唐扩大了其统治区域，成为盛唐的一个标志；百济与高句丽两国分别在战争中遭到失败，致使国家灭亡；新罗在战争中逐渐强大，以致最终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其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切的变化与国家间关系的婚变是分不开的。新罗紧紧地靠在了唐朝的一边，使得其与高句丽、百

23、济相比在政治外交上占了上风。国与国之间之所以能够密切联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外交使节的派遣。新罗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频繁地向唐朝派遣使节。遣唐使也因此成为沟通新罗与唐朝的桥梁，其所担负的重任在七世纪时尤为凸显。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630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894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或洛阳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终于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

24、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两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是十二次。这延续二百余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时期，组织、规模、交通路线都有很大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是舒明天皇时期（公元629641年）到齐明女皇时期（公元655661年），约30年的时间，第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属于这个阶段。其特点是：规模小（最多两只船），人数少（不超过250人）,组织不严密各色人等配备不整齐，一般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

25、口，到山东半岛登陆，在经陆路前往大唐。大使：犬上三田相副使：药师：惠日来华时间：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回日时间：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派遣了以犬上三田耙为首的第一批遣唐使团，谋求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贞观五年十一月日本国第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城。大使犬上三田相，副使药师惠日。唐太宗对此十分高兴，安排他们在长安参观学习了一年左右时间。公元632年，遣唐使团完成既定任务归国时，唐太宗特派高表仁作为唐朝的使节回访日本，一同随行的还有遣唐留学僧灵云、僧旻等人。大使：吉土长丹、高田根麻吕来华时间：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回日时间：654年7月（孝德天

26、皇白雉五年七月）公元653年癸丑唐永徽四年，以吉土长丹为大使、吉士驹为副使的日本国第二次遣唐使到达长安。随行来唐的学问僧有道严、道通、道光、惠施、觉胜、弁正、惠照、忍、知聪、道昭、定惠、安达、道观、知弁、道福、义德、惠妙、智园、智宗、义通、妙位、法胜；学问生有巨势药、冰连老人、坂合部石积、高黄金等120人。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日本第二次遣唐使来华，抵达京师长安后，其中有一位留学僧叫道昭（629-700）,他在长安遇到了玄奘法师，随后跟随玄奘学习佛法，道昭也成为佛教禅宗传入日本的第一人。押使：高向玄理大使：阿边麻吕副使：药师：惠日来华时间: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回日时间：6

27、55年8月（齐明女皇元年八月）654年（白雉4年）高向玄理作为遣唐使再次来到中国，同年病故于都城长安。大使：坂合部石布副使：津守吉祥来华时间：659年7月（齐明女皇五年七月）回日时间：661年5月（齐明女皇七年五月）该批遣唐使团由于船漂到南海尔加委岛，大使被人所杀，副使一行于闰十一月到洛阳觐见高宗皇帝。大使：守大石副使：坂合部石积来华时间：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唐高宗麟德二年）回日时间：667年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公元665年唐麟德二年665年二月，唐高宗便从长安来到洛阳筹备封禅之事。十月前往泰山，次年正月返回东都后接见了该批遣唐使。九月遣刘德高、郭务惊出使日本国。十二月

28、日本国遣大使守大石、副使坂合部石积，护送唐使刘德高等返回长安。是为第五次遣唐使（送唐客使）。大使：河内鲸来华时间：669年（天智天皇八年）回日时间：北路？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贺平高丽。公元670年庚午唐高宗咸亨元年三月，日本国第七次遣唐大使河内鲸来到长安，贺平高丽。唐廷遣郭务除率兵2000余人护送回国。这两次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遣唐使活动。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刘仁轨指挥唐军四次击败日本军，焚烧日本船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日本失败，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务惊、刘德高相继来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为

29、了送刘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派出的。这两次遣唐使除了显示实力外最主要是震慑，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局并不稳定，从661年7月齐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号中大兄皇子即位，这几年中日本群龙无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称制的方式处理朝政。日本吃了败仗后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而唐朝为了震慑日本，才继派出使者郭务惊、刘德高来日。有些希望这次遣唐使船走这条路线。从文武天皇时期（697707年）至孝谦女皇时期（749758年），约五十年间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时期。这四次遣唐使，即：第十次。执节使：粟田真人大使：坂合部大分副使：巨势邑治来华时间：702年6月（文武

30、天皇大宝二年六月）回日时间：704年7月（文武天皇庆云元年七月）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粟田真人率第7批遣唐使，改由南岛起航，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附近的扬州、苏州或从明州（今浙江宁波）登陆，然后顺江南运河、通济渠经汴州至洛阳。当时武则天西巡长安，于大明宫麟德殿接见了该批使臣。703年十月随武则天返回神都。次年七月归国。册府元龟朝贡三记载，中宗神龙二年（庆云二年）“二月日本国遣使来朝。”唐中宗虽于神龙元年（705年）重新即位，但直到次年（706年）七月，中宗才离开洛阳前往西京长安，其间还曾游幸洛阳龙门。故706年二月于东都洛阳接见该批遣唐使团。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副使：藤原马养随行：

31、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来华时间：717年3月（元正女皇养老元年三月）回日时间：718年10月（元正女皇养老二年十月）开元五年（717年）二月唐玄宗至东都，该批遣唐使于九月底抵达洛阳城，在紫微城应天门受到唐玄宗的接见。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天中：指洛阳，唐朝的东都。古代认为北斗星是天之正中，洛阳居北斗星下为地之正中，玄宗前期多居洛阳接见各国的朝拜。如唐许浑洛中游眺贻同志：“康衢一望通，河洛正天中。”由此进一步印证了该批遣唐使来洛阳朝见的史实。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十月一日，日本国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副使藤原马养等第九次遣唐使来到长安。随行来唐的

32、有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等，留学僧玄昉、理镜等，共557人。唐玄宗命通事舍人到鸿胪馆看望慰劳。大使：多治比广成副使：中臣名代来华时间：733年4月（圣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回日时间：734年11月（圣武天皇天平六年H一月、八年七月）733年4月，第九次遣唐使团从日本的难波港出发，经历4个月的海上航行，于当年秋天来到长安。此时恰逢长安饥荒，唐玄宗忙于处理政务并准备去东都洛阳避灾，未能如期接见日本使团。直到翌年4月，使团才前往洛阳，完成朝贡。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副使：吉备真备来华时间:752年（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四年润三月）回日时间：753年12月（孝谦女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

33、六年正月、四月）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载日本国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这次遗唐使于上年闰三月出发，分乘4船，每船各120余人。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判官大伴御笠、巨万大山、布势人主等。随行来唐的有留学生藤原刷雄、膳大丘，留学僧行贺、戒明、得清、善议等。公元753年唐天宝十二载元旦朝贺玄宗在大明宫含元殿接见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等。授藤原特进，大伴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命秘书监兼卫尉少卿朝衡（阿倍仲麻吕华名）奉命迎接国宾。陪同游览、参观大明宫、府库、三教殿、图书、御苑。并为大使等画像以为纪念。从光仁天皇时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期（834850年

34、），约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三次：第十二次：大使：佐伯今毛人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来华时间：777年6月（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六月）回日时间：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宝龟九年十月、十一月）公元778年戊午唐大历十三年正月，以小野石根为大使，大神末足为副使的日本国遣唐使到达长安。大使一行是上年六月出发的。四月二十二日，日使离开长安回国。唐使孙进兴等回访日本，同行。藤原河清在长安的遗女喜娘随同访日。留学生伊豫部家守，留学僧戒明、善议等也随同返国。第十三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来华时间：804年（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回日时间：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六月）公元8

35、04年甲申唐贞元二十年十二月，日本国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抵长安。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灵仙、园基、金刚三昧、法道等随行同至。第十四次：大使：藤原常嗣副使：小野篁来华时间：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回日时间：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十二月，日本国第十八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到达长安，赠送珍珠绢。请益僧义澄、留学生菅原樨成等同行。这次遣唐使团规模空前，人才济济。藤原常嗣是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磨之子，父子遣唐，史称异例。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在外观规模组织上不弱于第三期，甚至有所超过，但在精神上已是强弩之末。此时唐

36、朝正是黄巢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国势江河日下，文风逐渐衰颓，而日本则是凡可汲取和借鉴的已大体输入完毕，贵族们也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和锐气，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经费，日本政府也深感财政日益无力支付，故于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决定。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其原因除唐朝政局动荡不安以外，还有经过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已基本上完成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因此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己不那么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加上路程艰辛，也令使臣视为畏途。而唐朝赴日贸易也不断增加，也弥补过去靠遣唐使解决对唐货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

37、了已任命而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使团官员主要有正使、副使、判官、录事，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随行成员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以及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唐都长安或洛阳。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

38、；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遣唐使团

39、的规模初期约二百人，仅二艘船，到中、后期规模庞大,一般约五百余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十七次竟达651人。使团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录事等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等各类随员和工匠水手。每次还带有若干名留学生和学问僧。日本朝廷选拔的使臣大多为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风采、举止言辞也不同凡响，就是随员也至少有一技之长，至于留学生与学问僧也均为优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学前已在国内崭露头角，学成归来一般均有一定建树。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选这样强大阵容的遣唐使团，就是为了更好地吸学生活，赐物几乎与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国，立即奏报朝廷，进京

40、后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使臣奉还节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则为使臣晋级加官，赏赐褒奖，并优恤死难者。遣唐使团在中国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政府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或洛阳，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按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

41、别。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乘船返回日本。遣唐使在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7赖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从7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约四十年间，航线采取北路，即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最后到洛阳。或经过洛阳，最后到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后来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甚融洽。于是遣唐使船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这一百年间，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大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

42、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8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径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所需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达，但风涛之险基本上与南岛路相同。从任命使臣到出发，需准备两三年，包括造船，筹办礼品、衣粮、药物、薪俸、留学生和留学僧在唐费用等等。采取南岛路和南路时,还不掌握季风规律，海上惊涛骇浪，随时会把船裂为两截。儿乎往返途中总有船只遇难，只有一次来去平安。遣唐使不仅出发前祷告神佛，航行中还祈祷佛教的观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罗神。受命为遣唐使虽是荣誉，也有人怕危险而畏缩不前。采取北路时，

43、遣唐使平均约七年半一次，以后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这固然与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关，同时，也由于负担沉重和航行艰险。9世纪以后，往来中日之间的唐朝和新罗商船大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风规律，一般七月间乘西南风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东北风返回。这些商船航程需时较短，遇难可能较少，往来的间隔也较短。因此出现不少短期勾留的还学生，如日僧惠萼在9世纪中叶曾三次来往中日之间。遣唐使虽然停止，并没有妨碍中日文化继续交流。日本统治者为了平复内政的混乱，确立宪法，因此以当时最发达国家唐朝的政治，文化，经济为目标，远渡来到中国。遣唐使们在航海技术未发达时，乘坐简易的使船，为了完成任务拼命地

44、来到中国。遣唐使团内有很多成员，他们各自担任不同的工作，齐心协力共渡难关。遣唐使们在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学成归国的人给日本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带来了显著的影响，还促进了中日的贸易往来。也有很多的遣唐使留在了中国，为唐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这谦虚好学，不畏困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在今如此发达的科技下，跟以前相比我们有着各种方便与优势，因此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缔造一个和谐共进的社会！由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只要是先进的、并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有所贡献的科学文化知识，不管是古今中外，也不管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都

45、不应排斥。而应抱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善待善学善取善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目光和襟怀，正确对待那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问题，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遣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养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走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遣唐

46、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

47、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余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东渡传授戒律的鉴真。随遣唐使船到日本的，还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响的唐朝文物，也输入日本。丝绸之路东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1985年，在全日本文化团体联合会会长、奈良县文化协会联盟会长、檀原市文化协会会长、文学博士户田守亮先生的

48、积极努力下，由檀原市文化协会出资，日本奈良县遣隋遣唐使显彰委员会、日本国奈良县檀原市文化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洛阳分会三个单位在洛阳应天门遗址处建立“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一通,后又修造石亭一座，以示纪念与敬仰。“访都碑亭”作为中日交流历史的见证，中日友好的象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纪念碑暂存于周公庙内。在上海世博会日本馆里，有一个以“遣唐使”为中心的展区，展现从中国流传至日本的文化千年传承的历史演进，以重现历史的方式来纪念那些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先驱。为此，日本角川文化振兴财团投入巨资，领衔推出了“遣唐使船再现计划”，依据历史资料、按当年尺寸和结构仿制的“遣唐使船”已在张家港市长明造船有限公司建成，经水上调试后将于近日运回日本。重建的这艘“遣唐使船”船长6米，宽2米，头尾高翘，共分三层，通体以红白为主色，船体内核为钢结构，以柴油为动力，但外表皆为木质结构，不仅帆、桨、锚、舵等一应俱全，在顶层当年遣唐使们用以祈祷的佛龛内还陈列着一列辟邪的鱼叉和铜钟。据介绍，这艘“遣唐使船”是以日本飞鸟时代到平安时代（公元7世纪-9世纪）的“遣唐使船”为蓝本重建的，为了最大程度重现其历史原貌，所有细节均经过专家反复考证。中国西北大学在2004年10月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发现了一块8世纪初期日本遣唐使的墓志（放在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