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寓言故事在德国的译介与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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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寓言故事在德国的译介与启示【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儿童文学界刮起一股“反权威”之风,巴希斯出版社(BasisVerlag)在此中裒然居首,译介一系列富含哲理的中国寓言故事。这些故事在德国语境下被重新讲述和赋予革命内涵,跨越时代与国界,引发中德革命精神共鸣。【关键词】中国寓言故事;德国;译介与启示中l三寓言文化意蕴深厚,凝练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哲学智慧与价值观念的重要窗口。1971年,德国作家扬迈尔(JanMeier)翻译一系列中国经典寓言故事,汇编为愚公移山:中国古代革命寓言十九则(YUGongversetztBerge.Neunzehnrevolution?reP
2、arabelnausdemaltenChina;以下简称寓言十九则),增添毛泽东思想及泥塑收租院插图,由德国巴希斯出版社发行。这些寓言在联邦德国特定的时代语境里被征引阐述,在原有的劝谕讽刺性质之外,生发出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教育特质。本文以扬迈尔译介的寓言十九则为中心,抉发其推崇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首要动机,立足文学性、革命性和艺术性三重维度探析译介内容的合理与误识所在、毛泽东思想与其中七则寓言的勾连呼应之处,以及泥塑收租院插图的互文补充之用,以期为中国故事的译介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路径。一、出版背景与动机:“反权威儿童文学”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反资本主义与反官僚体制等为主题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几
3、乎席卷全球各地各领域。受1968年学生运动(68er-BeWegUng)的影响,联邦德国儿童文学也开始向政治化积极迈进。传统儿童文学所倡导的“服从与顺从的道德观念”遭到强烈抵制和批评。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众多激进主义者成立新的出版社,专门发行以反抗权威、文化革命等为内容的儿童读物,“反权威儿童文学”由此逐渐成形。玛蒂尔德莱维克(Mathilde1.GvOque)评价彼时西德儿童和青少年读物的形式、主题和功能发生新的“断裂式”变化。“反权威儿童文学”的拥建者分为两个派别:改革派和反资本主义革命派。前者倡导平等对待儿童与成年人,尊重儿童权利。后者则以“最敢于在儿童文化方面传达普遍社会主义目标”
4、的巴希斯出版社为主要代表,推出大量含有政治教育意义的读物,开辟新的题材领域:社会冲突、权威问题和对经济进步的质疑等。为此,出版社重拾童话、寓言和纪实文学等传统形式,作家们结合各种体裁,进行文学拼贴,运用漫画、海报、波普和摄影等艺术手段合力表达反对顺从与压迫的主题。成立之初,巴希斯出版社聚焦儿童插图故事,如经典之作五个手指是一个拳头(FtinfFingersindeineFaust,1970)等,摒弃对“理想儿童世界”的描述,旨在让儿童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环境、冲突及其成因。该出版社认为历史是阶级斗争、农民反对封建主、工人反对资本家的历史,亦发行许多译自其他国家的历史性和社会主义儿童文学作家的
5、书籍。面对陷入资本主义精神和价值危机的西方文明,巴希斯出版社也试图从中国先哲处寻法问道,以推动本国人民的解放,正如寓言十九则前言所述:“我们的解放才刚刚开始,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古老的寓言故事中汲取经验”,并希望“古为今用,中为吾用”,从中汲取经验与智慧,使之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强权和现代压迫的有力武器。二、寓言故事集的文学性书写寓言十九则共包含十九篇中国故事:“好讴鸟者”“卜妻饮鳖”“扁鹊治病”“目不见睫”“朝三暮四”“滥竽充数”“屠龙之技”“纪昌学射”“自相矛盾”“井底之蛙”“失斧疑邻”“杨布打狗”“日喻”“烛理”“张助斫李树”“守株待兔”“涸辙之#T“愚公移山”“白毛女工其中多数故事
6、可追溯到蕴含先哲智慧的列子庄子韩非子等中国古代典籍。对比文言文与后记提及的译文参考不难发现,扬迈尔惯于在故事结尾处或通过词汇翻译抒发对寓言的个性化见解。有些属于寓意阐释类,譬如作者在“好讴鸟者”译文中从海鸥视角揭示寓言哲思:“海鸥们因此学会永远不能放松警惕。”而在“滥竽充数”译文末尾追加反问:“这难道不是百姓常说的:谁不工作就没饭吃?”传达一种天道酬勤的朴素人生哲理。也有一些涉及统治者与百姓间关系的诠释,如“卜妻饮鳖”的原文中并未点明寓意,作者则在译文末加以议论:“此鳖不知感恩,难道是此妇还不够善良?不,因为此鳖不正像百姓,而此妇正如同统治者一样?这两者间哪存在善良和感恩呢?”在“屠龙之技”中
7、,迈尔对主人公名字中的“漫”和“益”做如下解释:“他拥有的太多”“他索取的太多”,这与序言中的“皇帝、诸侯和所有上层阶级的贪得无厌是百姓被迫节衣缩食的根源”互为联通。此外,亦有蕴含辩证思想的观点,例如作者在“自相矛盾”译文之后,解释抽象德语词“矛盾”在中国语境下的具象化表达,并声称韩非子对于什么是“矛盾”的回答就隐含在“自相矛盾”的语言游戏中。故事“烛理”原意为“考察事理”,与物的关系密切,迈尔却将其译作“使理性之光闪耀”,拉近与人的关联,体现中西方对“理”的迥异理解。再者,作者特意在一些寓言中提及中国,比如“扁鹊治病”中,扁鹊“逃到秦国”被译为“离开并迎接新中国去了二在“白毛女”的译文结尾,
8、迈尔指明故事出处:“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并在“1949年革命后被创作成歌剧”,以此篇故事作为整部译著的终章,实际上也反映其对中国寓言故事发展脉络的独得之见和宏观认识。通观译文,扬迈尔基本按照文言文的故事情节译介,同时作相应的归化翻译,使之更符合德语受众的阅读习惯,但其中仍存在少量数字方面的翻译错误:“扁鹊治病”原文中的“十来天”均被译作“十来年”,而在“井底之蛙”中也出现类似情况。除此之外,也有部分文化知识的缺欠导致的误译,譬如在“目不见睫”中庄子被错译作“农民哲学家”,但事实上,庄子属于没落奴隶主贵族阶层,并非出身平民。“滥竽充数”中齐浴王的“浴”是古代谥号用字,同“闵”或“愍”,在后世谥
9、法中的定位是在国逢难、使民折伤和祸乱方作,迈尔却将“潜”译作“人民”,二者意义相差甚远。“愚公移山”中太行山被译作“大生意”,然而太行山之名含义实际为一系列高大的山脉,作者在此将“行”理解为“行列”的引申义“行业”,偏离山脉的本义。综而观之,尽管译介文本细节存在一定程度不足,仍较为准确地复现了寓言较强的故事性,叙事层层推进,人物个性鲜明。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论及先秦诸子寓言时将其手法特色概括为“深于比兴”“深于取象”,善用比喻或寓言说理,不仅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亦展示强大的文学张力,而这一传统也体现在后世散文和叙事文学中,含蓄隽永。扬迈尔在翻译和重释时亦将事象寓于虚构叙事中,并以独特视角理解和
10、阐明寓意,在体现寓言故事的哲理内核与特色的同时,为其增补与时偕行的文学内涵。三、中国寓言故事的现代革命性阐释本文通过对寓言十九则译介内容的耙梳,发现其中七则故事均由毛泽东演讲、诗词和文章特别引出。笔者认为扬迈尔或在接触毛泽东思想后,觉察其中包蕴的古代先哲智慧,从而据此挖掘和选编中国寓言故事。第七篇“屠龙之技”讲述朱汗漫费尽心力终于学会屠龙技艺,却发现毫无用武之地的故事。正如此则寓言的前引一一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朱浮漫仅仅在理论层面完成“学”,却从未亲身实践如何“干”,如此“学习”最终
11、只能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由此可见,古代寓言哲理依然适用于当下,扬迈尔意在借毛泽东讲话呼吁处于欧洲“反权威”运动中的民众,要将口号切实有效地落于行动。第八则寓言“纪昌学射”中的主人公纪昌是一位勤学苦练的射箭能手,扬迈尔以毛泽东于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一段节选引入这则寓言。在论及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联系起来时,毛泽东举以“有的(靶)放矢(箭)”的例子,说明两者犹如箭和靶的关系。没有认清中国革命实践之靶子定位、“无的放矢”者只会败坏而无益于革命发展。回归寓言本身,纪昌成为神射手的关键在于其找准目标,才能有效射中靶子。在扬迈尔看来,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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