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一社会教育思想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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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鸿一社会教育思想探析摘要:王鸿一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西方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教育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有力冲击了全盘西化的教育思潮,推动了山东社会教育的特色发展。关键词:王鸿一;梁漱溟;社会教育;教养中国的社会教育思潮兴起于19世纪末。1902年7月,教育世界第29号刊登了日本利根川与作的家庭教育法,首次出现了“社会教育”这一名词,但其涵义并未得到明确的界定。直到1937年,马宗荣对社会教育做了明确界定,他认为:“国家、公共团体或私人,为谋社会全民的资质与生活向上发展,设有多式多样的社会机关与设施,供给社会全民,在其实际生
2、活场中,而得自由的广为扩充其文化财的享受,使影响及于社会主体之作用,谓之社会教育。”王鸿一的村本政治思想、“以养以教”理念、“明人伦”的教育思想等均符合这一主旨。目前,学界对于王鸿一多从革命思想、村本政治思想等方面切入,而这些仅是王鸿一思想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要想更加客观公允地了解、评价王鸿一对社会的贡献,必须对王鸿一进行全面解读,其社会教育思想则涵盖了王鸿一一生的社会主张及社会行为,更能彰显王鸿一作为教育者的深远眼光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忧患意识。一、王鸿一社会教育思想产生原因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
3、改变。王鸿一的社会教育思想,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其社会教育思想的形成,正是这些因素合力的结果。王鸿一,名朝俊,字鸿一,清末留日生,中国近代革新派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革命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历任山东提学使,山东教育司长,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山东省立六中第一任校长等职。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是同盟会北方活动的骨干分子,是山东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领导者,鲁西现代教育的开拓者,倡导乡村建设运动的前辈。著名史学家何兹全曾如此评价王鸿一:“我所听到的他是一个传奇式人物。荷泽人乃至鲁西人,一提到鸿一先生,没有人不称赞的。谁人提到他,都是称
4、鸿一老师。有雄才,有抱负,为人豪爽,侠士胸怀。打开鲁西落后闭塞之门,使鲁西对外透透光,呼吸呼吸外面世界一点新鲜空气的,鸿一先生是第一人,他是我们那一代的圣人”。王鸿一的一生都处于动荡的大环境之中。自然灾害的频仍、农村经济的破产、政治的腐败以及外敌的侵略,使广大百姓生活在苦难之中,幼年的王鸿一目力所及均是穷苦,正如他在三十年来衷怀所志之自剖所言:“吾幼年每到邻家,睹其寒苦状况颇感不安(吾一生之行动,无论为政为学,皆受此不安一念支配),归即代为想法而无可如何。所以当麦秋时遇有偷窃者不肯揭发,辄故作不见以避之,怜其羞且悲其饿也”这种童年的经历坚定了王鸿一拯救农村的决心。少年时期的王鸿一接受了系统的旧
5、式传统教育,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理念的熏陶下,王鸿一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为民请命的入世精神,以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乡村为己任。1902年,王鸿一赴日留学,在日本求学期间,王鸿一接触了大量的新文化、新思想,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回国后更是潜心向学,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比较和反思。可以说从幼读诗书到1903年回国办学,这是王鸿一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读书的过程中,王鸿一认识到传统教育的弊病,试图以新式的西方教育取代中国传统教育,进而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1904年,因土匪自新学堂的部分学生仍
6、出外劫掠,王鸿一被牵连入狱2年。在狱中,王鸿一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于一味地传播西学发生动摇,在狱中的两年时间里“究阳明知行与致良知学说,体认深切”,继以其空疏不切实用,又转而提倡“颜(元)李(垛)之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王鸿一开始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重新思考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方式。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加重,中国的文化自信渐趋消亡,而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长驱而入,全盘西化的思潮叫嚣尘上。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以进化论为灵魂、以革故鼎新为主题的泰西新史揽要风行一时;以亡国灭种作警告、以针硬时弊为特色的中东战纪本末传颂海内;以教育兴国作号召、以日本变法为借鉴的文学兴国策
7、备受欢迎”这种文化心态对王鸿一影响是极大的。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启蒙均发生极大作用。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王鸿一同样受到洗礼,其社会教育思想最终形成并得以完善。此时,“旧欧化尚未认清,新俄化又席卷而来,致使教育界同人目迷五色,莫知所从;而吾所得一知半解之教养思想,亦遂不敢自信,心理上乃稍稍发生变动,以为只要社会能均平解决,自不必执定一说,新潮流既趋向均平,总认为有商量余地,以其反对资本主义之欧化也。”为寻求真知,王鸿一与省立六中校长丛禾生联袂赴京,向当时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李石曾、胡适等文化巨擘请教,对俄国的社会主义有了初步认识,认为这种制度是“强不均使之均,强不平使之平”,不适宜中
8、国学习。在对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基础上,王鸿一认为,中国的教育既不能走传统的老路,也不能向西方照搬照抄,应当施行以中国伦常文化与西方科学相结合的教育,凡中国伦常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七端之美德,可列为精神教育以奠定人生态度,发扬民族精神,而西洋之科学及民权两种学术,可列为实用教育,以供给人生工具,适应世界潮流,是则中国文化之复兴,实为创新而非复古,以其所具者乃旧精神新面目也”。正是这种中西文化的交织与糅和,促使王鸿一对社会现状和弊端看得更透彻,认识得更为清楚,奠定了他社会教育思想的基础,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教育思想。二、王鸿一的社会教育思想王鸿一生平“好谈事实,不好谈思想”,“恐引起
9、纠纷,反于事实有碍也”。然而正如其友梁漱溟所评论的那样,王鸿一“虽无意谈学谈思想,而又无日不心于斯、于斯,反复剖别务求乎一是,以为其致力之所向者”。综其一生言行,王鸿一的社会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明人伦”的教育思想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崇洋媚外的心理日盛,社会上普遍形成“凡是西洋的都是好的,凡是中国的都是不好的”的非理性认知,一些青年更是激进,“在他们看来,中国是没有文化的国家,外国才是文化先进,因此他穿的是洋装,吃的是洋餐,住的是洋房,读的(是)洋书,说的是洋话,总是无一处不表现他是洋人的子孙,他一生的恨事,便是他的母亲没有同洋人结婚,好叫他是一个洋人的儿子,他也恨错投了胎
10、,不幸为了中国人。”王鸿一深刻地指出,这种崇洋媚外的心理归根结底在于民族自信力的丧失。他说:“自信力,是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譬如自鸣钟的发条,自鸣钟没有发条,就会停摆。倘是再拿“他力”去拨动,一定是乱动,乱动必损坏机件,乱动就是危险现象。”而中国因为自信力的丧失,近年来“对于固有文化,不问好坏一概不信。中国人说的不听,中国的书更是不读,一切文物制度都是请教洋圣人,是我们的信力,全握在洋圣人的掌心,你想多么危险。”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中国与外国国情不同,把外国制度搬来活剥生吞,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中国要对症下药,根本在于恢复民族自信力,其路径在于“揭蕖中国文化重心”,中国文化重心是“人伦”,力
11、主对国人进行“明人伦”的社会教育。王鸿一特别强调,“明人伦”的社会教育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并非儒家的迂腐思想。他指出:“中国之人伦观念,并非儒家所创造,不过儒家顺社会自然之趋势,人心自然之倾向,加以修明提倡而已,故人伦观念之深印人心,数千年如一日,绝不以儒家之盛衰而生影响也。“在王鸿一看来,中国的人伦观念受到“三世观念”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支配。所谓三世观念,“即过去之信仰、现在之生存、将来之希望是也。中国注重人伦,故过去之信仰父母祖宗。将来之希望在子孙后代,真实自然,与所谓天堂地狱纯涉玄想者,完全不同,故根基巩固,不易变动。”而中国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也使得人伦得以维系不衰,因为农业的耕作需要家
12、庭协作,非有“极安定极和谐之家庭不可”,“有安定和谐之家庭,则兄弟互助,夫妇协调,或躬耕南亩,或亲挽鹿车,或守护于场圃,或执爨于灶下,分工合作,同享康乐”,而家庭的和谐全赖人伦维系。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支配,“中国人伦观念,既完全根于人情之自然,非任何人所能创造,故亦非任何人所能打倒”。那么,“人伦”的内容是什么呢?在王鸿一看来,人伦最核心的内容是“孝弟”,其他如“仁爱信义之美德”“修齐治平之智能”等皆归本于“孝弟”,“孝弟”的人伦观念已经成为“历代不易之宪法,社会共守之信条”。然而,君主专制以来,历代帝王假借三纲之说,宣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
13、造成人伦关系的畸形发展,其目的无外乎树立“惟我独尊之淫威”。因此,对于专制君主所宣扬的错误人伦思想要完全抛弃,发扬先秦时期以“孝弟”为核心的人伦思想,同时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应当结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对传统人伦“加以适当之因革损益”,“依照先总理保存忠孝仁爱信义固有道德之精神,阐明人伦之精义“,以便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而不致误入歧途。(二)教养化的教育思想王鸿一的社会教育思想深深植根于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据王鸿一学生王近信言:,先生少年时,每见穷人没有饭吃便凄然不乐,好象自己的心气受到什么刺伤似的,常终日以思如何解救之道,慨然以救斯民于水火而自任。“为了改善农村贫困落后的生活状况,救民于水火,
14、王鸿一提出“先养后教,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时解决”的理念。留日归国后,王鸿一欲仿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解决贫民问题,大力倡导“实业救国”,在荷泽创立黄庵工艺局、大东制帽公司等,发展农民手工业,因时局动荡,最终均归于失败。发展实业的失败,使王鸿一破除了对西方鼓吹的教育实业的迷信,他指出:“发展实业者,所以积聚生产也;其扩充教育者,所以发展实业也。要无非操纵知识阶层、榨取劳工血汗,以聚为大公司托拉司之生产机关,而达其资本大王之雄图。为富不仁,以身发财;教育实业之谓也,可胜慨哉!”西方国家所提倡的教育实业,其实就是一种资本的积累,而这种积累是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来成全少数人的。基于上述认识,王鸿一极
15、力反对中国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视其为“杀人之教育”,其出发点便是利用人类利己心,”造成间接杀人之利器”。西方教育制度既不适用于中国,王鸿一开始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经验,主张对民众实行教养教育。在王鸿一看来,中国长期以来施行的教养教育要远比西方的教育实业为优。西方的教育实业是“积个人之有余”,中国的教养教育是“补众人之不足”,因此,西方教育只能是少数人获利,而中国的教养教育则是为了解决最广大人民的生活问题。王鸿一强调,知阶级要承担起对百姓的教养责任,要将“知识阶级的知识,分到平民坂碗上去”,“教以明人伦、济民物,养以原民生以平民为对象,平均为原则;无阶级之殊,有互助之益;使人人亲其亲,长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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