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贝父子世纪”：查尔斯·狄更斯的英国海权想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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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贝父子世纪”：查尔斯狄更斯的英国海权想象引言所谓“海权”(SeaPoWer),属于典型的权力政治概念，泛指一国在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思想和文化方面控制和利用海洋的综合力量。对西方国家而言，海权即海洋霸权。人类的海权意识特别是西方的“海权”观念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哲人用制海权Ithalassocracy)这一术语，来揭示地中海区域列国霸权纷争背后的“海洋霸杈”(MaritimeSupremacy)或“海洋统治”(ruleoverthesea)这一历史规律(Abulafia,2014：139-140)0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1874：3)首次用“

2、制海权”这一概念来描述古希腊城邦中以克里特岛为中心的米诺斯文明，其权力依赖于其海军；他还区分了海权和陆权，并谈到需要发展希腊“海洋帝国”来对抗腓尼基的制海权(Thucydides,1874：138)o随着欧洲一批新兴民族国家从中世纪的封建废墟中的崛起，西方民族国家的海洋探险、远洋航线开辟和海外殖民地的拓殖浪潮高涨，利用和控制海洋日益成为这些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和支柱。英国的“海权”战略是在其与西班牙、荷兰及法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和维护海洋权益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616年，英国冒险家、殖民头子沃尔特雷利(WalterRaleigh)提出了掌控海权能为英国带来巨大利益的论断：“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

3、控制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能控制世界财富，进而控制整个世界”(Raleigh,1829：325)。1621年，英国哲学家、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ErancisBacon)也曾宣称：“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获得最大的自由，谁就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或多或少地进行战争(BaCon,1900：149)。类似的海权论断层出不穷，可见英国人对海权的认知非常深刻。在现代海权思想发展过程中，真正将“海权”观念上升到思想和理论高度的，是美国战略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90年,马汉著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InfluenceofSeaPoweruponH

4、istory,16601783)一书正式出版，标志着海权论的创立。马汉的海权论主要包括以下核心观点：首先，海杈不只是海上军事力量，而是“涉及了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马汉，1998：1)。也就是说，“海权不仅在于强大的海军”“也不只单独存在于兴旺的贸易之中”，而是“在于强大的海军和海上贸易两者的结合”(马汉，1998：217)；其次，海权的三个环节分别为生产、航运和殖民地。这三者也是决定濒海国家历史和政策的关键所在(马汉，1998：29)o马汉的海权思想对20世纪欧美诸国的海洋霸权扩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独有偶，同雷利和马汉的海权思想极其相似的是，查尔斯狄更斯(Cha

5、rlesDickens)作为一名于19世纪英国海洋商权鼎盛时期成长和创作，并以“城市平民，尤其是底层市民，孤儿、流浪汉”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现实主义作家（蒋承勇，2022：33）,也在其小说中竭力宣扬资本主义强权世界中的所谓海洋“真理”。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的精辟论述：“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1965：686）o狄更斯力图展示的其中一个政治和社会“真理”，就是宦利和马汉等人提出的“谁控制了海洋，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的海权论断。以发

6、表于1848年的小说董贝父子（DomheyandSon）为例。在该小说中，狄更斯塑造了一幅英国商人群体或普通人卷入帝国如火如荼的海洋贸易扩张的“辉宏”图景，并积极渲染“巍然挺立”的东印度公司巨厦“华丽的”图景和伦敦金融城的繁华“盛景”，以此来展现19世纪大英帝国的海洋贸易箍权的现实，从而通过小说撒播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的海权观念。“巍然挺立”的东印度公司巨厦19世纪上半叶，自由贸易成为维持英国海洋贸易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张本英，2019：27）o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向无疑对英国的海外扩张与皇家海军发展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一，自由贸易理论与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海

7、洋扩张的方向。“英国所追求的不再是帝国版图的扩张，而是适应工业时代贸易需求的势力范围，经济理由成为其扩张的最主要推动力”（吴昊，2017：95）；其二，皇家海军不再成为战场上的急先锋，而是成为彼时全球海洋贸易体系的守护者，并为确立英国的“全球海权优势并开始在国际力量方面追求一种稳固的平衡”而开始战略性转变（吴昊，2017：96）o狄更斯敏锐地捕捉到英国在海权发展战略方向的变化和政策调整，因此，他通过圣贝父子来“反映一个贸易强国而非一个军事大国的心理”（PeCk,2001：72）,就不足为奇了。董贝父子的创作正值大英帝国经济政策向自由贸易转向时期，自由贸易理论已经融入英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海外贸易

8、不仅成为国家繁荣的保证，也成为英国海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以董贝父子代表的英国贸易商正在试图控制世界海权中的重要一环：全球海洋贸易霸权。首先，小说第一章对董贝先生的心理描写呈现了一个以英国商人为中心运转的全球海洋贸易体系。这是一个以海洋贸易为中心的商贸世界，日月星辰、山河湖海，甚至万事万物皆围绕英国海洋贸易运转，而掌控这个贸易中心的正是英国商人董贝先生：掌控正是商人董贝先生。在他眼中，寻常的缩写词A.D.并非指“公元”，而是指“董贝父子世纪”。（狄更斯，2012：2）一方面，必须指出，以董贝父子为中心运转的海洋商贸体系正是19世纪建箱全球的英国海洋贸易帝国的一个缩影：“到18世纪末，英国的海外

9、帝国的领土遍及五大洲和世界各大洋整个19世纪，帝国不断扩张，英国的海军霸权也在不断扩张，因此到1880年，英国拥有最大的海外帝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和商业舰队”(Killingray,2004：1)。傲慢、自恋的董贝先生期待幼子小董贝的诞生，幻想着在父子的携手下，共同成为英国海洋商贸的主宰者，让世间万物都臣服于他的商业帝国之下。另一方面，董贝先生的海洋贸易扩张的欲望和野心正是日益膨胀的英国贸易商群体日益增强的投资能力的一个真实写照。以英国的对外投资为例。“19世纪50至60年代，外国净投资量逐渐上升，从1870年至1914年间，英国对外投资额平均占到国家年财富积累总量的三分之一”(FlOUd

10、&Johnson,2004：191)o有实力的商人希望扩大海洋贸易的范围，制造商希望扩大货品的倾销市场等等。尽管董贝先生的内心独白不等于狄更斯本人的想法，但正如爱德华威廉萨义德(EdWardwilliamSaid)所言：“狄更斯对董贝的利己主义的刻画、呼唤、模仿，最终还是依赖了经过尝试而正确的帝国自由贸易语境，英国商人的道德本质和关于海外发展机会无限的意识”(萨义德，2003：16-17)o其次，狄更斯从侧面描绘董贝先生的“商业巨擘”形象，试图证明英国商人巨大的海外市场的开拓能力和实力。例如，贝格斯托克少校(MajorBagstock)与董贝先生初次见面时，对其阿谀奉承道：“这个名字，先生，在

11、不列颠的海外疆土是远近闻名、备受尊敬的。和这个名字沾边是很值得骄傲的，先生”(116)o这段奉承之词把董贝先生的商业巨擘形象和其海外拓殖能力形象地衬托出来。此外，董贝先生新婚宴会上一众商业巨贾的出场无疑再次渲染了英国商人巨大的海外拓殖能力。宴会开始的时候，“富如五车的东印度公司董事准时驾到”“第二位来宾是英格拦银行经理，传闻他什么东西都能够买下来”(457)o上述描述不仅使董贝先生的商业“巨擘”形象再次得到巩固，而且英国商人开拓海外贸易、控制全球贸易体系的潜力和能量似乎也得以展现出来。最后，“华丽的”“巍然挺立”的东印度公司，似乎深深吸引着狄更斯羡慕的目光，透过东印度公司和其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

12、商品，我们似乎看到狄更斯展望并试图构建一个更为庞大的英国主导和控制的全球海权体系的雄心。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全球海洋扩张的重要国家力量。该公司草创于1599年9月，1600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而组成(EastIndiaCompany,1886：x,1-2)。此后该特许公司垄断了英国的亚洲贸易长达两个世纪，从最初的一个商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者。到狄更斯所处的19世纪，“东印度公司在英国的贸易和帝国建构中占据中心地位对英国国内外实力的日益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Bowen,2006：29)。在董贝父子中，狄更斯是这样描绘东印度公司的：“

13、拐角处巍然挺立着华丽的东印度公司巨厦，它的巨宝使人浮想联翩，有贵重的织品和宝石，有老虎、大象和象轿、水烟简、雨伞、棕桐树、轿子，还有衣着华丽的棕色皮肤的王子悠闲地坐在地毯上，穿着脚尖部分向上翘起的便鞋（31）。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物品，大多来自加勒比、印度等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市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商品和原材料,大都由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或垄断。单以茶叶为例，据统计，从1783年到1833年的半个世纪里,“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量从1786年的15,931,193磅增加到1833年的32,913,840磅,销量翻了一番”（Robins,2006：149）。贸易的增长意味着巨大的利润收入。透

14、过富丽堂皇的东印度公司大厦和一件件充满异域风情的商品，狄更斯不仅展示了一个垄断了世界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挺立”形象，也呈现了英国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华丽”形象。然而，“华丽的”东印度公司的背后却隐藏着经济殖民和血腥掠夺的本质。18世纪后半叶开始，东印度公司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由成立初期的一个海上冒险家公司，变成一个拥有军队、领土，可以宣战、媾和的权力机构”（张亚东，2019：11）,完全变成英国海权扩张的排头兵，给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狄更斯不可能不知道东印度公司所从事的是贸易掠夺活动和殖民扩张行径，因为在他的特别安排下，他的第二个儿子于1856年被派往东印度公司，

15、并担任总统府军队的一名军官学员（ForSter,1892：351）。但他不仅没有批评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殖民和掠夺行为，反而沉醉在该公司所取得的“华丽的成绩”中，并且还对此浮想联翩。此外，联想起狄更斯对于1857年印度兵变事件的反感和憎恶的态度，就不再怀疑狄更斯对于英国的海权扩张的支持态度。当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建议东印度公司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来镇压印度兵变：“但愿我是印度的总司令我的目的就是以一切仁慈的快速行动将印度人从地球上消灭（DiCkenS,1995：473）。狄更斯希望东印度公司采取果断措施来镇压印度爆发的反殖民统治，这不仅说明他对英国推行的海洋霸权政策表示极大的支持，同时，他赤裸裸的种族

16、主义思想也暴露无遗。因而，他对东印度公司的“华丽”书写，不仅体现了他对帝国海权扩张行径的支持，也直接暴露了他的海洋霸权意识和帝国意识。“在码头上走来走去”的董贝先生：伦敦港的“盛景”狄更斯不仅渲染以董贝父子为中心的英国经贸商和东印度公司为“先锋”的英国海权扩张的“伟绩”，他还力图展示作为国际贸易中心港口的伦敦港的繁华“盛景”。首先，狄更斯重现了伦敦的繁华和其作为世界金融和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这正是19世纪英国的海权得以向世界扩张的重要起点。“从拿破仑战争开始，伦敦便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其地位超过阿姆斯特丹、汉堡和巴黎，国际贸易在这里融资和结算，外国人可以自由地贷款。1850年以后，伦敦城作为国际

17、金融中心的功能愈加凸现，伦敦不仅是世界范围内汇票流通的中心，而且是世界各地短期资本寻求投资的主要对象”（刘成等，2016：55）。董贝父子公司正是坐落于世界贸易中心伦敦的商业中心区内。伦敦金融城中遍布着银行、股票交易所、保险公司、铁路公司和船舶公司，还有大英帝国公司，以及大英帝国开拓海外贸易市场最为重要的机构一一东印度公司。“所有这一切象征着伦敦金融城作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信贷的提供者和海外投资的来源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商业活动”(达尔文，2015：166)。这正是董贝先生等商业人物从事商贸活动的现实语境。坐落在伦敦商业核心区的董贝父子公司，同英国其它大大小小的贸易公司一样，不仅见证了19世纪英国

18、商业和贸易发展的“奇迹”，同时也深度卷入英国的海洋贸易扩张和海权建构的进程。其次，伦敦之所以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心，主要归因其优越的港口优势。作为帝国的经济首都，英国在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被赞誉为“世界工厂”，而位于这个巨大的世界商场中心的正是伦敦港，它正是英国全球海洋贸易霸权的桥头堡垒。如果没有伦敦港，伦敦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世界级港口城市。18世纪开始，英国工业革命的巨轮推动了英国工业快速发展，数量和品类繁多的英国工农业品被装载上了帝国的船舶，它们从伦敦港出发，发往世界各地。伦敦港口变得如此繁忙，以至于在18世纪早期，丹尼尔笛福(DanieIDefOe)声称他一次就看到有两千艘帆船，”泰晤

19、士河的那一部分是真正的港口在目及的范围内，我怀着好奇心，尽我所能地清点了路过的船只，并发现了大约2000艘各种类型的帆船，还不包括各种式样的驳船、游船和游艇,它们是真正出海的船只”(Defoe,1748：147)。笛福统计的数字或许不准确，但可以断定，当时的伦敦港确实非常繁忙。19世纪的伦敦港，既是英国工农业产品和外贸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也是一个枢纽个转口站一一货物通过它从世界的一个地方运往另一个地方”(Stone,2017：1)。伦敦港作为全球海洋贸易中心的核心地位和其所发挥的堡垒作用，在狄更斯同时代的英国作家沃尔特桑伯里(WalterThornbury)的昔日和今天的伦敦(OIdandN

20、eW1.ondon)中曾有过精辟的定位：“在伦敦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在银行，都不能像在码头那样生动地感受到英国的巨大财富”(Thornbury,1880：121)。值得强调的是，董贝先生也常常在繁忙的伦敦港的码头上忙忙碌碌，打理他的海洋贸易事务，员工们常常看到董贝先生“在码头上走来走去(他自己还以为人家没有看见)，看看他的船只，看看他的财产，看看这看看那，”(42)。董贝先生的船只,连同东印度公司的船队，“随时准备扬帆驶向世界各地”(31)。在伦敦港的码头上忙碌的董贝先生的身影无疑正是19世纪的英国通过伦敦港向全球海洋辐射其国家利益、商业利益和霸权文化的一个缩影，董氏繁忙的船只成为帝国利益向全

21、球海洋输送的浮动的平台，他的船员则成为帝国海权扩张的排头兵。“乘风破浪去中国”：海权扩张的想象19世纪英国对海权尤其是对海洋贸易的控制与狄更斯关于海洋商贸的跨国想象相互交织，互相影响，成为董贝父子中一个鲜明的主题意蕴。在董贝父子中，一群参与海外贸易并拥有海外旅行经历的人和幻想拥有跨国旅行经历的人纷纷粉墨登场。不论是有着海外旅行亲身经历的角色，还是对跨国贸易或旅行抱有浪漫幻想的角色，都说明英国对海权的控制尤其是英国对全球海洋贸易的垄断已经深深影响了包括狄更斯在内的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在贸易扩张思潮的渲染下，域外世界似乎成为了财富、地位和希望的代名词。在董贝父子中，狄更斯塑造了众多幻想异域世

22、界图景的人物，例如苏珊尼珀(SUSanNiPPer)和比瑟斯通(BilherStOne)。苏珊是小说中最早显露出对海外世界有所认知的小人物。她是弗洛伦斯小姐(FlorenCe)的女仆,深受英国自由贸易氛围的影响。小说第三章中，苏珊告诉弗洛伦斯，“她希望乘船到中国去但不知道怎么离开伦敦码头”(26)o狄更斯巧妙地利用单词拼读的错误，将苏珊言语中的“China”写作“Chaney”，在刻画苏珊未接受过教育的形象的同时，也反映了19世纪英国社会对海外世界的普遍关注：连身份低下、未曾接受过教育的女仆苏珊尚且可以随意引用来自海外的新观念来表达其思想，更何况身居社会中上层的英国人了。无独有偶，同样对海外世

23、界有着朦胧渴望的还有皮普钦夫人(MrS.Phipps)寄宿所里的比瑟斯通。比瑟斯通对印度一无所知,但自始至终都十分渴望离开英国前往印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摆脱皮普钦夫人的虐待。当皮普钦夫人在保罗(Paul)那儿吃了亏，将气撒在他身上后，“当天夜里他就开始为横越大陆返回印度做好准备”（126）。此外，在董贝父子中，英国的海权扩张还将许多国内外的英国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譬如，贝格斯托克少校为了结交董贝先生，才想起来身处孟加拉的朋友曾给他写过一封信；皮普钦夫人的丈夫曾在秘鲁的矿井投资水泵生意，“自从她丈夫去世之后，她借助于这个声誉年夏一年地想方设法维持一种还算不错的生活”（93-94）o由此可见，

24、在19世纪的英国，无论是达官显贵，商业巨贾，还是平民白丁，都深受大英帝国的海权扩张的影响，海洋商贸扩张与海外殖民地拓殖的海权观念无疑早已深深根植于英国公众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尽管苏珊和比瑟斯通等人深受英国的海权扩张的影响，但他们的海权意识仅仅停留在想象之中，而航海仪器商店里的沃尔特盖伊（WalterGay）和所罗门吉尔士（SolomonGiIls）则是英国的海权扩张的主角，海洋成为他们实现梦想成就事业的主战场。首先审视沃尔特如何凭借英国的海权扩张实现了人生梦想的“传奇”故事。沃尔特是一个迷恋海上冒险生活的男孩。起初，出海对沃尔特来说也仅仅只是个幻想，但当他暗恋弗洛伦斯之后，他梦想着去干”一番

25、令人称奇的事业”，梦想成为“舰队司令”和“海军上将”，或者“小军舰舰长”，然后“把弗洛伦斯娶过来”（103）。可见，在沃尔特的想象中，所谓干一番令人称奇的事业，就是参与帝国的海权扩张事业，并成为海军上将或是舰队司令，继而获得金钱、荣誉和地位，从而缩小他与弗洛伦斯之间的阶级差距。后来，一次阴差阳错的海外机遇让沃尔特的海洋梦想变成了现实。卡特尔船长转述了他的“传奇”经历：船长若有所思地又说了一下，“这位漂亮的人儿就要跟着沃尔特乘风破浪去中国了。”（703）他最后成为大英帝国在广州的商务负责人，回国后又迎娶了曾经不敢奢望的弗洛伦斯一一曾经的浪漫幻想在帝国的海权扩张中变成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成功。狄更斯

26、选择将沃尔特派去广州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巧合。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沃尔特在广州取得的商贸成功似乎受到现实中英国海权扩张的影响，他对中国与中国市场的兴趣可能源自英国追求海权控制特别是英国试图控制英中贸易这一变化。长期以来，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的需求量大，导致英国政府和商人打开中国市场的欲望急速膨胀。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表面起因是林则徐大刀阔斧的禁烟行动使英国鸦片商人遭受了损失，实质上却是英国借机实现其彻底打开中国市场的野心所致”（张本英，2019：48）。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威廉内皮尔勋爵（WiIliaInNaPier）更是声称：”大不列颠的商人希望与

27、整个中国通商，它们在未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前是不会安心的”（张立平，1998：90）o1842年的南京条约要求清政府五口通商，广州正是其中之一。于是乎,狄更斯的英国海权国家叙事，即将沃尔特塑造成一个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利益而冒着生命危险的忠诚臣民一一既为了国家和公司的商业利益，也为了个人利益一一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另一方面，身处英国海权扩张的语境之中，狄氏其作品不仅难以消除英国海权扩张的时代印痕，他也深深卷入其中：1846年，当狄更斯开始出版董贝父子时，观察家报和卫报发表了超过843篇与中国茶叶有关的文章；这比前两年增加了113篇以上。这表明人们对中国及其贸易产出的兴趣日益浓厚，这种兴趣也存在于狄更斯

28、的作品中，其作品对中国地域和商品的提及显示了他关注中国并卷入中国事务的事实。(1.ewis-Bill,2013：28)可见，沃尔特在广州的“传奇”故事，只不过是19世纪中叶英国拓殖亚洲尤其是中国并想象英国海权获得“成功”的国家叙事罢了。此外，通过所罗门的航海之旅，狄更斯不仅重现了19世纪传统的海上冒险之旅，而且还借此塑造了英国在海权扩张中所谓的正面形象。被人们称为“老所尔”的所罗门是英国在海洋冒险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经营着一家航海仪器商店。然而，面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冲击，他的航海仪器商店从之前的受众人追捧变得无人问津，正面临着破产的危机。这一巨大的变化对老所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

29、变得无所适从，并感到困惑与恐惧：“我已经掉在时代的后面了，我年纪太大，再也跟不上了(37)。然而，一切困难似乎都不能泯灭老所尔对家人真诚的、无微不至的关爱，这种爱在他对外侄儿沃尔特的寻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他获悉沃尔特疑似遭遇船难失踪后，他不顾年迈的身体和商店的生意，四处打探沃尔特的消息。狄更斯通过塑造老所尔这一形象，试图建构海权扩张时期的英国在道德上的“正面”和“正义”形象，这无疑反映了狄更斯对大英帝国的海权扩张的支持态度。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前往海外追求前程和从事跨国贸易活动也变成19世纪的英国人解决问题和挑战的有效途径之一。远大前程(GreatExpectation)中的皮普(PiP)离

30、开英国前往东方发展，事业也小有成就；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GaSkelI)的玛丽巴顿(MaryBartOn)中杰姆(Jem)与玛丽(Mary)夫妇一起离开英国到加拿大寻求事业的发展。正如摩尔(Moore,2006：1-2)所言：“起初，狄更斯将移民作为快速结束情节、让工人阶级人物发迹的一种手段，这远非狄更斯独有的，许多19世纪的小说家，包括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和爱德华布威利顿，都经常采用这种解决方式”。这无疑显示了英国的全球海权扩张影响了包括狄更斯和盖斯凯尔等作家在内的英国人的思想和观念，让他们无论是在文学世界抑或是现实世界中，都有意无意地把海外世界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特别需要强调的

31、是，现实世界里，狄更斯与家人也身体力行地参与英国的海权扩张霸业。尽管狄更斯生平只访问过加拿大和爱尔兰这两个英属殖民地(Dickens,1909：62-63,621-622),但是他把他的子嗣们派到了世界各地：”查理在远东，悉尼在海上，沃尔特去了印度，阿尔弗雷德在澳大利亚，他还计划将另一个男孩送过去加入他”（Hennessy,1946：411）o可见，小说中无论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大人物，还是微不足道、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或是现实世界里像狄更斯这样的作家，他们大多同海外世界有着某种联系，他们都以某种现实或想象的方式参与了英国的海权建构，尤其是英国的海外商贸霸权和殖民地建构的进程。结语需要明确指出的

32、是，19世纪上半期，经济政策的自由贸易转向导致英国政府不再坚持积极主动的帝国扩张政策，而是采用一种更加隐蔽的、间接的经贸扩张手段，即以一种“不显眼的、间接的、然而相当有效的手段”成功建构起英国的海洋霸权（摩根索，1995：88-89）。在帝国的海权扩张中，“走在最前列的,不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海军大臣以及陆军与殖民地大臣，而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船主、殖民地官吏、冒险家、军队军官、传教士等等“（张本英，2019：262）。以董贝父子为代表的商人和英国的水手和舰船等英国海权的追逐者在全球海洋上的流动不仅促进了英国海洋贸易的发展，也积极推动了英国海权的发展，由此带来英国对世界海洋的控制与支配地位。与此同时，像狄更斯这样心怀海权扩张意识的作家通过文学的海权表达来参与并塑造英国的全球海洋商贸的“华丽”图景，从而潜移默化地把海权意识和海洋霜权思想深深植入英国人的意识之中。注释：后文凡引自该著的引文将随文仅标明页码。此外，本文作者的研究生陈尚毅协助整理和翻译了相关文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