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人民政府的教育治理探索：为新中国教育奠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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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北人民政府的教育治理探索：为新中国教育奠基华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9月26日成立于河北平山县王子村，于1949年2月4日开始迁往北平1140,467。1949年10月27日，鉴于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毛泽东主席签署撤销令,华北人民政府于10月31日正式撤销。华北人民政府从成立至撤销，历时约一年零一个月，其运行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可视为毛泽东“联合政府”主张的初次落实，具有新中国前奏和雏形的性质2。一如董必武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因此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3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华北人民政府职能兼

2、有中央与地方双重属性，在政治、经济、财政等各个方面“都起了他一定全国范围的作用”口13。教育属于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华北人民政府在一年多的执政时间里，关注到教育方针、政策施行、教学实践等多个方面，这不仅有力推动了原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教育发展，一些政策理念、施政行为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延续，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学界对于老解放区教育多有谈论，但对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教育关注不多。本文即聚焦华北人民政府在教育治理上所作的可贵探索，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夕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特点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治理智慧。一、新的形势要求与教肓存在的问题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1月9日发起石家庄

3、战役，于12日攻克这一华北重镇，原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因此连成一片。为破除过去两区分割的弊端，中共中央决定将二者合并，并于1948年9月26日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如果说刘少奇1948年2月16日报中央合并两区的提议，更多着眼的是新形势下两区合并便于管理以及对西北、中原、华东“不可限量的”支援的话4,那么毛泽东则是站在全国解放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他在回复刘少奇的电报中要求中工委讨论制定涉及财政、经济、军工等各个方面的“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的文件，“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中央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5o自1948年下半年始到1949年初，解放战争的形

4、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歼灭，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局势已经奠定。在这样的新形势下，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向全党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61429,1440“建设”成为当时突出的党政标志性话语之一，它既是华北人民政府得以成立的主要原因，也是成立之后的华北人民政府所致力的方向。教育在新世界的建设中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在毛泽东的报告之后，相关人士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1949年

5、5月20日，董必武在华北小学教育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目前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而华北地区已经完全解放，今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各种建设，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建设，教育工作在建设中要占很重要的地位。建设”所须面对的，除了实现一系列的崭新主张，还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既往存在的问题。由于“战时”的“时”与“各解放区”的“地”两个主要方面的限制，党的教育方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不一致，在整体上体现出明显的非正规、不统一的缺点。这些问题在包括晋察冀、晋冀鲁豫在内的各解放区都共同存在，不过是不同地区的表现具有个体差异。教育的非正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因受战争时势的影响，无论是在教育方针还是在教育实施的各个方

6、面，均体现出明显的实用性、临时性特点。自抗日战争以来直至解放战争的十多年间，教育具有显著配合战争和服务生产的辅助功能。教育工作的任务，在广大解放区被定位为“服务战争，服务生产”。1946年12月10日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即明确指出，“各级学校及一切社教组织亦应立即动员起来，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在实施原则上则是“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联系”“时事教育与文化教育相配合”“教育内容与战争生活相结合”“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8。而随着土地改革运动成为年度工作中心，教育工作也被要求同其配合开展9。无论是服务战争、配合土改，还是支持生产、服务人民，其原则都是“服务

7、实际”。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于1946年5月20日提到了目前边区教育总的方针，“仍是坚定不移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具体来说就是坚持人民的民族的立场，根据群众需要与自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学以致用，适应和平民主建设需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具体斗争内容不同，使得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之下的教育内容也体现出很强的临时性特点。因为强调教育的辅助支持作用，教育内容若不能及时反映时势变化，反倒会受到批评，“抗日时期的课本，有抗日反汉奸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内容，而无今天反对中美反动派勾结进行反革命战争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内容；有减租减息的内容，而无土改的内容。教学时就应把这些

8、内容改换为适合目前形势与情况的材料”1127-28。而对于服务实际、学以致用的强调，则导致了“过去小学教育工作中存在着忽视文化政治教育分量重而较抽象等偏向，致使学生所得的文化知识不多，实际活动亦限于狭隘经验，增加知识有限，群众普遍反映上学不顶事”1129。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教育学生学习生产，则按照农民、工人、商人的活动规律,设立早学、午学、晚学、隔日班、全日班，并避开麦收、秋收、锄苗等农忙时节来安排假期，对教育服务功能的如此强调，无疑会导致常规教学活动受到干扰U243,出现“生产劳动、社会活动与课外活动过多”的情况。自抗日战争以来，不同解放区执行的均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但因各地行政区隔

9、明显、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具体教育政策在制定与执行上并不统一。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华北区一年来小学教育工作的概况即指出，“但因战争和灾荒的影响，各区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不同，领导上重视程度的差异，小学教育工作的进展是极不平衡的。又由于对小学教育全华北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区在工作实施上，关于小学的性质、方针、制度、办法也不一致”,导致“过去意见分歧，各行其是的现象”13431,435o特别是在“教育服务实际”的原则规范之下，教育要“以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应该满足群众的这一要求”，即使在同一解放区之内，“各地不必拘于一致，可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1242-43来安排教学活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教育重

10、点，由各区依具体情况决定之”1439得到了更为积极的肯定和鼓励。“各区依具体情况决定”的教育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晋察冀边区要求“严格防止并肃清旧型正规化的思想建设有较长期计划的教育制度，提高与培养各种干部与建设人才”，其中学“学校性质带有双重性，是干部教育，也是升学深造的预备教育”，老解放区的小学“主要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整顿小学，健全各种制度整理编级，克服战时参差不齐及流动现象。有重点的建设新的正规化小学”1015,16,18；晋冀鲁豫边区“无论新老解放区均应注意生产教育中学基本上应掌握干部教育的精神小学虽属国民教育的范围，但高校必须就实际情况为依据，一般亦略带干部教育性质”口439-40；太岳

11、革命根据地强调的是“在生产间隙中参加学习”，其文化教育的重点是“社会教育重于国民教育”1242,“学用一致，要甚学甚，推行教育与生产，劳动与学习相结合的教育方针”15；冀鲁豫行署指示的教育方针，则要求教育工作与中心工作结合，”中心工作就是我们的中心课程”16,“人民大众的读写算能力与科学常识等大众文化的提高，都必须服从上述这种实际斗争的需要，与实际斗争结合”17。综观华北老解放区的教育，它“是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紧密“配合当时军事政治斗争”，因此不能按照常规的办法开展教育，而是要在“游击战争环境中”“创造许多新的办法”坚持与发展教育工作。这样的教育“不能以数目字来

12、衡量”，但是“得到了非凡的成功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应写它特殊的一章”71。但至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在新的形势下审视老解放区教育，其非正规、不统一的缺点得到了一致的重视。晋察冀、晋冀鲁豫的领导者普遍认为，过去的教育行政领导弱化，教育方针、学制、课程等缺乏通盘计划1892-93,产生了重政治、重生产、重社会生活，轻文化、轻学习，教师、学生校外活动多，学校工作队化等问题，因而在今后需要强化领导，并确立统一、正确的课程、学制，“纠正漫无学习标准和修业期限的游击作风”，以便切实提高教育水平19108-109o二、华北人民政府的教育治理合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一个中心目的，正如中共中央

13、华北局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所言：“建设华北解放区，需要统一集中，需要计划性，需要正规化”20；“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进行各种建设工作以奠定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基础。”21112T13“正规化”作为教育建设的一个核心目标，循着以下几个方面渐次推进。(一)改正教育方针执行上的偏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直以来被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得到执行。随着新的形势的变化和新的建设任务的确立，这一方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其侧重便不得不从对政治、生产、社会生活的强调而转向文化学习。这样的转向在以前部分边区中早露端倪：晋绥边区为满足学生的文化要求和适应边区培养知识分子的需要，要

14、求施行“以文化教育、业务教育”为主的教育方针，提出中学文化课、业务课要占比80乐小学文化课、业务课要占比100M22；太岳区中学教育要“增强文化教育，增添自然科学课程”23。而随着华北全区的解放，教育建设对于政治、经济建设的支撑作用得到极大的重视，文化学习作为国民教育的根本任务再次得到强调，“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则将影响到政治经济建设的进展提高国民文化，应看做是我们很重要的政治任务”24。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多份文件，对新形势下的教育方针予以了明确。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教育等方针政策的报告，对过去“打出课堂去”、“中心工作即中心课程”、不单设科目的“单元教育”、取消正规学校和文化教学的主张与实

15、践进行了严厉批评，主张不能完全否定旧教育制度、旧型正规化和学制上应有的衔接，学生停课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生产、演剧等须经学校批准,在校学生中途抽调要经华北人民政府或行署特别许可，须“建立一定的正规学制和加强文化教学的方针”25156-157。华北小学教育会议结合小学教育对加强文化教学的方针作了有针对性的解读，小学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基本文化知能，健康身体，进步思想，劳动习惯，爱人民爱国家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公民”，“在今天华北已开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的情况下，就必须把培养儿童读写算能力，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做为首要的任务”24。1948年8月20日至9月5日召开的华北中等教育会议，指出过去中等教育没有足

16、够地重视普通中学的文化科学知识而只似训练班的偏向，明确规定了中学教育的普通教育性质，其任务是“为人民民主共和国培养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及基本科学知识的人材”，“培养大量的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在今天是有头等重要性的政治任务”26。（二）强化教育行政上的领导晋察冀、晋翼鲁豫的领导者在总结教育的弱点和缺点时不约而同地指出，“教育行政组织机构不健全，领导很弱”1892,“领导上注意不够，放任自流，有的教育无专人负责”19108.强化教育行政上的领导，1948年以来在部分根据地实际已经得到重视，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琮在中学教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就“关于领导问题”做了专门介绍。在华北人民政府召开的小学

17、教育、中学教育会议上，加强教育工作的领导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强调。首先是健全领导机构建设，各级政府教育部门需要按编制补充满员；其次是明确了专著教育科、县政府教育部门、区文教助理员、村政府、中心小学各级政府教育部门的领导责任；再次是强调了工作纪律和视导检查工作。为了加快推进教育行政工作，以往解放区通过会议形式来讨论有关事项、决定并发布规章制度的方式作为有效行政手段而被推广使用。1948年8月11日，薄一波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建议作了报告，系统阐明了文化教育工作施政建议。1948年8月20日至9月5日，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召开，会议对以往的中等教育工作作了检讨，并

18、反复讨论了中学教育的性质，”通过了普通中学与师范学校实施办法，及中小学教职员待遇标准等草案”。1949年5月20日，华北小学教育会议召开，制定了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小学教师服务暂行规程等规章制度。参加这些会议的人员主体非常广泛，特别是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涵盖了工、农、知识分子、军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而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到会的则有各行署、各市政教育行政负责人及中学、师范校长代表等40余人；华北小学教育会议出席者有行署、省市教育行政负责干部和其他单位代表71人，其中包括叶圣陶、孙起孟等民主党派人士。如此广泛群体面对面的充分讨论，如此高级别的政府负责人、教育行政主管和基层的教育代表深入交流

19、，无疑使教育行政决策能够凝聚更多的教育共识，同时也有利于政策执行者更好地理解政策和高效地执行政策。（三）建立各种正规教育制度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对此特别指出：”应该整顿各级学校教育，按照必要和可能，建立各种正规教育制度。”21121首先是完善教育体系。原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内部教育发展并不平衡，但总体上的成人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均有一定基础，相较之下的大学教育在办学种类、数量与水平上则要逊色得多。宋劭文即认为晋察冀的大学教育只是“在小学、中学发展的基础上，也创办了相当高中程度的专科学校和大学”1892,但那一时期的大学、中学从总体上看，则仅“是训练班性质”71。为完善教育体系、推动高等教

20、育发展，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了由董必武主席兼任主任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在接管平、津等大城市原有高校基础上，先后发布南开、北大、清华、北洋、师大等院系调整，改北平政法学院为政法大学、成立农业大学等调整、改革高等教育的决定。华北局委员会1949年1月29日通过的华北目前形势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将完善教育体系列为重要任务，“根据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有计划地、普遍地发展国民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专门大学、成人补学教育，创办高级的与中级的各项职业学校，创办师范学校解决师资困难”27o其次是为各级学校接管、恢复、整顿、发展而建立各项制度。第一类制度涉及新解放区的教育接管与改造，多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

21、宣传部对各局予以指示的形式发布，”在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党的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实际上暂时代替中央政府的文教机关，管理国家的文化教育工作”28o譬如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各大学处理办法的批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保护和改革新收复区学校教育的方针给中原局宣传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争取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等，华北人民政府遵照相应指示开展工作。第二类制度涉及教育结构与教育服务，指向教育稳定之后的发展与提升。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府委员会于1949年2月24日通过一九四九年华北区文化教育建设计划，要求“建立各种正规教育制度”29。自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相继公布华北区普通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华北区师范学

22、校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华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华北区小学教师服务暂行规程华北区普通教育实施办法草案等制度，对教育方针、任务性质、学制、课程、组织、编制、会议、师资与师生待遇等问题给予了全方位的解释和限定。课程作为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和教育活动的主要依据，按照重要程度尝试逐步制定相应课程标准。上述小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暂行实施办法中包含了相应课程规定，以及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下学期各级政治课的规定华北人民政府关于中等学校政治课课程标准等项的指示针对具体学科的课程规定，与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1949年10月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一起，构成了大体覆盖大、中、小完整教育体系的课程

23、标准制度序列。再次是通过报告、指示、会议、报刊等多种形式，强调、解读、宣传文件精神与制度要求。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政权、财经、教育等方针政策的报告对华北教育工作方针政策作了系列说明，涉及各级各类教育学制、课时、学习形式、社会活动、考试、升学、教师待遇等多个方面。配合多部教育法令的贯彻执行，华北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小学教育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对目前中等教育工作中的几点意见，总结新的教育政策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并就政策执行过程中如何完善提出了解决办法。譬如关于小学教育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就对教师在职学习、主办教育刊物、吸收知识分子、教育经费、课本选择、师资建设，甚至是“注意培养女

24、教师”都作了细致具体的说明；对目前中等教育工作中的几点意见则就文化学习，政治思想教育，教学、卫生、行政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报纸也多以新闻或社论形式配合宣传、指导有关教育议题，新华社曾刊发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的社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关于华北小学教育会议的新闻。华北人民政府执政前后甚至出现了新办的专业类教育期刊，一是创刊于1948年8月15日的冀中教育，一是创刊于1949年元旦的太行教育，两刊亦紧跟形势刊登最新的指示、规章、会议精神，并追踪各地落实情况、报道贯彻时的经验教训I。（四）教材建设、教育科研稳步推进教育方针、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属于前提性、规定性

25、的条件满足，然而教育本身的实践性则必然要求它借由教学活动得以实现，开展教学活动的基础保障则是教材和教研。为适应根据地教育需求，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前各边区设立过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教育厅编审委员会，负责教科书的编审工作。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又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而为促进教育的正规化，该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担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委员，傅彬然、宋云彬等六人为委员30。从1949年4月15日成立到7月6日印发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编审委员会在学科人员、人数受限的情况下，完成了多部教科书的审读和修订工作。该会原定编撰各科新教本，但是“编撰没有那么快，下学期用书问题不能

26、不解决”,就在编审新课本之前先做了旧教科书的“修订审读的工作工这份意见书包括了中小学以及师范学校的各科目，但由于人力以及时间的限制“并不完全”，小学、初中、高中数学以及政治没有提到。尽管“这份意见书中所推荐的书大都是只能供暂时应用的课本”，但在向“全国各地用教科书均应在可能条件下要求一致”31199目标上仍旧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教科书一致”是教育正规化的重要一环，其前置程序则是“统一制定课程标准”，这在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中早有共识211121。然而当时能做到的只是在小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等的暂行办法中，对有关课程作一个大致的概括性规定，单独制定系列的课程标准实际到1950年初仍未解决，叶

27、圣陶1950年1月5日的日记中提及教科书编审工作程序，还在说“先定课程标准，然后分配着手编辑之机构或个人。最后稿成，审阅修订”32。涉及具体学科的课程标准只是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才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于1950年2月至7月间起草了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稿33。而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之前各个地区自行编印的教科书并不一致，同时课程标准也纷繁杂乱，这种情况之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拟定的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实际以修订原则、案例说解的方式，起到了临时的统一各科课程标准的作用，“意见书中所提出采用的这些暂用本子进行教学应注意之各点，也望用适当方式传达给学校教员”31200而在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公布之前，

28、在缺乏统一课程标准情况下凝聚教育共识的主要途径则是以教育刊物为载体的教育研讨。华北人民政府执政前后所辖的冀中教育太行教育两本期刊，在紧密围绕新的教育方针和各项教育制度落实，刊发报道各地的教育成绩、经验的同时，补充提供了涉及多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并介绍教学理论，倡导教师开展学科教学实践研究。冀中教育的代发刊词把在职学习组织起来！即提到，”冀中教育出版了。也就是冀中一万多小学教师的一个自修大学开学了”34,明确了作为教研平台的刊物定位。基于教学实践的教育研究的开展，也引起了教育行政的注意。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小学教育的指示中特别指出，“各地的教育刊物，争取逐渐起函授学校的作用，有计划地组织教师交流业务经验

29、，解答他们提出的疑难问题”35。而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中学教育的意见中，则将更多讨论聚焦于“教学方法”“兴趣提高”“学习效果”“接受程度”等教研问题，呼吁“以上问题都须很好地加以研究”。经过上述四个方面有计划、有步腺地稳步建设，华北人民政府的教育治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解决了方针、学制、课程等问题”，正规制度得以建立，教学成绩显著提高，学校、学生数量大幅提升36。直到1949年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时，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对一年来的中小学工作所作总结中，提出的问题已限于“学校发展”“经费”“思想教育”“领导关系教育统计”这些教育服务方面，而上述教育方针、教育行政、教育制度、教育科研和

30、教科书建设，则只是如何进一步完善To华北人民政府在这方面的贡献，是“能根据实际情形需要，将其不合理者略事改革，以适应新教育工作”，然而“兹事体大,欲谋彻底改革，必须广泛采纳全国各方意见，并应有充分的研究和准备”37,这些工作只能待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解决了。正如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27日在撤销华北人民政府令中所言，“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越来”38,机构交接的组织之下自然是工作的认可与延续，华北人民政府教育治理实际开启了新中国教育治理的崭新篇章。三、教育治理中的民主与联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治理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毛泽东确定的新民主

31、主义教育方针、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推动、华北解放区所具备的和平稳定条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此前所做的艰苦探索等无疑都是重要因素。然而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人才，实施教育的主体本身也是人才，在这些要素的背后，人才一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直到1949年10月29日总结华北区中小学教育时，老区”师资的缺乏还成问题“。华北人民政府教育建设中的人才，并不局限参与普通教育工作，其中不少人在教育治理中被委以重任。华北人民政府背后联合与民主的属性，同样也被贯彻到了教育治理当中来。毛泽东1949年3月50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

32、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而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又要将“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61428,1438。薄一波在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建议中明确表示，文化工作也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和教育一切知识分子，来共同为华北解放区的建设服务21122。董必武在华北小学教育会议上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争取革命的胜利，并不是要把国家大事都拿来自己包办，而是把我们的主张拿出来

33、，请大家来商量，大家来办。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73。党外民主人士在联合与民主的感召之下，以教育专业人才的身份，被广泛吸纳到华北人民政府的教育治理工作中，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指向文化学习的“正规教育”需要大量的教育专门人才，但以往对于这些人才的团结工作并不理想。毛泽东即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存在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关门主义作风”和“不正确态度”。土地改革时期甚至出现不加区别地清洗地富家庭出身的小学教员、学生的“左”倾偏向，使教育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948年在老解放区即端正政策、纠正偏向，动员在乡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广泛复职复学。在新解放区撤换了个别反动有据、不

34、肯悔改的部分人员，而“一般的都使其继续工作”，“于尽短时间内对旧教师宣布原职原薪，确定人事问题，安定其情绪”，并施以“有系统有重点的思想改造工作”。为了解决乡村师资及城市失业问题，调剂和动员“知识分子下乡”成为使他们在新中国教育建设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政策。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对此另有特别要求，要改善中小学教员的政治待遇，“华北大学除团结和培养专门人才和高级知识分子外，并大量吸收国民党地区大中学生21122。董必武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工作概况中指出，一年来“注意培养师资和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各地土地改革中被清洗的教职学员实现了30270%不等的复职复学，动员训练了1万余人的在乡知识分子用于补充

35、师资。毛泽东所说要让党外民主人士”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在更高层级的教育行政上得到了相当具体的落实。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于1948年8月7日召开时，参会的14名文化界代表中就有李何林、尚钺2名从事教育工作的民主同盟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1948年10月10日关于此次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就“大会收获”指出大会代表包括了工、农、兵、学、商等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并特别提及“蒋管区平津、唐山等地教授、学生”代表参加，而“最为活跃的党外人士”即有李何林。而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27位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有陈瑾昆、蓝公武、于力、邢肇棠、贾心斋、徐正、刘雨辰、王复初8人，其中蓝公武、陈瑾昆、于力、徐正都曾任

36、过教授39。中共中央华北局1948年10月29日关于教育等方针政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党外人士的工作予以了说明，“使他们担任了副主席及各部、院、会首长等重要职务，参加了实际工作，有职有权，他们工作很努力”25152,像华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等法令，均由董必武、蓝公武等主席、副主席签署公布。而在涉及教育问题的会议讨论中，党外人士也受邀参与了广泛讨论。1949年5月20日华北小学教育会议在北平召开时，与会者除了各区省市的教育处长、局长、小学教育科长、模范小学教师之外，”并邀北京市教育名流及民主人士参加”13M35；人民日报40和中华教育界41在报道中，还提到了蓝公武、叶圣陶、孙起孟等民主人士与会并

37、讲话的情况。民主人士参与华北人民政府教育治理最可圈点之处，是使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华北人民政府制定的教育制度与政策，在教育行动层面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落实问题。在基础教育层面,由叶圣陶先生领衔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写审定具有相当程度统一意义的教科书，对如何在正规教育中落实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作了可贵探索。1949年2月28日随柳亚子一起北上的27人中，有陈叔通、叶圣陶、宋云彬、马寅初、俞寰澄、张纲伯等多位民主人士。叶圣陶3月18日至北平，4月8日即为陆定一、周扬、晁哲甫所邀，商谈组织教科书编审机构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该会于4月15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叶圣陶、傅彬然、胡绳、周

38、建人、王子野、孙起孟、叶蟆生、金灿然、孟超，其中叶圣陶、傅彬然、周建人、孙起孟等均为民主人士。叶圣陶不仅带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很短时间内高效完成了教科书编审工作，草拟了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而且以其在教育、出版领域的卓越影响力，招致大量人才参与后续教科书编纂42。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最初成立时只是“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其真正的领导机关和主管单位实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府成立之后，“管理全国文化教育事务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院、署亦已先后成立在出版总署下成立了出版局，原本部所属之出版委员会及其地方组织，应即取消，新华书店改为国家书店，受出版总署

39、的领导”28o原来实际属中宣部领导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即随之改制进入了出版总署。而后随着出版总署改制，编审局又于1950年12月划分为三个机构，”一部分作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部”43,而人教社则是新中国成立的集编辑、审定、出版各项职能于一体的专门统一机构。总之，在人教社1950年12月1日成立之前的2年来，由民主人士叶圣陶等所领导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审局，不仅解决了大时代、大变局之下紧迫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统一问题，并就如何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教科书编审和出版，进行了初步尝试和先期探索，同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教科书编审工作提供了人才保障，为新中国教科书奠基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体系正规化的另一个主

40、要方面，是高等教育的改造和发展，这对于只办过“训练班性质”大学的共产党人而言，更需要得到党外人士的帮助。为统一实施高等教育方针、计划，指导学术改进和加强图书、文物管理，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1日成立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该会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兼任主任委员，董必武、张奚若、周扬、马叙伦、许德珀、钱俊瑞、吴啥、曾昭抡、李达等9人为常务委员，其中张奚若、马叙伦、许德琦、吴啥、曾昭抡5人均为党外人士，而马叙伦、许德圻还是相应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在包括郭沫若、马寅初、徐悲鸿、郑振铎等在内的40位委员中，黄炎培、马寅初、汤用彤、钱端升、俞大线、叶企孙、陈岱孙、郑振铎、雷洁琼、陆志韦、张东菰、黎锦

41、熙、严济慈、沈体兰等大多数人亦为党外人士44。由党外人士广泛参与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先后发布南开、北大、清华、北洋、师大等院系调整，改北平政法学院为政法大学、成立农业大学等大学设置、调整决定，以及制定发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这些规定对于接管高校、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并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改革高等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当然不限于华北人民政府执政的这一短暂时期，而是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个阶段。进入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很多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作为行政领导来谋划推动教育发展，如马叙伦先后任教育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张奚若为第二任教育部部长，钱俊瑞为教育部副部长。

42、1949年6月开始的南开、北大、清华、北洋、师大等院系的调整远未结束，为有计划地配合生产建设，1950年后全国高等学校都“必须根据国家建设的总计划，进行有计划有步歌地调整”45。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由广大党外人士参与的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期内的高等教育布局与课程改革的走向。四、小结董必武在华北小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讲到，“中国是一定要大变的”，“为了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应当主动的多想办法”，“适应新的环境需要新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必须有所改变”73。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正规教育的目标和政策，都可谓董必武所说中国共产党人为应“变”而提出的教育主张，然而如何

43、将教育主张化作教育行动，在不同的形势下不同人的理解和操作不会一致。先进的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结合几十年来革命和建设所积累的经验，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通过华北人民政府的建立，对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进行了创造性的实验。在联合与民主执政理念的指引之下，发挥各个阶层特别是党外人士对于教育的建设作用，稳步实现了教育方针、教育行政、教育制度、教育科研和教科书建设等教育治理的正规化。这些教育治理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坚持的理念，作为新中国建设的实验与雏形，脱开华北人民政府这一短暂的时期，自然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较长的阶段。钱俊瑞1949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建设中

44、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中国的新教育，正和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一样在毛主席的文教政策领导下，有了重要的发展，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而随着全国的解放，新教育必须“以原有的新教育的良好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468。而对于1950年上半年的工作计划，首先是明确了“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教育方针，“必须维持原有学校继续加以改进“，这表明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正规教育所起到的教育普及作用得到了认可，而尚未完成的任务则需要继续延续、改进,除此之外被重新强调的只是“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4612-15o党外人士广泛参与华北人民政府的教育治理，意味着对原国统区旧教育合理理念的逐步吸纳，它们与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解放区工农教育经验融合，成为新形势下新中国教育治理的重要资源。然而有别于本土教育管理者、实践者所着力的教育正规化，此前一直被言说、于今日益被重视的另一种潮流正在新中国建立、以苏联为师的新鲜话语的激发下而兴起。实验与推行、次新与更新、华北与全国、中国与苏联，多种背景之下的理念交流汇合，又进一步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教育新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