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经济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面临挑战与国际话语权建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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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治理与经济发展：共建“一带一路”面临挑战与国际话语权建构【内容提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创造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践行十年来，已成为惠及全球的公共产品，同时中国在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媒介话语、全方位多领域具体话语建构取得了较为显著成效。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遭遇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下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西方国家话语陷阱、“一带一路”内部风险等的挑战，需要转型升级。未来十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要进一步促进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或应调整政策话语形成话语制衡、竞夺学术领域的“源话语权”、加快完善国际传播经济话语体系回应关切，努力开拓以经济硬实力为基础

2、的新合作领域，以探寻国际经济话语权提升的新进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为全球治理与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确定性。【关键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经济发展；国际话语权；国际经济话语权如果将话语权视为“控制舆论的权力”和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影响力，那么国际话语权则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对国际事务进行定义的能力，对各种国际规则制定、国际事件评议和界定的影响力。特定国家在全球治理和发展领域的话语体系体现了该国作为话语主体所具有的历史传统和时代风貌，以及对全球治理和发展的观察视角与认知深度。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促进全球治理和发展而创造性提出的中国方案。十

3、年来，中国从聚焦区域问题到全球性问题，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使该倡议成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公共产品，有效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是面向全球讲好中国推动全球发展故事的鲜活案例。众所周知，构建、巩固和维护全球经济与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构建相应领域的对外话语体系是一个历史性、延续性过程。中国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立足新时代新要求,十年来致力于构建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加速演进，“西强东弱”的全球话语权力格局出现了“东升西降”的再分配趋势，但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通

4、过在国际经济舆论场中建构所谓“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崛越见顶论”等话语，试图抵制中国堀起、消解中国建构的国际经济话语。未来十年，共建“一带一路”话语权建构面临诸多挑战。在传播全球化和全球经济逆全球化并存时代，巩固和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已成为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向世界强国的必然要求。本文聚焦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试图在梳理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十年来，中国国际经济话语权建构成果、面临挑战及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探析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进一步推进全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进路。一、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实践提升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传播自古以来就是建立和

5、维护权力的关键，传播范围和传播技术则是地方分权、贸易和军事活动的重要机制。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与地区间日益密切的交往为国际话语权生成和巩固提供了必要前提，传播的重要性更为显现。学者德雷泽克(JohnDryZek)强调话语间的多样性，指出各种话语间相互补充,也存在许多张力。a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国经济国际话语体系的实践逐渐从接受与“听话”，迈向主动“说话”与多方面表达，在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媒介话语及多领域具体话语建构层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一)促进政策话语体系实现良性发展政策话语是一个国家话语体系最重要的外显部分，是主权国家基于世界局势、全球体系的认识、把握与对策的直接体现，也

6、是助推当前国际秩序形成新治理范式的重要依据。经济话语体系的构建则彰显一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经贸合作、国际经济金融问题的观察视角与认知深度，是政策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政治局势与经济环境格局的变化，使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基本雏形，在数十年发展中纵向上呈现三个历史阶段、横向上南北两个层面的治理体系。具体来看，战后全球治理体系属于以美国为主导，辅以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国际机构、国际规则的“硬治理”时期(19451975)；冷战时期的全球治理体系呈现为七国集团(G7)国家主导的“北方软治理”模式，美元与黄金脱钩、联合国机制下的经济模式成为美苏角逐的

7、工具，主要发达国家建立起共治式的非正式协调机制(19752000)；21世纪以来，新一轮动荡的国际局势与标志性“911”事件的发生，加之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以及国家间的经济和经济政策联动性的加强，全球治理体系逐渐走向“南北合作”的共治时期(2000年至今)。b根据这一分类逻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北共治”的历史节点中孕育而生，并通谩一系列政策话语纵深推进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回顾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政策话语建构，可洞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构、提供全球治理国际公共产品的积极作为与观念转向。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话语多以经济贸易为主题，以经济合作话语带动政治、理念、

8、观念话语，经济话语体系构建呈现从技术到理念、从区域到世界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国对具体经济话语的更新与时俱进，具有国际化思维。根据相关政策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践行十年来共提出35个重要政策话语，涵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环节：c2013年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政策话语体系建构的开端；2014年设立“丝路基金”，提出“为亚太互联互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的建设性话语；2015年增加“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五通”的核心内容，以及同年正式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观的重要理念表述；2016年，中国指出不同民族、

9、不同文化要“交而通”，延续和发展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安保合作与安全治理领域在倡议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等政策话语，阐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建“一带一路”应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推行互利共赢。党的十九大以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主动融入传播全球化加深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浪潮，先后提出“数字丝绸之路”、发展“丝路电商”、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重要政策话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视角提出“世界交往理论”，指出随着社会生产

10、力发展需要，交往形式也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顺沿社会交往的路径发展出“规范性话语理论”，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及兼顾“理性沟通”与“话语论证”以获得公共生活的共识。d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深谙两者要义，创新与世界交往的话语实践，逐渐从聚焦区域发展转向公益性的全球治理，e从主要的政治经济合作到增加更全方位、更多领域的共建，从阐释遵循国际社会规则到成熟主动制定规则，探索新动能新发展路径的步伐更加稳重，将颇具创见性的政策话语传递至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充分表明共建“

11、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具有全球性、平等性、互惠性特点的国际合作模式和全球治理新模式。（二）实现媒介话语“超链接”式复合表达传播技术每一次的升级迭代，往往都伴随着跨越国界传播活动的颠覆性显著变化。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极大改变了国际传播的样貌，模糊了时空地理的界限。“去远”的文化空间令受众感到“切近”，文化生活及其表达形式更为丰富，受众直接获取跨文化信息如同在计算机中点击“超链接”一般迅捷。然而，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文化也发生“内爆”，成为一种维持多样性的“超文化”。f新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播发生新一轮转向与重构，媒介话语表达体现出传受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以及内容解读的不确定性、流动性与关联

12、性。它一方面成为一国的文化价值观、治理观、发展观的关键展示窗口，一方面直接关系舆论性话语权的生成。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古老文明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化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中国精准聚焦“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贡献深化全球治理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传播格局中增强和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构建中国话语与叙事体系，将中国话语置于世界“超文化”中的多个“超链接点”。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新华社、CGTN的“一带一路”主题语料库以及对外英文报道，勾勒出十年来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媒介经

13、济话语框架。“一带一路”对外报道的受众范围与议题设置直接影响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果。从受众范围看，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一带一路”相关报道可以发现，十年来中国主流媒体报道兼顾“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非共建国家话语建构；从议题设置看，媒体报道涵盖倡议愿景、合作项目、惠民成果、“五通”建设等多方面，形成一批有代表性的专题英文栏目、具有特色的中英提示语标题结构以及形成大量巧妙的单双音节语料词汇表。以简短或引人入胜的标题，呈现严肃深刻的经济发展内容，是中国媒体搭建“超文本超链接”传递中国话语的常用方式，使受众从报道文本中感受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丰富形象。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对外报道中，较多使用互

14、文策略、隐喻策略，即一方面关注不同文本之间的片段呼应及意义链接，引导受众联想新闻文本背后的隐含意义，引起情感共鸣；另一方面善于运用国际社会普遍理解、容易形成共识的比喻修辞的话语策略，使人们借助一个概念领域结构去理解另一个不同的概念领域结构，g深化受众对共建“一带一路”具体主张的认知。例如,新华社开设的“新华丝路”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目前存储5.4亿数据库结构化数据总量，在丝路人文栏目定时更新中国与相关国家如何共建“一带一路”，从经济发展、就业环境、性别关怀等方面叙事，通过运用互文技巧调动共建国家受众对本国既有经济问题、弱势群体处境等内容进行联想与连接；对“一花独放不是春”“各国都是建设者”“交而

15、通”“阳光大道”等用语的隐嗡性建构，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象化，并通过系列宣传图制作、外交理念金句的短视频剪辑、专题纪录片海外传播的方式予以呈现，促使中国主流媒体与受众在知识构建方面产生“互动”并形成共识，通过传播媒介潜移默化建构具有感染力的经济话语，促进文化话语、观念话语的共情传播，实现民心相通。(三)推动学术话语体系实现多维建构学术话语是国际话语权在具体内容层面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国家在国际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领域概念阐述、事件编码和意义赋予等的引导力和影响力，是至关重要且稀缺的权力资源。本文使用学术界公认较为权威的知识图谱解析工具CiIeSPaCe分析中国知网、中文社会科学引

16、文索引数据库(CSSCI)以及WebofScience期刊文献20132023年相关数据，重点分析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学术成果在数量上和内容上的整体特征，发现其与政策话语、媒介经济话语呈现一定关联。以“一带一路”为检索词，以2013年至2023年10月为时间区间，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到5.2万余篇学术论文，10万余篇报道、评论及其他学术成果；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检索到4198篇学术成果；在WebofScience核心合集系统数据库中检索到5500余篇文，其中2020年、2021年发文量突破千篇，达到峰值。根据中国知网计量可视化分析结果，5.2万余篇学术论文主要涵盖共建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

17、、高质量发展等几大主题；根据学科/方向分布统计结果，经济类期刊独树一帜，经济体制改革、贸易经济类占比37.86%,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类占比3.80%,新闻与传播类占比2.42乐从研究层次来看，主要以政策研究、应用研究为主。学术论文中的主题词、关键词往往是反映研究目的和研究重点的核心术语。在文献主题和内容方面，通过选取聚类(CIUSter)中“索引主题”(indexterms)功能，发现在20132015年,国内学术成果主要涉及经济动因和效益评估、贸易或财税政策、战略前景与意义建议等宏观政治经济层面；国际学术论文多用背景、策略、辐射等词，以外国学者初步认识共建“一带一路”为主；在20152016

18、年，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式提出，学术界在继续关注政治经济话题的基础上，扩大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在文化价值观、核心内涵层面的关注，出现了文明交流与变迁、中国电影行业、民族文化国际传播、宗教、语言学等主题，既关注经贸合作，也进一步关注到由此延伸的人文交流，重视将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与当代视域下中国同相关共建国家的跨文化交流相结合。在20172023年，共建“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内核心文献就中国面临的挑战、最新政策决策进行了结合，同时关于金融风险、债务陷阱、国家安全、疫情防控、地缘冲突的讨论与反思也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议题。通过WebofScience统计国际核心期刊结果显示，就“一带一路”

19、发表学术见解的中国机构及学者数量显著增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孔子学院、绿色投资、碳排放、数字经济、经济复苏等主题，与共建“一带一路”开辟新领域合作、全球疫情防控的最新局势相呼应。共建“一带一路”在学术领域呈现的话语特点体现在：一是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多门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话语特色，与经济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绿色生态等具体领域话语相照应，从多个维度提升学术话语权；二是学术话语紧跟政策话语变迁，将其进行学科术语解读与转码，并进一步为新政策话语的生成与转化提供理论基础；三是学术话语由同一时期一部分媒介话语转换而来，媒介话语为学术研究提供具体时事动向、研究案例与权威评论，成为学术话语生成更新的一部

20、分语料储备。（四）推动多领域话语体系的更新与实践高质量赞展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对国内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要求和目标。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则是我国立足于当前世界经济新常态提出的、具有国际化思维的新要求。如果说政策话语、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形成顶层设计，那么由此下沉形成的具体主张与措施，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外显的话语底气。目前，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带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的再布局，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警示全人类病毒传播事实上并不“承认”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边界，万名气候科学家发布第二次警告地球联合声明彰显气候危机的严峻形势新时代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应对世界局势中的诸多不

21、确定性。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首次明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互联互通”成为重要话语词汇，通过落实共建“一带一路”政策话语，促进全方位多领域互联互通，形成立体化、多维度的基础构架和布局，延伸发展出以基础设施建设话语、金融话语为代表的各关键领域特色话语，逐渐建构起综合性、系统性的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以政府间战略沟通为主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基本架构、“陆海天网”四位

22、一体的设施联通初具规模，贸易投资规模扩大与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投融资合作机制与渠道日益健全并不断创新，文明互学互鉴与文化融合创新纵深推进，新领域合作如健康、绿色、创新、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等取得积极进展。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h”共商共建共享”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原则与治理观，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念指引。中国促进与共建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在媒体建设、文旅事业、教育领域和民

23、间往来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真正思相关国家民众之所思，为民心相通的巩固提供了现实接口。中国落实以“五通”为核心的多领域话语实践，服务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共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为经济全球化增添活力，提供完善全球治理的新方案，为人类社会进步汇聚文明力量。全方位多领域措施是政策话语下沉的具象化产物，由此形成的话语体系以政策话语为统领，反映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主张与治理观。这不仅丰富了媒介话语，成为各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共建“一带一路”最新建设成果的重要语料，同时还反哺了学术话语，既作为实践检验最新理论成果的适用性，又为国际传播与国际社会治理等学科领域提供新思考。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下共建“一带一

24、路”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矛盾升级，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平、发展、安全与治理赤字加剧，世界各国面临新一轮动荡变革的挑战。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下，国际经济话语权实际分配是极不均衡的。如上所述，共建“一带一路走过十年，我国经济话语权得到提升的同时，也推动多个领域话语权得到提升。但需更加警惕，新十年话语陷阱和障碍风险依然存在。这些陷阱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主体、话语质量及话语传播平台构成不同程度的消解。(一)霸权主义与逆全球化的“场域”阻碍首先，作为“一带一路”的话语主体，中国对外发声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霸权主义”与逆全球化语境的阻碍甚至湮没，出现主体性的“

25、源话语”缺位。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将“场域”界定为基于客观位置形成的网络或形构，不同的位置是客观限定的，但场域的边界则取决于个体互动的作用范围。若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大型的话语场域，主权国家则是该场域中的“个体”。布尔迪厄进一步提出，行为体在与外界的互动即社会化进程中所具备的权力受到其所属场域的制约，任何场域都存在统治、对抗的内生力量。按照这一逻辑，国际社会这一场域的现有场域规则、话语体系，共同决定了处在其中的主权国家或区域的国际话语权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历史的辩证考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指出，资本的本质在于创造剩余价值，在于增殖自身。经济全球化根源于

26、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逻辑的具体展开，这决定了资本寻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将一切能够利用的因素纳入自身逻辑，形成在全球流动和下渗的资本话语，建构起庞大的资本增殖体系。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依然是以资本全球化、资本增殖体系为核心的交往模式，这种交往形式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组织为主导，代表了西方世界利益、价值、观念的诉求，其中自然渗透了“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地位的不平衡与不对等。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跨国数字公司凭借其运营和分发模式的核心地位，利用大数据造就了一种新形式的“信息资本主义”，也就是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

27、i1.1.ancecapita1.ism),全球传播的“谷歌化”“气球网络计划”(Project1.oon)以及“数字等级制”，都反映了数字霸权企图预测和改变人类行为，从而产生收入、控制市场。特别是在窄播时代，消费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用户在进行专家化内容自主选择时，其购买模式和偏好也被广告商监控并货币化，而对这种数据挖掘、存储、交易以及传播监控的存在一知半解。信息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数字时代语境下的逆全球化，是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全球治理体系科学性缺失的反映。发达国家正在加固既有的话语效力，利用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正试图创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管理”全球化，从而形成新的世界权力中心。由此

28、，当前全球场域存在诸多复杂交织的关系与逻辑，西方世界疆权主义的推行与逆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对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拓展新场域、阐释新话语概念和话语规则形成一大挑战。(二)国际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格局反映了在一定的国际关系构成中，由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相互联系、制约和作用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它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二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21世纪以来，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周边国家及区域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影响国际格局的内部结构。目前，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正在影响共建“一带一路”政策话语的现实转化，反复打断话语发出者与话语接收者之间的传递与反馈环节，降低话语有效建构的

29、效率。美国地缘政治分析家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D.Kap1.an)指出：“地理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分布一样，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制约和推动因素。”i从宏观的政治地理学视角上看，地缘政治是一个国家依据地理因素对于安全政策的统筹规划，一个国家对地缘的考虑主要基于地理要素和地域形势，从而采取与之相关的政治行为。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1.Phi1Iips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关系冲突的根源是文明，并划定了一条“文明断层线”，凸显地缘政治环境对国际局势的重要影响。共建“一带一路各种合作和具体项目的开展，离不开对地缘政

30、治局势的考量。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地缘政治战略，而是超越了地缘博弈的冷战思维，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商共建共享。然而，当前美国在全球不断推行数字霸权，采取“北约东扩”“印太再平衡”战略。乌克兰危机延宕不止，巴以冲突局势加剧，非洲地区危机恶化。各种深层次地缘矛盾为国际安全秩序带来诸多不稳定性，已对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实施进程形成阻碍。印度弗莱明大学学者刘奇峰指出，“一带一路”许多共建国家是地缘政治的关键国家，这些国家本身存在政治、经济发展的阻碍，以及诸如种族、宗教等顽固的社会问题，使中国面临复杂的政治变局。共建“一带一路”连接欧亚大陆到达非洲大陆，经过多个地豫:政治破碎的分裂带以及民族宗教、价值信

31、仰的文化区块，这意味着中国当前建构和平发展的话语体系仍要面对牵涉既有矛盾的风险压力。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势力活动猖獗，都是基于地缘形成的非传统不安全因素，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与沿线工程建设构成严峻挑战，更是对共建“一带一路”塑造国际话语权良性对话秩序的破坏。因此，即使是在全球互联、命运一体的全球化、扁平化时代，地缘对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影响也应予以重视，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冲突仍然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考脸。（三）西方国家的话语制衡与多重围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多重包围与共建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消极观望，一定程度上压缩了

32、共建“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舆论场中的生成空间和持续时间，使中国国际经济话语权提升面临瓶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围堵主要包括三种途径：污名化的媒介话语围堵、联合西方阵营的政策围堵、关键技术围堵。在媒介话语围堵方面，主要体现为西方炮制话语陷阱。“话语陷阱”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中面临的一种体系化、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体现了一国企图以本国话语逻辑引导他国行为，达到丑化、抹黑、分化他国的目的。西方构建所谓战狼外交”“债务陷阱论”“资源掠夺论”“中国经济衰退论”等话语，不断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制造假新闻，形成意识形态对抗，削弱中国经济话语质量。其中，“

33、债务陷阱论”正是西方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经济污名化的典型话语。这一论调的基本逻辑是，针对部分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存在的债务负担或债务危机，指称中国所提供的贷款加剧了这种危机，其本质是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现有话语霸权试图在国际舆论上对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进行话语钳制。通过对包括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福布斯以及外交学人等美国主流媒体对有关共建“一带一路”报道分析，可以窥见美国主流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即将共建“一带一路”建构为中国单方面获益的威胁，将共建国家、受惠国家甚至美国自身置于所谓“受害者”“受蒙蔽者”的位置，以观照名义对国际组织与民众形成拉拢之势，基于自身既有地

34、位与利益进行国际舆论操控。在政策围堵方面，美国相继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PGII)等涉及基础建设的倡议。2023年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美国、沙特、欧盟、印度、阿联酋、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宣布合作建立“印度-中东一欧洲经济走廊”（India-Midd1.eEast-EuropeEcononiicCorridor,IMEO,连接中东和南亚的铁路和港口，加强亚洲、阿拉伯湾和欧洲基于地缘关系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这一围堵倡议凸显了以印度为代表的“地区摇摆国家”逢源西方阵营的可能性。在关健技术围堵方面，美国声称倡导网络透明和信息自由流

35、通，而实际上显露出“军事AI”的野心，限制中国芯片向中东地区的出口，蓄意阻断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合作往来；将全球数字网络视为“自家后院”，利用自身数据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侵犯全球公民的隐私权;美国及西方国家还对中国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出口进行限制。从地缘战略角度来看，西方阵营对共建“一带一路”形成的三重堵截，实质上是一种乘地壕冲突之机进行的世界性、长期性的围堵战略，既是针对中国提升世界经济影响力作出的“零和博弈”“保护主义”反应，也是对中国提升国际经济话语权的一种公然制衡。三者的具体关系和作用檄制是，西方媒体通过歪曲报道，构建污名化、妖魔化中国的叙事话语，为政策围堵造势和笼络人心；发达国家依托关键技术占

36、据的话语权污名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政策围堵增加合理性甚至强制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倡议一经实施，一方面其政治理念与暗中针对中国的话语抹黑再次通过媒体报道在国际舆论场中传播，另一方面也为关键技术支撑下的“数字霸权”开辟道路。（四）共建国家内在风险趋向复杂化任一主权国家的社会稳定、某一合作机制的内部关系稳定，是该国家或该协定国际话语权形成和稳固的内在要求。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与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转变是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的，需要考虑诸多复杂因素。除国际社会复杂因素影响外，近年中国与共建国家经济发展遭遇的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是共建“一带一路”转型必须面临的重要内部问题。中国国内经济逐步复

37、苏，继续稳步发展，但受近三年新冠疫情影响，国内投资及外贸等关键领域发展前景仍然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美国等西方国家舆论基于所谓“中国经济下行”的判断，频频炮制“一带一路收缩规模”的话语，将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政策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态势机械糅合曲解，甚至出现中国因国内经济问题搁置、放弃共建一带一路”的论调。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自身而言，要实现经济融合，也需要面对经济活动本身所具有的风险，如汇率风险、跨境法律风险和信息差等问题，这些因素均促使中国寻找转型和突围的进路。基于此，中国将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对“一带一路”稳固根基、拓展合作新领域、强化风险防控和统筹协调、服

38、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了具体要求，j指明中国对外贸易兼顾未来转型和话语权巩固需要攻克的多遒关口。国际经济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获得离不开区域经济话语权的确立。发达国家谋求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制定，逐渐形成从点到片的区域压制，致力于通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建立高水平的贸易、对外投资规则体系。反观“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年，共建国家内部也存在参差不齐的发展赤字，主要原因包括部分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工业化水平较低、产业链基础薄弱、生态环境难以可持续等；陆上丝绸之路经过欧亚大陆主要的能源资

39、源区，一些国家对能源资源路径过分依赖导致经济难以维稳，部分“一带一路”共建项目陷入疲软乏力状态。由此引发的离心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区域经济话语权巩固造成阻碍。因此，“一带一路”区域经济话语的内在生成空间仍存在多样的话语消解风险，零碎松散的区域话语基础难以构筑坚实的国际话语基础。中国一方面理应深入推进构建大循环、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关注共建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债务和资源环境等问题，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转型路径保持思考，转危为机，直面趋向复杂化的内部挑战。三、共建“一带一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未来进路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较量本质上是对全球关系网络中物资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40、的争逐。通过对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建构及面临的话语陷阱的梳理，不难发现在万物互联、万物皆媒的全球化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各个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传播研究的学者阿芒马特拉(ArmandMatte1.art)指出，“文化和传播网络的建构伴随帝国霸权的确立而来”。k共建“一带一路”十年进程兼具包括国际经济话语在内的国际话语上升与话语阻滞进程，鲜明地体现了国际传播的举足轻重，尤其是对信息资源的整合、把握与再编码。因此，需要结合上述现实困境与全球传播网络，从话语主体/话语实施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话语反馈1与话语可持续的多个维度，探寻“一带一路”提升中国全球治理与发展

41、国际话语权的未来进路。（一）推动反向话语制衡，实现战略性话语转化提升政策话语影响力关系到国际话语权提升的话语策略、话语对象问题。全球治理伴随全球性问题出现，因时调整与转变政策话语是共建“一带一路”站稳脚跟的首要要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诞生于“南北共治”的全球治理阶段，肩负着解决国际治理两个重要历史使命：一是虽然全球南方崛起与合作已成为一种治理趋势，但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兴起对国际秩序进一步扰乱仍未停止，试图将中国话语边缘化；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各自面临的问题与利益关切得不到回应，致使目前全球治理体系内部结构出现碎片化、离心化倾向。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干预国际规则，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

42、的实际决策权与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不匹配，世界体系中仍存在并正在加剧的公平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问题，国际贫富差距与“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m回溯中国古今外交理念与传统地缘政治想象理解其可能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海陆联合”的构想与实践，正在逐渐超越以西方为主导的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对抗的范式，形成对海路对峙固有思维的创新批判。纵深而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重大实践，它正在不断破除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大国中心主义，将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一脉相承的“平天下”“和合观万国咸宁”等思想整合，形成具有国际公益性质的新话语，为弥合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结构贡献了中国智慧，也避

43、免陷入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西方地缘想象和价值偏向的渗透。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话语聚焦且受限于自身的“自成一体的意义(Se1.f-COntainedmeaning)。n共建一带一路建构国际话语权在未来不仅要突破限制，还要将这种意义提升至更具传播力、解释力、感召力的战略性话语高度，即一种全局性、长期性的外交话语。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华优秀文化、具有特色的外交理念对世界传播的关键窗口，也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观转化为战略性政治话语、外交话语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从话语制衡的角度而言，共建“一带一路增加了我国在大国话语制衡，特别是中美角逐中的战略筹码与战略回旋空间，。能够应对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

44、。未来，中国既需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现全球治理观向政策话语的转化，还应面向全球南方等同样有着全球治理话语权需求的主体，反向通过“内部话语制衡、外部话语制衡和消极话语制衡”P对西方世界作出回应；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共建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话语对象，尝试实现角色话语和政策统一的内部制衡、组成彰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全球传播空间话语和政策联盟的外部制衡，以消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霸权。(二)加强平台建设，竞夺学术源话语权国际学术话语权主要涉及话语主体与话语平台两个问题。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加速扩散与深入发展，国际社会的媒介环境中始终隐藏着一条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全球话语价值链，q串联起国际

45、话语的生成、传播、影响、反馈，以及再生产的多个节点。在现有国际学术话语秩序中，西方学术话语一直以来渗透和压制着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1.Foucau1.t)认为：“话语与权力存在着结构性关系，要改变话语权力的控制现状，就要积极主动发出差异化的话语声音，寻求话语的对称及权力的平衡，而非直接向权力的施加者猛烈攻击。”r显然，无论是政策话语还是文化话语的更新，要扭转话语生产被扼喉的既有局面，都离不开学术话语的理论先导。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强弱首先体现在以学术理论为主的学术内容生产质量的高低。学术理论想要实现福柯所言“差异化”的话语创新，关键需要思考其重新建构的路径。而

46、重新建构在于范式的重新建构，把握在全球化过程中使国际媒体和文化格局更加多元复杂的离心力运作要领，s创新知识生产和重构理论体系，而非沿用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中的“中心一边缘”范式。在这一过程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应争夺一种对自身特质话语所应具备的优先阐释权、定义权、表达权，或可以定义为源话语，即作为信源的话语权。换言之，中国理应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话语的制造国，应具有发挥主体性、成为自主话语建构的第一信源的权利。近年来，学术界对国际传播元语用、元话语的相关研究数量增多，正是从语义学的视角将中国对外话语“再情境化”，即回溯特定话语生成的本源，调整解释策略，为未来内容生产源话语权的竞夺进行铺垫。学

47、术平台建设是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又一关口。包括学术会议、国际性刊物、在线数据库在内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提升学术话语权提供展示成果的载体和保障，其完善程度反映一他国家学术体系的成熟度与学术竞争力，其权威性及效力影响一国学术知识体系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十年来，中国虽然生产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原创话语，但对这些话语学术层面的分析讨论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内，传播范围有限；且有待对共建“一带一路”实践背后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文化知识与思想进行深入挖掘，有待对上述原创话语成果转化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范式。因此，应通过加强学术平台建设创造机会，重视话语权内容相

48、关的人才和智库培育；利用语言翻译、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学术文本的对外精准投放，联动专业学术机构、世界性出版机构、国际学术会议多种渠道，不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学术话语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信息载荷和信息传播力，实现从世界学术话语的“消费”陪跑向“生产”领跑转化。（三）完善话语体系，构建文化共同体运用媒介与文化话语主要解决的是提升国际话语权中的话语内容质量、话语反馈的问题。在传播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边界日益模糊，以往清晰的国家和文化地理区隔变得脆弱。然而，权力关系运作是相当分散和离心的，政治经济权力的边界是明晰的。从上述媒介话语围堵的分析可知，在外国媒体报道引用的信源中，除中国政府

49、发布的官方“硬新闻”外，中国媒体发布信息、中国学者所作研究并非其他国家主流媒体关于共建“一带一路”报道的最主要信源，当前主要信息提供者仍更多是西方主流媒体。以“战略摇摆国家”印度为例，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动机和实施长期高度警惕，其主流媒体以西方媒体作为信源的相关报道占比21乐印度本地政府及媒体的信源占比15%,而来自中国媒体或专家学者仅占2机t显然，中国各界尤其是中国媒体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报道话语体系与报道框架对印度舆论场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面对共建“一带一路”当前面临的文化传播难以下沉、文化内涵遭受曲解、国际传播解释力不足等问题，应充分表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元文明共处之道,完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通过媒介话语承教文化话语，构建中外统一的文化认知区间，延展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的建构空间与国际认同空间。媒介学认为，一种话语效果往往体现在其置于另一种话语中产生的实际影响。哲学意义上，“话语”是属关系范畴，